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析论
苏云婷
(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8)
摘 要： 实现有效治理、共建美好世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面对全球治理的大变革，人类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关键方法。在关于全球治理议题的诸多理论范式中，因其对人类普遍价值和共同善的凸显，自由主义范式备受推崇。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范式经历了从规范走向实践、从观念构想到制度创设的过程，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自由主义治理观从洛克、康德描绘的人类社会理想蓝图和人之理性中获取智慧，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经由行为主义方法的运用实现了从传统到科学的转变，勾勒出当前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势，并努力提供实现共治的有效方案。通过倡导国际合作、国际机制，自由主义全球治理将使人类不断趋向更加和平、安全、繁荣、包容而美丽的世界。
关键词： 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理想主义； 新自由主义
实现有效治理、共建美好世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寻求“治”的努力与人类的社会存在状态相伴始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求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关键方法。全球变革时代的来临，致使世界政治对治理的需求从未如此旺盛而紧迫。人类不仅需要有效的治理机制切实解决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事务，同时也需要在理论层面对治理理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困局，更折射出现代文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危机”。[1]在众多的学术流派中，自由主义治理观最能反映当前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势，并力求提供实现共治的有效方案。通过倡导国际合作、国际机制，自由主义引导全球治理不断趋向更加和平、安全、繁荣、包容而美丽的世界。
硝普钠具有舒张血管的作用,提高血管的供血量,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在治疗心力衰竭中具有显著的作用效果,而且当其浓度超过超用量100倍时才会抑制其他人体器官的功能,因此其用药安全性较高。酚妥拉明具有扩张动静脉血管、降低血管外周阻力的作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率以及心脏排血量,在抗心衰上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两种药物在治疗心力衰竭疾病时作用原理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临床应用效果较好。
一、引 言
自由主义是国际关系学最古老的学术流派，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治理范式。它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一道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三驾马车，共同构成全球治理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缘于政治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乃是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2]。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历来存在着自由主义传统，它关注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由王国，倡导权利、平等、竞争与合作等理念，主张“利益和谐”。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对于人性、社会关系、国家、国际关系等问题观点迥异，然而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也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简单替代。事实上，二者是交集、交汇、交互的关系。在汗牛充栋的学术思想当中，精准、有效地甄别出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各自阵营，是件吃力却未必讨好的事情。即便在现实主义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之后，自由主义仍然在学者和实践家头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许多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在描绘残酷的世界政治现实时，依旧没有放弃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伦理价值诉求。而自由主义者也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遁世者，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变现实世界的混乱和无序，以实现现世的治理。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尝试从历史上的哲学巨人那里寻找政治智慧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根基。因为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发展显见的规律是没有哲学支撑的理论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久长，而且也会缺乏足够启迪心灵的智慧和强大的解释力、说服力。
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有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分，二者的差别更多体现在方法论层面，而在基本立场、观点主张上二者是一致的。对国家特质、治理途径、治理目的的不同认识，导致自由主义形成了一条截然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治理理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其对人性善及利益和谐的判定。在自由主义看来，全球治理以增进和扩大自由为基础，只有在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不懈地推广自由理念和制度，才能最终实现维持秩序、持久和平的目的。惟有通过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才能实现世界的有效治理。理性自利人(国家)在追求利益过程中更加关注的是绝对获益而非相对获益，不会因对方相对获益较多而甘愿放弃合作，只要有利于自身获益，它们便会寻找共同利益、增进共同利益，因而更倾向于促成国际合作以实现利益。由此，国际合作能够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实现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全球治理得以推进，而不会陷入困境或进而引发国际冲突。全球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增进国家在全球性事务处理中的权力，或保持大国的权势均衡，而是使人类社会不断趋近于和平、福利、正义、和谐等目标。
理想主义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始终抱有诚挚的善意。它坚信，无论现在多么艰难，明天一定会有所改善[12]。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使理想主义始终能给人以希冀，而未被战争打倒。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战争便从未从人类生活中消逝，但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苦痛与恐惧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欧洲均势并未能成功地阻止战争爆发，人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国际冲突和战争，并寻求一种全新的方式避免战祸，在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全球治理。
二、自由主义治理观思想溯源
气象观测直接关系到气象预测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综合气象观测能力的重视程度。首先，应对本地区气象条件以及多发气象灾害的发生规律和发生特点进行深入了解，构建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提高地面综合气象观测能力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其次，丰富气象观测内容，不局限于农业气象服务。旅游业、环境保护、工业生产等都会受到气象因素影响，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气象服务，实现其指导生产的价值。再次，基层气象部门要抓好实时气象观测，严格依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加强气象观测业务，提高观测结果准确性和有效性。
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自由思想的始祖”[3]、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那里。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则直接成为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的理论来源。
同样是社会契约论者，同样阐释国家的起源与前国家状态，洛克对人之本性报以厚望，将人性善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原点，采用了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奠基人霍布斯的理论路径，继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造成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野。在洛克的笔下，自然状态绝非霍布斯所描写的那样是“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4]，是一个幸福而美好、和平而合理的世界。洛克坚持自然状态和谐论，认为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然权利的人们已经形成了正义、道德等观念，并依从理性而生活。正义观念源于财产权观念。在自然状态下，财产权是人们所享有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是其他权利的来源，人们彼此尊重财产权，道德感和正义观由此产生。可见，在洛克看来，道德和正义是先于国家而产生的，“从道德中衍生出法律，而不是从法律中衍生出道德。”[5]人们订立契约缔造的国家也必然要遵循普遍的道德律令，而不得任意废止或变更它。[6]自然状态既然完美如斯、自由如斯，人类为何却要舍弃自由，丢掉权利，而甘愿听从别种权力的支配呢？ 洛克解释说，由于自然状态下缺乏明确的共同法律、公认裁定以及公共权威，人们的权利因而时常面临他人的侵犯，而无法安稳地享受这些权利。为了消除权利遭受侵犯的危险，人们自愿放弃部分权利，联结起来，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国家就此产生。“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7]
DHT11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即使用一个IO口即可实现双向通信，其数据包由5Byte（40Bit）组成；该传感器采集将得到的数据为浮点型，可以将数据分为小数和整数部分，但都要经过相应处理；每次传输数据为40Bit，数据输出格式是高位在前。温湿度数据计算方式如图10所示。DHT11将数据通过IO传递给单片机，运算速度在4毫秒左右，所以在进行设计时，要考虑其反应时间，防止在死区时间里读取错误数据，建议时间间隔大于50 ms。
相对于现实主义关注“是”的世界，理想主义倾向于“应该是”的世界。与现实主义渴望武力以随时备战不同，实现世界和平始终是理想主义追寻的目标。武力与和平成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人性的两面性理解：“武力与和平代表着我们人性的两面：一是坚强、勇敢且有时候敢于冒险的一面，这一面就是马基雅弗利所谓的美德(virtu)，或者男子气概；一是人性中恬静、平和以及爱好和平的一面，甚至在面对严酷的现实时仍然不由自主地去追求和平。”[13]武力与和平也成为对全球治理基本特质的典型概括。然而，理想主义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始终停留在零散的观点层面而未能形成严谨完整且富有逻辑的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学派，莫若说是一种深藏于理想主义者头脑之中的学术传统和价值追求。
在康德的哲学思想形成中，牛顿和卢梭的影响极大。康德认为存在着“两个并存的系统：从属于自然律的现象界和作为现象界根据的智性世界”[8]。牛顿力学构成了康德哲学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揭示出自然世界的运动规律，他对观察和实验的推崇，体现出科学精神，破除了传统的神秘论、不可知论。康德的贡献在于从认识论角度为自然科学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理据。卢梭政治学说则使康德哲学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卢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倡导自然良心和道德情感，主张民主权利和自由原则，对腐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康德继承了卢梭对人之价值的尊重以及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认为理性是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博采以往哲学之众长，汲取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合理性，克服其各自的片面性和不足，康德构建起自己独特的批判哲学。
洛克对自然状态、权利平等、自由理性、道德正义等原则的主张和阐释，成为理想主义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范畴。国际社会并非现实主义描绘的那样是充满战争的自然状态，而是尽管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却仍有相应行为规则发挥规范作用的“社会”；国家拥有不可剥夺、不容侵犯的权利，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国家与个人一样都拥有自由和理性，能够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合理的评估和判断，并作出最优决策；国家以利益为行为准则，同时也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道德，以实现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康德和许多理想主义者同样关注永久和平的实现。正是因为对人类自由、理性、道德和责任的推崇，使得康德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虽然身为理想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康德并没有反对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他承认，“在自然状态中，任何片刻的和平都只不过是战争状态的经验的插曲”，“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9]。那么如何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呢？康德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决定性条款：第一是各国政府都是共和政府；第二是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这一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理想主义学派完全继承下来。虽然并不认同霍布斯赞同君主制的结论，也不认为国家之间无法消除彼此为战的战争状态，但是康德恰恰是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推导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路径。在他看来，即便国家内部建立了有效秩序，但国家间的战争危险不消除，人们就无法享有真正的永久和平。如果说国家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了国内秩序与和平的话，那么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也必将促使它们到一个更高的共同体中去寻求安全。按照这一逻辑，一个世界共和国应该是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永久和平的最终选择。不过，康德承认，这一理想尽管在理念上、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却与国家的自由背道而驰。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专制主义的痛恶，康德认为，即便国家间的战争状态也优于“各个国家在另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并且朝着大一统的君主制过渡的权力之下合并为一体”。[10]而且，这种专制政体最终也难逃沦为无政府状态的下场。故此，康德主张以“一种防止战争的、持久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联盟这项消极的代替品”，[11]来替代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自由国家联盟能够帮助国家结束一切战争，进而实现永久和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主义的和平构想并未能使人类就此远离战祸，国联在现实中的运行并不尽如人意。二战的接踵而至，不仅使国联寿终正寝，而且似乎也使理想主义的和平计划化为泡影。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二十年的短暂和平似乎正如现实主义所言，不过是“战争的间歇”。然而理想主义并没有消失，人类实现全球治理的理想也没有消逝。其后出现的理论流派无论是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还是批判理论，都围绕着理想主义提出的“实现和平与治理”而进行理论建构，形成了观点各异的全球治理理念，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二战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国际机制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的制度依托，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战后世界的总体性、全局性和平。理想主义之于全球治理的意义，正如布鲁·拉塞特所说，“世界的形态将取决于我们认为真的理论，我们所想所作会使之成真。”[17]
三、理想主义全球治理观
该设计选择带自处理功能的三鉴/微波探测器进行探测。通过分析入侵行为的发生时间，将三鉴/微波探测器的探测半径设置为10 m，当10 m范围内存在可疑人员时启动摄像机，并通过摄像机的前端智能分析功能进行人员行为分析[9-10]，在分析到确实有攀爬、破坏等行为时，联动现场警示设备，并上报邻近站场运维人员。整个系统运行步骤及流程详见图3。
智能端的构建，优化了师生信息传递的基础媒介，将信息化、科学化的智慧校园核心理念融入至实际建设当中，特别是能够使感应技术、生物识别技术于师生的互动性更加便携，加强了人性化的科技服务理念。
“电声乐器和其他产品一样，也要经历一个从规模化到精工化的过程。鄌郚镇的乐器行业要想不被取代，必须下力气抓产品质量，打品牌，将产品做到极致，做出不可替代性，既要有形，也要有神。同时，我们还在研究旅游和电声产业的结合，搞吉他音乐节、电声产业论坛、音乐家村等，研发围绕电声产业的旅游商品，扩大鄌郚镇电声产业的影响力、提升旅游活力。”鄌郚镇镇长李克鹏说。目前，鄌郚镇已经规划建设了“昌乐县鄌郚乐器产业园”，按照国内一流标准，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服务管理，统一配套设施，并形成了乐器制作产业链，同时音乐节和吉他大赛的举办也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
通常，人们把学者兼政客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视为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他为结束一战所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则被视为理想主义实现世界和平的纲领性文本。在20世纪之前，国际关系的政客与学者似乎“各自为政”、鲜有交集。作为政客，决策制定者通常不屑于没有从政治国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发表的言论或观点；作为学者，许多研究者的理论只停留在书本层面，似乎与国际关系现实相去甚远，亦在实践中难以推行。威尔逊显然打破了这一惯例，他架起了沟通理论与现实的桥梁。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真正使和平由构想走向了实践。威尔逊提出国际关系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裁减军备、消除贸易壁垒、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和建立国际联盟[14]，开启了国际交往的现代化，使国际关系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他所倡导的集体安全理念，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未起到预期的避免战争的作用，国联以破产告终，但在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却发挥了一定程度约束国家行为、缔造和平的作用。
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全球治理理念由两个重要维度构成，即价值和制度。它认为，“秩序源于民主、人权等广泛的价值，也源于国际法和联合国等国际制度”。[15]这其中蕴含了两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民主的传播和集体安全机构的建立。和谐、和平、合作是理想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基本主题，而这背后的理论支撑在于政治自由主义者对人性本善、自然和谐、民主自由、永久和平等价值的认知。在政治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人性恶抑或善这一似乎没有结论的争论。理想主义始终认为人性本质上是善的，或是不断趋向于善的。它坚信即便现实中的人性确实不甚完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人类善良的天性便会被唤醒。战争这一因某些人良知误入歧途而引发的祸端就会被消除，人类社会便会重新归于和平并不断趋向文明。正是人性的良善带来了国家产生之前自然状态的和谐，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与权利，而在为了消除种种不便而缔约建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是和谐的，其基础在于国家利益自动和谐互补。威尔逊宣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各国的外交政策是紧密相联的。“一个国家做出任何决定势必影响分散在世界各地所有其他国家的命运。”[16]国家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获得广袤的领土和拥有强大的权力，而是要充分保障订约时个人保有的权利不受侵害，这其中就包括财产、自由、安全等。战争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最大的威胁，因而，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类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冲突，而在于联系。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而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乃至爆发战争，和谐美好、和平秩序乃是世界本然的状态。那么如何才能在已经出现良知蒙昧的现实世界避免战争爆发，以实现世界最大程度的治理呢？理想主义主张成立国际联盟，而不是依赖势力均衡以制止战争。只有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才能促成国家最广泛的联结以建立集体安全，只有通过订立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才能有效规范国家的行为，只有通过倡导国际道德和公众舆论才能大力协调国家的冲突。
洛克和康德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了美好的未来图景，他们对人性特别是人之理性的信心，对解决冲突方法的探索，对道德、自由、和平等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新秩序的畅想，成为理想主义打开国际关系的一个入口，并为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提供了思想基石。
四、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
就全球治理理念而言，新自由主义是当代的理想主义。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秉承了理想主义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同时又糅合了系统论方法对之进行科学改造，迎来了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复兴，确立了自由主义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以及全球治理范式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出的新变化、新趋势：全球化进程加速，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全球性问题不断。新自由主义认为，再用现实主义、孤立主义的视角处理国际事务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会增加麻烦。而早期理想主义的治理之道虽然逻辑合理，但显然过于理想化，过于粗线条，难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有效运用。时代发展赋予新自由主义使理想主义治理观理论化的使命。
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调反对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不同，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逐步接近、相互靠拢，形成“新-新合流”之势，二者对全球治理的许多认识开始趋同：国际无政府性状、国家中心主义、国际冲突的必然性等。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及合流中，新自由主义有保留的妥协、退让，既保持了最核心的概念和原则，又获得了“正统”理论一定程度的认同。这种以退为进的做法，不仅没有削弱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和说服力，反而增强了它的解释力和它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使它成为“正统”理论的伙伴，在观点上相互支持、相互弥补。但同时，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能够削弱无政府的负面影响，因而通过全球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平、发展。
新自由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分析工具——国际机制。如果说新现实主义是关于全球治理的“结构选择”学说，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关于全球治理的“制度选择”理论。在现实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国际机制是霸权的产物。国际机制能够发挥影响国家行为，维护全球治理的作用，但脱离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机制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国际机制由霸权建立并维持，其效力取决于霸权的大小。霸权越强大，国际机制的效力就越强，全球治理就越稳定，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霸权衰落，新霸权会对原霸权所建立的国际机制进行挑战，全球治理就会陷于危机。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并不真实。因为历史上显见的事实是，即便霸权衰退之后，此前依靠霸权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仍然能够继续存在，并发挥维系秩序、保障合作的作用。国际机制一经建立，便具有了自在性，可以不依赖于霸权而独立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与其说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莫若说是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约束的结果。[18]那么，为什么即便国际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国家行为却表现出时而合作、时而冲突的差异呢？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结构，一是进程。新现实主义强调了结构要素，而忽略了进程要素。实际上，单纯的结构要素并不能对许多非结构的现象，诸如世界经济活动、技术进步、国际机制的变化等做出合理的解释。国际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进程要素，反过来又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19]全球治理中呈现出的冲突、合作、对抗、对话，与其说是结构因素决定的，莫若说是进程因素导致的。进程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由单位互动建立的组织机构和交往规则，即国际机制，它是“规定行为角色、约束行为以及影响期望的一系列稳定的相互关联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20]。
新自由主义力图以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为核心范畴构建起一种体系理论。[21]这种宏观审视国际关系的理论，包含了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基本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观中，规制具有本体和手段的双重作用。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建构全球治理的基本要素，同时其本身也是秩序的表现形式。规制具有构建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行为根本规则的作用，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国际机制使国际社会实现了“没有政府的治理”。[22]因此，规制本身就是全球治理变化的重要根源。国际机制保证了行为体的行为是有规律的、可预见的，从而使国际关系呈现出秩序性。国际机制通过两种途径增进国际关系的治理特征：一是奖励合作行为，二是惩罚不合作行为。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和敌意并非因为国家间不存在共同利益，而是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和可靠信息不足。国际机制具有控制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信息的作用，而且会对国家的不合作行为、违反国际机制的行为进行惩罚。合作的制度化不仅增加了国家间相互了解的机会，为国际交往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而且为国际关系的秩序化、稳定化提供了制度框架。
五、结 论
一切人类行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诉求。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导向一个更加和平、安全、繁荣、包容而美丽的世界，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从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到冷战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分庭抗礼，再到当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三分天下，学者们一直在寻求能够对全球变革做出有力解释和有效预测的理论范式。当下，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恰是全球急剧变革的结果，同时它本身也成为全球变革在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体现。
自由主义治理观包含了人类对于美好世界的期许。真正的全球治理离不开自由主义治理观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和理论洞见。尽管面对纷繁复杂的挑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但自由主义从未放弃理想。在经过理论建构并不断使之系统化的努力后，自由主义治理观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现实化取向也不断增强。自由主义治理观是全球治理的规范理论，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阐释维度和研究路径，也为实现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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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iberal View on Global Governance
SU Yun-ting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116028,China )
Abstract :It is an epochal topic confronting all humans to realiz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build a better world.Facing the big cha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humans need a key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s.Among the many theoretical paradigms on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the liberal paradigm is highly praised for its prominence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 and common good. The liberal paradigm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norm to practice, from concept to system, and has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reality. Liberal governance derives wisdom from Locke and Kant's ideal blueprint of human society and human reason.It has achieved a shift from tradition to sc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R,outlined the current developng trend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ought to provide effective programme to a more peaceful, safety, prosperous, inclusive and beautiful world by insis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Key words :Liberalism；global governance；Idealism；Neoliberalism
收稿日期： 2019- 03- 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体系结构和中国方案”(18FZZ001)
作者简介： 苏云婷(1975-)，女，汉族，河北迁安人，法学博士，大连交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3-0036-06
(责任编辑：邓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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