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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启动经济中的问题
从今年初开始，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主要是投资），启动经济，确保8%增长目标的种种措施。但是，从启动的途径看， 预计效果不一定理想。主要问题是：
1.“点”启动的局限性（“点”指行业）。
目前的启动，主要靠投资，投资的启动又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居民住宅等几个行业“点”上。
首先，以城镇居民住宅建设来分析。从一般产业关联意义上讲，发展城镇居民住宅可以带动建材等5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住宅业难以担当这种“以点带面”的重任。因为要实现住宅商品化，改革原有的福利分房制度只是为其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实现住宅商品化的充分条件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充分提高，在一定的较高的收入水平上，使居民在不影响一般正常消费支出的情况下，能够有钱买得起房。然而，我国居民在现有工资结构和工资水平下，是难以支撑住宅商品化、难以支撑住宅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如果居民是在大幅度压缩一般正常消费支出、大幅度挤压原有购买力的情况下来购房的，那么，必然导致一般消费需求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一般消费市场（包括一般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疲弱状况。居民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与投资的起点和终点。消费市场的疲弱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社会生产与投资失去了其起点和终点，整个经济的增长失去了足够的消费市场空间，只靠住宅业怎能带动起整个经济的增长？另外，如果全国上下、各地都向着同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军，会不会形成一窝蜂式的集中消费的浪潮？住宅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住宅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在需求过旺的情况下，会搅起“泡沫”，而在“泡沫”破裂后，又会导致高价位的供过于求。
再以公共基础设施来分析。一者，从全国整体上看，基础设施建设还远远不足。但从一些局部地区看，前几年已建起来的一些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一些地方，公路修起来了，但路上跑的货车很少；铁路修起来了，但沿路周围的经济发展尚难跟进；机场修起来了，但乘客寥寥无几。已建的基础设施效益不高，影响到新的基础设施上马的积极性。二者，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马迟缓，靠其中投资的40%左右转化为消费，难以启动现在处于疲弱状态的整个消费市场。三者，从公共基础设施这个行业“点”上来启动，主要是政府行为，在上述情况下，结果会出现“政府一头热，市场一头冷”的局面，即中央政府热心于基础建设，而市场响应（包括基础设施使用的市场和消费市场）偏冷。
2.投资“单轮”启动的局限性。
从内需说，经济启动要靠“双轮”：投资与消费。但从我国目前情况出发，消费的启动有困难。其一，传统的增加工资的办法已行不通。在有大量职工下岗、干部下岗的情况下，难以给留岗的人员增加工资。其二，靠投资的一部分转化为消费，鉴于前述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住宅建设的分析，也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其三，消费信贷目前在我国尚难以推行。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下，谁能借得起消费信贷？银行敢给谁发放消费信贷？如果消费信贷是面向前几年已获得了高收入的少数人，那么，不是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与“不公”吗？其四，没有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市场也难以开拓。总之，如果消费启动不起来，只靠投资这一“单轮”，是难以启动整个经济的。
3.与过去历次启动相比，这次启动的大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
一是市场大环境。买方市场的形成，一方面对于告别我国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现在这种买方市场是在我国人均GDP尚未超过1000美元， 仍属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居民现期收入的增长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呈下降状态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上一般消费品市场趋于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前期高速增长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供给结构的变化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这种买方市场又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生产和投资，以至对整个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是体制大环境。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微观基础的变化。企业转变经营机制，逐步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其生产与投资决策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市场制约。第二个方面，金融体制的变化。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其贷款决策也已由市场导向和受到市场制约。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抑制旧体制下的“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如何在树立了防范风险意识的同时，培育起顶着“风险”上的企业家精神和银行家精神，培育起积极的创新意识和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尚需一个过程。
三是就业大环境。当前，我国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就业压力。既要大面积地解决就业问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又要防止经济的过热增长，这是一个大矛盾。
四是国际大环境。在这次启动中，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指望不大，主要是指望提高国内需求。
综上所述，这次启动，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望在一年内完成，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靠“点”启动和靠投资“单轮”启动，而需要转换大思路和采取大动作。
二、启动经济的新思路
总思路是：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区”，以“区”带“面”，寓“点”于“区”（“点”指行业，“面”指全国，“区”指区域）。比如，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集中加大长江流域整治与开发的力度，以此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带动我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这样做的理由是：
1.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以“点”带“面”，而是以“区”带“面”，寓“点”于“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以东部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五个省份（广东、福建、江苏、浙江、 山东）， 后来又陆续加进海南、 上海所带动的。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就明确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同志当时就预想到，在开发了沿海特区、沿海省份和上海之后，由沿海向内地推移的具体途径，是以上海为龙头，向整个长江流域推进，带动全国。现在，我们在启动经济时，正是实施邓小平同志这一战略设想的大好时机。我国地域辽阔，借助江河流域，使经济增长由东向西推移，使东中西部发展相连接，这是东亚一些国家所没有的自然大优势。在我国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中，政府并没有人为地去号召或引导全国居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而家用电器这个行业“点”，却随着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和全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2.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启动全国经济，可以有机地做到几个“相结合”。
（1）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相结合。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 是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已有的开发方案和建设基础上，以三年作为启动，先从沿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沿江中小城镇建设、江道与两岸的整治（以欧洲莱茵河、多瑙河为榜样）开始，有选择地、先易后难地分段实施。这样，在当前既起到以此来启动全国经济的作用，又与推动我国经济跨世纪（10年左右）的增长相衔接。
（2）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 在第一批沿江整治与开发地区的中小城镇（不是大城市），率先实行工资结构的改革，使年工资收入与购买住房、小轿车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并同时实行住房与小轿车的消费信贷，以此带动住宅业与汽车业的发展。这在全国大面积做不到，而可从长江流域开发中的局部地区先做起，既可立即见效，又起到试点作用。
（3）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 采用市场机制，吸引下岗干部和下岗职工流向长江流域，参加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这样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就业问题。
（4）“点”启动与“区”启动相结合。 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所带动的范围与力度，远远超过前述仅由住宅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几个“点”所能带动的范围与力度。
（5）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在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展区内，率先进行各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全实行新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6）国资与民资、内资与外资相结合。大规模的投资资金， 可采取多种形式，从政府、民间、国外筹集，并借此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
（7）一般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长江流域的开发， 既有利于推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又有利于推进一般技术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
（8）建设与环保相结合。 将长江流域建成我国美丽的大型旅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