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及其教训 *
罗会钧，许名健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一种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印度无疑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内“求变”的政治趋势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传入印度提供了契机。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左翼力量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但由于过度依靠外部力量、忽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印度国情缺乏深刻认知以及印共内部缺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不断受阻。
关键词： 印度； 马克思主义； 民族解放运动； 印度共产党； 共产国际
印度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资料显示，当前学者热衷于从政党政治的视角对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等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1964年印度共产党分裂之前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关注较少。事实上，20世纪前半叶是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传播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新选择进入印度民众视野。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传播契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了统一的组织与行动纲领，在与国大党的联合和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不断探索中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政治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印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的传播，既是对当今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回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
一、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契机
一种思想要跨越地域传播既取决于思想本身的张力，也取决于具体地域的特点以及二者的契合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印度，它是印度人民在殖民统治的背景下，结合印度国内实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寻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尝试。
(一)马克思主义与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相契合
从1757年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到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长达190年。在此期间，印度反殖民统治情绪不断高涨，民族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各个阶级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殖民统治运动，如早期的反英起义、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19世纪后半期的工农运动等。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英国通过外贸手段、税收政策等加强对印度的剥削与控制，激起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农民的不断反抗。1905年，印度掀起了“反对分割孟加拉”民族革命运动。这场由多个阶级共同参与、以抵制英货为斗争形式、旨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同样遭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随着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工农运动和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使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高潮。当时，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获得了印度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是面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威胁，不合作运动被迫中途停止。这次失败使聚集在一起的反殖民主义力量重新分崩离析，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陷入低谷。[1]491
马克思在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对印度具有“破坏”与“重建”双重使命。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马克思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就印度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印度起义》《印度问题》《印度起义现状》等，揭露了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事实，分析了印度起义失败的原因，并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支持。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进一步分析了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作用，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两份草稿中均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马克思在初稿中提到：“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2]581马克思在三稿中再次提到：“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2]584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印度政治活动的主流，马克思的主张基本符合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要求。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印度传播的重要契机。
(二)马克思主义满足印度“求变”的政治要求
“求变”是近代印度的基本政治诉求。印度各个阶层围绕“求变”进行过多次探索：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点燃了印度复兴的火炬，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代表的政治运动宣传了民族主义思想，以资产阶级为主、自由派地主以及社会上中层组成的国大党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组织。随着甘地登上印度政治舞台，他的不合作运动把印度农村广大农民和少数西洋化知识份子联合起来，使印度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正式成为民族主义的代表组织。但是，早期国大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正式宣布代表哪个社会阶层，在诸多具体问题上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使印度部分有志之士感到困惑。对于拥有救国信仰和行动决心、反对传统原则的印度青年而言，爱尔兰独立运动等模式并不切合印度实际。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还具有科学、系统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例如，20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左翼力量主导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看到了工农运动的力量，希望从社会主义思潮中寻求解救印度的方案，并奉行费边派社会主义和半甘地主义半社会主义。1920年以后，在印度国内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相继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全新的理论进入印度的政治舞台，它是甘地主义以外的另一条道路，是印度有志青年“求变”的另一种选择。
(三)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
在类比推理中，始源S和目标T是两个具有特定结构的概念体系。用概念网络，可以将两个系统细致地描述出来。这个过程也是知识表达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早期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形式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君子以仁为核心理念，而卢世对杜诗“非诗也，是乃仁者也”的评价，包括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所作《杜少陵诗序》内沿袭宋人所说：“少陵诗，诗中六经也。 以诗诣言，所谓集大成也。”[15]267 实际上也就是与王嗣奭相类似，出发于欲将杜诗剥离出诗文集部而纳入圣贤经典的思想理念，将杜甫与孔孟一道塑造成为圣人典范。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1925年12月，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北方邦的康普尔市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年，印度康浦尔的一个报纸编辑萨提亚·帕格达(Satya Bhakta)宣布要建立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在得到当局允许后，印度共产主义者于12月26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议，具有合法性的印度共产党(简称“印共”)正式成立。此后，印共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由于对印度国情以及路线与战略的认识不同，印共内部先后发生了三次分裂。虽然印共内部出现长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共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争论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印共(马)拥有党员98万人，是印度最大的左翼党，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共产党”[6]。印共(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提出了“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并且在西孟加拉州、喀拉拉邦以及特里普拉邦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执政实践。
首先，印度的马克思主义最早是通过在海外的力量传入其国内的。印度海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开始主要集中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印度学生尤为活跃。[9]67—81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成为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的聚集地。[10]63—76罗易于1920年在塔什干创立了印度侨民共产党，并秘密将《过渡中的印度》《印度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等小册子从国外运往国内，向国内渗透共产主义主张，并从国外派遣大量的党员返回印度与国内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联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帮助他们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种由外而内的传播策略在印共建立之初是可行的，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印共的不断成长，这种传播模式需要进行及时调整，以适应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因为它过度依赖外界势力，容易使宣传内容与方式脱离印度本土实际，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印度获得长足发展。
国际交流活动是辅助载体。由于当时印度的广播网属于国有并拒绝播放缴费的政治广播，印度共产党无法通过广播和电影等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共产国际通过国际交流活动等给印度共产党提供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共产国际通过广播、电影、出版物等多种媒介向印度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广播电台利用中亚细亚的转播台，使印度大多数地区能收听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播。据统计，“到1955年，苏联电台向印度广播音乐和政治评论的时期，英语达到每周十五又四分之三小时，印度语五又四分之一小时，孟加拉语八又四分之三小时”[5]561。印度各大城市也会定期上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的影片。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成为在印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媒介。据统计，仅在1955年，就有58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印度。[5]571这些来访的代表团现身说法，打消了印度民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疑虑，驳斥了那些宣扬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落后的言论，有效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宣传。
(二)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主要反映在印度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以及方法的讨论和运用上。首先，印度共产党主要围绕民族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在1911年至1922年期间共产国际就民族主义进行过多次辩论，其中印度成为该议题的主要讨论对象。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的结论是，整个亚洲的独立运动是被压迫民族试图摆脱西方殖民地国家统治的运动。另一方面，印度共运早期的领导人罗易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他的观点是，印度共产党人不能支持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只能单独发展所谓的阶级斗争。印度的工人阶级(以及暗示其他殖民地的工人阶级)不应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方案的限制，而是必须将自己的阶级要求提上议程。工人阶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积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和罗易就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辩论，实际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话说时光蹉跎，物是人非。看不惯仕途经济的宝玉为求生计，在某某大学谋了个古汉语教授的差使。却又看不惯那些“阿谀逢迎的嘴脸”，愁去经营些结交权贵领导的事务，终致职称如生锈的晾衣架，不升不降。苦闷时，只在家作些儿女情长感时惊别的诗词聊以自娱。
其次，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印度的影响较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纳拉扬·甘古利(Narayan Ganguly)、戈帕尔·哈尔德(Gopal Halder)等围绕是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艺术创作的参考进行了争论。五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印度开始兴起。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对印度古代史和思想史进行评析。以德·恰托巴底亚耶(Debiprasad Chattopadhya)为代表，他在《顺世论——古代印度唯物主义》中研究了印度唯物主义发展的广泛性和连续性。同时，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宗教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对佛教的态度》一书。K·达托·达芬奇(Khan Dato Davinci)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将印度哲学视为上层建筑，分析它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此外，阿里卡·辛格、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陈坦·辛格、苏米特·古哈、尼若甲·戈帕尔、特散卡·罗伊、莫哈什·兰加亚南等历史学家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学领域，部分印度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农业关系、外国资本的作用、印度工商业资本等问题。
4.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工作做好资料汇编。几年来，公司档案管理人员自己编研或与有关部门合作完成了《徐州发电厂大事记》、《徐州发电厂志》等22种165万字的编研材料,其中，通用性编研资料17种，深层次编研资料5种，同时还编制了检索工具28种161册，对生产经营等管理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公司累计利用档案材料7000多卷次，创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而且还以翔实的资料性和权威的原始凭证性，解决了多起经济纠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印度有较为广泛的传播主体，其中包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政党、资产阶级左翼力量，他们肩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与实践的双重任务。
周报和理论月刊是主要载体。首先，随着地方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各地的宣传刊物纷纷涌现。1921年，孟加拉激进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加尔各答创立共产主义小组，通过《人民之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4]99—106白沙瓦一所学院的经济学讲师库拉莫·侯赛因(Ghulam Hussain)受到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的影响而放弃教职，并在拉合尔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乌尔都语月刊《革命》。另外，国大党成员辛加纳威鲁·捷底阿尔(Singaravelu Chettiar)在1923年创立《工农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印度共产党在其发展初期比较注重理论宣传，它主要依托出版事业以及开展国家交流活动等对内对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员人数和组织规模还不能引起重视时，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什利巴德·阿莫利德·丹吉(Shripat AmritDange)就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受到富商R.B罗德瓦拉(Lotvala Ranchoddas Bhavan)的资助出版了小册子《甘地和列宁》。此后他们共同成立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并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对印度的看法。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一大批报纸、理论刊物、地方语言出版物等宣传载体涌现，成为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同时，共产国际也通过国际交流活动和其他媒介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
资产阶级左翼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力量。在1923年至1947年间，“由于印度的特殊性，印度资本家未能摆脱宗主国的控制”[7]529—544。由于国大党内部的左翼力量并不完全同意印共的主张，因此，他们另外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即全印社会党。1935年，国大党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主张的尼赫鲁成为党的领袖，成为国大党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印度独立以后，1954年国大党阿瓦迪年会上通过了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尼赫鲁提出：“我们全民的任务是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公营成分必须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建立基础工业方面”；“私营成分应在计划的宏观战略的控制下发挥作用”。[8]115虽然尼赫鲁主张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版，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但它在客观上有效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给印度人民送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之前，印度各个阶层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拯救不了印度人民，小资产阶级也未能将侵略者赶出去。俄国革命的胜利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希望。许多印度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同被践踏的人民站在一起的。在20世纪初期，关于列宁的生平，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苏联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等在印度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间传播开来。印度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受到十月革命的启发，开始以苏俄为师，向苏俄寻求帮助。1917年，在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组织派扎多巴塔利曾向苏俄寻求经济帮助；1918年，凯瑞兄弟到莫斯科请求苏俄对印度的自由斗争施援；1918—1919年，在阿富汗的印度革命者普拉塔普·巴拉卡图拉(Plata Prabhatura)把苏俄称为“自然盟友”，并多次到苏俄访问学习，他们在向苏俄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印度现代历史上的分水岭，此后印度民族主义者争取自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3]167
三、马克思主义在印度早期传播的教训
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1934年至1957年期间，印度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从150人发展为125000人。[5]440印度共产党还发展了一定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组织。但是，由于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印度客观上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而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了一些不当的传播策略，在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上均出现了失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不断受阻。例如，印度共产党未能利用好民族主义运动的契机，领导层思想不统一，导致策略摇摆不定，最终未能充分发动工人、农民同盟。很多印度民众(特别是教徒)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排斥。这为日后印度共产党的分裂埋下伏笔。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过于依赖外部力量
其次，印共中央机关的报纸与理论刊物纷纷出版。由罗易负责的《印度独立先锋》《印度群众》作为中央机关的报纸首先出现。P.C.约希(Puran Chandra Joshi)创办的《民族阵线》《人民战争》，G.M.阿提加利(Adhikari,G.M)等主办的《人民世纪》，V.M.高耳(Kaul,V.M)组织的《新世纪》《时事》《人民先驱》《十字路口》《新世纪》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阵地。为了使党员和群众进一步了解其战略政策，印共还出版了大量刊载党的政策原则的理论刊物。其中，《新世纪》作为第一个理论刊物于1937年问世，“二战”中被迫停刊，1945年又以《马克思主义杂论》重新出版，1947年，该刊又被《马克思主义者》取代。[5]561随后，《共产主义者》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月刊出版两年后，又换回原先的名称《新世纪》而重新出版。印共分裂以后，印共(马)在1965年每两个星期便出版一期英文版与印度语版《人民民主》，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论战，并对该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系统宣传。
其次，印共的发展严重依赖国际援助。1933年，印共加入共产国际。由于印共先天发展不足，共产国际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人才援助，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印共的政策。1920年，罗易和列宁在殖民地的斗争策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的争论点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解放运动，最终以罗易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告终。此后，印共更是紧密跟随斯大林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政策。斯大林认为社会民主党派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值得警惕。[10]63—76印共便脱离了资产阶级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1935年，斯大林提出要建立人民阵线，要求印共与本国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印共又重新投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印共这种对共产国际或者苏共的“言听计从”在“二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印共这种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策、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也成为印度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式微的一大原因。
（2）社会资源 南京是六朝古都，名胜古迹众多，楹联资源丰富。我校就在古城墙下、玄武湖畔，我们利用天时地利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利用课堂和课余时间，带领学生走进玄武湖、夫子庙等名胜古迹，收集整理楹联，结合相关文化历史、地理文化等背景，积累相关知识，了解有关背景，分析欣赏名胜古迹的楹联。使学生在乡土文化、地方轶事、风俗人情等方面都有所收获。
(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
印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仅局限于党纲和决议起草中，他们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群众进行教育。
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使广大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了解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引导无产阶级进行抗争，从而改变受压迫的命运。这是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其他激进运动的主要差别，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不同的属性。甘地给予了印度人民对抗和击败帝国主义的信心，但是由于其资产阶级局限性，他不会呼吁群众成为自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此不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唤醒广大群众，从政治上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群众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采取政治行动，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推向高潮。但是，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组织过一次独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他们要么站在甘地、尼赫鲁的对立面，要么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队伍中，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本国的革命实践中。1947年后，印共党内派系斗争严重，最终导致印共走向分裂。
此外，印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方案或决策方案，群众接受了该党的党纲就是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实际上，印共党内阶级结构复杂，其中大多数都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者转化而来，他们在阶级立场上容易摇摆不定。但是，印共却忽视了对这类人群进行意识形态重塑。与此同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虽然较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想法与立场时时会受到宗主国与资产阶级的影响，工人阶级同样需要与不同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然而，印共同样也忽视了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忽视了队伍内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结果造成党内意识形态混乱，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严重。
(三)对印度复杂的国情缺乏深刻认知
宗教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力之一。宗教传统在印度根深蒂固。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封闭性与排他性，要求信徒对神灵绝对信仰。因此，广大的印度教教徒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满敌意。同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宣扬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与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存在根本的互斥性。此外，印度复杂多样的种族和民族也是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的一个障碍。印度各地区在不同的种族、语言基础上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这种离散性和多元性的民族环境也使马克思主义难以广泛传播。
在唐小果的想象中，糖人国不应该到处都是糖吗？房屋、墙壁、灯泡、地板，甚至连植物都应当是糖做成的……可这里反差也太大了吧！
(四)连续不断和根深蒂固的党内派系斗争
印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有着长久的历史根源。早在塔什干时期，新建起来的印度共产党内以及同情者中间就发生过罗易和阿扎利亚两派之间的斗争，争论的内容包括工作范围和工作权限问题，国内工作和国外工作归谁负责问题。这是一场典型的争夺权力的斗争。罗易不愿意阿扎利亚插手印侨的领导工作，阿扎利亚认为罗易不得人心。1925年12月以前，印度国内的共产党员分散各地，主要有五个共产主义小组，各自分散经营，没有统一领导。每个小组都直接跟罗易联系，罗易虽曾尝试介绍辛加腊威鲁给丹吉，但地下联络困难，且互不信任，只有各拉山头，谁也不服谁。在印度共产党内部，各个地方组织负责人之间仍存在争夺权力和地位的斗争。1935年前的印共派系斗争也是国际上有名的。由于党的基层缺乏具体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易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发展一条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样在关键时刻就被假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操控。例如约希、兰那地夫、高士、丹吉等，这些修正主义领导人把走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并且最终消灭革命当作他们的方针。1946年至1951年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是革命路线胜利的结果，但最后由于修正主义者的阴谋而遭到破坏和扼杀。党内的派系斗争使胜利的果实得不到巩固。
通过标准MEMS工艺制备的硅基SiO2楔形谐振腔,可以直接在硅片上进行加工,其腔体材料SiO2传输损耗小于0.02 dB/cm[12],加工直径可控精度高,可重复性好,与相关器件集成容易。但目前对其研究的直径范围普遍在微米级,难以满足陀螺应用的需求,面向芯片级、集成化谐振式光学陀螺制备大尺寸楔形腔,可以满足重量轻、体积小、低功耗、精度高、动态范围大等光学陀螺的发展需求。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一种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印度无疑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11]228当时印度共产党虽然没有夺取政权，但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直至印共分裂以后，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印共(毛)各自不断探索新出路，特别是印共(马)自1977年以来，在西孟加拉、喀拉拉和特里普拉等邦长期或多次执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2011年的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失去了执政地位。近几年来，印度共产主义政党多次在印度大选中失败。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印度遭受了重大的政治衰退。[12]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和发展任重道远。总结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传播遭遇挫折的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首先，作为一个政党，对外需要保持自主性与独立性，不受制于任何外界势力；对内要团结一致，不搞宗派斗争和小团体主义。其次，政党要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再次，马克思主义不能生搬硬套，要在结合本国特色、了解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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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Ind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Lessons
LUO Hui-jun ，XU Ming-ji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 political force against colonial rul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India is undoubtedly a creative attempt. The rise of the Ind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political trend of “change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India. The proletarian party and the left-wing forces of the bourgeoisie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Marxism. However, due to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external forces, ignoring Marxist ideology education,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Indi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lack of cohesiveness within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India has been hampered.
Keywords ：India; Marxism;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中图分类号： A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 2019) 01-0177-05
*收稿日期： 2018-10-12
作者简介： 罗会钧(1964—)，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许名健(1987—)，男，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立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