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伦理对话——特里尔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伦理论文,研讨会论文,特里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里尔是德国西南边陲的一座景色秀美的古城，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同特里尔大学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当代伦理研究中心，于1998年10月10日至23日在这里举办了第二届“中西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我们社会的伦理基础”。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新加坡、波兰的3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这届研讨会。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又呈现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伦理正在深深介入社会发展，关涉社会体制的改善、人的发展与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它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因此，增进中西伦理对话，具有重要意义。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K.波尔教授致词指出：当今东西方都面对突显的伦理课题，如高科技发展提出的新伦理问题、人权、社会的道德基础、伦理传统回应现代挑战等等，欧洲中心的普遍主义已不能成立，就中西伦理展开跨文化对话，以求相互理解与学习，正是本次研讨会的宗旨。阿登纳基金会地区国际合作部主任J.蔡辛先生致词说，当今时代经历重大变迁、面对各种挑战，全球化不是文明冲突，而应贯穿不同文化的对话，互补互益，各自深化探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伦理课题。特里尔大学校长R.海蒂教授致热诚欢迎与会学者的贺词，期望研讨会促进中西伦理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会上，各国、各地区的学者宣读了20篇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与跨文化对话、中西的社会伦理及一些伦理专题的比较研究。东西方学者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虽有不同见解的争论，气氛却是融和的，体现了“对话”精神。闭幕时特里尔大学当代伦理研究中心主任W.缪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筠泉教授、阿登纳基金会东亚处处长T.阿维先生都认为研讨会开得成功，表明求同存异的对话才能促成不同伦理文化传统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并且深化各自的伦理研究。会议的研讨内容，可概述为以下三方面。
（一）跨文化背景中的伦理
由于国情、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它们分别深刻地影响各自的社会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东西方伦理文化的交往正在增进、且有冲撞，又都面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多元性的伦理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联？怎样在跨文化交往中促进中西伦理思想的发展？围绕这个相当复杂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就以下三个要点论述了自己的见解。
中西伦理文化的合理交往。M.勃吕克（德国）认为：现代世界范围的交往体系的目的与手段使不同价值体系以很不协调的方式进行交往，造成不彤文化与价值体系的纷乱碰撞。应当确认当今世界多元伦理文化的现实，不同社会的人是他们自身经济、文化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各有认知实在、意识价值的真理与语言作为其伦理的基础，瑚有椅成伦理的社会母体与政治含义。非正义的国际社会经济结构不能继续维系，不能只以一种伦理模式唱主角。跨文化交往的“元叙事”即基本交往规则，应是认知不同文化中价值基础的多样性，展示跨文化价值创造中认异与认同的辩证法。张汝伦（中国）论述中西伦理对话的条件与可能性：对话不应是一方只讲不听的独白，不应是互不聆听的聋子对白，也不应是只撷取对方一些资料作为自身伦理思想的注脚。中西伦理各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作为哲学根据，因而有不可通约性方面。但两者又有共同的伦理主题、相似经验，由于面对经济、技术、生态等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又要共同承担道德责任，因而又有对话的基础。真正的对话应是平等的，相互吸取合理的思想成份，并且以共同道德标准作为相互共存的条件。为达到某些建设性的道德共识，既要克服道德相对主义，更要避免独尊自身文化为普遍文化的伪普遍主义。陈瑶华（中国台湾）认为：中西伦理比较研究是中西文化互为沟通、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只是以中释西或以西释中都不合适。合理的比较研究不仅要反思两者的相似处，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两者在道德原则、价值、德性等方面的差异，这样更能深化中西伦理的自身理解。因此要对中西伦理的论题作全面、切实的研究，考察双方互为影响的内在作用，并且体现平等、开放、宽容的精神。
全球伦理与中国有关伦理资源问题。G.保尔（德国）认为：全球伦理就是指人类各种文化传统中存在的普遍真实的伦理准则，如孔子所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东西方各种传统文化中均有相似表述的“黄金规划”。普遍的人性、理性与逻辑思维法则是全球伦理成立的哲学根据。当代全球伦理可被理解为普遍人性原则、基本人权概念、人的尊严与自由。他还论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蕴含不少全球伦理的普遍准则，如荀子讲君子遵“道”就类似康德的“道德自律”普遍法则。H.鲁伊兹（德国）也认为中西传统伦理中都有共同的关于人的权利与责任的普遍性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就类似西方的自然权利论，强调人的不可异化、失落的尊严。勃吕克则认为：全球伦理的论辩产生于当今世界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参与研究。然而，不能以全球伦理抹煞多元伦理基础的现实，不同文化传统对“黄金规则”也自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世界伦理不是书中一些共同条文，而是多元伦理文化交往的态度与规则，这种规则是在平等、公正的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共识。
文化传统与多样的现代性。杜维明（美国）论述“儒家的”东亚崛起的涵义：西方的现代化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即实现18世纪的“启蒙设计”，它造就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物质性进步，但这产生剥削、征服、霸权、奴役、贪婪、唯我主义、消费主义等破坏“启蒙设计”的负面后果，所谓“市民社会”忽视社群、家庭、博爱等价值，康德的“目的王国”只论述一种哲学想象的乌托邦。100多年来东亚一些国家、 地区为实现现代化曾向西方学习科技、经济、政治，但没有“全盘西化”、向西方“同质化”，而是综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开创了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现代性模式。其特点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指导；伦理规范造就有凝聚力的社会秩序；家庭的核心价值与人际互惠原则；东亚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在于家庭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互为作用；注重教育包括伦理教育以积累“社会资本”；注重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包括政治领导者的德性。东亚现代性的成功实现表明，根据不同文化传统、采取不同文化形式，可有多种样态的现代化，“亚洲价值”与“启蒙价值”都有可普遍化为现代价值的意义。全球化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种族、语言等多重差异乃至冲突，但“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假说，展开全球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是建立和平世界秩序的先决条件。
（二）社会的伦理基础
伦理作为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对于建立与改善社会体制、确立社会道德秩序、培植公民道德人格，都有“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和西方的社会制度、基本伦理价值体系明显有别，但中国处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则面对诸多社会问题与道德危机，双方分别探讨伦理价值的变迁与调整，会上中西学者各自有所论述。新加坡学者论述本国的政治伦理与政治体制的创新，也有现实意义。
陈筠泉、张友云（中国）论述当今中国价值观念的变化与伦理道德建设：随着改革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有积极的进步，但也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正当经济行为等负面现象，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中“义利之辨”的合理思想，确立结合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婚姻家庭道德建设。中国的伦理学界需研究相互连接的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信仰伦理”、作为社会交往原则的制度性“规范伦理”及个人心性修养的“美德伦理”。其中，形成、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生活伦理与制度性道德体系尤为重要，以利消除腐败等弊病。姚介厚（中国）论述中国的现代化体现发展观的创新，旨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核心内容的社会伦理，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具有重要功用：体制伦理为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伦理的基础与辩护，为确立和谐、稳定的社会道德秩序提供价值导向，关涉科技、环境与生命的一些应用伦理保障、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国社会伦理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结合，传统与现代性会通，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中的合理内容作为借鉴。黄育馥（中国）论述中国的道德建设注重探究个人自幼年至成年中以“他律”至“自律”的道德发展规律，指出家庭、学校、青少年组织、大众媒体是影响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道德教育则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内涵。她还认为，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伦理学家们需探究一些有关新课题，如道德教育的现代化，道德发展与智力发展的平衡和谐，如何教育“小皇帝”（独生子女）等等。
N.勃利思孔（德国）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伦理在西方传统伦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可作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它在世俗化中同自由价值、功利主义的目的可以和谐一致。G.高勒（德国）论述：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政治原则是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无可置疑、稳定不变，但它们的体制化实现形式在西方各国有所不同，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将社会层面引入资本主义市场，而90年代以来德国与西方围绕西方基本价值的实现形式有较多研讨与争论。讨论的实际问题有：欧陆移民潮引发的什么样的居民才享有公民权问题，福利国家的原则，个人利益与社群利益的冲突，公民的权利与社会责任，原东德与西德公民的不同价值观念。理论的争论则围绕“共同价值整合的必要性”而展开，表现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1.德性与利益的关系，涉及个体价值与社群价值的平衡问题；2.普遍主义与多元论的背景主义的对立，涉及西方基本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经验的关系；3.西方基本价值如何在宪政中实现社会的整合。以上争论表明，西方国家很难向外界只宣传一种特定的西方价值模式。M.华路斯（德国）就个体自律与德性的对立问题论述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各执一端的争论，认为双方都有片面性，因为自律正是通过德性实现的。
徐本钦（新加坡）论述本国的政治伦理与政治体制，认为新加坡所以能较大程度地避免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实现宪政革新，建立了一种有较高透明度、能防止权力滥用的政治体制与法制。其要义有三点：1.确树政治伦理的4种核心价值， 即社会高于自我，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共识解决主要问题，强调种族、宗教的宽容与和谐。遴选的政治领导人的品格皆应体现上述价值；2.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包括设立有关机构，颁布法令，并以各种方式将案例向社会公布；3.宪政革新，增强政治机构的民意代表性与透明度。在民主选举自然形成无反对党的情况下，改革议会、政府与总统的权力结构，形成较强的内外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机制，有效防止滥用权力与腐败。新加坡没有追随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结合伦理的自我制约与法律的外在制约，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
（三）中西伦理的专题比较研究
伦理广泛涉景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会上，一些学者就某些应用性的专门问题作中西伦理的比较研究，这也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对话”方式。从中还可见，一些西方学者注重对中国伦理的一些课题作微观的实证研究。
R.麦特逊（美国）论述中西家庭的道德结构以及它们在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作用：西方固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家庭只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有别于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社会”，而是个体的联合，家庭婚姻只表现为承担爱与忠诚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家庭则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其道德结构也是社会体制的范型，它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结合市场经济、有限的政府与最大的个体自由，但也造成公共生活与私人家庭生活关系紧张的“合法化危机”。中国的革命没有根本改变儒家传统形式的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当今的改革不同于自由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以“小康”疽庭为基础的相对善的社会。但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中国的家庭也出现新的情况与问题，如增强竞争与个体自立意识，离婚率增高，独生子女，老年化等；由于子女分居，则形成基于亲属关系的华裔“网络式”家庭群，这对中国及东亚的经济发展兼有正负面影响，既有利于资本流动，也会导致腐败或“裙带式资本主义”。西方过度的自由主义、个体主义会导致枯萎灵魂的道德危机，儒家伦理也有消极方面，因此中国与西方都要结合社会生活实践，来反思、改造各自的传统伦理。
白里浩（中国香港）论述中西的伦理教育：中西的道德教育都同政治经济条件、伦理传统紧密相关，都以实现道德自律作为教育目标，儒家传统以“君子”为教育理想，欧洲传统以有道德修养的“爱智者”为教育理想，这也是相似的。两者的差异在于强调社群价值还是个体价值，西方的宗教对道德教育深有影响，中国的家庭伦理则起有重要作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依然固有共同的传统伦理价值，如爱国主义、厚德载物、孝、诚、信等。白里浩还考察了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政治经济及伦理教育的变迁历史，指出当今香港回归中国后，伦理教育内容注重政治协商的民主精神，反腐败，学习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伦理价值。他还认为，中国与西方都面对科技发展、社会变迁及全球化的现实，为适应新的情势，都要研究建树新的道德教育观。
林立（台湾省）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念以自由个体主义为伦理基础，中国先秦儒家的孔孟之道虽有人道主义，但汉武帝后儒学被扭曲并同法家思想揉合，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因此近代西方人权观念难以输入中国。本世纪初晚清要立宪，沈家本起草了法律，备受守旧大臣抵制，失败告吹，就是一个实例。
F.马丁（中国香港）论述：传播媒介（包括广告、新闻、出版等）对一个社会而言就像生态系统中的洪水那样重要，传播媒介总依赖一定的文化背景，因而研究传播媒介伦理对中国和西方都很必要。由于中、西的经济政治结构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差异，双方的传播媒介构成及其基本价值导向也有区别。中国随着发展市场经济以及人口结构变异拉动需求的增扩，类似西方的广告、市场信息载体等媒体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增强，因而加强了人们的关于消费者权利的传播伦理意识。西方的新闻与媒体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言论自由、知情权、保护个人隐私和人的平等；中国也确认言论自由，而新闻与媒体伦理更重视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与社会稳定。中国的传播伦理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面对几种需妥善处理的关系：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涉及新闻事业中渗入市场经济因素问题；出版自由与维护公共秩序。马丁还具体分析了美国新闻界关于克林顿总统绯闻的大量报道，认为其中一些做法违背了美国专业记者伦理准则学会制定的许多伦理原则，美国新闻实践并不体现可供仿效的“国际标准”。
D.道林（德国）论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80年代以来研究生命伦理与医学伦理的情况：中国面对社会转型、工业化与高科技全球化的形势，生命伦理与医学伦理的研究与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有3 种研究类型：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并力图与国臼研讨接轨的类型，在台湾省较为明显；中国大陆注重“实践智慧”类型的研究，即对生命与医学伦理各专题及卫生资源分配作多学科、多层面研究，提出供决策部门参考的实际指导原则、战略、政策与措施。中国香港则在开放一种“连接性”的研究类型，旨在中和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古典自由主义与儒家或社群主义的伦理。中国生命与医学伦理研究中争论的主要课题有6个， 即安乐死，辅助生殖技术（淑人工授精、性别选择、克隆人等），生育健康，艾滋病，器官移植中的捐献与购买问题，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有关研究自有不同于欧洲、北美研究的特色，它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对制定与实施人口政策、医疗保健政策，都起有良好的文化作用。但中国的有关研究与教育同西方相比，尚缺乏深层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建构，对应用生物基因知识等高科技中的伦理问题也还关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