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战俘政策
罗 超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 国内外的战争经验形成了美国战俘政策三原则，即对等交换、适度报复与不承认特定参战群体的战俘身份，贯穿于联邦政府处理内战战俘问题的始终。内战初期，以“戴维斯号事件”为契机，林肯总统被迫默认了南部邦联的交战国身份，此举为双方于1863年7月22日签订《战俘交换协议书》奠定基础。“皮洛堡事件”则成为联邦战俘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尤利西斯·格兰特以捍卫黑人士兵的战俘权为由，严禁交换战俘。直到1864总统大选的临近，林肯政府为减少舆论压力与拉拢选民，重启仅限于伤病战俘的特定交换。作为军政利益的祭品，战俘成了南北双方的重要宣传工具。相互冲突的战俘叙事加剧了南北认同的分化，阻碍了民族和解的实现。
关键词 美国； 内战时期； 联邦政府； 战俘； “戴维斯号事件”； “皮洛堡事件”
在美国内战中，双方被俘人数多达67.4万，是此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被俘人员总和的2.5倍；南军战俘死亡25796人，北军战俘死亡30218人。战俘营的死亡率大多高达13%，而士兵在战场上的阵亡率才不过5%。如果说北军士兵对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感到毛骨悚然，那南军士兵则对埃尔迈拉战俘营惶恐不已①。鉴于战俘问题的严重性与重要性，内战结束不久，北方学者便开始关注战俘问题。1890年出版的《战俘和战俘营》指出南部在战争中蓄意虐待与残杀北军战俘②。1930年出版的《内战战俘：战争心理学研究》利用官方材料与个人书信，得出结论：终止战俘交换是导致战俘大量死亡的主因③。在1997年出版的《地狱之门》中，朗尼·斯皮尔指出双方均存在虐待战俘的行径④。2005年，查尔斯·W.森德斯在《在敌人手中：内战中的战俘营》认为，南北当局的政治利益是战俘苦难的根源⑤。2010年，在《挥之不去的暴力：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战俘营》中，克洛伊德论述了战俘问题对内战集体记忆所造成的长久影响⑥。2015年，斯普林格在《演变中的内战战俘营：林肯、利伯、囚禁政策》中从战俘经历、战俘文化、纪念仪式与利伯条例等四方面，讨论了战俘问题的遗产对美国社会的影响⑦。此外，还有针对战俘营的个案研究，如《埃尔迈拉战俘营：北方的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与《索里兹伯里战俘营》，其笔墨多用于渲染战俘营的可怕，却模糊了对导致战俘苦难的责任界定⑧。
本文以联邦政府为切入点，将内战时期战俘政策划分为三阶段，从梳理军政高层与公共舆论围绕战俘问题所进行的博弈展开讨论。此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探明美军虐待战俘行为的历史渊源。
一、“戴维斯号事件”与战俘政策的调整
近代西欧处理战俘的方式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规定，战事结束后，交换战俘无须支付赎金。后来，这一原则逐渐演变为假释制，即在交出佩剑、停止抵抗与荣誉宣誓后，被俘军人即可获释，但不再参加攻击俘获方的军事行动⑨。处理战俘问题时，美国政府遵循了这一交换准则，但美国早期战争中的种族问题则使其战俘政策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性。约克镇战役后，大英帝国正式给予独立战争中的美利坚作战人员战俘权，但大陆军拒绝承认英军黑奴的战俘权⑩。在1812年战争中，爱尔兰籍美国士兵的问题触发英美两国对战俘的报复。英军认为参加美军的爱尔兰人属于叛国者，应处于绞刑。美方则反驳，爱尔兰士兵是美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这一分歧，两国签订了《1813年5月12日战俘交换协议书》
。这两场战争加快了美国战俘观念及其政策的形成。此后，美军形成了战俘政策的三原则(平等交换、适度报复与否定特定作战人员的战俘权)，其作用也随内战局势而不断变化。
内战爆发后，南北两军在处理战俘问题时，依据交换战俘的欧洲传统。但林肯不愿因战俘问题的谈判，间接承认南部邦联政权。他写道：“对南部邦联的承认将意味着我们的事业只是对一个新邻国的非法入侵。”
林肯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戴维斯对此怀有期待，他在战后回忆道：“举行谈判意味着北方对战争状态与南部交战权的默认，这无异于是对叛乱论的否定。”
因而，在不被联邦政府承认的前提下，在美国内战战场上，传统的欧洲假释制发展成为“间接交换”。间接交换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战斗结束后，两军指挥官按照1812年的战俘交换协议实施。如，南部将军吉迪恩·皮洛与北方将军卢·华莱士在密苏里地区的战俘交换
。二是独立于陆军部管辖的水兵交换。如，北方海军司令戈尔兹伯勒与南军少将休格达成的交换水兵协议
。三是以假释为前提的交换，即获假释的士兵在限定时间内(通常为三天)寻找一名可供交换的敌方战俘
。
然而，突发的“戴维斯号事件”成为联邦政府改变战俘政策的转折点。在公海上截获南部的“戴维斯号”私掠船后，联邦政府决定将船长瓦尔特·威廉·斯密斯等人判处绞刑，以重申这次军事行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状态。《纽约时报》评论道：“指控证据确凿，他们的犯罪性质与海盗相同。”
很快，南部邦联总统戴维斯进行了报复，下令通过抽签，选出将处以绞刑的北方军官战俘。爱尔兰裔米歇尔·科科伦上校被不幸抽中。主流媒体纷纷刊登了科科伦的一封申述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对死亡毫无畏惧，但以海盗身份被处死是对我的极大耻辱，无辜忍受牢狱之灾太可怕。”
这封求救信迅速使好战的媒体安静下来。《纽约时报》被迫承认：“鉴于目前形势，我方须谨慎行事，避免这场冲突的升级。”
辩证的看，伊博人民以“变”看待世界的态度给殖民者入侵提供了契机，造成了自己部落的分崩离析，但这种“变”也为伊博部落带来了新的机会，剔除了无人性的陋习，接触到外界的新知识，使得伊博人也在不断进步之中。正如庄子所说，“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8]474，盛与衰永远在不断交替变化之中，这乃是世界之本质。当时的伊博部落位于衰，欧洲处于盛的位置，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伊博人却在非洲人的知识分子中占比最多。这与伊博族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无关系。
面对舆论压力，格兰特将军在1861年11月向联邦军队总司令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写道：“经再三考虑，我支持建立一种政府认可的战俘交换制。”
财政部长所罗门·蔡斯(Salmon P. Chase)在日记中也写道，交换战俘的谈判应立即启动
。国会在1861年12月11日通过《联合决议案》时指出，交换战俘既是对军队战斗力的保存，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参众两院也要求林肯总统将“间接交换”扩大为系统有序的战俘交换制，(Systematic Measures for the Exchange of Prisoners)，以解决目前的人质危机
。此时，林肯却试图以民间接触方式来处理人质事件。在他的授意下，两位北方牧师申请以非官方身份访问南部战俘营。南部当局则以牧师不具谈判资格为由，谢绝其来访
。在这一试探失败后，为继续获得共和党主战势力的支持，林肯不得已接受官方接触的方式。对此，陆军部长斯坦顿于1862年2月11日指派门罗要塞总指挥官约翰·E.伍尔就交换战俘问题与南军代表豪厄尔·科布谈判。
1862年2月23日，两人在一艘悬挂停战旗的汽船上会晤。双方约定交换地点为阵地前沿，交换余下的战俘以假释方式处理。但因格兰特在多纳尔森的大捷使南军战俘增加了1.5万余人，在第二次会晤中，伍尔主张剩余的南部战俘按交换方式处理。南军代表科布则要求战俘交换必须在被俘后的十日内完成，应把战俘送至南北边界地区集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俘获方承担
。而当联邦政府要求释放人质时，南部却露出了虚伪面目，陆军部长乔治·W.兰道夫狡诈地告诉部下休格：“我们手上不再有任何人质。因敌方不再把被俘水员视为海盗，我方恢复了人质的战俘身份。”
事实上，南部当局打算以科科伦为诱饵，逼迫北方同意“普遍交换”。随后，陆军部长斯坦顿表示绝不能让南部借助战俘问题，以实现划定所谓国境线的企图。谈判随即陷入僵局。
为容纳这1.5万余名南部战俘，北方建立与扩大了莫顿、道格拉斯、巴特勒与蔡斯战俘营。因准备工作不足，战俘事务总管威廉·霍夫曼仓促任命商人、牧师与律师出身的军官管理战俘营。在道格拉斯战俘营，曾管理商会的约瑟夫·H.塔克上校(Joseph H. Tucker)对改善战俘生存状况的问题束手无策，导致战俘营垃圾遍地，恶臭熏天
。牧师出身的格兰维尔·穆迪(Granville Moody)因乐于组织战俘祷告，导致越狱情况不断发生
。律师出道的查尔斯·W.艾利森(Charles W. Allison) 不仅准许军官战俘携带个人佩剑，还批准他们每周末去市区游玩
。
⑦Springer，Paul J., and Robins Glenn. Critical Mo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ransforming Civil War Prisons Lincoln ,Lieber ,and the Politics of Captivity .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针对种种监管缺陷，哈勒克将军要求霍夫曼进行整改。很快，霍夫曼规定在未获批准时，亲属不得探视战俘，并限定战俘只能使用一页标准信纸写家书。按哈勒克的要求，霍夫曼设立了用来购买警具的战俘专项基金；为实现开源，他规定根据销售额，战俘营服务部应向营区管理部门缴纳一定比重的税
。这些措施基于提供战俘食宿是敌方责任的观念，很少着眼于改善战俘的生活条件。1862年2月，特拉华堡战俘营已超过承载能力，2000余名战俘被囚禁在营区外
。3月底，设在伊利诺伊斯普林菲尔德的巴特勒战俘营因不具备通风条件，室内气温升高导致148名南部战俘因肺部感染而亡
。这些悲剧再次使联邦政府意识到交换战俘的迫切性。
不久，北军统帅麦克莱伦在1862年6月6日宣布，军医作为非战斗人员，不再送往战俘营。6月8日，麦克莱伦与南军统帅罗伯特·E.李商定进行以军一级为单位的战俘交换
。因向关押在林奇堡的北方战俘供应食物的通道被切断，罗伯特·E.李为减少后顾之忧，在7月9日单方面宣布释放麦克莱伦部的战俘
。这一系列的善意举动促使双方的态度缓和。与此同时，公共舆论也加大了对联邦政府战俘政策的抨击力度。因生动描述北方军官在利比战俘营的可怕经历，伊利回忆录(Journal of Alfred Ely )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哗然
。《纽约时报》告诫：“联邦政府对失去自由的士兵非常冷漠，这种冷漠加剧了民众对参军的反感，我们的政府必须调整政策。”
就此，受林肯总统之命，约翰·A·迪克斯将军再次启动战俘交换谈判。
二、交换协定书生效时期的战俘政策
Confederate States Army War Department ,General Orders from Adjutant and Inspector General ’s Office ,Confederate States Army , in 1862. Charleston: Evans and Cogswell,1863,67．
在协定书签署的消息公布后，南北媒体弹冠相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我们不必再为关押战俘之事伤神，这一协议免除了青年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必将踊跃参军”
。《里士满快报》则自鸣得意地写道：“联邦政府被迫承认了我们政府的合法性。”
就某种程度而言，为解决战俘问题与顺应舆论，林肯默认了南部邦联的交战身份。1862年8月3日，南北方在艾肯登陆场进行了首次“普遍交换”。霍夫曼命令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应尽量避免交换过程中的交通工具换乘，应给旅途中的战俘配备充足的口粮。科科兰上校是此协定书的首批受惠者，纽约市民将他称为“归来的布尔溪英雄”
。到1862年底，北军关押的南部战俘减少到1286人；据南部战俘营主管温德少将的报告，协议签署后的一月，南部的索里兹伯里战俘营空无一人；在8月21日交换16000名北方战俘后，西部战区的南部战俘营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
基于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家庭照料者都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仅有少数照料者对未来有所考虑或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其中，照料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令联邦政府更烦恼的是，假释条款使归来的北方战俘丧失了战斗欲望。联邦政府曾向关押在南部战俘营的士兵们承诺在如数补发津贴后，他们就能复员。但回到北方后，这些士兵却发现这种承诺完全是一种欺骗：假释期结束后，他们须重返战斗部队。为骗取更多的服役金，少数拿钱替人服役的联邦士兵也利用这一条款主动向南军缴械投降
。为防止宝贵兵员的丧失，联邦政府决定设立假释营，变相扣留这些士兵直到假释期结束。在最高峰期，送往假释营的士兵数量高达3万余名。在东部战区，因恶劣的生活环境与拒绝补发关押期的军饷，道格拉斯假释营爆发了8千余众参加的严重骚乱，营区几乎被毁坏殆尽
。在西部战区，假释者被送往俄亥俄州的切斯假释营，并调派他们进攻已与南部结盟的印第安人
。一些士兵在日记中讽刺道：“鉴于我们处于己方士兵刺刀的看管下，与其待在假释营，还不如重返南部战俘营。”
爱荷华州的民兵司令N.B.巴克也向斯坦顿质问道，谁有让他们继续服役的权力，对第23密苏里团士兵的扣留难道不是对交换协议的违反吗？
尽管战俘营日趋空置，假释营的弊端却加剧了北方社会的抱怨程度。因此，联邦政府希望尽早终结战俘交换，以废除带来种种麻烦的假释营制。
联邦政府的“卫生委员会”发现，归来战俘常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其作战价值。1863年，很多联邦军指挥官抱怨道，糟糕饮食所引发的坏血病导致归来战俘无法继续参战。在炎热潮湿的气候下，拥挤的南部战俘营加剧了病菌滋生与变异。一旦北军战俘返回寒冷地区，疾病就会恶化。另外，面对国会对常备军总额的严格控制，联邦政府发现向交换回来的士兵继续支付军饷并不比征召新兵的财政负担轻。针对上述问题，格兰特在1863年抱怨道：“对南部而言，返回部队的战俘是战斗力倍增剂，对我们而言，却是一种莫大负担。”
在葛底斯堡与维克斯堡取得重大胜利后，联邦陆军部便坚定了撕毁协定书的决心
。
最终，黑人士兵的身份问题成为终止“普遍交换”的导火索。1862年晚期，联邦政府开始征募黑人参军，执行修建要塞与搬运物资等辅助任务。依据过去的危机反应模式，戴维斯相信再次借助威胁做法，能促使北方继续执行“普遍交换”政策
。但随着北方军队逐步掌握战场主动权，联邦政府要求黑人士兵享有战俘权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戴维斯误判时局，他在1863年12月24日声明：“因涉嫌唆使黑奴叛乱，白人指挥官必须受审；因违反严禁黑奴携带武器的律法，被俘的黑人须交由南部州政府严厉处置。”
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获得道德优势后，联邦政府决心借这则报复性声明以中断战俘交换。12月28日，斯坦顿正式命令战俘事务官员勒德洛终止军官战俘的交换。
“普遍交换”终结后，双方的陆军部长下令修建大型战俘营。霍夫曼前往纽约、罗德埃兰、马萨诸塞等地区选址
。南部战俘营主管温德将军则将目光投向一个名叫安德森维尔的小村庄
。同时，双方的舆论导向也发生了逆转。北方的主流媒体曾赞扬温德为联邦战俘的安危与自由做出了不懈努力。到1863年底，《纽约时报》却指责温德背信弃义，成为迫害战俘的帮凶，并呼吁政府对南部战俘采取适度的报复行为
。南部的《里士满考察者》则叫嚣道：“既然杨基佬政府敢这样做，那我们也该让北方战俘过过饥寒交迫与缺衣少食的生活，最好按照自然法则让他们自生自灭。”
南北媒体间的口诛笔伐不仅预示着战争将变得更加残酷无情，而且也表明战争的性质发生着急剧变化。
三、“皮洛堡事件”后的战俘政策
虽受假释制的困扰，联邦政府在前两阶段仍以对等交换作为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但在格兰特于1864年3月担任总司令后，处理重心则转移到了明确特定作战群体的战俘身份和适度报复上。1864年4月12日发生了南军枪杀黑人战俘的“皮洛堡事件”，格兰特以此为理由终止了所有的战俘交换。对此，南部迅速抗议：“协议中并不涉及如何对待黑人武装人员的条款。”联邦政府则驳斥：“协议书基于不能以肤色或种族来否定作战人员战俘权的《利伯守则》。”
此时，渴望获得民意支持的巴特勒将军却有意避开格兰特，向南部提出了“特定交换”的建议。南部虽做出了同意交换北方黑人士兵的让步，但仍拒绝给予南部黑人士兵的交换权。四个月后，南部迫于形势，决定抛开种族问题，向北方单独提出交换伤病战俘的动议。巴特勒与乌尔德达成了临时协议。但格兰特禁止“纽约号”出港接收战俘，并要求他做出解释，巴特勒却声称此举未违反“普遍交换禁令”
。
不久，格兰特在给巴特勒的信中透露了终止战俘交换的根本原因。其一，停止交换可减少军队的逃兵与故意投降者的数量
；其二，南军战俘一旦获释，他们将直接或间接成为抵抗北方进攻的重要力量；其三，一旦启动交换程序，北方不得不战斗到底，直到摧毁整个南部；其四，释放南军战俘必将导致“向海洋进军战略”的惨败，威胁林肯政权的稳定
。格兰特与斯坦顿虽个人接触较少，但从他那里获得意想不到的支持，后者在备忘录中激动写道：“他向我陈述的观点，正是我本想表达的看法。”
对此，南部只能再打煽情牌，选出五位北方士官战俘，让他们携带战俘请愿书返回北方，以图在北方民众中掀起支持交换战俘的舆论潮
。然而，格兰特依旧严禁任何形式的战俘交换。当得知福斯特将军意欲交换战俘时，格兰特明确表示，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发生
。他坚信只要能耗尽南军有生力量，任何防止南部兵员增加的措施都是合理的，战俘的价值主要在于殉道与政治宣传。更讽刺的是，当联邦军队位于萨姆特战俘营附近时，谢尔曼也从未有过出兵营救战友的想法。显然，格兰特公开要求南部平等对待黑人战俘的借口，不仅是为掩盖其真实动机，也体现出北方政治决策层拒绝在战俘交换问题上的道德修饰。
战俘问题的恶化也反映在北方的报复战俘政策上。共和党激进派人士维德曾在《马纳萨斯战役官方报道》中指出：“叛军的行径应唤起开明人士的厌恶，应促使忠诚公民拒绝归还他们的政治权力。”
在他看来，南部重建应以剥夺谋杀战俘与亵渎其遗体的叛乱分子的参政权为前提。这表明共和党激进派早在战争初期，就有意识地利用战俘问题，为其战后的政治格局谋划。因而，在皮洛堡尚未完成取证时，维德就向《芝加哥论坛》宣布：“皮洛堡大屠杀远超过一切可怕的犯罪。”
在北方媒体纷纷渲染“皮洛堡事件”后，一向重视公共舆论的林肯在4月18日向民众保证：“调查正在进行，一旦确认屠杀行为，政府将进行报复。”
作为共和党喉舌，《哈珀斯周刊》附和道：“既然如此，那就让政府的行动更加迅猛与可怖吧。”
斯坦顿于4月20日命令霍夫曼减少南部战俘的口粮供应。
在5月3日的部长内阁会议上，斯坦顿要求林肯公布具体的报复措施。与陆军部长不睦的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告诫林肯：“尽管调查报告部分属实，但国会委员会所述的很多内容仍夸大其词。”
在5月6日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中，围绕报复政策的讨论，内阁成员分为两派。一派是支持海军政策的邮政部长与司法部长，另一派则是赞成陆军政策的财政部长与内政部长。邮政部长表示，报复政策不利于北军战俘生存条件的改善。司法部长贝茨也向林肯提醒道：“务必警惕共和党内的极端分子，不能让斯坦顿失控，报复行为是对南部战俘的变相大屠杀。”
对此，林肯做出了推迟公布报复政策的决定。
为说服林肯批准报复政策，由共和党激进派领导的“战场行为联合调查委员会”将目光瞄准了从美丽岛战俘营交换回来的361名战俘。在粗略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后，霍夫曼激动地写道：“这些士兵的身体情况十分糟糕，他们枯瘦如柴，以至于迎接他们的亲友无法辨认他们，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可在十日内恢复健康，毫无疑问，关押在南部战俘营的士兵面临饿死的噩运。”
事实上，霍夫曼的报道并未反映出南部战俘营的真实全貌，但他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让斯坦顿顺利启动报复政策。同时，维德开始向媒体公布南部的罪行，并向民众散发了数千份报告副本。一位读者愤怒写道：“南部的行径太残暴，简直不可描述，这种暴行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赶紧让林肯把这份报告的副本分发给每一个家庭。”
在这一轮更强大的舆论攻势下，林肯总统不得不宣布：“如果南部继续谋杀被俘的黑人士兵或让他们再次沦为奴隶，我方将视报复政策是及时与公正的。”
正是基于林肯的明确表态，5月19日，霍夫曼进一步削减战俘口粮，不再向战俘供应咖啡、茶叶与白糖
。1864年7月1日，联邦政府正式执行报复政策。
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20余年来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目前，哮喘已成为患病率逐年上升、受累人群最多的医疗问题之一。哮喘一旦确诊，就意味着反复发作和漫长的用药品过程[2]。在儿科，哮喘治疗除了进行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外，长期规范用药也是相当重要。故我院开创一种新的哮喘就诊模式，即让临床药师走进门诊，服务患儿，以下是对哮喘门诊新工作模式的探讨及药学服务效果的研究。
联邦政府的报复政策对南部战俘的生存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影响。荒野战役结束后，霍夫曼下令在纽约的埃尓迈拉修建一座容量为1万人的战俘营。到7月底，营区战俘人数便超过4000人的警戒线。随后押送来的3000余名战俘只能疯狂地抢占容身空间，没有军毯的不幸者则只能躺在潮湿的地上过夜。到8月中旬，营区拥挤不堪，战俘人数已高达9600人
。1864年7月27日在埃尓迈拉战俘营出现首例战俘死亡，死亡人数在8月升至115人，9月则达385人
。坏血病的流行是霍夫曼停止供应果蔬的结果。战俘金回忆道：“缺少营养的我们不得不在营区寻找老鼠与猫啃食过的骨头充饥。”因缺少维生素，身体原本强壮的金在数月内双眼失明
。因霍夫曼拒绝改善医疗条件，患病战俘只能在由几面帐篷搭成的临时医院外排长队等待救治
。10月14日，来自华盛顿的医疗小组向霍夫曼警告道：“如果死亡率维持不变，战俘将在一年内全部灭绝。”
最后，在一系列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埃尓迈拉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24%，仅次于死亡率为29%的南部萨姆特战俘营
。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报复政策也影响了北方战俘的命运。陆上战役(Overland Campaign)爆发后，利比、丹维尔与美丽岛战俘营再度人满为患，南部不得不将更多的北军战俘送往正在仓促修建中的萨姆特战俘营。仅能容纳1万人的营区挤满了约3万名战俘
。在1万余名战俘丧命于萨姆特战俘营后，温德将军在1864年9月下令，将幸存的战俘向萨纳凡与查尔斯顿转移。到达米伦战俘营后，北方战俘在六个星期内死亡700余人；转移到弗罗伦萨的12000名北方战俘在四个月死亡2802人
。遗憾的是，曾在得克萨斯获假释的霍夫曼并未调整报复政策，反而在给“卫生委员会”的报道中赞美北方战俘营的人性化管理，并竭力对南部战俘营进行妖魔化，以便为自己开脱责任
。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前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7]，应坚持规划先行。而城市人口资源更密集，资源环境矛盾更突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迫切，因此更加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对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建议在摸清家底、理清思路的情况下，做好水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统筹水、路、岸、产、城，统领水利、生态环境、农业、林业、城建、国土、产业等各类规划，绘制一张蓝图，解决现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交叉重叠、空间管控分区相互冲突等问题。针对目前部分城市河湖生态空间受挤压的现象，应在顶层设计中突出河湖生态空间保护的重要性，守住城市水生态空间，实现城市功能与水域空间的有机融合与渗透[8]。
在意识到南部战俘营的惨剧与联邦政府的报复政策息息相关后，关押在萨纳凡的北方战俘于9月28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战俘们痛斥林肯因黑人问题而拒绝交换的做法，并高呼他们绝不能接受因一小撮政客的利益，而耻辱死在肮脏战俘营的命运
。在萨姆特战俘营的抗议中，北方战俘甚至威胁道：“一旦获释，我们必定暗杀铁石心肠的斯坦顿。”
《纽约时报》也对战俘政策提出批评。不久，一位读者向编辑愤怒写道：“拒绝交换将意味着无数勇敢的士兵成为某种抽象道义的殉道者。”
随着1864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一位俄亥俄州的支持者在11月向林肯告诫：“目前的政策将会影响大选，不仅民主党会利用我们的失误，而且有识之士也认为那些高贵的士兵正是冷血政策的牺牲品。战俘交换的失败正在耗尽大众的爱国热情，令战俘的亲友倍加悲痛。如果继续无视这一问题，那就是谋杀。”
迫于舆论风暴形成的压力，林肯暗示陆军部长斯坦顿启动“特定交换”。斯坦顿命令巴特勒绕开种族问题，尽快与南军代表乌尔德交换伤残战俘，以便为林肯赢回选民。截至12月，战俘事务专员马尔福德总共接收北方战俘12000名
。另据南部史协会的文献披露，一位联邦军官所在的炮兵连在初选中总计投票108张，61票支持主和派总统候选人麦克莱伦，47票支持林肯。为减少老兵对麦克莱伦的支持，约40名新兵加入该炮兵连。这些服役期为一年的新兵均来自共和党势力强大的圣劳伦斯县，每人可以从林肯政府那里得到丰厚的服役金
。换言之，在1864年总统大选的期间，战俘问题的政治化特征异常突出。
面对联邦政府的报复政策，戴维斯在1865年3月3日，公布了由南部邦联国会委员会编写的《战俘问题报告》，作为一种自我辩解与塑造南部受害者身份的方式，戴维斯声称：“联邦政府毁灭了我们的家园，践踏文明的《陆战法则》，拒绝战俘交换，并导致南部邦联不得不关押五万名北军战俘。从文明角度看，我们是无罪的，他们必受谴责。”
事实上，南部邦联也存在蓄意虐待战俘的行径
。此外，报告的措辞与引用的材料刻意回避联邦政府以实现种族平等为战争最高目标的事实，并以战败作为虐待北方战俘的完美借口。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成了南部老兵发起“失去的事业”
的有力论据。
不同于采取公开干涉战俘问题的戴维斯，林肯非常谨慎地与战俘政策的制定保持距离。林肯曾以妻子身体欠佳为由，委婉拒绝了巴特勒邀请他前往门罗要塞讨论战俘交换问题的请求。林肯在与格兰特的通信中表露：“我所主张的严酷战俘政策是为防止南部邦联把自由民在内的联邦军战俘沦为奴隶，以吸引更多的黑人士兵参加战斗。”
在报复战俘的政策上，林肯采取了先让联合调查委员会制造舆论，再让斯坦顿做决定的策略。事实上，斯坦顿所制定的一切政策都经过了林肯的审定。正如历史学家帕卢丹指出：“林肯深知寻找一位不仅能忠实执行他的意志，又能帮其避开舆论攻击的部下的重要性。”
倔强且服从命令的斯坦顿正是其最优人选。然而，有时为其政治利益，林肯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展现出灵活性。当田纳西州州长建议用70名分离主义者交换70名囚禁在南部战俘营的田纳西联邦主义者时，林肯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就个人情感而言，林肯似乎从未因南北战俘的苦难，表现出愤怒与惊愕。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战俘问题上，林肯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一直试图在寻求良心、道德与军政需要之间的平衡。
1865年初，南部邦联覆灭在即。在取得战场压倒性优势后，北军先后释放了三千名南部战俘。为汲取假释营暴动的惨痛教训，格兰特立即向南部送回的北军战俘补发军饷，并同意这些苦难者回家休养
。但不幸的是，在卡霍巴战俘营，为早日实现自由，不顾交通工具的严重缺乏，思乡心切的两千名北方战俘在4月24日拥进一艘准载400人的汽船。船行至密西西比河时，锅炉发生爆炸，当即造成1600余人死亡，酿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河船运事故
。在南部邦联首都里士满被联邦军队占领后，南部战俘营守卫四处逃散。联邦政府将获救的北方战俘短暂安置在“恢复营”中调养。鉴于当时精神病学研究的落后，军医并未对战俘经历给其带来的精神摧残给予关注，使其战俘经历与记忆极容易被共和党激进派利用。直到1865年10月，联邦政府才关闭所有的战俘营，大部分营区被拆除或还原为耕地
。除萨姆特与利比战俘营外，南部战俘营均遭不同程度的焚毁。总之，内战战俘的惨剧源于战俘问题成了种族平等、南部邦联主权、道德优势的占位符。鲜活的战俘肉体沦为南北各自政治圣殿上的祭品，这对北方来说尤其如此。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当孩子们在舒缓的乐曲声中进入新课的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他们的学习动力是由内而外的。比如我在教学《草原》这一课的时候，我先借助多媒体，播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学生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利用课件展示辽阔无边的草原景象，让学生在歌声与图片的熏陶中，感受草原之美。再引导学生走进文本，结合视觉的体验来感悟文字给学生描绘的草原的景色。然后提问：老舍先生是怎样来给我们描绘美丽的大草原的呢？让学生在问题的引领下去感受文字的美，提高阅读的兴趣。这是我们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养成阅读的习惯。
余论
毋庸置疑，双方的战俘政策导致了无数南北战俘的丧命，但正如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言，用鞭子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剑刺出的另一滴血来偿还。就某种意义而言，拒绝交换给南北战俘所带来的苦难与死亡正是对数百年黑奴磨难的一种偿还。与大陆军在独立战争中相对人道的战俘政策相比，正是联邦政府耗尽南部人员与物资的战争策略，导致了战俘问题未能以人道的方式得到妥善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对国际社会而言，内战战俘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是较大的。源于内战战俘问题的严峻性，1864年8月，来自1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达成了组建一个致力于缓解世界各国伤兵苦痛的慈善团体的协议，“国际红十字会”随之成立
。在普法战争中，“国际红十字会”提供衣物与派遣医务人员到双方战俘营，以减轻战俘的身心痛苦
。普法战争后，“国际红十字会”的影响迅速在欧洲扩大。基于《利伯守则》
的遗产，1874年发布的《布鲁塞尔声明》、1899年与1907年两次制定的《海牙公约》明确规定应保障被俘的军事人员、游击队员与平民的基本权利，战俘在接受审讯时，只需透露名字、出生日期、军衔与编码
。在美西战争中，美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人道主义的方式收押西班牙战俘
，正是吸取内战战俘问题教训的结果。
然而，就美国社会而言，联邦政府的战俘政策及其影响则成为实现南北和解的最大绊脚石。内战后，联邦政府为在战俘问题上维持道德优势，草率绞死萨姆特战俘营负责人惠茨上尉，以掩盖自身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失职。并且，对共和党而言，强调集体伤痛远比讴歌胜利更能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作为第一大北方老兵组织，“大共和军”的入会仪式便充分利用了联邦士兵在萨姆特战俘营遭受苦难的意象。脱去衣帽后，手中拿着一块军毯残片的入会者被领到房间中。屋子中心放着写有遇难战俘部别与姓名的假棺木。在棺木中央，预先摆放着一本圣经与圣十字剑。在缓慢庄严的旋律中绕屋行走一圈后，入会者便手捧圣经，跪在假棺木前朗诵入会誓词
。这种阴森神秘的入会仪式似乎是生者与逝者间所订立的一种神秘的政治复仇契约。可以说，从格兰特到加菲尔德的当选，共和党政客们无不在反复挥动着战俘问题这件“血衫”，一边赞颂北方战俘们的勇敢与牺牲，一边鞭笞南部邦联的残暴。至此，共和党以战俘记忆作为政治武器，操纵美国政治数十年，直至非老兵身份的克利夫兰总统上台。
但好景不长，联邦政府不断在战俘交换中制造障碍。按陆军部107号通令规定，南军战俘应自愿向联邦政府宣誓效忠。然而，联邦政府却以宣誓为战俘交换的条件，胁迫出生于田纳西州的南军战俘就范，以强化共和党在该地区的政治优势
。这一做法有违战俘交换协议书的自愿原则。在协议书签署后的第十天，新上任的弗吉尼亚军区司令约翰·波普(John Pope)颁布第11号通令，要求逮捕、罚没财产或视情况处决支持南部事业的该州平民。作为报复，南部邦联陆军部发布了第54号通令，宣布取消波普军团士兵的战俘资格。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因扯下海关大楼的星条旗，威廉·芒福德被本杰明·F.巴特尔将军判处绞刑。因烧毁桥梁，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的琼斯·L.欧文未经审判，被菲利普斯所率的联邦军队处死
。对此，1862年8月21日，戴维斯在第60号通令中宣布，一旦被俘，巴特勒与菲利普斯将失去战俘权，并以重犯身份处决
。
南部则长期控诉北方的虚伪和谎言连篇的战俘叙事。南部民主党人希尔在长达200页的《战俘问题》中，将战俘问题的责任推卸给北方
。1909年5月12日，为颂扬惠茨上尉捍卫南部事业而回拒免死诱惑的壮举
，“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为这位唯一被处死的南部战犯树立了一座方尖碑，充分体现出个人为集体事业自愿受难的寓意
。
实际上，根据美国学界对南部战俘政策的最新研究，南部邦联对北军战俘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采取选择性的视而不见。此外，不同于联邦政府向战俘营所在州提供补贴金的政策，南部战俘营的管理模式深受州权思想的影响，南部战俘营的运转费用一律由所在州自行摊派，致使各州对战俘营的修建表现出抵制态度，客观上加剧了南部战俘营的恶劣程度
。
Quinn, Camilla A. Corlas. “Forgotten Soldiers: The Confederate Prisoners at Camp Butler, 1862-1863.” Illinois Historical Journal 81, no.1 (1985):38．
正因萨姆特战俘营遗址承载了太多的死亡记忆，联邦政府曾多次否决建立国家公园的提案，直到1969年，因越战战俘问题受到美国社会的重视，国家公园管理局才将其纳入美国国家历史遗址名单中，修建国家战俘博物馆以纪念历次战争中美军战俘为宗旨，进而淡化其原有的意涵。总之，内战战俘问题推动了南部内战集体记忆的形成，加剧了国家认同的撕裂，阻碍了民族和解的实现，其破坏性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
注释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具有无线通信能力的传感器组成的以通信为中心的网络。随着国内外的无线技术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在军事、智能交通、环境监控、医疗卫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其中,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技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2]。
①④Speer, Lonnie R. Portals to Hell :Military Prisons of the Civil War . Mechanicsburg: Stackpole Books,1997, XIV．
2.胃肠病的处理措施：应保证宝宝休息充分；注意饮食卫生，让宝宝少吃难消化的食品，饮食尽量规律并有节制，不暴饮暴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如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可以喂宝宝一些含盐的食物或米粥，补充液体流失；胃肠病症状较轻时可服用相关药物，如症状严重应及早到医院就诊。
②Isham，Asa B., Henry M. Davidson, and Henry B. Furness. Prisoners of War and Military Prisons . Cincinnati: Lyman & Cushing,1890, 475．
③Heseltine, William B. Civil War Prisons :A Study in War Psychology .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30．
Corcoran, Michael. The Captivity of General Corcoran . Charleston: Nabu Press,2011,61．
⑤Sanders, Charles W. While in the Hands of the Enemy :Military Prisons of the Civil War .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5,227．
⑥Cloyd, Benjamin G. Haunted by Atrocity :Civil War Prisons in American Memory .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108．
作为昆明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高度重视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工作，长期以来，医院秉承工匠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党建思想政治课题申报以及思想政治论文征集等工作，并探索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附属医院特色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新举措和新方法，同时对如何协调临床工作与开展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⑧有关内战战俘问题的研究专著还有Stevenson, Randolph R. The Southern Side or Andersonville Prison . Baltimore: Turnbull Brothers, 1876; Futch, Ovid L. History of Andersonville Prison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8; Peggy, Sheppard. Andersonville ,Georgia ,U .S .A .Leslie . GA: Sheppard Publications, 1973; Cangemi, Joseph P., and Casimir J. Kowalski. Andersonville Prison :Lessons in Organizational Failure .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2; William, Marvel. Andersonville :The Last Depot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Davis, Robert S. “‘Near Andersonville’: An Historical Note on Civil War Legend and Reality.”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92 (2007); Gillispie, James M. Andersonvilles of the North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Northern Treatment of Civil War Confederate Prisoners .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2008; Gardner, Douglas G. “Andersonville and American Memory: Civil War Prisoners and Narratives of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PhD. diss., Miami University, 1998; Thomas, Eugene M., III. “Prisoner of War Exchange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PhD. diss., Auburn University, 1976．
⑨Springer，Paul J. American ’s Captive :Treatment of Pow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19．
⑩Metzger, Charles H. The Prisone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71,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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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越加重视土木建筑工程的综合质量。故，各土木建筑工程建设单位需不断提升的工程建设水平，运用更多的现代高新技术辅助建设，一方面满足人们对土木建筑工程所提出的质量要求，一方面提升本单位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多的建设企业都引进并运用了虚拟现实技术，但由于技术应用经验不足，该技术所能发挥的重要应用效果还没有被完全发挥。
New York Times , 1 August 1861．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逐步深入。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4]又名生存质量，生命质量，是一个包括生物医学和社会心理内容的集合概念，是评价健康的一个综合性指数，它不仅关心患者能存活多久，而且关心患者活得如何。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引入极大的促进了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WHO对生活质量的定义[5]是：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中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生活状况的体验。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概念的重新认识，人们认识到治疗的目的不仅是提高患者的生存时间、生存率、更重要的是提高其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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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选派第一书记工作是市委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战略部署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总体来讲，全覆盖常态化选派的第一书记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强化村级治理、为民办事等方面的工作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通过分析调研发现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旨在进一步完善全覆盖常态化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制度。抓好第一书记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选派第一书记是加快发展之策、促进和谐之需和改善民生之举，希望全覆盖常态化选派第一书记这一举措能为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繁荣幸福新自贡作出更大贡献。
有些陕西美食翻译的英文拼写冗长，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陕西特色美食“面”翻译成了“Biaobiao noodles”，把汉中热凉皮翻译成了“Hanzhong hot and cool noodles”等，还有些中国式的英语翻译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会让英语国家的语言对词义产生模糊现象，造成误会，无法表达出汉语的原意，比如把“水盆羊肉”翻译成“Basin Bee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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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7月22日，经过反复谈判，双方正式签订《迪克斯与希尔协定书》，换算军衔以《1813年5月12日战俘交换协议书》为准，双方约定东部战区的南北战俘应押解到詹姆斯河的艾肯登陆场；西部战区的南北战俘则在维克斯堡集中待命，但因战事瞬息万变，应及时更改交换地点。在东部战区，联邦政府委任洛伦索·托马斯将军为战俘交换事务代表，南部则任命罗伯特·乌尔德上校；在西部战区，战俘交换事务由南军的N.G.瓦茨少校与北军的H.M.拉泽尔上尉负责。针对交换余下的战俘，协议书第四款规定，假释期未满前，被假释者不得携带武器参战。不同于1813年交换协议，该协议书未规定六个月后条约可失效的弹性条款，在南北战俘看来，他们所获的自由将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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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产业与精准扶贫融合催生了新业态，这一融合为农村贫困地区注入新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动能，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助力，为乡村人民脱贫提供支撑。乡村旅游产业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产生协同效应，这将促使更多的发展要素和资源流向农村地区，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活动和生态环境有机契合，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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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9000 名南军士兵在维克斯堡地区投降，格兰特本想让这些被假释的南部士兵返乡，借机打击南部军民的士气。因急于补充前线兵员，南部违反议定书规定，于1863年9月提前把在维克斯堡获假释的邦联士兵投入西线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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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Paul J., and Glenn Robins. Critical Mo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ransforming Civil War Prisons Lincoln ,Lieber ,and the Politics of Captivity .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56. 客观而言，《守则》的制定虽早于战俘交换协议，但因黑人当时尚未大规模参加战斗，故协议双方未考虑种族因素。由此看来，南部的说辞并非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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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士满转移到索里兹伯里的北方战俘分别在10月死亡267人，11月份死亡969人，12月死亡1164人。南部对北军战俘的大规模转移与谢尔曼的“向海洋进军”有关，随着大批土地的丢失，温德将军不断将北方拒绝交换的大量战俘向远离北军控制的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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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事业”是一场将南部邦联事业描绘为面对强敌而悲壮失败的事业。它赋予战前南部种种美德，将其美国内战建构成一场捍卫南部生活方式的荣耀搏斗，并竭力淡化奴隶制在触发内战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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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cy of Prisoners of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Civil War
Luo Ch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Abstract : The war experience form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American policy of prisoners of war, which were reciprocal exchange，moderate retaliation and nonrecognition of the prisoner’s identity of particular combatant groups. These principles worked throughout the handling of prisoners in the Civil War.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ivil War, taking the “Davis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President Lincoln was forced to acquiesce in the belligerent identity of the Confederac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isoner General Exchange Cartel signed on July 22, 1863. The “Fort Pillow incident”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federal policy of prisoners of war. Ulysses Grant banned the exchange of prisoners of war due to the defense of the prisoner rights of black soldiers. It was not until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1864 that the Lincoln administration resumed a special exchange aimed at wounded prisoners of war in order to reduce public pressure and woo voters. As a victim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rests，prisoners of war were used as an important propaganda tool by both sides.
Key words ： America; the Civil W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isoners of war
收稿日期 2018-11-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洛杉矶少数族裔的郊区化及其影响(1940-2010)”(17CSS018)
责任编辑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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