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社会结构。当前东方文明道路的探讨是对社会转型研究领域的拓宽。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全方位、多层次发生剧变的转型社会特征日益突现出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出发，对社会转型的本质、规律、机制、模式等等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个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
一切学术性分析，首先要对分析对象进行基本概念的界定，准确地加以理解，才有可能把握整个分析的内容。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方法论出发，对社会转型范畴作一个粗浅的分析界定。
社会转型问题本质上是个总体性社会发展问题。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整个社会朝着特定方向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它是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主要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和整体性变革，或者说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系统的整体性变革。〔1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它作为社会发展所借以实现的一种形式，自然应当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之中。
依据社会生产力自身变革过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生产力的性质和状态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社会转型范畴的定义域，从而把社会转型按层次划分为：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四种类型。
如果对社会生产力自身变革过程作系统分析，我们会发现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长过程或所谓“长波”）看，迄今为止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而现在则正处于第三次革命的时代。具体说来，在原始社会的末期，距今5000—6000年发生的农业革命；产生于18世纪初的近代工业革命；以及现在的微电子革命或称信息革命〔2〕。 通常人们也把社会生产力的这一发展看作是生产力大体经历的三个历史形态，即手工生产、大机器生产和自动化生产。显然农业革命以手工生产为基础，工业革命则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信息革命以自动化生产为基础。与生产力的这一历史发展相联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也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当代新技术革命所预示的新的未来文明。生产力每经历一个历史形态或长过程，就必然伴随着一个文明的转型。具体说来乃是从人类获取“天然产品”的野蛮时代向手工生产的农业文明的转型，近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的转型，以及现在西方发达社会初露倪端的从工业文明向自动化生产的所谓“后工业文明”（即信息文明）的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的“长波”发展导致的文明转型，标志着社会有机系统整体性的进步。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不同，文化是文明的构成要素，它是社会群体或个体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或手段。而文明则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组织形式，是文化中进步、积极、合理成分的总和，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表现了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再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各成员和各组织之间的总体联系。因此，文明转型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表现了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有机系统的总体历史特性的演变，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或社会结构系统的总体性变革过程。它更侧重于表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过程，通过文明转型的形式，人类各个存在系统在碰撞、交汇和融合过程中所实现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我们既可以从长过程来分析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变革，分析它的不同历史形态，又可以将某一长过程划分为若干个小过程、小阶段，来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历史性质。在生产力系统中，生产工具则是诸多要素中表现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尺度。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生产工具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标志着人类生产能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同时制约着物质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方式的进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中最主要的部分， 劳动资料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是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重要基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
社会形态是标志人类社会不同质态的范畴，用来表征社会有机系统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存在。每一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存在，是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工具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改变了社会产品的总剩余和总分配的形式，从而导致了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总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的根本改变。于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就是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它同时又表现为一个质变和量变交替进行的过程。质态的更替显然是一个形态转型的过程，它自然是社会转型的一种类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的笔记中，对社会形态的演化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6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7 〕马克思以农业公社为例考察了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化过程。他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8〕马克思强调“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 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9 〕而各种形式依次取代的原因乃是“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10〕可见，马克思阐明了从原始公社这一原生形态，经过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这一历史链条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集中阐述：“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11〕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形态的质态更替，事实上是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结构的变革，亦即社会生活制度的变革。社会生活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它是社会有机系统内部各个层次上的全部社会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它的变革乃是在破坏旧的社会制度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制度的转型。
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这就要求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稳定的秩序和结构，而这一秩序和结构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具体体现为通过社会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制度体系。在生产技术，经济、政治，以及精神等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它的核心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领域的社会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作为这种交往关系制度化之产物的经济制度，也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基础。由此可见，社会制度的转型显然要围绕这个基础即经济制度而展开。
社会形态的更替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形态的转型必须通过社会制度的转型（指社会制度体系，尤其是根本的经济制度）来实现。制度转型更集中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间断性、飞跃性的特征。
为保证社会有机系统的存在和发展，社会要形成统一的规范，即制度化了的一整套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规范或叫社会生活制度，以便对社会有机体进行系统的调节和控制，我们通常把体现制度要求的、具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和运行方式以及调节机制的有机组合叫做社会体制。〔12〕制度与体制相比，更具有稳定性，而体制相对说来，则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体制是制度目标实现的具体方式，它受制度目标、性质的制约，同时也受其他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应该说体制的效率和达到目标的程度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意义最大的、影响更深远的转型是文明的转型。文明转型最终必将引起形态、制度和体制的转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深刻地论述过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明转型，在这次文明转型中，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同时，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各种结构要素、运行和调节方式的变革。当然，在一种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也通常会发生形态和制度的转型。整个农业文明时代，就发生过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形态和制度的转型。
从我们上述对社会转型定义域、类型的分析来看，由于社会转型范畴内涵与外延方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很难给社会转型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
然而，由于将社会转型范畴隶属于社会发展范畴，因而我们可以从四种社会转型的类型中找到更为基础、更具本质特性的东西。从语义学上说，转型一词中，“转”字按汉语辞典的解释是转动、变动、改换方向或情势，强调的是运动、变化、转化。“型”字一般指铸造器物用的模子，或是形成一种样式、方式，强调的是运动、变化、转化要达到的目标和状态。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指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状态和特殊的过程。这里所描述的状态和过程之所以称之为特殊，关键在于社会转型是指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出现新的质向要求中，人类实践的活动方式或处于社会深层的社会结构系统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相应变革。社会转型无论通过怎样的变革方式、途径和手段（如革命式的、改良式的、渐进式的、突变式的等等）都要通过这一特殊过程实现从旧的活动方式（或者说旧的社会结构系统）向新的活动方式（或社会结构系统）的目标转换。
如前所述，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内的社会转型，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特殊状态，它是发展所借以实现的不可避免的形式和环节，它既表现了发展的间断性，又表现了发展的连续性，是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社会转型的多种类型提供了转型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显然，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对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题研究，为从哲学角度的综合概括和整体反思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而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哲学反思，也将为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题研究提供哲学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扎实的哲学基础。
严格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透露出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鲜明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关于从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演进的社会转型的历史链条的思想，以及他分析了不同于典型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历史发展特点的东方社会，既从发生学上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与特点，又从未来学上分析了东方（尤其是保存完整的农村公社）的俄国跳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各种可能性和复杂性等等，都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研究范例和方法论的指导，成为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入挖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社会转型的思想，同样是建立社会转型理论不容忽视的更为基础性的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学说即有关社会形态转型和社会制度转型的问题极为关注，投放的研究力量比较大。许多研究成果一再经历着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对于今天的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依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的理论价值依然是巨大的。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曾一度出现过两种偏颇。一是单一的社会形态图式，即所谓“五阶段论”，认为任何社会无一例外地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大阶段。另一种偏颇就是“所有制决定论”，即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重大的矛盾，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发展与停滞等等，都可以也必须用不同的所有制来说明。这种对问题理解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都与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有关论断有关。
前面在分析文明转型时，已经指出文明不同于社会形态，它更侧重于表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所表现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间断性。文明并不仅仅指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它的内涵要比这广阔得多。同理，文明更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文明是与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可以跳越某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却无法跨越文明发展的逻辑阶段，也即无法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态。用文明来区分和比较不同民族的社会实体，可以超越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分析的某种局限。
我国学术界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出发，对东方文明道路的探讨，以及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关注，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都以不同侧面触及到社会形态理论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可以相信，从这一问题切入，将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空间。
与对文明转型问题的关注同步发展的是对体制转型问题的不断升温。对体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区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开始的。战后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经济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相适应，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比如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前苏联型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外，各国也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等尝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最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广大的挣脱殖民枷锁的不发达国家也纷纷尝试着既不是完全由市场支配，又不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模式。
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方式，不仅包含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的内容，更突出的乃是经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以及更深层次的结构要素的重组。对经济体制的研究，自然拓展到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诸领域，于是，体制研究和体制转型问题就与改革实践形影不离，不断受到人们的青睐。体制的运作关键取决于构成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内在联系。因此，体制转型中人们特别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个别社会学研究者强调社会结构是体制转型的主体，却是值得商榷的。从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来看，推动文明整体演进和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人作为实践主体应照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要求，对原有社会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正鲜明地表现了人参与历史活动的历史主动性。显然，处于社会深层、不易变动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演化创新是体制转型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在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体制转型最终将引导着制度、形态与文明转型的整体展开，其机制也许就在这里。
如何把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体制转型统一在社会转型的范畴之内，即深刻地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分析它们在社会转型的具体运作中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揭示社会转型范畴的本质规定性，澄清人们在使用社会转型概念上的混乱，关注社会转型问题的一般理论建设，正是历史和现实的呼唤。
注释：
〔1〕参见张雄《重视历史转折论研究》，《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第22页。
〔2〕参见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第332—3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432、450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6、4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444页。
〔12〕参见宋源、龚金国著《比较经济体制》，学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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