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文化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正确对待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向全党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学风的极端重要性。然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就不能不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但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到此为止，因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还必须辩证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指儒学），笔者读了杨焕章同志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的《谈谈哲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 深受启发。故沿着这一思路，拟对之作一探索。
一、两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教条主义。对此，我国思想界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历了一个从“全盘西化”到全盘否定再到“全盘西化”的过程。具体说来，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面对四面八方逼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压力，其现代化的第一步是“洋务运动”，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上的表现是“中体西用”的现代化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之而来的是“戊戌变法”以及八国联军之后被迫进行的“整顿中法”和“以行西法”的“立宪运动”的政治改良运动，与之相适应，其理论上也由“中体西用”的“体用”、“道器”、“本末”、“主辅”层次的现代化观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的“变法图强”现代化观；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立宪运动”的夭折所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第二步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相适应的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观对“变法图强”的现代化观的取代。然而，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堵住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在中国人在“全盘西化”的现代化道路上痛苦挣扎而深感没有出路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发聋振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就是结论”的结论。由此，中国打破了“全盘西化”的迷梦，找到了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但中国在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消极影响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左”的影响，在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问题上一度又从一个极端——“全盘西化”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这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在十年“文革”中发展到了“宁长社会主义的草”和“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漂洋过海而来，这对于开拓我们的理论视野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消极接受以往经验教训而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简单地从其所信奉的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出发，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为当代中国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现实的药方，从而转向了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教条主义。
由上可见，在当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本质就在于：（1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把它看作解决当代中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绝对真理，而没有看到其局限。（2 ）从不考虑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所形成的国情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而照搬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本本”。所以，教条主义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种是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教条主义。我国思想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曾出现过一个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再到全盘肯定的过程。具体说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出现过先秦“百家争鸣”的动人情景，但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为了巩固刚刚诞生不久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儒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状况到了明清更是发展到了极端。随着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现实”转变为“现存”，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必然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鲁迅“救救孩子”的大声疾呼，无情地宣告了全盘肯定儒学思想传统的破产。但在中国的思想界，却又出现了全盘否定儒学的形而上学倾向，这种倾向在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文革”结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使之现代化进程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速度，但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儒学为指导的东南亚“四小龙”却开始了经济腾飞。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界，在“五四运动”中被打倒的孔夫子不仅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人物”，并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在某些观点看来，似乎从儒家经典中就能找到指导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它在本世纪末乃至21世纪似乎还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由上可见，在当代中国，照搬照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从中寻求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济世良方”，其实质与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思想文化是一样的。其实，所谓东南亚“四小龙”的腾飞靠的是儒学指导，是不能立论的。这是因为：（1）从逻辑上看，儒学作为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2）从历史上看， 东南亚“四小龙”长期处于中华文明儒学的影响之下，但这一影响非但没有导致其现代化，反而使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迅速地衰败下去。（3）从现实上看， 东南亚“四小龙”的腾飞，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起点较高、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政治格局、朝鲜和越南两次战争以及其经济上对国际资本的附庸等。（4）从理论上看， “儒家资本主义”的“儒家”指“新儒学”，但这种“新”仅是假象。因为其返回传统儒学的“返本”是不可能实现科学民主之路的“开新”，同时它的返回内心道德修养的“内圣”也不可能开出社会现代化的“外王”。当然，“新儒学”相对东南亚“四小龙”经济腾飞过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更不可能成为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二、失误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曾肯定并发挥了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他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反思中国思想史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再到全盘肯定的思想过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有启发的。
就第一次全盘肯定当代西方思想文化而言，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寻求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必经的环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确实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窗户，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把当时向西方学习的人物称作先进的中国人。就第一次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言，由于中国当时的封建社会和后来的半封建社会确实为之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第二次全盘肯定则是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精神武器的今天，因而其与第一次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不可同日而言，必须加以扬弃。
（一）迷信的转向
不可否认，在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出现过“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重大失误，而这种重大失误从理论上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曲解。但这只能证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不能归之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全盘西化”和全盘肯定儒学的理论失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混同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而转向“全盘西化”和全盘肯定儒学。更进一步讲，从现象上看，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迷信与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儒学“本本”的迷信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在理论前提上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只看重“本本”和把“本本”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用逻辑强制现实，因而都是非科学的。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肯定儒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而只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正确学风的迷信转向而不是迷信的真正破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要真正扬弃“全盘西化”和全盘肯定儒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扬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因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并不必然导致“全盘西化”或全盘肯定儒学，但它们之间也绝不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往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全盘西化”或全盘肯定儒学的一个认识根源。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二）历史的错位
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1）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三大部分构成的辩证有机整体。（2）生产力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革命、 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的变革，人类历史必然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定向过程。（3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使命和任务，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能发生历史错位。当代西方思想文化还是儒学，都不可能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全盘西化”和全盘肯定儒学理论上失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形态上的历史错位。
就当代西方思想文化而言，它在本质上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是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武器。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当代中国也不可能“全盘西化”地照搬，这是由其具体国情的不同所决定的。从哲学上看，这一失误是把“本本”的普遍性和实践的特殊性绝对对立起来，把前者看作与具体特殊性对立的抽象普遍性，而不是具体的普遍性，仅仅停留在抽象上，而没有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其实，当代西方思想文化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共性的一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对之加以夸大以至绝对化，就必然使真理多走一步而成为谬误。
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儒学作为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它是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说：（1）在经济上， 社会主义开放性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儒学却主张封闭性的“重农抑商”，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自然经济为“立国之本”和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2）在政治上， 社会主义开放性的民主集中制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儒学却主张封闭性的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3）在法律上， 社会主义的开放性的法治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儒学却主张（在本质上）封闭性的人治。 （4）在对外关系上，社会主义开放性的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儒学却主张封闭性的闭关锁国而不愿主动地睁眼看世界。（5）在理论学术上， 开放性的科学与民主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是当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儒学却主张封闭性的“儒学定于一尊”。
（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
第一，唯心史观。从现象上看，主张教条主义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与主张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全盘肯定儒学的观点各执一端，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却是两极相通，它们在历史观上都是把文化的发展同社会实践的发展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认为文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在观念之中，进而把观念看作历史的根本动力，并以各自所主张的观念作为评价历史实践的尺度，从各自所谓的文化层面去说明和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而从各自的观念中寻求济世良方和精神动力。然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学说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所以，教条主义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都是脱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唯心史观。
第二，形而上学。这就是说：（1 ）从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迷信转向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本本”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本”的迷信，并未从形而上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2 ）缺乏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地全盘肯定。 （3）把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其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割裂开来，片面地把其视作超时代和超历史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学说。（4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全面而零碎的寻章摘句式的研究。（5 ）望文生义地把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范畴、命题、观点从其思想体系中割裂开来，作符合自己需要的曲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论及的教条主义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失误的三个根本原因，共同形成一种曲解理论学说的“合力”，在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科学的认识
为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儒学恢复名誉而不再如十年“文革”中那样随口凌辱并非坏事。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仅从横向空间上看，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世界有机整体而获得其应有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从纵向时间上看，它都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来进行建设。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必须吸取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果，但关键在于如何吸取。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学风方法论的视角上看，这一吸取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因以往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失误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第二，必须从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来研究和吸取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果，而必须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必须坚持科学的扬弃原则。具体说来：（1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必须作一分为二的分析，这是科学吸取的起码要求。（2）在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即使对之合理成果， 也不能照搬，而必须既克服又保留，从中“拯救”出对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进而加以“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发展。（3）在“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过程中， 坚决反对思想表层的简单罗列、类比，反对“洋瓶装洋酒”和“旧瓶装旧酒”，特别是要反对“新瓶装旧酒”或“中瓶装洋酒”，人为地使儒学或当代西方思想文化以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对此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 （4）扬弃的理论参照系只能来自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能来自头脑或本本。
第四，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以及对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是自己时代以及自己所生活的范围内的特定社会存在的产儿。所以，在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既不能超越空间而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当代西方思想家及其思想，又不能以当代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古代的儒学家及其思想；相反，需要的是客观地历史地研究，即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存在以及时代条件和关系出发，去进行具体历史地分析，不把中国人和后人才有的思想硬挂到其名下。
第五，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因为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如实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客观真理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在研究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能够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忠实地面对事实和反映事实，彻底揭露矛盾，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乎逻辑的根据和标尺，进而予以科学的评价和扬弃。如果我们在研究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就不可能走向真理，甚至连科学地提出问题这个起码的要求都可能无法达到。
我们在今天不吸取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果，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吸取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果，这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要科学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故本文作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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