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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6-0011-02
狭邪小说是以妓院梨园为表现空间、以士绅妓优为表现对象的晚清章回小说。自它产生之日起，便有各种各样的阐释，而阐释者的结论无不深受其“前理解”的制约，其中凸现着阐释主体的价值立场、审美情趣以及知识结构等。
鲁迅是狭邪小说的命名者，也是最早从文学沿革角度阐释它的人。身为文学史家，鲁迅强调狭邪小说与《红楼梦》的传承关系，认为狭邪小说只是将表现对象由“佳人”而“倡优”，表现空间由“大观园”而“北里”，满足读者求新求变的心理。这里，已透出了鲁迅的“前理解”对其阐释的影响：一方面，写“史”的需要已预设了其思维方式将以历时的角度考察对象，着力于对象的传承关系，因为鲁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使他阐释狭邪小说时，能一眼看准其渊源；另一方面，1920年前后的鲁迅，其价值观的主要内蕴是进化论，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价值天平向新文学倾斜，对传统文学持否定态度，这决定了其阐释不可能给狭邪小说较高的定位（“狭邪”本身便微含贬意）。事实上，即使从史的角度判断之，狭邪小说也有自我的独特价值——它将小说的表现对象由繁琐的家庭故事改为特殊的社会故事，将展现感情为主的清代人情小说转变为展现士人生活为主，便已确定了自身的历史地位。至于满足读者“求新求变”的心理，则正符合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游国恩、刘大杰为代表的批评家，对狭邪小说有了新的阐释。作为经历了50年代以来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其前理解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阶级意识。这成为他们评价、阐释文本的主要立场，自我深厚的文学素养及审美兴趣，都被阐释主体强行压抑下去了，因而游国恩等先生认为“《品花宝鉴》……写出了乾隆以来北京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的狎优生活”。《花月痕》“通过韦、韩两人绝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凉哀怨的没落阶级的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的向往”。刘大杰认为：“通过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出当时城市有产者腐朽的生活状态和妓女艺人的悲苦命运。”二元对立的阶级意识制约着阐释者的思维，社会禁忌的存在成为阐释者选择前理解内蕴的标准，经过自我筛选，“前理解”中与时代主流一致的内蕴凸现了出来。因而阐释者只见文本反映的阶级内蕴，而不顾《品花宝鉴》写出京都复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愿（不敢）深究《花月痕》深刻的精神内蕴。对其他文本，更是熟视无睹，根本未纳入阐释视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狭邪小说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这批学者的前理解的内蕴显然比上一代复杂，因而对狭邪小说的阐释也各有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仍没有质的突破，继续采用政治视角，只不过增加些道德审判的味道。如张俊先生认为《品花宝鉴》“格调低下，表现了作者的低级趣味”。王杏根先生认为《青楼梦》“反映了作者的没落情绪与腐朽人生观”，“掩盖了妓女在封建阶级凌辱下的悲惨命运，粉饰了封建社会，美化了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政治视角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色彩，道德判断导致感情因素的过多参与，往往使阐释失去客观的标准；虽然也能捕捉住文本社会层面的某些内蕴，却与文本的本质内蕴失之交臂。一类是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回到文学本体，充分展示小说内蕴，得出自己的阐释。如关爱和先生认为：“言妓小说生当天崩地坼的封建末世，它一方面不忘道德救世、整饰风俗的责任，另一方面则要宣泄人生失意的牢愁，夸示狎妓纵酒的风流。道德感、末路惆怅和享受情绪交织在言妓小说中，使它在以巨大热情编织婚姻、家庭生活之外的情爱理想的同时，并不掩饰情意绵绵的人欲躁动，在对青楼风尘、狭邪游人性爱追逐的描写中，又保持着不涉淫亵的优雅风度。”[1](P610)此阐释较全面地概括出狭邪小说的意义，稳健的态度使其结论有着令人信服的力量，其价值观显现在对文本的尊重上。让文本内容来证明自身的价值，也许比匆忙作出政治或道德的评判更稳妥。章培恒等人认为此类小说“虽然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些特点，但大多是潦倒文人顾影自怜的幻想”。抓住文人心态的一个方面来揭示文本内蕴，颇有启发性，可惜未能深入。仅此也能看出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其前理解的影响，初步显现出人文主义价值观。
通过对狭邪小说阐释史的简略勾勒，我们已能感觉到“前理解”对于文学阐释有很大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有超前的理解，就有误解。”“前理解”的重要价值在于找到了理解作品之前的理解的桥梁，确立了阐释者与文本联系的中介因素。“桥梁”的存在往往诱导思维的趋向，进而影响理解和阐释。因此，在文学阐释中，必须注意对“前理解”进行清醒的反思。一般认为，前理解包括前拥有、前观念和前假设。前拥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学阐释时，不是阐释者占有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历史文化传统占有阐释者，并限定阐释者进行阐释的范围和目标。它具体表现为阐释者在阐释作品前已经有的方式方法，如游先生那一代阐释者的阶级分析法。阐释者对此虽无力改变之，却可以谨慎运用之。即在阐释时，把握住此视角下的内蕴在整个文本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以便作出合理的阐释。前观念是指阐释作品前就有了的一种确定的观点。如阐释者一听到“妓女”这个词，脑中马上浮起的荒淫无耻、低级趣味、腐败堕落等观念，即是阐释者的前观念，它会误导阐释的方向，制约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对它进行反思，即是将此前观念的内蕴与文本中的内蕴加以对比，判断二者是否相符，这样才能使阐释与文本契合。前假设与前两者有联系，但更为细致具体。如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社会剖析派，其价值观——注重社会分析，力求通过文本反映出社会的本质等，往往成为阐释者的前假设，对侧重于士人生活的狭邪小说，人们也非要从中剖析出重大的社会价值，而忽略其文化价值、审美特性。对它的反思，主要是阐释者应对前假设与文本的关系进行评估，看前假设的内蕴是否覆盖住文本，是否涵盖了文本的主要内蕴。鉴于此，阐释者在进入阐释前，就必须对“前理解”进行反思，以便建立一个合理的“前理解”系统。
建立合理的“前理解”系统只是进入阐释的前提，一旦进行阐释，还应确立以阐释对象为本的原则。阐释对象包括作者和文本。文学是人学，人类精神的共同性，使阐释者和作者有了沟通的可能。虽然阐释学反对以作者为中心，但阐释活动不应该忽略作者的存在。因此，我认为以阐释对象为本，首先意味着阐释者将自我的前理解与作者的创作动机（作者想赋予文本的意义）结合起来，从而找出文本的表层意蕴。其次，调动“前理解”中所有与文本有关的信息，反复研读，争取找到文本中有而作者却可能意识不到的深层内蕴。在这个过程中，“前理解”的内蕴成为激活对象潜在意义的鼠标，一经点击，相关的信息便会展现出来，思维也会更加活跃，从而帮助阐释者得出更合对象本质的意义。如对狭邪小说的阐释，阐释者“前理解”中有文学作品能泄愤、劝戒的知识，结合文本序、跋，便可知其表层意蕴——“过来人”现身说法，以劝戒后来者；或借妓院消磨时光，以泄胸中郁闷。但是，文本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若充分调动“前理解”中有关“士”文化的内蕴，结合中国历史上士与妓的关系，则可以发现更深层的意义。由于狭邪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均以士人为主，因此它真实地反映了晚清士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生命存在总要有所寄托，不能在庙堂之上施展抱负，又不愿流落江湖飘泊一生，近代都市便成了这批士人的栖息地。于是，妓院里叫局借宿、梨园里捧角吊膀、酒楼上呼朋引伴、公园间徘徊流连便成为其生存的最合理状态。
最后，从阐释效果的追求方面看，阐释者要使其结论更切近文本实际，还应追求阐释的相对客观性，以制约“前理解”。解释本身就是趋向于形而上的行为，“前理解”也蕴含有主观性，这些都会影响阐释结果向对象本质的接近。因此，在阐释过程中，不要固执地和非批判地服从于自己的“前理解”，而是公开或隐蔽地质疑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清晰的知识，人对自身的理解都绝不会封闭，反而会使新的东西不断展示出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解释才会获得客观性。”[3](P252)也就是说，作为阐释主体，需要“前理解”而不是屈从之，反而应该通过对“前理解”的反复怀疑以保持自我思维的开放性，以便多维度考察阐释对象，得出符合文本丰富内蕴的解释，即相对客观的解释。
显然，“前理解”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将已有的知识储备与阐释对象结合起来，从而得出属于自己的阐释；又往往因其某些内蕴的膨胀而使阐释主体失去阐释的自由空间，误导思维的趋向和阐释的目标，从而得出偏颇的，甚或错误的结论。惟其如此，我们对“前理解”才应采取冷静的反思态度，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前理解”。
收稿日期：200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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