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从理解《国际歌》的信仰意义中展开论文

试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从理解《国际歌》的信仰意义中展开论文

试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
——从理解《国际歌》的信仰意义中展开

吴 端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摘 要] 《国际歌》中体现了信仰范畴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一是个人的觉悟。对个人的解放、自我救赎,人类的解放、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崇高理想,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二是人民的觉悟。对人民大众的、人类的深厚感情(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三是世界的觉悟。对世界全体性的情感,体现出终极关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比较常见的是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受(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关键词] 个人;人民;世界;信仰;国际歌

一、《国际歌》中信仰形成的特征

《国际歌》是信仰形成,或者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象征。1871年创作,1888年谱曲的《国际歌》曾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的会歌,1923年开始在中国传唱,1952年起也是苏联共产党党歌。在《国际歌》中体现了信仰范畴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一是个人的觉悟。对个人的解放、自我救赎,人类的解放、(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崇高理想,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二是人民的觉悟。对人民大众的、人类的深厚感情(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三是世界的觉悟。对全体性的情感,体现出终极关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比较常见的是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受(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毛泽东在1930年7月所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就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文字,显示了《国际歌》对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震撼。在2019年4月30日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也演唱了《国际歌》。这首歌在与自我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的三大关系上,生动地体现了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的重要作用。

1919 年五四青年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爱国与新道德。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现代化国家和社会形成,以及人的解放的不可或缺的五个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观念的出现就是人的解放与现代社会共同体形成的一种信仰的象征。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这种个人以工作为天职的,世俗生活神圣化的信仰形成,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来自人们精神上的内在动力。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一种理念如何在历史中真正发挥作用?韦伯认为,一种理念必须通过真心实意相信并且实践它的群体,即信仰的群体作为理念的实践者,才能在历史上发挥作用。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再一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与坚持,对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人民”是共产党人的“上帝”;“人民至上”应该是青年信仰形成的根本理念。对青年来说,所谓信仰就是站在人民面前的良知与敬畏。信仰的形成是经验的与实践的,信仰不是一门学问或是科学,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本身,是我们生存的价值所在。信仰是为了克服人的有限性、暂时性和相对性,而自觉地进入到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意识领域之中。与其他宗教信仰不同,这里研究的信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是一种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灵建立起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坚定关系。通过信仰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党的事业的献身、对社会的奉献。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与接受,这种体验超越了人的自然性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人的超越自我的觉悟。信仰的核心不在于对终极目的存在的理性证据,或者经典论述所带来的启示,而在于人的生命中的一种对于崇高的知觉,如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老子的道,一种与超越个体生命的绝对价值的密切关联。因此,信仰在人的心灵当中,是一个独特的情怀,独立于理性与道德之外,是构筑人的意识基础的最深层的存在。没有信仰的人,就会缺乏全体的情感,世界的观念以及救赎(解放)的观念,因此他的意识就不是立体的,只能处于认识的二维阶段。

在中国儒学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现象被称之为“圣人”。信仰不是一种实证性的学科,不是信条教义,不是一种伦理体系,而是一种情感,一种和天下结合,万物一体的感觉。信仰是同世界观、人生观相结合的情感,以及随着这种情感而来的万物一体的感觉。宋代周敦颐(1017—1073)的《通书》有“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信仰是一种直接的体验,一种直接的自我意识。“诚”也就是诚实、虔诚,构成了信仰的基础。这种情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的、深刻意识,是信仰的源泉与基础。信仰是通过对世界与历史以及未来的感受与体会,使得个人的生命与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生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③http://xuewen.cnki.net/CJFD-MTCI201307013.html。正名,不是所有媒体都得了“选择性失明”。

黑格尔(1770—1831)在1818年10月22日的柏林大学的开讲词中说,“但我特别要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同样青年人也还没有受过虚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种仅只是批判劳作的无内容的哲学的沾染。一个有健全心情的青年还有勇气去追求真理。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习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自然界是注定了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哲学的发展。”[4]在这里黑格尔指出了青年与真理的关系,通过对真理的认识与实践,完成自我的自由精神世界,去追求“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黑格尔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这应该可以构成近代社会青年信仰,以及青年的信仰形成的理论模式的雏形。

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使得我们在感受到多层次、变化无常的世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弥合了有限与无限的鸿沟,这个对照使得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信仰是对世界与历史的感受与体会,对未来的希望,青年的观念正是这种希望的具体表现。信仰与科学一样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通过合理化的思辨或实证化的过程认识真理;在讨论宇宙或人类的终极真理时,信仰和科学就走到一起去了。马克思说∶“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1]这段话的意思应该理解为,信仰更多是人的个体与终极理想的相遇,是对人和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成长的希望的认识。人与人类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核心。它通过信仰真实地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将青年带到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水平,进入到一种自觉的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最完美地实现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同时又充分地体现和参与了个人本性的解放与发展。

(1)滤饼的固体回收率高达99.81%。滤液浓度1.1 g/L,说明滤液是比较清的,所携带的固体量仅是入料量的0.18%。表征了尾煤压滤机起到了固液彻底分离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压滤机入料中小于0.03 mm粒级细泥含量接近70%,采用的是80网目(孔径约为0.18 mm)的单丝滤布,虽然煤浆注入滤室的瞬间,滤液浓度较高,但当细泥在滤布上形成滤饼后,此滤饼就成为了过滤介质,对细泥起到了阻留作用,滤液从而更清静。

二、公共性与信仰的区别

公共性不能代替信仰的作用。因为,公共性不具备信仰所具有的那种历史的终结性质,不能够使得每一个个体的“我”被永恒的真理唤起之后,与历史的终极理想,如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保持生动的联系。公共性里最缺乏的就是无限、永恒、超越、终极等这些信仰所必备的要素。1919年周恩来在南开大学里创办了觉悟社,提出了“革心、革新、自觉、自决”八个字,将信仰与觉悟放在了第一位。信仰意识需要人在有限的生活范围内,通过实践感受到无限的历史长河中的预定到达点,并把历史的目的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古代罗马人对信仰(信心)的认识是,信心是对所希望的事物有保证的期待,是对未看到的实体明显的论证。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通过对基督教的整理就已经意识到信仰的两个关键部分,一是信仰不是一种实证的学问,也不是一种可以触摸的日常经验;二是信仰不是对一种伟大理想的有保证的期待,是对一个未来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和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道德主义的行为,经验主义的体验不同,信仰是属于精神的范畴。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1813—1855)在《致死的疾病》中写道,人是一种精神,而作为身心一体的精神就是自我;人是无限性与有限性、自由与必然、时间的瞬息与永远的一种关系和关联的综合体。信仰可以使得自己的精神构造从横向的水平关系,有了纵向的垂直关系,使得精神从二元的平面转向立体构造,产生了质的飞跃。信仰作为一种终极的关怀或希望,在犹太教、基督教那里称谓救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称谓解放,“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2]有信仰的精神会产生对他者的爱,而且这种爱与自己的利益无关,需要一种牺牲自我的精神。信仰的爱,是一种具有牺牲自我的爱。爱他人、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都可以提升到这有信仰的、献身和奉献的爱的范畴。

①服务整体,超前启动。主动与其相关领域对接,超前启动,提供基础支撑、服务。②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应立足天津实际,因地制宜,发挥大都市的优势。③目标控制,循序渐进。不能局限于发展模式、实现途径、指标体系等概念性的东西,应坚持总体目标控制,不断发展才是硬道理。④软硬并重,整体推进。不能硬件硬、软件软,应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工程运行管理、人员观念意识的现代化。⑤政策先行,基础同步。不能盲目跟进,应战略、政策、机制研究先行,发展规划、专题研究、基础工作同步推进。

青年的信仰是与世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世界理论。甚至可以说,没有世界意识,没有世界史的认识,没有对世界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把握或前瞻,就没有青年的概念。习近平主席2017 年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提出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

泛酸激酶2相关的神经变性病的临床特点(附1例报告) … ………………… 李雯雯,孙启英,易芳,等 61

三、世界性与青年的信仰形成

在海德格尔看来,公共性首先控制着一切对世界和此在的阐释,并始终是正确的。海德格尔的公共性在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与维特根斯坦说的“生活方式”相近,那就是它们都事关人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概念系统或信仰系统。是共同的存在方式,共同的世界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一致。公共性缺乏最重要的“个体性”与“历史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它缺乏信仰最必要的、反映存在的“根源性”和“首创性”。公共性尽管有其正当性,但也有它的盲区,就是不容原创、例外和差异,而具有解放和救赎特征、能够变更社会与自我的信仰领域就是公共性最大的盲区。公共性模糊了一切,却又把它遮蔽的东西当作众所周知和人人通晓的东西。公共性模糊和遮蔽了它本身的可理解性。公共性支配一切阐释,却不能阐释自己。它给予一切提供根据,本身却是没有根据。公共性是一种“无根据的行为方式”(维特根斯坦),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生命的偶然性中逃避行为。

青年的视野是从世界为基本单位,被当作思考和衡量各种问题的根据与尺度,以世界衡量世界,以世界衡量国家。产生于近代的青年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生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与世界规模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紧密联系着的政治概念。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来看,青年现象的产生与近代民族国家、市民国家的形成不可分离。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日本、俄国、中国等国的年轻人对于国家意识的觉醒,以“青年”的身份对现代国家形成的积极参与,构成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青年现象虽然是一个群体现象,但实际上是年轻人作为个体对世界空间的全面展开,以及对于世界规模的社会如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终极目标的认识和认同。在青年观念中,世界被理解为一个思考和分析的最大单位,因为如果不能有效地分析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那么也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认识国内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了个人的世界的意识和历史终极目标的认识,缺乏全球主义的国际精神,个人与国家血肉相连的现代国家的感情将不会产生,伴之而来的青年现象,或作为群体的青年现象就会出现淡化和消失。

公共性中没有绝对性,而绝对性,绝对的历史目标,绝对的信赖感和信任感正是信仰的必备条件。没有了这种绝对的历史目标,使得公共性模糊了一切,并使得被如此遮蔽的东西冒充为熟知的和谁都了解的东西。公共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一切事物都有个标准说法,实际上却是一切事物都模糊不清。例如,自由、民主、科学、道德等等基本价值似乎都有普遍的定论、实际上却都是最模糊不清的概念。公共性的东西表面上似乎发现了什么,实际上却是一种遮蔽。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是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沟通,是人性与党性之间的沟通。在青年信仰的形成过程中,既参与了党性的本质,同时也参与了人的本性,成为每一个人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持久源泉。信仰的关系应该高于家庭、社会、朋友或其他团体关系的规范。

信仰不是一种日常性的事物,它注定不会平凡。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的历史导引》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对“公共性”有如下描述∶“常人作为形成日常彼此共在的东西……构成了我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公共性的东西。它意味着,世界始终已经原始地作为共同世界被给予了”。[3]可见,公共性就是作为共有的意义的,个体与个体平行的共同世界。它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与个人主体的纵向世界,而是个别主体得以成为主体的原始共同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公共性”是个生存论概念,而不是一个包括了诸如伦理、风俗习惯、共同体、法律、制度、国家等等现成物的概念。它只与平均的、摸平了的,以及在此意义上公共的在世存在的阐释方式有关,这种阐释模式可以决定伦理、风俗、各种共同体形式、法律、制度和国家内的在世存在,但并不一定决定它,而且缺乏人的解放,即改变自我存在的革命领域。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特征是劳动,是创造劳动中的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基本特征是交往,是相互交流中的人。并且把这种相互主体的交往归纳为存在的三个世界,即自我世界(心理)、共同世界(社会)、周围世界(自然)。同时,这也是信仰的基本构造和特征。

2.按顺序巩固单词。初中的单词量虽然不算太多,但却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经过一个暑假,学生已经忘记不少单词了,所以在授新课的同时要让学生利用初中课本或词汇手册,按1-6册的顺序复习和巩固单词。先让学生各人自己记,一册一册往下记,每一遍都给记不住的词做个记号,以便下次再记,如此反反复复直到记住为止。在记忆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分组比赛、组内个人比赛,看谁记得快,记得多。

青年理论研究的主导问题始终只有一个,就是何谓青年的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人的主体性质是由他的社会角色来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他是一个大学生”“她是一个教师”等人的社会角色来确定他们的社会性质。而当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青年”时,更多的是在强调人的存在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的方式,即他们本身的存在。社会学是将青年作为一种客观的物体从事研究,注重于在大社会系统中的数据化和可操作性。而青年理论对青年的主体性质的研究,都会从生命和生存上来规定,即不能根据客观的现象,而是要从青年个体或群体的存在出发,即他们的本身的存在来确定。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一种“世世代代相互联系的关系”、由“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来决定。[5]

阿东说完磕了三下头。他起身叫阿里过来磕头。墓碑四周炸过鞭,又有些灰渣。阿里有些不乐意,说:“姆妈讲的,脏地方不能坐。”

青年是一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抗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出现的概念,一种相对于垂直化的政治治理的水平轴。所谓水平轴,就是各个族群、性别、民族、年龄都处于一个水平平面上共存,彼此之间没有阶级和等级的治理关系,只有彼此之间的自治和互动的关系,一种类似于互联网秩序的关系。这也是与其他政治社会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更加关注青年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从20世纪起,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共产党都在政治层面上设立了对青年、少年、妇女、民族的组织和研究机构。作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这样的水平层面的、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具有自我教育、相互帮助提高的民主机制不同于选举制那种垂直方式的民主机制,超越了公有制、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水平轴的平等观念,而右翼文化则强调垂直轴的自由理念。

信仰的问题涉及青年的世界性与身体性的存在,即“世界内的存在”。哈贝马斯将世界解释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可分为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分别以市场和权力为媒介;生活世界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以个性与文化为媒介。信仰应该是超越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之上的,信仰是为了解决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人生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直接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媒介。这个世界的概念中有自然的世界,物质的世界,社会关系的世界,生活环境的世界,学术领域的世界,客观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相互主观的世界等世界的现象。这里,世界性就构成了青年信仰的基础,对理论的信仰就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

四、个体性与青年的信仰形成

当我们将青年作为信仰的主体时,就应该认识到是作为自我的青年,还是作为群体的青年;是作为个体存在的青年,作为社会共同体一员的青年,还是作为一般概念上的青年,因为作为不同场合的主体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上也会有许多不同。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社会角色形成的过程中。信仰形成过程直接和生活与活动中的青年相对应,如马克思所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6]这里,人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信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就是一个生动地创造与实践的过程。

我们在研究信仰问题时可以发现,青年通过信仰使得自己有了一种明确的指向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立志”。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就不是指学习一般的客观知识,而是青年的一种通过对主题:终极理想的追求,以求获得自我主体性的指向;是开始在思想意识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从个体的觉悟走向世界的觉悟。朱熹(1130—1200)在《论语集注》这样认为,“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大学》开篇既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对自我和他者的救赎;“亲民”是对人民大众的感情;而“止于至善”则是对终极目标的关怀,所谓大学之道和《国际歌》一样跨越了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境界,都共同展示了个人的觉悟、人民的觉悟、世界的觉悟,这三个信仰范畴中最重要的要素和特征。可见在孔子的语境和实践中,“志”与“学”都是与信仰相关联。宋代哲学家张载(1020—1077)将这种信仰的立志明确为四句话,即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时空上扩大为天地,在对象上包容全体生民,在继承上延续全部的以往的历史文化,以立心、立命、继绝学为实践,以开万世太平为终极目标。

从中国文明早期的《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开始,这种个体与世界的融和,个体生命与历史的过去与未来的一体化,就成为信仰形成的出发点。这里,表述和显现“心之所之也”(说文)的“志”的《诗经》(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在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涉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医书等,并且祭奠与歌颂了祖先。所以,孔子所指出的“立志”,就是确立一种对全体存在(包括自我、人文与神鬼在内的)、一种对历史文明(包括从尧舜以来夏商周的传承)的信仰。在东北亚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在中国文明中具备这种个人与世界、历史、宇宙相结合的文化传承,其他如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地都不具备这样的全体性存在的主体意识,也不具备对这样对全部历史传承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天皇年号的选择上、一千多年以来一定要使用中国古典的根本缘故。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篇第一章《论三种变化》[7]中,尼采(1844—1900)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我给你们说三种变形∶精神怎样变成了骆驼,骆驼怎样变成了狮子,狮子怎样变成了孩子。”也就是精神从骆驼的盲目顺从变为狮子般的积极主动地与命运抗争。但是,狮子不具备创造新价值的能力,但具有为创造新价值而创造自由的能力。精神的“孩子”境界,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我的创造与生成。孩子的纯真无邪,自由快乐,代表着人的新生,象征着希望和未来。从狮子到孩子的精神变形,从个体精神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青年期充满了理想激情,实现人生境界根本性超越,获得了完全自由的自我创造,个体人生实现了内外的统一,创造成为生活的全部价值。“孩子清白无邪,健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初始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这和我们今天对青年的定义,对青年作为一种象征的理解,几乎没有多少差别。在尼采那里,青年(孩子)具有超人的性质,是人与自由理想的统一,在这一信仰的实现中,青年在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的发展过程中,达成了信仰的实现。

如果假定信仰是一种情怀,那么个人的经验和实践就是信仰的基础。信仰不仅是深植于个人的经验之中,而且将青年的本质在这种融和中显现出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准绳,对信仰的思考不再以权威式的见解为根据,而是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真正的来源。这里所指的个人是,列宁称之为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研究的,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关系中的“真实的个人”。[8]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凭借个人的经验与参与,并且照着直接的感受去理解生命的本身与人类发展的目的。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注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谈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过程,却否认具体的人们、具体的个人对历史事件进程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注重人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体,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却否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规律性和进步特征,以及认识他们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个人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9]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是个人与历史的结合,个人与世界的一体,唯一真正的信仰革命是人的精神内部的革命,是人的内心的改造。在青年的信仰形成中,青年本身就是自己的解放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把自己提升到一个世界史的水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由地展现自我和个性,创造性地体验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实践。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青春或青年的理念超越了对生命复兴的讴歌,始终象征着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精神觉醒。在现代社会的“青年观念”表征的是一种“主体的觉悟意识”,这种现代人才有的主体的觉悟意识恰恰摧毁了古代、中世纪的崇拜祖先传承的“历史意识”。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现代人或者说是青年让“世界成了图像”,“让人成了主体”。[10]前者,人是在世界/历史意识中形成;后者,是世界在青年主体意识中形成。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因此,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的时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上培养青年队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

[2][6][1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119、104.

[3]時间概念の历史への序说[M]//ハイデッガー全集:第20巻[M].日本创文社,1994:307.

[4]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1.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15.

[7]尼采.查拉图斯特拉·上[M]//尼采全集(日文版):第9卷[M].筑摩书房,1993:47-50.

[8]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书中受到的批评[M]//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8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8.

[10](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世界图像的时代[M].孙兴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9.

On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Belief in Youth——from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International Song”

Wu Duan

[中图分类号] D4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4-0003-07

[作者简介] 吴端,日本京都论坛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中国思想史、青年研究。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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