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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柞伯鼎铭存在的关键问题、重大争论考察揭要
先释柞伯鼎铭文如下：
佳(维)四月既死霸，虢中(仲)令柞白(伯)曰：“在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国。今女(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遂虢中遣氏曰：“既围昏。”虢中(仲)至，辛酉博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其弗敢昧朕皇祖，用作朕剌(烈)祖幽叔宝尊鼎。其用追享孝，用祈眉寿万人(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一)《文物》2006年第5期刊载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东证》，对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征集入藏的柞伯鼎铭文有关史实、年代、地理、民族等问题详予考证，提出一些新见，为鼎铭研究铺垫前进道路。但还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商讨解决，使其重要价值更能彰显，并对西周金文与古文字学以及地理、历史研究都能起更多作用。最近我正在撰写《西周金文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作为《两周金文大系续编》中几个要项的综合研究，以免在正卷中产生多次纠葛，先予梳理疏通。此鼎伐南国、伐昏两次战争，既为拙稿增补新篇，也为已提出若干论点互证、匡补。多年用心，不少能予解难决疑，至为难得，实有“冯妇攘臂下车”，一举擒获的振奋心情。但是一如战争，哪里能想象这么简单？何况包括两个战争，牵涉不同时间、地域及主持者，问题复杂、纠葛，不同一般战争。朱文广征博引，资料甚丰，实是费力之作。按我一贯主张应运用全局、发展、辩证综合三个观点，进行科学“三真”、“三查”，除复按朱文所有资料证据之外，尽我所能查检有关资料、证据，已超过朱文范围，现还不能说全备，但确已发现诸多重大史实真相有异于朱文，而皆为铭文根本与要害问题。铭文牵涉伐南国与伐昏两次不同战争的时间、地域、主持人等历史与地理，尤其是地域演变极为纠葛，而都无可调和、折中解决。争论症结就在于铭文文字、文句的考定解释之异同，这是立论的根本基础，即使有很大困难，也无法回避。先后近两年，主要就是在试图清除这些拦挡去路的钉子，牵扯实在太多，而紊如乱丝难理，“并非好辩，实不得已”，决非求胜于任何人。很多烦琐考证，连我撰写此文过程中，也深感头痛眼昏，何况读者。先讨论解决铭文中最为关键与争论中要害问题，仍较纠绕，为便于读者易看明白，有必要简括讨论关键问题、指导思想、解决方法与途经。至于纠缠最多的古文字、字句解释争论，从来并未完全查明的昏被称为“戎”的族属、源流，和必须最后综合总结论定的绝对王年断代，皆留在下篇讨论。
(二)鼎铭最重要价值，首先就在两次战争，开首就记“虢仲令柞伯曰：……用昏无及，广伐南国”，紧接着令柞伯率蔡侯“围昏邑”攻昏。两者有何关系？究竟是谁“广伐南国”？为何要伐昏？朱文作为重点论证，定为周公广伐南国，详解战争时间与南国地域，而和伐昏时间、地域完全隔绝、分开。但是按我研究，伐南国不是周公，而实是昏，与伐昏时间先后紧接，地域也很有关系，不是相隔数王、地域又无关之战争。如此，铭文全貌和结论就全不一样，而所牵涉战争历史、地理、民族，也都大有不同。铭文提出很多新的内容，尤以伐南国战争的时、地、人(即主持者)真相不明，引出问题最大。次为伐昏的时、地、人(即主持人)，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柞伯)令蔡侯告遂虢仲”，等虢仲最后至，才发动进攻。虢仲必右至昏邑，即从左右合围昏邑，右围为主，否则决不能面命规定“左至”，不能只有左围，而无右围，也围不住，更非作战所能允许。战争主持者与决定攻战者都是虢仲，他必带有一定士兵，包括护身卫兵，而绝不可能单人前往。但鼎铭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少实为金文仅见。这是因鼎铭为柞伯所作，只记自己战功，连蔡侯战功也皆未交代，所以虢仲也只字不说。伐昏战果决不能只此。为何伐昏，开头就已交代明白，这些都是柞伯鼎铭症结问题与要害所在。笔者拟先将铭文中两次战争直接相关的人、地、时、事，及其密切关涉文字、文句之争论、解释，进行论证确定落实，未必皆是，谨求各方匡谬，明辨是非，以为改正基础。
(三)铭文文字大都前见，但是也有个别新见，即朱文隶定为“徵”者，金文早就出现数组相似之字，隶定、考证各有异说。最多一组就是被释为“徵”之字，亦即朱文所本；也有下多从“贝”，用为货贝之名，旧多释为“遄”；还有其他不同解释之字，旧皆不能确认，就是因字形结构、音、义、用法，诸皆不明，纠纷至今。鼎铭此字，字形结构、字义、用法皆和以前明显不同，不是一字，故为新出。和以前数组结构用法不同各字之形、义、用法异同比较，得以深入各层查明。古文字形、音、义既是统一的，必须一同研究解决，有一不能落实，就都不能过关。过去释为“徵”字，外形近似，结构不同，用法有别，本文一一考明，都不是“徵”字，必须分为数组。现只论证鼎铭此字，它就是一直使用假借，本字失传的“遂”，义为预期意愿初成，实为秦统一文字时罢其与秦文不合者，不仅战国各国，以前“遂”字也皆废除不行。至今皆未能分辨，就在于形、音、义皆有众多纠缠，没有用法比较，无法证明本字形与义为何？本文从形、音、义全面研究，查明“遂”字形、音、义源流演变，与其长期假借用法过程，特别是字形结构所表原意，表示初成、遂愿，进而比较与其他组异同、混淆、不明所在。由于鼎铭此字结构、用法明确，从而解决长期疑难，非常关键，应是此鼎铭文对古文字研究一大贡献。至于与其他数组争论，需专论阐明。此文只讨论“遂”字形、义源流，与用法关系，在此指要，以免正文纠缠不休。
(四)铭文也有少数文字，自《说文》就已源流失明。这里只提出旧皆不明与误解的“共”字形、音、义及用法渊源关系。铭文“圣祖周公，繇有共于周邦”，朱文隶定为“共”，通假为“功”，解为有功于周邦。但此字字形结构，实是从双手奉祭器，是“祭供”的“供”字初文，由祭供义引申为“恭”。两周金文约30处，最早皆用为“供”，后由祭供义引申扩展为“恭”，后加心旁专造“恭”字，与加人旁为“供”，皆为后造专字，以为区别。“共”就是“供、恭”两字的初文，西周金文原只有此二用法，后仍为汉碑沿用，与从工声的“功”非同一声，不能相假。“周公有共于周邦”，实因祭祀、供献宗庙，获得祖先保佑周邦。而“功”来源于人事战争、政治等，为人为关系，而与祭祀宗庙得上天祖宗保佑、获福祚，来源于人与神根本不同。殷周皆尊宗庙神鬼高于人事之上，形成宗法制度，成为政治统治基础，而与后代观念根本不同，往往不被理解、认识。在此可通用的贡献，而今一般不知词汇来源与古汉语用法区别。现代汉语“贡献”意同有功之“功”，实系来源于欧语词汇的外来语，而为汉化的词汇，而古汉语贡献一词为下进献上财物，绝无功意，两者意思、用法根本不同。共与其后起字供，用于供献神鬼，后代引申用于人事，同于下献上，用为敬语，但是从无功劳、功绩之意。所以铭文有共于周不能是有无功绩之意。此字另一重要价值是，西周金文有一字，上从凡声，下从手奉祭器，而与“勤”连用，旧释“劳”或“奉”，是非不明，而称“劳勤”或“奉勤大命”。朱文疑与此字同为“共”，但它明从“凡”声。我确定是“奉”非“劳”，也不是“共”字。两者皆用于祭祀，“供奉”连文，皆表供奉或贡献宗庙，获得神鬼保佑，从而具有今“贡献”之意，皆源于神鬼，非出于人事之“功”。另专论刊发。
(五)铭文也有词汇，初见此鼎，即前后皆未见过的“无及”。旧所不知，以致朱文误释为周公不可及。“无及”即无忌，即昏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广”同“横蛮”、“凶横”之“横”，不是广泛意。“广伐”与“无及”都是贬义词，说的都是昏，不是、也不可能说周公。这是虢仲交代所以伐昏的原因。朱文都解为周公敏暋无人能及，敏暋为褒义词，而昏为贬义词，义正相反，不能通假。“昏”与“民”字形极近，从昏与从民声的字书写印刻，又最容易发生互混不清，造成古文字学与训诂学上重大纠缠近两千年。《说文段注》一再强调；“昏声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讹也”，“昏字从氐省为会意，决非从民声为形声字也，盖隶书淆乱，乃有从民作昬者”。《说文》“昏，日冥也，从日，氐声。氐者，下也”。铭文正是上氐、下日，氐不是从“氏”，更不是从“民”，昏原意表日下落至地前，就是黄昏。后起孳乳、引申都是表不好之事，即贬义词，如“昏迷、昏沉、昏庸、昏乱、昏愚、昏暗、昏瞆”等，其所从之字如“惛、殙、睧”等也皆如此。而从“民”之字多是与其相反之褒义词，如朱文所举之“暋”。昏国绝非自称，乃是被周称为“昏”，也是证明。“用昏无及”是说昏国肆无忌惮，无国可及。“无及”、“广伐”都是贬义词，决不能表周公暋敏无人可及，广伐南国。我在历次古文字研究会上坚决主张慎用通假，从严毋滥，否则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而为研究大戒。究竟是谁广伐南国？是周公还是昏？为什么要伐昏？直接关乎战争的关系、原因。所得的结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关键就在于古文字渊源纠葛，与词汇褒贬、句法用意不明，解释差异，导致铭文面貌完全改观，一时很难看清楚。
以上三项皆不限于铭文本身，更多是牵涉铭文以外史事，必须合一研究，统一解决。后者价值更大，但是正文论证，只限本身问题，以外都必须全面专论刊发，所以先将关键论点、结论简述于此。
(六)年代问题既是柞伯鼎的根本，也是史实讨论重要基础。朱文分析此鼎文字、纹饰、形制，认为“时代宜定在西周晚期，如考虑铭文文字特征，当以厉宣时代为妥”。纹饰、形制都通行较长时间，只能断相对年代，不能定绝对年代。按通行分法西周晚期包括厉、宣、幽三王世，中期为穆、恭、懿、孝、夷五王世。据我考订，此鼎应属中期夷王世。昏广伐南国，对周说来，不是一件小事，不能不征伐，以宣周威德。但是王不亲见、亲令，全由虢仲主持代行，令柞伯率蔡侯围昏，而战绩甚微，凡此皆为金文仅见。这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衍于厥身，诸侯莫不奔走，以祈王身”，与《礼记·郊特牲》“天子之失礼，自夷王以下”，所记完全相合，此铭文记事以夷王最适。而在铭文字句与词汇用法，夷王世也有证据，如“共”字写法，与两“其”字用为虚词。此鼎记伐昏，王不亲见、亲令，连“王若曰”代行王命的简单仪式都没有举行，这在西周金文中非常特殊，不仅与厉王暴厉，所作诸器铭骄横不可一世，悬若天渊，即与宣王令伐淮夷等战，气势、口吻、魄力也无法相比，全可排除。所以绝对年代断为夷王，先解最大争论，下分专论详举重要证据。
二、“广伐南国”究竟是谁？和伐昏是何关系？和周公究有何牵涉？
(一)朱文题目已综括为《柞伯鼎与周公东征》，“广伐南国”已确定就是周公，牵涉周初开国历史与许多战争方位。这是一个关系很大、也是铭文一个根本的问题。按我反复研究，全铭中心就是记虢中(仲)令柞伯率蔡侯围伐昏及其胜利结果，与已过了十代的周公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要伐昏，不能没有原因。据我研究西周战争，征伐起因可以分为数类，其中最主要、最多的一类，就是不服周统治，反周，或不断叛乱，进行反抗，周称为“反”、“大反”、“反夷”。除个别在北方外，最初皆为东夷，成为灭殷后周之大敌，周多次遣将派兵。中期及以后始出现南国的战争。“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向柞伯交代伐昏国原因，“广伐南国”者根本不是周公，而就是昏。铭文本身已有交代，“用昏无及”，“用”就是“因”，昏就是下文所伐的昏邑。这是一个小国，铭文虽未称为昏国，而国与都同名。我很早就提出《城、国同源论》，最初一国就是以一城为都，向外扩展，春秋以城名国，城、国同名，还很多见。鼎铭称“昏邑”即是以城为都，表国，正可互证。但是朱文用通假将“昏”字读为“愍”，“努力、尽力之意”，大意是说，周公致力于周邦，而其勤勉无人可及，是指周公。周公下距厉、宣时代已经十世，据拙文《西周战争与民族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西周初期战争，包括全部有关周公金文，根本没有征伐南国，只有东国。铭文如何能上溯十世之周公，系联为一，而把“广伐南国”作为周公领导的战争？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且只有否定的反证，南国与南夷对别，指的是周的国土，而不是夷族之地，实在无法解释为周公“广伐南国”。
(二)“用昏无及”根本不是朱文所说周公无人可及之功，而是说昏敢“广伐南国”之罪。至于虢仲令柞伯伐昏，上溯周公，则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所以让他率蔡侯伐昏国，在当时就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首先，因是周公之后之故，因昏“广伐南国”，必须伐昏且一定要成功，无负厚望与祖周公先德。朱文解为周公，战争对象逆转变为相反，由昏反周之反面战争，变为周正面的征伐，真相就全改换，性质完全不同。
(三)昏“广伐南国”对周不是件小事，必须命将征伐重惩，一般都要有正式王命或代宣典礼，兵马人数也不能过少，以保证胜利，宣示周之威德永扬。所以一开始都大张旗鼓，宣扬声势，为战争胜利鼓动，制造将士战斗气氛，加强必胜信心。战争最后目的都是为政治与统治需要，不成就是表统治失败。但是此铭伐昏，与西周战争很不相同，战前几没有做多少工作。1.周天子连招见柞伯、亲自面令或代宣王命的仪式都不能举行，皆由虢仲下令执行，只能是有病在身的夷王。2.虢仲令柞伯率蔡侯伐昏邑，而由柞、蔡二国左至于昏邑，并未说周出兵，似乎就是依靠柞蔡二国出兵，主帅就是柞伯，蔡侯佐之为副，周仅由虢仲作为周王室的代表，居于最上主持吩咐而已，这也是前所未见之事。3.铭文记柞伯战功，仅割十首，俘二人，人数之少，也为金文仅见，因系柞国纪功鼎铭，不记王师、周帅、战功等等。但是由铭文已有记事，可以由表及里，查明真相。查究为何原因、经过等，多在鼎铭之外，牵涉多而又很复杂，留下专论。
(四)由宗庙祭祀产生宗族、宗法礼制，是中国特有的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决定性标志，经历夏商周三代成为上层血缘纽带政治依靠与下层社会家族、宗族长期联合的基础。周初封建诸侯，统治天下，分封同姓，以藩屏周，而皆按宗族血缘亲疏，分别爵位高低、地方大小、远近等级。这是周公所定周礼制度基础，用为统治新得的东国、南国政权的依靠。虢仲令柞伯时提出周公有共于周邦，盖因柞为周公之后，很被周重视。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出土柞伯簋①，铭文称柞伯因参加王大射礼，十射皆中，获赤金十反(版)，“用作周公宝尊彝”。我在《柞伯簋学宫制度与小子、小臣来源、身份新考》一文中，考明“王曰小子、小臣”，小子原称王族子弟，小臣则称王宫侍奉近臣，大抵选自近亲，依靠血缘亲近，为周王室服务。而设学宫辟雍，教育贵族子弟、近臣，作为主要对象。柞伯为周公子孙，属于小子，故与小臣等一同在周都学宫学礼、学射。而静簋“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主要就是小子、小臣，包括侍卫官吏。以上究明了西周学宫教育制度、生员来源，与小子、小臣身份的渊源关系。柞伯称伯，已为柞国之君，而仍被招来学宫学礼、学射，说明周初对王族子弟教育培训何等重视。射、御皆为战争必需，依靠王族、近臣学习应用，以捍卫、巩固周朝政权统治。柞伯簋出于应墓，也因应与周血缘亲密的关系。而入春秋皆不见，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引《左传》成十二年，晋、楚盟于宋曰：“有渝此盟……无克胙国”，认为此时柞国尚存。但此胙明为动词“福胙”，不能误解为国名。晚清传世邾友父鬲，铭文“邾友父媵其子胙枣(曹)宝鬲”，杨树达解为曹姓邾国君友父嫁女于胙国所作媵器②。杜预《春秋时族谱》邾“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郳，曾孙郳犁来始见春秋，附从齐桓以尊周室”。按《春秋》庄五年经“郳犁来来朝”，友父为其尊祖，即此鬲友父，必在西周晚期。据《大系》图288，此鬲形制为无耳，宽平沿，带扉棱，三牛足，兽面饰，与三门峡虢墓出虢文公、虢季氏、虢季三鬲相同，确定为西周末期。在春秋之前，与柞国通婚，柞国东迁后不见，否则更近东周都王城与成周，必为周倚用，协佐周室，一如西周，至少不能毫无交往，春秋没有柞国，更为确证。
(五)蔡在淮水上，侯爵比柞伯大，但不令蔡侯为主帅。蔡始封蔡叔度与管叔挟武丁作乱，周公杀管叔，放蔡叔，其子胡周公用之，后复封蔡，故蔡后与周关系不能与周公之后柞伯相比。周初分封最南可至汉江、淮河北，所谓“巴、朴、楚、邓，吾南土也”，但皆为异姓，而接受周封爵，成为周属国。昭王两次征楚，即为其不贡。玉戈铭有戍汉，为周南国极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即汉北所封姬姓国不断为楚吞灭，包括淮河以南国，地远国小，周无力保护，无法自存，被淮夷发展占据，更南近汉江北，则被楚灭。驹父盨记宣王时于蔡驻南诸侯师以防淮夷小大邦，昏即属于淮夷，所以广伐周南国就是在蔡防线南的淮河中游一带。昏当更近蔡，而柞在北稍远，但与周血缘最亲就是柞，其次就是蔡，所以虢仲利用柞、蔡以为开路先锋。此时淮河中游姬姓诸国几多不存，更无大国，所以虢仲令柞伯率蔡侯，尽管只作左翼，左至于昏邑，主力与总帅还是虢仲，最后右至昏开始总攻决战，并非专依靠柞、蔡两国。只是柞伯战绩极微，说明此时国小、兵少，虽未记蔡侯与虢仲战绩，总的说来此次西周王室战争收获甚小，所伤昏邑仅为皮毛，未触根本。不管怎样说，一个小邑昏国，周还不能独立征伐，这可能因夷王患病而受影响，但关键还在于人、财、物力缺乏，经济与物质基础的退化、衰弱，导致西周最后衰亡，这是根本问题所在。但仅儒家礼经记载，周衰始于夷王，而语焉不详，司马迁及其后史书皆只字未说，更不知情况，现由柞伯鼎铭反映当时真况，正确无讹。这是西周统治由兴转衰的重要证据。此证据唯一为鼎铭提供，而非考古所能发掘出来，所以价值极大，无可取代。此仅揭要，另详专文。
三、“广伐南国”不是周公，而是昏国，主持伐昏决战的是虢仲，而非柞伯
柞伯鼎记前后二次战争，实因两者有因果关系。“广伐南国”就是虢仲命柞伯伐昏时说明为何伐昏的原因；提出周公，是因柞伯是周公之后，故委此重任。这与已过十世的周公东征毫无任何瓜葛，该铭文本身就有决定性证据，无需外求，辨正如下；
(一)“用昏无及”。“昏”即是下文之昏，同指昏国。朱文说，昏“当读为暋”，解为周公“勤勉无人可及”，利用辗转通假，结果就把原来非常明确清楚的关系，完全弄反了。此句是说昏之罪，紧接“广伐南国”，就是指昏，非常明确。“用”在金文常有“以”或“因”意，而“以、因”之意又常互通。《经籍纂诂》“用”字下，其意繁多，但是第一条就是“以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引《仓颉》，而“以”常训“因”。此句“用”就是“因”。多友鼎(《集成》2835)“用严允放兴，广伐京师”，“用”与此句用法、用意完全相同，彻底解决两者都是表因果句之“因”，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曲解。“无及”就是说昏国肆无忌惮。而“广伐南国”，根本不是讲周公，而是指昏国，所以要派柞伯率蔡侯伐昏。两个“昏”字完全一样，都是同一个昏国。朱文分为不同两字，而用通假解第一个昏为暋字，变为另一个人，另一件事，铭文解释就全不同，导致面貌皆变，不能不予辨明。
(二)“广伐南国”。“广伐”屡见西周金文，除上引多友鼎外，他如师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禹鼎(《集成》2834)“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不期簋(《集成》)“严允广伐西俞”。1979年，我在《多友鼎铭年代与战争历史地理考释》③已经指出“广伐”之“广”与“横”皆从“黄”声，同“横行天下”之“横”，而不是广阔之“广”，横逆、横蛮、凶横等都是贬义词。朱文说“广伐当言征战区域广阔”，这是按后世汉语之“广”解释西周金文，是造成把“广伐南国”者当做周公的失误根源所在。多友鼎“严允放兴”与下文“广伐”并举，朱文解“放”为“方”，其实这个“放”义同于“横”，可以互证广伐之“广”同“放”，不能用通假解释为“方”而失原意。我已确考西周金文所有“广伐”全皆限用于反周、伐周的敌方，绝对不用于自方。不期簋“广伐”限用于严允，下文称“女以我车宕伐允于高陵”，立即改为“宕伐”。郭沫若《大系考释》解“广伐犹博伐”，“下复言宕伐亦同义”。王国维亦用宕伐为解。“广伐”实在只用为贬义词，不能用于周公，褒义只能称“宕伐”，而为王、郭二大师所不知。词义有褒贬，就有正反区别。铭文用“广伐”明确为贬义，确证昏国所伐。贬褒词义正反不同，错解就结果全相反了。
(三)“无及”也必然是贬义，但不见周以后任何记载，当是西周口头成语。西周金文有“无极”，后尚用于汉代瓦当“与天无极”，用为褒义，表没有穷极意，与此词不同。此词并无穷极义，不能解为“无人可及”，其义近于“无忌”，而表贬义，表昏“肆无忌惮”。“忌”(gie)与“及”(giep)，上古音分属之与缉韵，声纽皆同，仅为去、入声之分，即有无收尾声之异，正是同音互假。真正的通假，我主张限于同音。至汉传抄经籍，今古文仍皆使用同声之字，故可定为原则，其他通假必须从严。
(四)《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刊布2000年入藏的西周后期鼎铭有：
“用南夷口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见工曰：征伐□□□□□伐南夷。□□多孚，余用作朕烈考武侯尊鼎”(下略)。
南国明确与南夷对别，指周国土，南夷则为敌族，“广伐南国”皆表敌族，用“广伐”贬词，而周自称则用“征伐”，对比明显。“敢作非良”与此鼎“无及”，皆为斥责之词。开首“用”为“因为”义，与此鼎铭“用昏无及”用法全同，彼此互证，成为多重证据。“广伐南国”绝对不是周公，唯一就是昏国，可以定论。
(五)虢仲令柞伯“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主帅似是柞伯，而以蔡侯佐之为副。朱文以为虢仲，颇具识见。由于鼎铭并未说虢仲就是主帅，无其他铭文实据可凭，不能仅依表象推断，应拿出战争事实诸证。朱文仅凭“铭文言及虢仲柞伯蔡侯三人”，说“虢仲作为主帅也应以所辖(虢国)师旅与柞蔡的兵力协同投入战斗”。但是铭文只字未说虢仲任何战斗情况与实物的战绩、胜利收获，还是难以取信于人。更为主要的是，虢仲开头就讲周公，实是周执政者代王行令，用王室身份甚明。朱文以此推断虢仲封于荥阳东虢，与柞、蔡相近容易会师作为理由。虢仲实在不是、也不能以平等的虢国发号施令令柞伯，这不合理，不能成立。我也肯定主帅确为虢仲，根据铭文已记事实，至少证据有三：一是虢仲令柞伯，只令他率蔡侯“左至于昏邑”，首先柞伯不是全面攻昏主帅，从下令他任务时就已有明确地表示；二是先有“左至昏邑”，必有右至，就是后至昏邑的虢仲，明确皆为虢仲作战部署的具体措施。类似之例可为互证者，还有1986年安康出土史密簋，记“伐南夷肤虎”，有“师俗帅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嫠伯、棘□，周伐长必”。周伐就是围伐，师俗从左，史密从右，合围长必④。证明同于鼎铭“左至”，虢仲后至，就是右至，而等他最后至才下令总攻，所以就是主帅无疑；三是虢仲既是战争决定者，也是前后主持者，柞伯完全听命于他，谁是主帅？无需废词。
(六)最后还有两项要事，朱文未说，不能不阐明：一是铭文只记“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战果之微实为金文战争仅见者。但又不记虢仲博戎情况，鼎为柞伯纪功，限记柞伯。史密簋也只记史密战果，不记师俗，尽管师俗也是第一主帅，战果不应比史密少，而皆同为体裁和字数所限，可为二重互证。二是这次伐昏之战是周王室征伐昏，柞伯与蔡侯只是周分派任务，不仅主帅为虢仲，主力也是王师而由虢仲最后率领右至昏，与左至柞伯蔡侯合围。而柞伯仅获十首二人，充分说明其不是主力，仅为配合而已。主力必为虢仲率领后至周师，但不是虢国之兵，绝不可能单人匹马，而独赴战场博戎，只是带人马多少而已，至少必带一队卫兵，也不能一无所获。但是总的战争安排、主持与具体指挥决战，前后事实明确，铭文无只字交代，而又无其他记载、物证，只能就铭文已记事实反复论证明确，否则就将永成不解疑案。
四、“南国”为西周南畿国土，而与“南夷”对别，不是夷土地
(一)鼎铭“广伐南国”，朱文定为周公，将南国定为周土外诸国，并特设“西周南国之地理范围”一节，论证此一观点，最后结论为“淮水流域皆属南国……所以西周金文将南国与南淮夷相联系”，并引用禹鼎与《诗·大雅》“南国”等，以为证明。首先就是混合南国、南夷为一，不分周土与夷土有敌我之别，导致诸多误解。西周早期淮河流域主要为淮夷，仅北部为周南国，并不存在问题。周公并无南征，更不能将周士“南国”以称异族，后者皆只称为夷，不能称为国，南国表周国土。朱文引禹鼎“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国与夷对别，东国、南国指周国内领土，南夷、东夷则是称以外不服周的异族，本身已是朱文反证。上文已证“用昏无及”是说昏肆无忌惮，而敢伐南国。“广伐”又是贬义词。首先要分清是在周国土内管辖邦国，还是在管辖以外异族之地？淮河流域直至春秋、战国，下游还多属淮夷或南夷之地，叛服无常。由于周日益向东南扩展，驱赶、降服东夷、南夷，占领、统治其地，人民不断融合，成为汉族最早一个来源，亦即最早的中原文明与汉族形成的总过程。
(二)南国是一个地理名称，但包含有政治因素在内。一因政治立场不同，限定所指地区概念与范围、内涵就会完全相反；二因时代不同，也有范围发展、变迁与概念背景差异。南国是周国土，而与周敌族南夷有别，西周金文、文献都有大量证据，朱文也皆举以证南国地理范围。文献多于金文数倍，朱文所举仅为少数。最早为《诗·大雅·嵩高》，“南国是式”，同一篇既称“南国”，又屡称“南邦”、“南土”，确证西周南国就是周土，无法误解为境外何国之地。《常武》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惠此南国”，下文皆记平定不庭的徐方，“……戒我师旅，率彼淮浦……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再次互证南国是周南土，而与南夷之徐方敌我有别。朱文引《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此诗与《大雅·江汉》皆记宣王征服淮夷，文句多同，互接。《江汉》开首“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下一再称“淮夷来求……淮夷来铺”。昭王渡汉征楚未成，至宣王伐淮夷，“江汉之浒，王召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而“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庻定，时靡有争”，成为“南国之纪”。南国就是王国一部分，而被诗人宣扬夸大为“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但周南国确至江汉之浒，所以《四月》诗称“南国之纪”，下紧接“尽瘁以仕，宁莫我有”，说明“南国之纪”设官管理新降服归顺诸南淮夷，而作诗者正仕于此南国，地广事多，需尽瘁才能完成。袁盘、兮甲盘，都记淮夷要交实物赋税，不交即不服，故派将征伐。十八年驹父盨记征收淮夷小大邦服物，皆为宣王。以前淮河流域并非皆属周南国，部分属淮夷或南夷，还常“广伐南国”，多至四见。此鼎为夷王世，余为厉王世或宣王前。而过去对南国、南夷多未查明，混淆不分，产生重大误解。
但西周南国不断发展，将东夷、淮夷驱赶，地区范围皆有变迁。夷地变服属周土，而皆叛服无常，极为纠葛。这也是南国、南夷误混不清的根源所在，必需溯流穷源，讲清其来龙去脉。更为关键的是，朱文将“广伐南国”定为周公，专设“关于周公南征”，予以论定，并说“周公这一事迹是西周金文中首次见到的，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极重要价值”。但是周初金文与文献只有东征，“但周公是否曾南征”，朱文说“在西周文字中虽有涉及，但讲的并不明确，在周文献中似只有《荀子·王制》讲到‘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来迟也’”。按此明为荀子假设之词，根本不是周史，荀子也并非说历史，不能作为证明。周公有无南征，不仅关系周重大史实，也是此鼎铭一个根本问题，能否如朱文所说“金文首见，具有极重要价值”，按我考查，实都没有，或不可能存在。这就必须认真查明，彻底清除两大纠葛。
周以小邦灭大国殷，收为周土。一是殷本土，二是殷东方地区，包括臣服、半臣服、名义臣服，或反复无常，并未臣服，如人方等。周得于殷，比之周本土至少要大数倍。武王伐殷，仅克纣于殷都，其他皆未解决。首先就是殷本土，再则为殷东方之地。《逸周书·作洛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毛父宇于东”，分别称殷与东对别。同篇又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也将三叔之殷与殷东对别，而更将殷东地域、国、族进一步明确。传出洛阳唐寺门的保尊、卣记“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被定为武王与分封五侯，我考证“及”本义象追捕抓人，甲骨文与西周前期金文皆用为动词本义⑤，如果解为连词，首先就是甲骨文及金文前期语法不能允许，而又不说“令”保去做什么，岂能猜谜？更是违反常识。五侯即“太公封于齐兼五侯地”，《汉书·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正是五国，即保尊“殷东国五侯”，如合契符。武王克殷后即有病，两年即死，无再征伐之事。《周本纪》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而告周公……顾瞻有河……洛伊，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就是为此忧虑不寐，而要定都黄河中下游、伊洛河上洛邑，就是为解决殷与其东诸地。周一开国及以后数代，都用全力解决对东国统治。周公只有东征，因巴(蜀)、濮，早就参加武王之八国伐纣，楚也早附于周，不存在任何战争需要，周公南征就只能是“莫须有”。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数千年不明的是否迁都，铭文争论关键的“迁”字，已由大盂鼎“亟囗迁自厥土”佐证，两“迁”字写法用法全同，铁定迁宅于成周，就是为统治以东之东国。何尊确记成王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周公营洛邑，成王初迁成周，就是按武王廷告，为解决再灭殷后周王朝能否持续存在，殷与殷东(合称东国)能否永远作为周东方国土。而其中又有人方(即夷方)，就是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者，既不服殷，也不服周，正是所谓“殷鉴不远”，所以成为西周前期最主要征伐地区，对象就是东夷。直到穆王世的班簋“伐东国厌(奄或偃。或释骨，但无此族、国，似非是)戎”，“三年静东国”。东国是周国土，厌戎则属东夷，还是最大重点战争的对象。东国的东夷，一是被战争征服，归顺受周封爵，为东国属国，春秋还有不少存在。二是拒绝臣周，反抗到底，或先服后反，称为“反夷”，只能用战争，向东驱赶，迫使其不断退到海滨、海岛。如“营丘边莱，莱人夷也……而与(齐)太公争国”，后被齐不断驱逐、分化，部分臣服，部分不服者最后迁于海滨，最后皆为齐灭。后代分别置东莱郡、莱州、蓬莱等郡、州、县，都是因莱族迁居于此得名。小臣逨簋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伐海眉……承王令赐师率征自五隅贝”，正是成王灭殷后征东夷，远至海眉，即海岸。五隅就是海角，亦即《尚书·尧典》的“宅隅夷”，《禹贡》青州“隅夷既略”，为隅夷最早所居诸地区之一。1973-1975年，山东省长岛县王沟村西周至战国墓葬出土一些铜器，一舟底有一甗形徽识，确证为东夷族徽之类，无疑为周或齐多次征伐，被迫由海隅迁入海岛者。三是大量被迫南迁到淮河流域与其河口三角洲上，与淮夷杂居，一同被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西周后期，金文所记战争不见东征与东夷，就是由于东夷南迁淮上，不断加入淮夷、南夷后，被周总称为淮夷。日久族多人众，人口成倍增加，而皆在周南国之外，沃土已为周分封占领，淮夷族多、地狭，生活土地有限，必须向外大量扩展，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成为西周后期成周大患，所以战争只有南夷、淮夷，没有东夷。按下文考证，昏就是迁居淮上成为淮夷，为何要广伐南国？正是同于上述情况。所以详细阐明其源流演变，才能获解。
周初称为“殷东国”，确证自殷，东夷即殷人方，既不服殷，也不服周。周用封建诸侯，分别统治，最大设齐、鲁为东国两大柱梁，齐有莱夷与蒲姑，鲁有奄与淮夷、徐戎，皆被驱逐。还有一些归顺，接受周封，成为周东国属国，最著名的就是“任、宿、须勾、颛臾，封姓也”之四国，“实司太昊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我已考明，宿最早服殷，“司有济之祀”，实为周封。苏钟记宣王巡狩东国，发现宿不服，而伐宿，最为确证。东夷不少反抗，周称为“反夷”或“东反夷”，就是先服后反。周初殷本土外的东方之地皆称东国，东至海，东南至淮，为周统治国土，臣服者封爵，不服或反周则征伐驱逐。总之，东国就是周土，人民原多为东夷，臣服于周后，与周人共处，为周臣民，经周不断融合成为最早汉族的一个源头。但中有反复无常者或“反夷”，成为周前期最大征伐驱逐对象，其多南迁淮河流域变为南夷，而与南国对别。此种情况周初还都未出现，故没有南征，不仅周公。旧皆不考东国、东夷源流，不得不予详证。
(三)最早出现南国与南征是在昭王末期，《竹书纪年》记有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二次，金文明确记“省南国”已知有三篇：一是中方鼎，“维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居”；二是同人同时所作中甗，“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三是静方鼎，“王在宗周，令师中洎静省南国，设居”，师中即中。皆为同时王令，应即昭王十六年伐楚。南国都是指周国土内南部地方，省即巡视，贯行即开路，设居即建王行宫，都只能限于国土，不能在夷地内。1902年岐山出土玉戈，“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出殷南，命厉侯辟，用蛛走百人”，也是巡视国土，但非进行战争。太保如为召公则为康世，如为另一后继承者，就是昭世。所省南国也只能为周国土，不能为夷地甚明。昭王为何要伐楚？并非因楚伐周，主要是楚不贡，就是不臣于周。《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管仲对楚使问为何罪，第一条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证明楚贡于周，直至春秋不变。周原甲骨有四片有楚，其中“今秋楚子来告……”，“其微、楚升燎，师氏受燎”，证明楚参加周会盟祭天，并献了礼。《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仅、王孙牟、燮父、禽父共事康王”，更予确证。至于管仲第二条问罪为“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使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拒不认罪。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西周南国之境至于汉水，楚越汉而北始于楚武王，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不仅周公没有南征，昭王十六年以前南征，全皆乌有，“广伐南国”为周南土，定为周公更属无稽。
(四)虢仲令柞伯伐昏，就是因昏“广伐南国”。南国是在周境内周之诸国，不是境外任何夷族之地。南国与南夷所指地域完全相反，这是首先必须查明分清的，否则敌我不分。西周南国与东国从何处划分？原则上成周以东为东国，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为周南国。《左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唐兰先生已指出陕是郏鄏之误。周灭殷以后，东国就是经营征伐的重要对象，所以由周公主持，这是非常可信的。宗周钟记厉王巡狩，“王谲省文武，觐疆土”，即视察文武开创的疆土，后世巡边之始，从而发现“南国服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证明南国指王畿南部。“巴、濮、楚、邓”，都在成周之南，厉王就是巡宗周与成周南国而至成周，途中发现服子陷处周土，确证南国为周之地，而称“南国”，与下文称“南夷、东夷”相对区别。晋侯苏钟开首就记“王亲谲省东国、南国”，谲省即巡狩，“王步自宗周”，先巡南国，格于成周后，“王馈往东”，再巡东国。南国为宗周至成周王畿南部之地，东国则为自成周以东周地，至为明确⑥。其中有臣服而受周封的夷族之国，如夙夷，巡狩发现不服，故予征伐，可为互证。这里只是举例，不再详说。总之，最早就是以宗周、成周王畿南部，与成周往东的周土，分称南国、东国，与夷相区别。师袁簋“淮夷……弗速(迹)我东国”，明称为“我”，就是周土铁证。至于明公簋“遣三族伐东国”，上文特证周初东国承殷，此簋“伐东国”就是指东国内东夷，来自人方。东国、南国皆作为周国土，虽中可有叛服无常夷族，但仅为国土内部之事，不能改变其为国土性质，或否定与夷对别。所以“广伐南国”只能为昏国伐周之地，绝对不能是周公征伐周之国土，更不能用贬词“广伐”。这是鼎铭根本问题，一反一正就有天渊之别，所以反复辨明。只是南国随军事、政治与时代发展而有不同，本文限谈铭文中的城、国地理问题。朱文引“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南国、东国明为周之国土，而南淮夷、东夷则在其外，不属于周之夷族，朱文已经自提确证，点出就明。
(五)至于经籍记载，朱文举《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是纪”，用以证明南国地理范围，仍混周土与夷地为一。上文已略引《诗》“南国”，不全，现为彻底解疑释惑，必须将先秦记载所能查明者全引，以确考南国皆为周南土，而非属南夷之地。首先，与西周晚期金文同时的《诗》大小雅更清楚。最为明确就是《大雅·嵩高》所记最多，全引于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近(矣)王舅，南土是保。”
“南国”下文又三次换称为“南土”，两称“南邦”，就是周土、周邦铁证，毛传早解“谢，周之南国也”，所以封申伯于此。
二是《常武》互为二重证据：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下文多次称“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徐方来廷，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即迫使徐方臣于周后，凯旋而还。周初“淮夷、徐戎并兴”。原居曲阜郊地故来与鲁争地，一如莱夷与齐争地，战败被驱徙徐地，在淮河北自立为一国，与淮夷地域相接，文化、人民不尽同，故被周称为徐戎。至周穆王时徐复兴称王，再与周争天下。徐在淮河之北，介于东夷与淮夷之间。徐国文化高于淮夷，但徐偃王后为周征服，徐受周封爵称为徐子，多见《左传》。徐为东夷最早用汉字者，造作大量金文，与较早接受周、鲁文化影响不无关系。郑玄于“惠此南国”下笺“以惠淮浦之旁国”，亦即周之属国、属地，否则就不能称惠，“惠”字成为周土决定证据。
西周后金文无南国，以后文献仅见《国语·周语》(上)记西周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败于姜戎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史记》将《国语》全写入《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南国，南阳也。”申、谢皆在南阳，分别见《汉书地理志》与《续志》，正即周之南土。此外《礼记·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此为战国所记大武乐舞表演西周历史剧，三成、四成都是表灭商以后，向南奠定周之南国疆土，包括南土之“巴濮楚邓”，都受周封爵。所以说“南国是疆”，也是战国儒家最晚仍将南国作为周疆土的确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就是周初“南国是疆”时，南至汉水为界，分封姬姓诸国，但都不是使用战争。东国、南国主要为西周所称，周东迁后，皆有多种分化，基本不属周王朝直接统治，所以其名就不再用了。春秋齐、鲁为东方两个最大国，不断兼并周围地区诸多东夷族国家，不断融入华夏族，最后共同形成汉族而为其最早的一个源头。文明求源首先就是要求中国形成的地域与民族之源，地域包括夏之黄河中游武王所称之“中国”，与向南包括淮河流域，形成的中原地区最早文明，由夷夏并立的华夏族与东夷、淮夷共同创造。齐鲁主要向南扩展，包括淮、泗下游诸国、族。《鲁颂·闭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傅斯年最早提出《大东、小东说》，如同西方之称远东、近东。但他限于当时所知，未能利用大量地下出土的殷周甲骨金文资料。殷周甲骨金文中征人方，特别是与西周相始终的多篇金文，涉及征伐东夷、南夷、淮夷、南淮夷，向东与东南多次的发展，而使东方众多夷族迁移，发生地域变迁与地理概念的变化，拙文皆予详证。简括地说，小东就是周灭殷后的殷东国基础，最早分封齐、鲁两大柱梁作为中心，与归顺周的国、族，而形成周初期东国；大东则是后期向东与向南扩大。而《鲁颂·闭宫》明记鲁征服徐方、淮夷，称为“南夷”，《大雅·江汉》，《常武》分别歌颂宣王有“淮夷来铺”，与“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而征服徐方。宣王已荒大东，扩展到淮河下游，而与兮甲盘、驹父盨等铭互证。淮夷小、大邦向周交赋，而服于周，只是叛服无常。包括鲁僖公征服徐方、淮夷，必皆此前又叛，此后也不属鲁，仅为一时而已⑦。但至战国“淮泗之夷散为民户”，早在秦统一前已融为汉族，共同创造最早中原文明，成为汉族的最早一个源头。秦统一以后，江汉流域之楚与江浙流域之吴越融为汉族，故皆远在其后。
以上将西周金文与有关东国、南国记载全予查明落实，就是为确证东国、南国都为周之国土，非夷族之地。过去对南国、南夷的历史与地理发展变迁过程，缺乏由表及里的研究，仅看表面相似。所以就是要溯流穷源，彻底查明真相，斩除有关纠葛。从夷夏并立开始，直至西周，不断扩展东国、南国土地，驱占东夷、淮夷之地，南包淮河流域，形成中原地区(晋文公对楚子问“晋楚构兵遇于中原”，即指黄、淮河中游)文明，东夷、淮夷不断融合为汉族，成为中国文明最早、也是最大形成、扩展中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昏在何地？究为何族？原地何在？迁徙原因？
(一)鼎铭中昏的地望：昏与柞、蔡相近，皆在淮河流域内外
昏未留任何记载与考古遗物，唯一就是与柞、蔡相近，据以考订昏的相对方位、源流。
1.《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毛、柞、祭，周公之胤也”，柞杜注：“燕县西南有柞亭”。《后汉书·郡国志》：“东郡有柞城，古柞国”。《水经·济水注》：濮水“又东经柞亭东注，故柞国也”，扬守敬《水经(济水)注疏》引杜注：“在今延津县庞固社”。乾隆《一统志》：“柞城故城在延津县北三十五里，周为柞国”。《中国历史地图集》州县定位，基本就是依据清《一统志》所记古城方里，将柞标于延津北。最近看到《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刊登《河南延津沙门城址考古收获》，在延津西北榆林乡沙门村东北15公里，发现古代黄河南岸重要渡口，城墙为战国时代，前身或即是柞国，至少与柞相近。这使我追忆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次会议，数次提出应尽可能利用考古定位，如缺才用方志古城。当时受限，今后已有条件利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微宏观考察三结合定位予以重编，以提高科学研究与应用价值。柞国当黄河之南渡口，因黄河摆动有所变动。今胙城县乃金元河道迁徙，州、县治皆改迁，明依记载于其附近所建，非古柞国城。今后按清地志所提勘查柞国故址，可能找到。总之柞国方位基本明确，即在延津北，古黄河南，最早津渡口，南接淮河流域支流。
2.蔡正在淮河流域中游汝水之上，今上蔡前身，一直在此未变。蔡故城仍在上蔡城外，最为明确。昏广伐南国，其必在成周王畿南国之南，亦即在淮河流域中游蔡国以南。上蔡及其北基本为周南国之地，故昏被彻底排除在蔡之北。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扜、晋、应、韩，武之穆也”。应国墓地已在平顶山市发现，应公、应监、应侯皆见于西周金文，为周依用。柞伯簋即出于应墓，柞、应与周关系皆在蔡之上。西周蔡国与周交往第一次见于此鼎。上海博物馆藏蔡侯作姬单媵匜，被定为西周晚期，但是器形介于东西周之间，字体尚待细考。除此外，蔡器时代皆为春秋，说明蔡在西周不显，地位也不重要。蔡为周依用，始见此鼎。而不用既近成周，又早就屡为周用之应，说明蔡近于昏，由柞伯率领，以为其副。昏必去应远而方位不合。以前伯雍父等驻于淮河北的胡、叶以防淮夷，甚近应国。宣王十八年，南诸侯帅师驻蔡，当与此次伐昏蔡起作用有关，改驻蔡以管制淮夷。引证于下，对广伐南国的昏的方位至少可供参考。
4.驹父盨记“南仲邦父命驹父簋(即)南诸侯率(帅)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还至于蔡”，就是为镇抚淮夷，收取服贡。“至于淮夷小大邦，无敢不□，具逆王命”。昏必与蔡近，昏伐南国为淮河流域周土，即成周之南畿。昏就是周南国之外的淮夷，在成周南畿之外、淮河上中游之南，唯一见于此鼎铭，春秋不见，亡于东迁时。现只知至此。
(二)昏原为东夷，后被周征伐，不断南迁淮上，与淮夷共处，成为淮夷
西周前期金文战争皆为征伐东国之东夷，后期基本为淮夷战争取代。东夷何以不见？唯一就是因被周不断东伐，南迁淮上，合于淮夷，地瘠且狭，而国、族日多，人满为患，从而不断与周争夺土地、财物。杜预《春秋释例》卷七[夷地]：“僖十三年，淮夷，东夷”，下注“东夷居淮水者，缺”，就是南迁淮上。按此为《左传》僖十三年“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杜预最早指出此淮夷原是东夷南迁，后居淮水，所说甚是，而未说所据。考《左传》记当时东夷凡八见，淮夷四见，明分为二。淮夷以居于淮河流域得名。东夷原在其北的黄河下游，即周最东部的山东半岛中心地区，东尽海滨，东南达于淮河入海口，以北为东夷长期所住。以南淮河流域，周称为淮夷、南淮夷、南夷，但是民族分布、迁徙疆域并不固定，随军事政治发展以及时间变化而不同，只能大致而言如此。
(三)淮夷与东夷的演变关系，至春秋时期发展的过程
《诗经·小雅·大东》“小东、大东”，《鲁颂·闭宫》“遂荒大东”，东国后发展为小、大东国。春秋鲁僖公时，大东已扩展“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成为海邦的淮夷。而自人方与殷对抗并立，周东国承殷，除一部分受周封爵归顺外，大部分被称为东夷，就是拒绝接受周统治，被周多次征伐，不断驱逐，被迫迁徙，最东至海，南则到淮上，与淮夷合一。杜预称“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指此。《左传》哀十九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杜注：“从越之夷三种，东夷也”。春秋后期，东夷更越淮河南，至江浙海口三角洲吴越之境。《左传》八记东夷，与鲁、齐关系各一次，皆在前期，后期六次，证明曾为楚征服。文五年，“楚公子朱自东夷即陈”，必已属楚。襄元年，“晋降彭城，而归于宋，楚失东夷”。昭四年，楚子(灵王)第一次会盟黄河以南及淮河内外诸侯于申，随即伐吴，淮夷皆列最后，也是第一次附楚。胡渭《禹贡锥指》卷六谓“此皆淮南之夷在扬州之域者”，即已接吴境。次年再会伐吴为其继续，但以东夷列最后，取代淮夷，也是东夷最晚出现的唯一记载，证明二者原来是一。东夷不断南迁于淮河南北，直至长江。杜预注“淮夷，东夷居淮水者”，就是他长期研究《春秋左传》所得结果。过程比较复杂，一言难尽，只能出如此结论。
(四)昏就是东夷，南徙居淮水上，记载与金文互证
《春秋》僖十三年《经》：“公会齐侯(及诸侯)……于碱”，《传》：“夏会于碱，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旧皆依杜注“碱，卫地，东郡濮阳东南有碱城”。按文十一年《经》“(鲁)叔孙得臣败狄于碱”，实为鲁地，今纠其误。与会于此以救杞最合，西周后期杞已迁于东国，此地近杞故。次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杜注“缘陵，杞邑，避淮夷迁都”。或据《管子·大匡》、《霸形》以缘陵为齐地，但与杞都相距不能过远，春秋皆在东国。而远处淮上的淮夷为何要病东国之杞？旧所未解，唯一就是因它原为东夷被迫南迁居淮，地为杞有，即杜注所据。武王灭商，封夏之后于杞，原在淮河流域，今之杞县前身。而史密簋已记杞在东国，《左传》襄十九年也记“杞，夏之余，而即东夷”。昏广伐南国，而与蔡、柞相近，必为南国附近之淮夷，或称南淮夷、南夷，但从不见任何记载，迁居昏邑必晚，国小只有一城。周封诸姬已至汉北，“楚尽有之”，即为楚灭，但昏未为楚并，就是因不在汉北，而在淮河上中游间，处于成周南畿外隙地之故，因地近，当为周并，而比较合乎情理。
(五)昏为何“广伐南国”？原因与目的
昏国小，人、地少而贫，“广伐南国”首先就是为生存需要，夺地，争人、畜、财产。另一原因就是原为东夷而迁居淮上，实被周驱逐至此，正与上述杜预所举相合，怀恨在心，不甘处此，企图报复，故反周。相似之例可以互证的，还有皆为西周晚期两件金文。其一吾鼎：
“王在成周，南淮夷遱及内，伐溟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吾追联于上洛析谷，至于伊班”。
北宋摹本未尽传真，“遱及”，《大系》释为“迁殳”。“遱”明从辵从娄，即《说文》“遱，连遱也”，《集韵》“遱，连遱不绝貌”。即连续行走不断迁徙于内，即周畿内，最后溯淮而上，至伊洛河上游析谷，直攻成周，所以“王令吾追联于上洛”。“追”后一字《大系》释“御”，张亚初《引得》依裘锡圭释“拦”，实皆未识。我考明实“从辵，从丝”，《说文》无，最早收于顾野王《玉篇》，而为日僧空海抄要为《篆隶万象名义》，卷三十三有此字“补幸反”。字僻，北宋字书始收之，《集韵》有此字，“必幸切，行急也”，《类篇》同。(《集韵》另有“从并、从辵之字，“一曰行急”，《类篇》“又必幸切”，认为同字，《字汇补》同，但并不是同字，见空海书“遱”前第二字“彼争反，走散”，可以为联绵字。)“广伐南国”，除扩展领土外，就是为报复被周赶出，南夷反周有些就是与此密切有关。
其二史密簋：
“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合南夷肤虎会杞夷、舟夷、雚(酄)，不(丕)伒(近/进)，广伐东国，齐师、族土、述(遂)人，乃执图(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史密又(右)率族人、斄伯、棘囗，周伐长必，获百人……”
对象为肤虎，就是因其广伐东国，所以周师东征。有些论证将肤虎分为二，连征伐对象都混淆不清，明确是一岂能有二？但是何以又称它为南夷？已刊专文18篇都是谜。为何南夷要广伐东国，所会并不止一国，多至数国。周为何明令东征，却称为南夷？诸文对此都不能回答。已提出各说，多为误解附会。关键就在于不能理解肤虎为原在东国之夷族，而被周征伐南徙，成为南夷。所以广伐东国，除了报复外，就是为返取故地长必。它所会合的杞夷、舟夷，皆在东国。杞尤为明确，而称为夷，就是被其会合，结成为一伙，一同参加的证明。“广伐东国”的齐师、族土、遂人，明称为“东国”，皆为周土属国，而与南夷区别开来，可为确证。师俗、史密率齐师、莱伯等左右包围肤虎的长必，也正在东国，证明它最后确返居故地，也就是它广伐东国的原因、目的所在。但是又被称为南夷，证明它是被周人征伐所驱，逐步南迁。所伐齐师、族土、遂人，当因它的故地多被他们瓜分、占据，故予以报复。唯有如此解释才能完全通读，从而可与此鼎铭“广伐南国”互证。鼎铭“博戎”仅“执讯二夫、获馘十人”，证明昏是小国，已属西周晚期。此时东夷被周多次征伐，大量南迁淮河流域，国多人满，而沃土、要邑早被周分封诸国的王族、亲族占据。昏作为城、国之名，找不到任何有关记载，必因后迁于此，不是它的故土，杂居诸国之中，地狭人众，一是为生存与扩展土地需要，二是对西周报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与史密簋中肤虎被称为南夷，而广伐东国，返居故地，基本一样。昏的故地当在东国，与史密簋“南夷肤虎”“广伐东国”最为相似。
注释：
①王龙正等：《柞伯簋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
②杨树达：《邾有父鬲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七，18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③《考古与文物》专刊《古文字论集》(一)。
④铭文器形照片最早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已发表讨论18篇，收入《近出西周金文集释》，关键问题多未解决，我另详考，不同众说，待发。
⑤黄盛璋：《保卣铭的时代与史实》，《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保卣铭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213页，齐鲁书社，1982年。
⑥黄盛璋：《晋侯苏钟在巡狩制度、西周历法、王年与历史地理研究上指迷与发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
⑦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定域林在泾河上，“堂师地未详”。我最早告吴镇烽此字就是“堂”，他写于《简报》，非袭唐文。但现一般并不认为是“堂”，字既不识，地更不明。《说文》“堂从土，尚声，文堂从尚，京省声”，邑部有籀文加邑，又说为“古文堂字”。铭文此字上从同“京、亭”上部建筑形，用为形旁，下从“止”表基址，与从“土”意同。楚简“堂”下从“立”，见郭店《老子》及上博楚简，多假为“当”或“棠”等。总之，此字就是“堂”。《风俗通》“堂，楚邑，大夫伍尚为之，其后氏焉”。《左传》皆作“棠”，楚堂君伍尚所封即堂溪，后以封夫概，在西平西百里，驻此就是为防御淮夷。域林为许地。“博戎胡”，胡决非北方之胡人，也不可能南下深入至此，而是在郾城西。所有战争地名皆在淮河流域，淮戎就是淮夷，所以昏亦称戎。
⑧详见拙文：《录伯东铜器群与战争地理研究》，《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据《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2版《河南叶县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古城在叶县西南25公里保安镇前古城村及其西北地，初步定为东周，即春秋之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