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对策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沉着应对，积极进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不断开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正在成为影响和决定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中国更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不仅通过及时、前瞻的政策操作，引导本国经济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向好企稳；而且趋利避害，化危为机，攀登上经济发展与富民强国的新台阶。正如温家宝同志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所总结的那样：“新世纪头十年，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5％，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矛盾不断积累、利益格局急剧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最终都会引起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消长，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举步维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面临的挑战、遭遇的障碍当中，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如今，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到2030年，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1.6万美元（这很有可能实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相当于增加15个现在的韩国。佐利克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增长如何在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实现，因此，中国必须推动国内需求、降低储蓄水平并增加消费，以期实现经济再平衡。”他认为，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中国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看，有可能出现由食品价格拉动的通胀。从中长期来看，拉动中国疾速增长的因素正逐渐消退。“但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如何才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在此，以经济发展理论为依据，以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为对象，以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借鉴，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视野的“中等收入陷阱”
谈到“陷阱”，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实践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发展沿革的角度，都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用“陷阱”来形象地刻画经济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遭遇的障碍，及其经济实现从欠发达向发达转变的艰难，恰恰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明显特征。而在进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从欠发达向发达转变和今天的经济发达国家当年经济从欠发达向发达转变的比较研究时也会发现，这些陷阱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障碍，是经济发达国家当年所未曾遇到的。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经典的陷阱理论模型，莫过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模型”。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描述的大概应属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其全部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两个公理：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比土地的生产力要大无数倍。人口在食物供给充足的条件下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受土地收益递减律的制约只能按算数级数增长，因而生活资料的增长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除非采取某种强有力的措施抑制人口增长，否则就难以维持人类和自然界的平衡。马尔萨斯把自己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点：人口增长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力量的阻止；这些抑制人口增长并使之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抑制，可以归纳为道德的抑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将这三点称为自然的人口法则。
后来的经济学家把马尔萨斯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客观地制约着人口数量的思想称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陷阱论”旨在说明：当人均收入提高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人均收入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除非投资规模迅猛提高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由于人口增长有自然的极限，人均收入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而上升。因此，在最低人均收入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口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2]。
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模型”。1956年，纳尔逊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由低人均收入造成的。若要冲出这个陷阱，人均收入就必须大幅度地、迅速地增加，使得新的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持续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3]。
发展经济学的陷阱理论模型包含着这样几重含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人口的过度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落后境地的根本原因，在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导致了贫困与不发达的不断深化。第二，陷阱这一概念，反映了这种贫困的深重性和摆脱这一贫困的艰巨性。这种由于陷于贫困陷阱之中所导致的贫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轻易摆脱的。正因为如此，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先驱人物罗斯托才借用了“起飞”这个词汇来形容人类为摆脱陷阱所进行的艰难跋涉。应该看到，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已经处于经济起飞的过程之中，也未必就意味着彻底摆脱陷阱水平的束缚。第三，尽管陷阱水平很难超越，在模型中表现为收入增长曲线与人口增长曲线的第二个交点B点是一个非稳定均衡点，即使收入增长的趋势无限地逼近于B点，但只要没有过B点，都会有一种力量（人口增长）使之重新跌回到陷阱水平中去（见图一）。然而，两条曲线的第三个交点C点是一个稳定均衡点，收入增长的趋势一旦超越了C点，便不会再回来[4]。陷阱模型重申了罗斯托线性增长模式“经济成长不可逆”的经典命题。
图一 人口陷阱模型
由此可见，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所处于的陷阱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实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外乎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与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一定阶段的具体表现。离开了对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历史考察，就不可能对今天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作出深刻理解与中肯分析。
二、“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上述两个模型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依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既有规范的理论表述，又有严谨的公式推导，还有直观的几何图形表达，在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而中等收入陷阱则只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既定时段所发生的若干经济现象的一种描述和总结。
中等收入陷阱，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率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具体而言，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和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看，拉丁美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却在这个阶段长期徘徊，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实际上，早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表现就已经引起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发展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对于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重大修正和变革。这一变化，在率先发展的拉丁美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从经济发展的数量指标看，发展中国家所预定的增长目标基本都实现了，有些国家还超过了经济发达国家同期的工业增长水平。然而，由于片面地理解和实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普遍发生。即当工业化和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从而人均收入也有普遍提高时，仍然伴随着贫困、失业、城乡和地区差别的扩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普遍增加，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在总收入中所得的分配比重反而减少了。经济增长成果和所带来的好处只使社会的富裕阶层得益受惠。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例，这些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都有不俗的表现，以传统的发展理论来衡量，可以说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其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更为悬殊，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正如当时的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J.P.格兰特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按照传统的标准看，墨西哥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15年里每年上升6％或7％。但是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失业却一直在增加，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明显扩大。在1950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里，就提高了16倍。”[5]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引发了发展经济学界的深入思考，对于既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重新审视，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并对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提出质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边增长、边分红”的新思路，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满足基本需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注重消除贫困为特征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
由此可以看到，拉美国家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还引起了发展经济学界对于所谓“拉美模式”的普遍质疑，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经济发展理论认知的不断深化。
在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中，很多学者总是将拉美和东亚的情形相提并论，认为都是深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其实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拉美主要国家大都在20世纪初叶就获得了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比较早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不但开创了诸如“巴西奇迹”这样的成功案例，也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和弊端。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比拉美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开创了与拉美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汉江奇迹”、“东亚奇迹”等的繁荣与辉煌下，同样埋伏下矛盾和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对东亚模式的严峻考问。
由此可见，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发展经济学的成熟理论，只是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超越了低收入发展阶段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共同现象的归纳总结。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同国家所存在的现象都是共同的，例如收入分配的差距愈发悬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等，但是，正如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一样，导致出现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具有的特征、陷落的路径、规避的措施等都不尽相同，应该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把握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内涵，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中来认知这个问题；第二，要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来认知这个问题。自发展中国家出现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日益丰富和深化。仅以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变化为例，就经历了实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沿革过程，反映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的认知在不断深化。同样，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针对拉美国家的发展失误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到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报告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内涵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从当年主要是针对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到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那些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所遭遇到的转型困境、要素约束、市场风险、金融危机，乃至制度残缺、利益冲突等。因此，在考虑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就要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政策等各个层面全面考虑，统筹安排。应该指出的是，正如马克思曾经告诫的那样，即使我们已经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加速这一进程。同样，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我们对于其成因、表现、影响、后果等都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未必就能有效地避免其中。当一个国家仅仅以人均GDP指标为依据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目前通常讲达到人均10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目前的经验数据而言，只有日本与韩国成功地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还在陷阱中徘徊。以至于世界银行东亚报告在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时也不讳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含义就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尽管有日本和韩国的成功案例，但正如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起飞一样，这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发生的特殊历史事件，不具备可复制性。一个国家真心要想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要从本国的发展实际出发，不仅需要正确的制度安排、精心的战略设计、巧妙的政策制定，更需要举国上下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
三、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超过9％的年增长率，令世人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第10位跃居第2位，人均GDP从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4382美元，增长了23倍。中国的人均GDP于2003年突破了1000美元，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2008年突破了3000美元，2010年突破了4000美元。从人均GDP 1000美元到4000美元，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2003年，当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就纷纷撰文告诫国人，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社会便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期，财富分配不公将给社会安定埋伏下潜在的危机。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先满足温饱，再实现小康，最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200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收入标准是人均800美元。中国当时有超过10亿以上的人口，实现人均1000美元，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是对于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些经济学家的告诫并非杞人忧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冲破2000美元、3000美元、4000美元大关，尽管目前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速度，但冲破5000美元大关也是指日可待。2010年，中国GDP总量接近40万亿，达到397983亿元人民币，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进入2011年以来，对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整个世界热议的话题。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可望达到8％以上。届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2倍，即使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有望与美国经济持平。林毅夫认为，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的后发优势所在，而中国在30多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日本、韩国是十分相似的。届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
尽管这种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乐观估计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始终没有忘记告诫国人，随着中国总量GDP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经济和社会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大关，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成功跃升，与此同时，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也接踵而来。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在目前成为中国社会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焦点问题，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公众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运行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于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经济风险与社会矛盾埋伏下潜在危机的深切忧患。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以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口，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变、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格局变迁，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重塑，使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出现，迫切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社会治理模式、政府管理方式、商业运行模式的转变与创新。现行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释放就业压力，人口发展红利丧失，生产力转移成为难题，能源资源成为发展的瓶颈，环境承载力不足，技术空壳化导致产业低端自锁，等等。这些问题成为政府和国民共同面临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论坛》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在中国专家学者的眼界里，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容远比世界银行学者官员所认知的要丰富得多。在中国专家学者的界定中，中等收入陷阱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所有矛盾和问题。
由此，也不难看到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局限性。通常，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维度是指一个经济体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到跃升入高收入国家的这个阶段；而数量坐标则约定俗成为1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过是通行的GDP衡量指标的一种延展。当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将人均GDP的指标提高到l万美元以上，就是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能达标，就是深陷其中了。毋庸置疑，这种判断方法过于简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包含着质与量两个方面，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速度和质量通常都难以得兼。对于那些摆脱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束缚，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国家，要想完成从速度型追赶向质量型跃进的转型，要想实现从财富的原始积累到财富的公平分配的稳健过渡，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经济起飞。尤其是对于那些市场经济和法制体系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在开创一个新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日本和韩国，与其说他们成功地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倒不如说这是一个例外。对于那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了几十年的国家，例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也不能将其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策的失误；而在考虑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时，更要避免想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要把重心放在增长方式的稳健转型上。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现实的普遍存在，恰恰反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难以逾越性，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将时间想得长一些。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时候，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2011年11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显示的数据，全国总人口已达到13.4亿，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由于中等收入陷阱所考核的数量指标是人均GDP，人口数量便成为决定要素。很多学者在讨论中国应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却忽视了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束缚，中国学者所总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其中有些就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人口规模基数过大直接和间接造成的。换言之，在人口规模得到有效的控制前，这些因素是难以消除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过大总是构成影响中国经济稳健成长难以克服的障碍，既影响效率，又影响公平，这将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大挑战。
第二，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较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市场发育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大，结构非均质，是中国经济的明显特征。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日本的经验，还是韩国的经验，都很难在中国复制。尽管中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就中国内部不同地区来考察，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缩小差距、扶弱济贫、和谐发展，便成为在整体上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措施。
第三，中国是一个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保持亮点，提振信心，援手相助，已成为深陷危局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共同企盼。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不仅关系到中国，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中国也演变得异常复杂。一些学者简单地断言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得过于乐观。从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况且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还涉及政治、社会等众多领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保持经济的稳健增长，二是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人们，处于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任务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处于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高度匮乏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贫困是社会的普遍状况。因此，资本形成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所有的政策设计和实施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正因为此，凯恩斯的收入分配决定论才在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先生产、后分红”几乎成为所有国家普遍奉行的不二信条。但是现在不同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下一定的财富，社会的贫困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开。在这种情形下，收入分配的反作用对于今后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处理不善，不仅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危害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正是前一阶段，社会上展开是先做大蛋糕再进行分配，还是先分配蛋糕刺激大家把蛋糕做得更大讨论的缘由，“边生产、边分红”正在成为新的政策选择。
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得不到公正的分配，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表现。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财富得到了公平的分配，社会公正得到了弘扬，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这既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经典内容，更得到了正反两个方面发展案例的反复印证。
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包容性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与社会二者负向发展而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它的含义是：只有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民众生活的改善同步，从而克服单纯发展经济的弊端。它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在经济发展领域具体而生动的表达。包容性增长注重民生，提倡共享，强调和谐，关注弱势群体，是在新的发展时期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核心理念。
将包容性增长理念引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中，使之更具有了中国国情的当下意蕴。从中国国情出发，包容性增长理念应该包含以下要义：包容性增长的目的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包容性增长的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包容性增长的原则是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益；包容性增长的着力点是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只要始终坚持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进取，就可能成功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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