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相互渗透与影响_政治论文

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相互渗透与影响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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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而且表现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为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表现为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斗争,并由此导致了国际政治日益经济化的趋势。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权力之争,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它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采用的手段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很大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专注于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斗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较量,各种斗争的界限是相对明确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冷战结束以后,从全球的范围看,一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和军事冲突相对降温;另一方面,国际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交往和竞争加剧,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已经拉开序幕。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已经从军事力量转向科技以及由科技实力制约的经济力量之上,使得国际社会的竞争由过去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军事领域而转向全方位,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新的冷战的斗争中,更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发动攻势。在一般情况下,主战场集中在经济、科技领域。在新的主战场,各国激烈地争夺高技术和新技术的主控权,争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主控权,争夺信息的主控权。对发达国家来说,掌握了这些方面的主控权,也就取得了国际竞争的支配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些重要领域能够占领一席之地,也就掌握了赶超发达国家、缩小发展差距的主动权。由此可见,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斗争,特别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已经在更大的空间、更广的领域展开,能否取得主动权,取决于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组成的综合国力;国家安全也由主要为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许多方面。军事的主要功能已由直接利益扩张的手段变为维护利益、实行经济、技术扩张和政治、思想、文化渗透的后盾,它作为保障国家安全、支撑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要发挥作用,又必须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在采取政治、文化、军事等手段的同时,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已经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途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对危机国家的援助,大都附加了政治条件;美国给中国的所谓最惠国待遇,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也包含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意图;世界各国纷纷加入或组织区域经济集团,加快区域一体化步伐,不仅是为了发展经济,也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考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在保障经济安全中的政治化倾向不断增强,他们在贸易战略中推行强权主义,使用政治手段夺取世界市场;借助经济优势,推行经济外交;借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保障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即保证国家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复杂和重要。

二是经济手段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重要形式,并因此导致了国际经济日益政治化的趋势。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解体,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缓解,而且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苏联的解体中得到鼓舞,更多地采用经济、政治、文化交融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和分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各种联系空前加强,在各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产生了一些全球的共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资源和环境保护、核战争的威胁、打击国际犯罪等等,由此对各国都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国际制约关系,使得军事对抗程度减弱,经济、文化竞争与合作增加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促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把经济较量作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政治斗争中更多地使用了经济手段,从而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日趋政治化。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最为典型。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消化冷战成果,扩大势力范围,夺取世界霸权,对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和东欧地区,往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同时提出政治条件,迫使受援国就范。在冷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对上述国家普遍采取了这种手法。近年来,又以克罗地亚为突破口推动这些国家的亲西方化的过程。克罗地亚1999年底外债总额已达95亿美元,最近又在西方金融市场发行5亿欧元国家债券。 克领导人也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美国及其盟国则利用克的经济困难把克纳入欧洲和跨大西洋一体化的轨道。美国为了扩大在非洲地区的影响,也同样地采取了经济的办法,加强了对非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到1996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达到213亿美元。日本多年来也频繁使用日元外交, 以达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的。西方国家还常常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达到政治目的。海湾战争结束后,对伊拉克进行的经济制裁直到现在还没有解除。近年来又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中国在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停止对华贷款等经济制裁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它们的经济优势,常常在贸易、投资、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方面附加政治条件,推行它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倾向也同样加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为了对付苏联和东欧,内部的经济纠纷往往让位于政治需要。现在,当经济往来的双方都不愿作出妥协时,各个国家都会从政治利害关系的角度考虑经济纠纷。克林顿上台以后,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三大外交政策之首,其中贸易安全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经济和政治问题已经不能完全分开。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积累了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扩张进程中,对世界许多国家侵略、控制的经验,在国际关系中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方面,是十分老练的。它们虽然没有把“政治”经常挂在口头,但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政治倾向、政治内容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利用经济手段,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实行分化、西化,已经取得成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里,我们可以具体解剖一下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中的政治倾向。这本来完全是一个经济范畴的问题,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不仅要把它同所谓的中国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联系起来,而且还同分化、西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密切联系。它们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最惠国待遇是外界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手段,“是美国和西方用来使中国接受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思想的工具之一”,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口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而阻止思想入侵”。美国在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会辩论中,也反映了同样的战略意图。因此,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对于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图谋也应该有所警惕。

还要指出,为了协调全球或地区经济发展,国际上出现了许多经济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力量。从1948年到1994年,世界先后出现的100多个地区合作经济组织,有2/ 3是90年代的产物,形成了以WTO为核心的遍及商品贸易、金融投资、 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以及以多边经济协调为中心的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地区性的经济协调机制。各种国际性的经济组织的协调过程,或者说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主权国家的部分政府权力的让渡过程,是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渗透和侵蚀。这也是造成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重要因素。

与此相联系,还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产生, 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宗教团体、工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等,被称为企业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赢利性活动,大量涉及国际经济领域,也加剧了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倾向。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深化的重要表现。冷战结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要求各国的政治家具备政治头脑,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能就经济讲经济,而要善于从经济关系中把握政治问题,善于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在同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交往的同时,还要特别重视维护国家安全。

三是文化成为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并渗透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作用越来越综合化。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减弱,在导致经济因素地位上升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综合国力的增强,都有赖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力,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国民素质的提高,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科学等文化事业,特别是以一定的文化传统为背景的社会人文环境;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国际范围的频繁流动,而且包括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有思想意识、文学艺术、行为方式在国际范围的激烈碰撞;知识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中的文化和知识的含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技术产品;不同背景的文化向政治、军事等领域渗透,出现了所谓的人权外交、文化外交。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下个世纪的战争,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如此等等,都说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不把文化作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加以运用,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对外的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实现其霸权主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美国外交史学者弗兰克·A·宁柯维奇在1981 出版的《文化外交:1938—1959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文化关系》中指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为此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经济政治文化“无国界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等,为文化扩张和渗透披上一层合法的、道德的外衣,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形态。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被政治化、经济化,已经深深渗透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美国为了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利用其科学技术和文化设施的优势,控制文化资源和市场,向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进行文化倾销。它凭借其经济、技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全球卫星视听系统以及信息互联网,通过无法阻挡的电波,占领对方的文化阵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是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 %~90%的新闻,却由美国和西方的通讯社垄断。美国的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 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据80年代的统计,美国新闻署已经在128个国家设立了211个新闻处和2000个宣传活动点,在83个国家建立了图书馆。目前,美国《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48种国际版本在100 多个国家发行2800万份,使其在美国的发行量相形见绌。《大都会》有36个版本,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450万美元。《花花公子》有16 个国际版本,读者约500万。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 %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的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始终伴随着产品、资本、信息、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快速流动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创新、融合,甚至消亡。文化力量的强弱,已经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保持其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通过文化创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关系这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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