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批评：想象的精神飞地——欧美文本批评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飞地论文,文本论文,批评论文,现状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无疑是当代中国历史极为妩媚灿烂的年份，这一年将有几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载入史册。1997年的文学界也想利用“文本批评”这块飞地度过这段非凡岁月。中国文学界已经没有当年的聪明灵利。轰轰烈烈的历史已与文学无关，荒芜已久的象牙之塔也许不失为暂时的栖息地。
然而，如果把“文本批评”[1]理解为是在玩弄咬文嚼字的语言游戏，或者理解为是在逃避现实那就错了，至少有些片面。它有能工巧匠的聪慧缜密，缺乏思想家的纵横恢阔。但“文本批评”却从来就是以一种姿态，一种专业技巧来表达与社会的特殊关联。文本批评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它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英美的“新批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新批评”建立在英语文学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门学科这个前提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像“新批评”这种标榜“纯文学”观念，不厌其烦进行文本细读的批评流派。
英语文学之能够成为高等学府一门学科，进入牛津、剑桥而一度凌驾于各门学科之上[2]，主要得力于宗教衰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背上走向兴盛的——它反映了一个自我意识已经严重动摇，心灵已经由于它所经历的恐怖而留下了无法消除的伤痕的英国统治阶级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特里·伊格尔顿对此说道：“文学既是一种安慰，同时也是再一次的肯定，在这个大家熟悉的领域里，英国人将重新组合起来，去对历史的恶梦进行探索，同时也设法寻找避免这一恶梦重演的某种新途径。”[3]既然英语文学如此重要，那么研究文学当然也就是经国之大业了。1932年利维斯夫妇出版了一份名为《细绎》(Scrutiny)的评论季刊。这份刊物一方面坚持以道德问题和社会生活本质为英语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坚持把文学研究当作一门严整的学科来对待。《细绎》派强调必须把重点放在严谨评论分析上，集中在“行文的字句上”。如果认为这二者自相矛盾那就错了，事实上，对于《细绎》派来说，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进行的重要探索，与警戒社会的精神生活庸俗化趋势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语言质量是这个社会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志：“一个社会一旦不再重视文学，也就等于是致命地自绝于曾经创造并保持了人类文明精华的推动力。”
很显然，文本细读原则一开始就以特殊的方式与社会的精神道德问题密切相关。1915年，T·S·艾略特到达伦敦，这个破落的美国南方贵族的后裔，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文学正是他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后领地，这个在精神上已经被剥夺继承权的现代派诗人，参与了一项后来被夸大为“本世纪可能发生的最宏伟的文化帝国主义大业”[4]，“新批评”一般被认为是艾略特、理查兹等诸多批评家作品的集大成者。其中大约还包括利维斯、燕卜荪、约翰·克劳·兰塞姆、克林思·布鲁克斯、W·K·威姆塞特、R·P·布莱克穆尔、门罗·比尔兹里、艾伦·泰特等等。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生活于经济落后，观念保守的美国南方农业地区。这些人对北方工业主义持敌视态度，热衷于农业派的右翼政治活动。“新批评”和《细绎》派一样，不过是一群精神失落的处于守势的老派知识分子。激进的现代文学理论运动，一直就背靠着保守复古的社会理想，如果仔细辨析将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思潮不过是恢复的浪漫主义的现代翻版，它们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他们梦想恢复的天堂就是中世纪的田园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卢梭无疑是他们的至圣先师。当年伏尔泰不无刻薄地说，阅读卢梭的著作，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四只脚走路。现代文学理论在鼓动人们进入语词的神奇国度的同时，也在怂恿人们敌视现代文明。“新批评”试图以一整套纯粹文学的法则来抵御现代工业主义的硬科学，对一个技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提供人道主义的补充或替代，然而其结果如何呢？“它本身也正以它自己的方法再次制造一个这样的社会”（特里·伊格尔顿语）。
由此可见，纯粹文学的法则，在它产生的初始阶段就没有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不过是以一种它所想象的特殊方式来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在“新批评”之后，结构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问世事，它的主要哲学论断——一切社会现实最终可看成是迄今未发觉的共同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有效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从那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理论中转移出来。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像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他们严肃认真的表情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洗礼而显得莫测高深。然而，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这一事实说明，它的思想库里并不是只堆积着一些冷冰冰的结构之类的陈年旧货。1955年列维—斯特劳斯的自传体著作《苦闷的热带丛林》出版，1958年他出版《结构人类学》，由此改变了法国社会思想。对此，斯图尔特·休斯说道：“绝望年代的法国社会思想从历史学开始而以人类学结束。”——“结束”一说或许夸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构主义方法与社会思想脱节。事实上，大部分的结构主义大师出自法国共产党，阿尔都赛1965年发表《保卫马克思》，他和罗杰·伽洛蒂一直是法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并且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许复杂繁琐的方法掩盖了结构主义实质上是左派保守主义这个事实，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构造的离奇古怪而又完整缜密的思想体系，深刻有力地影响了五、六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作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批评大师，罗兰·巴特的地位举足轻重，不管如何高度评价这位文本批评的超级大师都不为过。巴特的学术生涯难以定位，早年是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后来是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并且作为一个文本批评论者贯穿于始终。这个人最大的本事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词与意义扯在一起，并创造词和意义去为文本和他认为隐含于这些文本后面的东西添油加醋。巴特一生的学术工作在两极展开：他可以构造严谨缜密的理论体系，同时热衷于阐释个别作品，并有惊人的洞见。巴特一度狂热追踪萨特，但随着存在主义的破产和社会政治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淡化，巴特更倾向于纪德式的恬淡平静。这个人一生都在鼓吹文学的形式主义，并且身体力行。他的早期的代表作《写作的零度》(1953)试图阐明文学语言的历史条件，也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尖锐挑战。巴特指出，一切语言都为人们以前归之于它的意义所限制，而且它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之中，因而总是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种种假定。《论拉辛》(1963)显示了巴特激进的形式主义立场，引起法国索邦大学学院派权威R·皮卡尔的愤怒，皮卡尔的小册子《新批评还是新骗术》展开对巴特的猛烈攻击，这场“批评家论争事件”给1964年的法国知识界带来热闹。皮卡尔标榜好的批评家应该“博学、清晰、谦虚、真诚”，但皮卡尔的小册子却充满了对巴特的恶毒的人生攻击，指责巴特一类的新批评[5]“无知、晦涩、狂妄、虚伪……。”巴特则认为正统学院派所宣称的一门关于文学的“元科学”并不成立，试图确立唯一的方法去获取文学的文本意义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这场论争最终以学院派败北而罢休。
然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巴特的这种形式主义批评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五月风暴”之后，知识分子普遍转向更深奥的文学活动，巴特本人也着手创造一种理论，把“理论家”解放出来，并使文学批评多样化。七十年代，巴特的文本解读更加玄奥。他这个时期最精彩的批评论著可能应推《S/Z》(1970)。对巴尔扎克的一篇中篇小说《萨拉西纳》的读解，巴特居然写出一本书，这不能不说是文本批评史上的惊人之举。巴特说，他的这本书是“创造性地”听取了这个文本的内在声音才写出来的。他称这类能激发阅读灵感的文本为“作者性文本”：这样的一种作者性文本，允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鼓励人们立足于某种无意识，去接受表演，“为能指所迷”，从而“企图勾划出写作的立体空间”，“并把文本从内部的编年中拉出来，重新回到神话时代”[6]。巴特的研究者戴维森在解释巴特的文本批评方法时指出：“从注意巴特所做的四件事去着手理解巴特的批判理论：(1)他把文学放在语言总背景下，而不是放在事物的关系和思想的关联中；(2)他特别把文学与语言的不及物用法和象征用法等同起来；(3)他赋予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对这个作品提出一个意义，而不是指出‘唯一’意义，并说明当他提出这一种意义时，其他的意义就被发现是与他的意义相对立的，而且一切意义都可以被更换；(4)他把文学批评结合在一个框架里，这个框架包括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对一个作品的敏感天赋，也就是对于复义语言的阅读与研究，是一种文学的科学[7]。”
可以说巴特是一个贯穿了几个时期，几种流派的人物，他的融汇贯通和随心所欲，使他兼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双重色彩。事实上，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后结构主义就有所作为。1977年，巴特经福科推荐，入选法兰西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在就职讲演中，巴特深情提到了他对福科的尊敬以及他在思想上与后者的联系。尽管巴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文本批评家的巴特永远具有启示意义。他把自己定位在“站在一切其他话语交汇点上的观望者”，这个未曾被现代性灾难折磨过的文学圣谕者，真正具有一种后悲剧时代的感觉。“他把现前的文学时代称作是‘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女士慨叹道：“能够说出这种语句的作家真是幸福呀！”
由于解构主义的风行，文学批评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在结构主义鼎盛时期悄然而至，解构主义这个从结构主义的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迅速就把结构主义抛到历史的后院。1966年10月，在美国Hopkins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人类的批评语言与科学”的学术会议上，三十出头刚崭露头角的哲学博士德里达，在会上宣读了他那篇后来成为经典之作的论文：《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中的游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8]，本次会议原定主题是结构主义，结果却变成是以德里达为中心而展开的对结构主义的挑战。德里达的做法诡秘多变，但其行文方法却是以文学批评文本解读法对形而上学的经典展开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当是其理论方法的基石，他的核心概念“差异性”（difference，事实上，法语词differance乃是德里达生造的，德里达不认为有对等的英文词可以恰当表达其意），即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构成质疑。他写道：“差异性是一种在在场／不在对立的基础上无法设想的结构和运动。difference是差异、差异痕迹和各元素互相结合的分隔(espacement)的系统活动。这种分隔是一种同时积极和被动的生产，一种对间隙的生产，没有这种间隙，那些‘充分’的术语便不能够意指，也无法产生作用”[9]。在他的符号“差异性”观念中，意义的起源，推演，确定性以及终极真理，当然是值得推敲的。
解构主义在美国的风行，当然得力于耶鲁四君子的推波助澜，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因此变得不可阻挡。解构批评强调阅读，但与新批评派有显著的不同，新批评派将注意力集中到阅读上的那些特定的概念，如“有机整体”、“释义误说”、“意图谬见”等，在新理论批评（指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七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这里都被引向相反的方向，新理论批评强调非个性论、互文性、“他者的渗入”等观念，把文本按不同要素的力量角逐这一模式去重新构建，让作家在此铭刻他们的经历感受。哈特曼强调：“这种新的模式要求名作家、对把一切固定化的自我、和对具体化的词语提出质疑”[10]。因此，解构批评的阅读目的就不再是要建立一部总的编码，而是要剔除一切整体化的观点。新理论批评依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背景，以解构理论为基础，佐之以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系谱学以及拉康的主体镜像理论，而形成一套复杂多变的理论体系。七十年代末以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呈现合流趋势（也许它们本来的界线就不清晰），这使新理论批评遍及大学的讲坛、各种专题讨论会和暑期讲习班。
不管新理论批评玩弄多么玄奥复杂的文本阅读游戏，它却奇怪地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并且它的政治兴趣有增无减。马克思主义批评说明个人不能脱离政治；女权主义批评则说明政治直接渗透到个人的一切生活领域；后结构主义说明个人与政治的关系通过语言和象征的形式得以表达，并且说明文学艺术、政治宣传和大众传媒如何进入并反映主观领域。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它物”，并不是倡导违背历史的封闭式的阅读，而恰恰相反，是要求把作品置于广阔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做百科全书式的阅读。新理论批评已经大大越出了传统批评所划定的文学边界，新理论批评把哲学、宗教、社会学、政治学融为一炉，关于恐怖主义、老兵纪念日招待会、全球经济、跨国资本、种族隔离、性骚扰等等，都可以作为“新闻”构成新理论批评的文化资源。新理论批评显然在规范／反规范两极矛盾摇摆，并且奇怪地保持平衡。它一方面以显得像是一种极为高超的智力游戏，附加严密的操作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则显得极为不负责地把任何现成的资源引入论述。这当然会使一部分人忧心忡忡，但年轻人却大为欢迎，乐于接受挑战并试图找到个人的一席之地。
按照美国学院批评家的看法，二十世纪末叶文学表现的主导方式不是诗歌小说，不是电影戏剧，而是批评和理论。W·J·T·米彻尔对此解释说，所谓主导方式，不是指“流行的”、“公认的”、“官方的”方式，而是指“进步的”、新兴的、先锋派的表现方式。事实上，五十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杰拉尔(Randall Jarrell)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页评论[11]。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决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年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新刊物不仅仅是研究工具，更重要的它是“新闻”，“既探讨时代性主题，又倡导新方法、新阅读法和批评观点。这一切表明，新刊物是一种新型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米彻尔语）。
八十年代初期，保罗·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兼文人教授，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八十年代末期，美国一本著名的文学刊物《三季刊》出了一期名为“大学批评”专号，对新理论批评进行激烈而偏狭的攻击。这些攻击五花八门，自相矛盾，米彻尔对此评论说：为“《三季刊》中‘大学批评’一栏撰稿的人要么自相矛盾，要么进行惯常的学术攻击，要么就彻底错了。”尽管多纳德·戴维宣称：“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但现实却把他的无知抛到一边。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12]。”
米彻尔写于八十年代末的这篇充满希冀的文章墨迹未干，批评的黄金时代正式来临还是末日将至，再度成为一个疑问。九十年代在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废墟的基地上，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学科，这就是集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和改头换面若隐若现的解构理论和福科主义为一体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各学科的狭隘疆域不满，试图找到综合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努力，但它本身现在已成为一门“后学科”（杰姆逊语）。文化研究在无限度拓宽文学批评边界的同时，也取消了文学批评的存在。只是在文本细读这点上，还可以看到文化研究保持着部分文学批评的特征。文化研究似乎变成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宗旨。但它有一些基本主题，如女权主义问题，种族问题，大众文化及其新的文化控制问题，知识与权力关系问题，超越现存社会的乌托邦问题。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唯物论的综合、调和或混杂的结果。尽管所有以上提及的理论资源，文化研究都小心翼翼避开，但它实际都逃不脱与这些理论的相承关系。由于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加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就是西方大学校园的主导话语，文化研究以对早期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作为其理论目标，这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看来肯定是一件离奇古怪的事。而怪中之怪大约就是艾德华·塞伊德(Edward Said)。这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阿拉伯后裔，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是美国学界的超级明星。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批评家，还是巴勒斯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文章遍及《社会文本》、《文化评论》、《批评探索》、《民族》和《拉里顿河》各种刊物。他一边担任帝国主义大学的终身教授，享受着晚期资本主义的荣华富贵，一国猛烈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奴役。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奇怪逻辑，谁要是想在资本主义文化空间占一席之地，如果不攻击资本主义，那就不要有任何奢望。资本主义一直在培养它的文化掘墓人，但其客观结果是在挖资本主义墙脚，还是在疏通导流，则很难说。也许正是这些起劲的文化批判者，资本主义文化才得以历经危机而依然故我。不间断的攻击使赛伊德永远处在思想前线。富有挑战性的思考，精辟、敏锐、严整的逻辑和丰富的历史档案，佐之以随心所欲的想象，这使赛氏的思想不胫而走，所向披靡。以中国文化逻辑来看问题当然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不断地批判，质疑，以保持知识分子挑战性的位置，至于其矛头所向是帝国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这也不过表明西方文化罪有应得。这种文化从启蒙时代以来一直在构筑庞大的现代性规划，现在不过表明对这个规划的反动。这个反动现在有点过头，资本主义文化还保持一些创生的冲动，那就是生产大批量的叛臣逆子，从尼采以后，弑父就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文化生产的基本出发点。
文化研究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文本政治学，概念、术语和逻辑推演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行话的随心所欲的运用，并且洋溢着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现在，文化研究本身不是直接面对“社会问题”，通过运用那些政治上正确的行话术语，文化研究本身构造了一种超级的泛政治文本。所谓“政治上正确”也就是各种“新社会运动”，诸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症、绿色运动、反核扩散等等文化政治主张。反射政治不必去强调自身的政治立场，它的所有的行话都浸透着知识分子政治。即便如此，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还在告诫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此外也指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然而，眼下正值右派努力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政治，竭力再度征服学术机构，尤其是各种学术基金会和高等学府本身；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学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作是‘学术’问题，那就显得不明智了[13]。”
1996年上半年，文化研究遭遇到一次小小的挫折。美国一位物理学家玩了一个恶作剧，此人收集文化研究的有关术语行话，连缀成一篇“文化研究”论文，寄给文化研究的大本营且影响卓著的《社会文本》杂志，号称审稿极严的《社会文本》经几位著名教授审稿后予以发表。随即在96年上半年这位物理学家给一家报纸撰文声称，他对“文化研究”一无所知，只是将那些行话连缀成文，居然能在《社会文本》这种权威杂志发表，可见“文化研究”是一场学术骗局。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令文化研究者和《社会文本》杂志一时无地自容。但“风波”毕竟短暂，对文化研究也未构成实质性损害。这位物理学家没准人文科学造诣颇深也未尝不可能，科学史上也不乏外行自学成材，还发明各种定律的例子，一些大物理学家也有很好的哲学头脑，况且西方人的爱好广泛，知识渊博，一专多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总之，文化研究虽然趋之若鹜者，但怀恨在心看不顺眼者也不少。不管如何，文化研究已经打破美国大学传统学科的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青年才俊的欢迎。它把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和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给予紧密结合，并且使知识分子的智性生活和大学政治得到最直接而充分的反映。文本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难解，对知识和智力构成双重挑战；同时，文本研究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深入地卷入当代社会现实，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球政治经济冲突的直接反映。“文化研究”也许在和以CNN、NBC或BBC为代表的全球传媒帝国、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展开殊死的搏斗，为人文学科在全面扩张的视觉符号霸权统治下，争得一席之地。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化研究的所作所为也不无悲壮感。作为对后结构主义时代以来的人文知识的全面总结和综合运用，文化研究似乎标志着一个“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14]。
本文对自本世纪以来的文本研究作一匆匆浏览，目的是想打破这样的误解和神话，即文本研究是超越现实社会的纯文学分析。不同的时代，文本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社会现实发生特殊的关联。没有超社会现实的文本，文本这块飞地从来都是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对话的一个想象的窗口。也许在当今中国可以找到例外，有可能把文本细读限定在纯文学分析上，中国一直就走着它的特殊道路，在文学上当然更有可能另辟蹊径。而文本细读（研究）作为一块想象的超渡之筏，它可以承载没有现实本质的人们去到语词的天国，进行一次跨世纪的自我放逐。
1997年2月6日
于北京望京斋
注释：
[1]文本，英文：text，也可译为本文，有关“文本”概念的阐释，可参阅拙著《本文的审美结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2]这种看法是《细绎》杂志极力鼓吹的观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剑桥大学选修英语文学的人，很快就明白：英语不仅仅是许多学科中的一种，而且还是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律、自然科学、政治学、哲学、历史等等。《细绎》派坚持认为其它学科的地位必须由文学这个学科来评定。文学与其说是一门8学术性专业，不如说是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探索。文学的重要性在二、三十年代的英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21年，亨利·纽波尔特爵士，这个狂热鼓吹侵略的二流诗人，写下那个时期关于教育的最有影响的政府工作报告《英国的英语教学》。维多利亚时代把英国文学列为文职同考试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在于更加有效地展开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
[3]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中文版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4]参见格雷厄姆·马丁主编《艾略特全貌》一书的导言，英文版，伦敦，1970年。
[5]这里的“新批评”是专就巴特的批评风格而言，不是指英美的“新批评”派。
[6]巴特：《S/Z》英文本，第15—16页。
[7]戴维森：《巴特的批判理论》，英文版，第374页。
[8]参见J·德里达《写作与差异》，劳特莱支，伦敦，1978，Page 278—295。
[9]德里达：《立场》(Position)，英文版，第27页，巴斯译，伦敦，1981年版。
[10]杰弗里·哈特曼《批评艺术的状况》，中文译文参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115页。
[11]参见《诗人与时代》，伦敦，费伯出版社，1955年，第71—92页。
[12]W·J.T·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中文译文可参见杨国斌译，载《外国文艺》1989年，第2期，第62页。
[13]F.Jameson，《论“文化研究”》《社会文本》(Social Text)，1993，第34期。中文译文可参照谢少波译，载《漓江》1997年第1期，第111页。
[14]“后后结构主义”并非笔者杜撰的词，美国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学术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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