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以川滇泸沽湖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论文,族群论文,为例论文,泸沽湖论文,多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二战后，旅游业在世界上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旅游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如云南省在中国首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把旅游业发展成云南支柱产业的目标。2010年，云南省共接待国内游客1.38亿人次，海外游客662.8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06.83亿元，比2009年增长24.2%①。旅游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环境、资源、社会文化等产生巨大影响，旅游也逐渐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指标。
人类学对旅游业巨大影响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重点关注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文化适应问题和东道主社会的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环境保护问题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近年来，旅游与族群认同成为研究热点，涌现出许多论著，如巴列斯特罗和拉米雷斯(Ballesteros & Ramirez)、莱特(Light)、斯庄扎(Stronza)、维玉(Wherry)、杨慧和孙九霞等人的论著[1-6]。但有关旅游对族群关系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发表的论著不多，主要集中在一些案例分析上，如甘伯(Gamper)和贾米森(Jamison)的论文[7-8]，往往只是对客观现象的简单描述，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持[9]。本文拟补此不足，采用美国学者米尔顿·戈登(Milton M.Gordon)的测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文化、社会交往、相互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和权力分配)[10]，以及赫伯特·伊(Herbert S.Yee)根据戈登变量体系设计的测试新疆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和汉族关系的新体系(融合程度、族群认同、相互信任或不信任、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态度)[11]，来研究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指导，以人类学实地调查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2009年8月到2011年8月，研究团队共赴泸沽湖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8次，收集有关泸沽湖文化旅游开发的历史、现况和未来的规划、门票收入等方面的官方资料，并同村里的干部和有声望的村民进行了访谈，了解泸沽湖旅游开发的经过，收集了川滇泸沽湖地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资料。研究人员还分别住进旅游开展较好的村子，如云南的落水、里格、小落水，四川的泸沽湖镇、博瓦、五指落等村，现场观察文化旅游设施、水处理设施、旅游商品购物店、农业生产等，参与和观察民族文化旅游活动，如划船、牵马和跳舞等。在沿湖旅游点，寻找18岁以上当地人和常住生意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他们对民族文化旅游及影响的认识、对民族文化活动的看法、参与民族文化旅游方式及利益分配情况、接触前后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对彼此行为的接受程度、对彼此价值观的认可、对文化旅游开发与族群关系互动等方面资料。除使用开放式问题进行一对一访谈外，研究小组还采用了问卷调查。
设计问卷时，根据实地观察和访谈所获得的信息，选择族群融合程度、族群认同和族群间相互信任或不信任，作为测量族群关系问卷的变量体系，并围绕其设计了15个问题，以收集旅游开发后族群间相互交往、通婚、族群认同和偏见等信息。问卷没有涉及语言和宗教变量的问题，因为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除老人外，当地大多数人能用汉话交流，当地人认为宗教不是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藏传佛教在泸沽湖地区影响和势力最大，各个族群都不排斥藏传佛教，没有发生过因宗教引起的族群冲突。
2010年3月，研究团队在云南片区的落水和四川片区的博树，测试旅游发展与族群关系互动问卷，主要测试问卷的准确性、可靠性、可读性和所需时间，在两地居民中一共做了21份问卷。返回昆明后，通过分析，对问卷做了修改。2010年8月，研究团队再次进入泸沽湖地区。在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协助下，对沿湖开展旅游活动的村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涉及的村寨有云南的落水、竹地、里格、小落水、三家村，四川的纳西古寨、凹夸、阿凹、赵家湾、戈萨、阿六、扎瓦洛、五指落和洛娃。研究人员在每个村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共做问卷390份，有效问卷371份，有效率95%。
对所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分析。首先了解资料，知道自己现在正分析的是什么资料、有何特征、分析的目的是什么、为何选择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有何代表性或独特性、谁会对这些资料感兴趣和他们想从中知道什么。这些问题帮助研究人员在所收集到的众多的资料中找到关注重点。收集的问卷则采用SPSS18.0来进行分析，同访谈等数据交叉核对问卷材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从理论上分析所得数据。
3 泸沽湖地区旅游发展与参与情况
泸沽湖位于横断山北部山脉金沙江与雅砻江分水岭地带的川、滇交界的小凉山腹地，东经100°45'～100°51'，北纬27°40'～27°45'，湖面海拔2690.8米；泸沽湖流域面积247.6平方千米(其中，云南占43.2%)，湖面面积50.1平方千米(其中，52.5%属云南)，最大水深105.3米，平均水深38.4米，湖泊容量22.2×
立方千米[12]。泸沽湖东南面长满水草的大片湿地称为草海，广阔的水域称为亮海。
云南泸沽湖景区旅游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落水村村长达8年的格则次若回忆说：“开放的时候，大约是1989年开始，有一些散客来，政府动员我们搞旅游业，但是旅游咋个赚钱，我们不知道嘛。客人来了，我们招待，住家里，吃在家里，坐自家的猪槽船，招待人家是应该的嘛，谁也不会收钱。当时，我对政府叫搞的旅游，怎么也搞不懂。”[13]1989年，曹学文鼓动家里开办家庭旅馆，当时只有20个床位。这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摩梭人普遍害怕因风俗习惯不同而与住家游客产生矛盾。但当得知曹学文家当年收入4万元时，全村人惊讶不已，猛然醒悟旅游可以赚钱，纷纷效仿，开设家庭旅馆，泸沽湖的旅游业迈出第一步。1992年开始，泸沽湖正式对国外游客开放。初期，因为没有任何规章制度，处于无序混乱状态。特别是1991年至1993年间，暴露的问题最多、最为激烈。为争夺游客，摩梭族人、普米族人和汉族人，甚至摩梭人家屋间经常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每天抢客的村民从村庄一直坐到山垭口②。为控制恶性竞争，1993年，泸沽湖落水村使划船、迁马和晚上摩梭歌舞表演集体化，成立了划船和牵马队，全村每家都出一人参加划船或牵马队，两队的工作每周互换，划船队负责晚上的演出，收入由全队成员平分。
1995年春，落水村的游客人数首次超过旅馆的床位数，村民开始修建更大的旅馆。到2009年年底，村里有75家旅馆4000多个床位③。在落水村和里格，家庭旅馆急速增加，旅馆修建离湖愈来愈近，污水横流，性服务开始泛滥，极大地影响了泸沽湖环境资源和文化的保护传承，影响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2004年6月5日，泸沽湖环境管理和卖淫问题被央视《共同关注》栏目曝光。云南省政府派工作组进驻落水村，对泸沽湖旅游业进行整治[14]。
2004年10月27日，云南省政府在泸沽湖召开专题保护现场办公会，决定实施泸沽湖环境整治“八大工程”④建设，要求3年完成。2006年2月24日，云南省政府在丽江召开了滇西北旅游现场办公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努力把泸沽湖建成文化内涵丰富、自然景观优美、生态环境良好、特色鲜明的国内外著名旅游胜地”，并决定实施“八路一桥”和女儿国旅游小镇、泸沽湖支线机场等一批旨在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和提升旅游品牌形象的重大建设项目。2008年1月3日，丽江市委二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决战泸沽湖”的重大战略决策[13]。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云南泸沽湖沿岸的旅游设施得到完善，落水、里格、尼赛和三家村几乎家家有旅馆，每天可接待游客4000余人次。主要旅游项目有划船、骑马、跳舞和参观摩梭人民居，落水村的摩梭博物馆和湖中的扎美寺也是游人喜欢参观之地，小落水重点发展摩梭民族饮食业，成为游客到摩梭人家体验民族餐的中心。
四川省泸沽湖景区属凉山州盐源县管辖，同云南泸沽湖景区相比，四川泸沽湖景区旅游业起步较晚。博树村位于泸沽湖旅游开发核心区，与云南省宁蒗县落水村隔水相望。全村131户1038人，摩梭人口占95%。1996年才建成第一家旅馆“王妃园”。1998年，博树村村委会学习云南落水的经验，组建划船队、骑马队和跳舞队，按户出人和分红。2004年，为避免大家庭分解，旅游项目分配制度改为按人头分配。
在四川景区，2003年政府开始介入并主导旅游开发，成立凉山州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局，树立“仔细规划、为子孙后代负责、量力而行、逐步开放”的发展理念，把基础建设、道路和环境保护当做首要任务，确定要把沿湖16个自然村逐步改造，实现“一村一特”的发展战略。盐源县政府先后投资修建了泸沽湖假日酒店、土司府、王妃府、摩梭博物馆和游客接待中心。此外，县政府在泸沽湖景区大力实施“十个一”工程(拍摄一套形象宣传片、打造一台摩梭精品剧目、新建一条风情街、打造一个湿地公园、建造一座温泉浴场、打造一个摩梭古村落、打造一个纳西古村落、建设一条旅游环线、新建一个水上游乐中心、打造一台大型民俗体验活动)，努力打造“摩梭家园”品牌[15]。
与云南景区不同，四川景区村民自发开展旅游业时，很难从银行贷到款。据研究人员调查的几家旅馆主人说，当时最多只能贷到5万元。所以四川沿湖边的村落，不是每家都开有旅馆接待游客。旅游开发最好的博树村，在2010年3月研究人员进驻该村调查时，只有15家旅馆。因资金困难，其中一些旅馆很简陋，没有标间房，只有不带卫生间的客房。有几家正与外地人合作，进行重新装修或在原址上重建新旅馆。
4 泸沽湖旅游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
泸沽湖周边千百年来居住着摩梭、普米、藏、汉、纳西、傈僳、蒙古、彝、壮、白、苗等民族，主体民族为摩梭人，湖岸沿线有落水、里格、蒗放等十余个民族村落。历史上，纳日(摩梭人)、藏族、汉族和彝族的关系为当地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
摩梭与藏族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在文化方面，摩梭人深受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泸沽湖地区位于藏文化圈的南端，藏传佛教在元代首先传入泸沽湖地区，逐渐与纳日土司政治相结合，至清代形成宗教色彩浓厚的摩梭土司政治，体现政教合一特点。而在民间，藏传佛教也成为摩梭百姓的普遍信仰，摩梭人生、老、病、死及其他事情都要请喇嘛念经，藏传佛教成为摩梭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方面，纳日土司自元代以来在泸沽湖地区一直享有绝对政治权威，生活在该地区的藏人长期受其统治，承担粮税义务。纳日土司对藏族采用不同于纳日人的管理方式，充分尊重藏人的习惯，固在清代，摩梭人与藏人和平共处，关系较为稳定[16]。
据史料记载，汉族人在两汉时期开始进入泸沽湖地区，但人数非常少，直到清代才出现汉族人迁入高峰期，主要从事采矿、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给泸沽湖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物种，推进了泸沽湖地区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迁入泸沽湖的汉族人多居住在垦牧条件较好的盆地及矮山河谷地区，人口繁衍较快，部分汉族人从纳日土司处取得对土地的占有权，逐渐在土司境内安家落户，并形成村落，修建学校，倡导儒学，播化封建王道，力图改变泸沽湖地区摩梭人的风俗，对纳日上层有较大影响。民国时期，川、滇、康三地的军阀争夺泸沽湖地区的控制权，给当地人带来战争灾难，影响了摩梭人与汉人的关系[16]。
摩梭人与彝族人的关系较为棘手。自清朝中后期，凉山腹地黑彝势力膨胀，进入泸沽湖地区，并对当地居民进行掠夺、骚扰和入侵。到民国年间，彝族掠夺骚扰更甚，所有的纳日土司领地都遭受彝族带来的祸害，纳日人口和土地损失严重。由于彝族的打击，民国中期纳日土司迅速衰落，纳日与彝族的关系日益恶化[16]，影响至今。在研究小组的调查中，许多摩梭人承认他们与彝族人关系较差，认为彝族人是住在山上的，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而且比较懒，经常下山偷东西，许多村寨都有牛被偷的经历。这让摩梭人防不胜防。
为了解泸沽湖地区旅游开发对族群关系的影响，研究小组在云南的落水、竹地、里格、小落水、三家村，四川的纳西古寨、凹夸、阿凹、赵家湾、戈萨、阿六、扎瓦洛、五指落和洛娃，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份390份，收回有效问卷371份。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以摩梭人居多，占65%；20～39岁年龄段的人最多，占58.5%；没上过学者比例很高，占43.9%，高中以上学历的仅有28人，占7.6%；多数人的工作与旅游服务相关，占76%。除背景问题外，问卷的15个问题，可以放入3个变量体系中来分析，即融合程度(degree of integration)、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相互信任或不信任(mutual trust or distrust)。
融合程度
族群间的融合程度是至今为止测试族群关系的最好指标，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们能相互交流到何种程度？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吗？他们相互交朋友吗？两个族群间通婚常见吗[11]？从表2可以看出，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很普遍，大多数被访者表示他们有很多其他民族的朋友，有本地的，也有外来游客，他们经常或频繁交往，包括电话联系(共占56.4%)。绝大多数人在旅游开发后，没有同其他民族的人发生冲突(占92.5%)，愿意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占96.2%)，愿意同其他民族的人家作邻居(占88.95%)，甚至愿意参加其他民族朋友的葬礼(占91.1%)，也愿意子女同其他民族通婚或走婚(占78.5%)。正面答案比例如此高让人惊讶，同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基本符合。研究人员在落水村参加过一个葬礼和一个婚礼中，的确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参加。婚礼本身即跨民族，新娘是摩梭人，而新郎却是纳西族人，所以才按新郎家的要求举行婚礼可见民族间的融合程度很高，但也存在问题。在研究人员随后追问有哪些民族的朋友和愿意子女同哪些民族通婚，许多被访的摩梭人表示彝族和傈僳族除外。问起原因，主要由于同彝族长期的矛盾冲突和傈僳族的贫困状况所致。
族群认同是体现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有人认为他们属于该民族，认同强的民族比认同弱的民族更难同化或被整合进主流文化中[11]，族群认同影响族群关系。在371位问卷回答者中，摩梭人241人，汉族72人，纳西族30人，彝族11人，普米族9人，其他民族(田族、藏族等)8人。从表3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人(84.4%)作为本民族人感到自豪。多数人(69%)能认识到泸沽湖地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除摩梭人外，还应考虑其他民族的需求，甚至认可其他民族的人利用摩梭人的名义从事旅游活动(57.6%)。这说明在旅游大力发展后，泸沽湖地区的居民们能认识到本民族的需求，也能看到其他民族的存在，希望都能从旅游发展中获益。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旅游开发后，泸沽湖周边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变好了，并相信旅游发展会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这些都说明旅游开发后当地人的族群意识得到加强，旅游开发促进了族群间相互理解和包容。
族群认同
泸沽湖地区旅游业发展把摩梭人和摩梭文化推向全国及世界，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旅游者的频繁光顾，产生的经济效益使许多摩梭人认识到自己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在泸沽湖开展摩梭文化生态旅游前，几十年的社会变动使摩梭人传统的文化特色几乎消失殆尽，服装趋于汉化，传统民族歌舞销声匿迹，宗教，甚至最体现摩梭人的文化特质“交阿注”也难以幸免。而如今，乘民族旅游之大潮，摩梭人不惜余力地再现自己的文化[5]，对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身份充满了自豪，对出现的一些迎合游客需要的“庸俗文化”和“伪文化”很反感。在研究小组的访谈中，常常听到摩梭人抱怨非摩梭人打着摩梭文化的牌子经营的旅游项目“玷污摩梭文化”、“有损摩梭人形象”。这说明旅游开发强化了摩梭人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
相互信任或不信任
民族或族群间的偏见是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研究人员通过询问讲卫生来间接了解被访者对其他民族是否有偏见，因为研究人员如果直接问他们是否对其他民族有偏见，很难得到真实答案。从表4中可以看到，约半数(53.4%)被访者认为在卫生方面，各民族一样，但也有近1/3的被访者认为本民族的人更讲卫生。在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比谁更讲卫生，多数回答是比彝族。可见有些被访者对彝族抱有偏见。
在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是和谐共生的基础。表4显示，多少人(77.4%)同意其他民族的多数人是诚实可靠的说法。联系到表2中，多数人回答愿意同其他民族的人一道工作，愿意与其他民族的人家作邻居，这说明泸沽湖地区居民当今的民风依然淳朴，愿意相信他人。然而，还有20%多的被访者持不同意见，这同研究人员访谈和观察的结果相符合——泸沽湖地区旅游的发展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当地民风民俗正在发生变化。当地民族的一些热情好客、忠诚朴实、吃苦耐劳、互助互让、重义轻利的朴素美好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退化，民风不再淳朴[17]，这影响当地族群间交往，对当地族群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
5 讨论与结语
在旅游与族群关系上，有学者认为旅游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交流，促使相互理解、欣赏、尊重和包容，减少民族偏见和冲突。世界旅游组织也指出，“旅游引起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识和个人之间的友谊是推动国际理解和世界所有民族间和平的强有力的力量”[18]，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会给族群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17]。
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中，笔者发现泸沽湖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的确给周边的族群关系带来了变化。旅游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族群间的交流和融合，旅游业已经成为泸沽湖地区的支柱产业，区域内各村寨通过直接参与(开旅馆、餐馆、礼品店、从事旅游活动等)或间接参与(为景区提供农产品或劳动力等)获益。旅游发展把不同族群连接起来，从交朋友到通婚，不同族群间相互频繁交流来往，从而促使其相互了解和理解。在访谈中，许多摩梭人告诉研究人员，同旅游开发前相比，他们现在同彝族人接触更多，关系比以前要好，对彝族人及其文化了解也更多。
但旅游开发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地族群间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旅游开发导致泸沽湖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的增大反而产生新的族群间和村落间歧视和冲突。例如，云南的落水和里格人均年收入超过万元，而蒗放和三夸，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一些彝族村寨人均年入仅有500元左右[19]。研究人员在旅游发展滞后的村落里，常常听到村民们抱怨因旅游开发致富村落的村民歧视他们，这会影响族群关系健康发展。此外，旅游发展使泸沽湖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原有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格局被打破，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市场经济的唯利原则导致竞争，竞争会激发矛盾与摩擦，影响族群内部和族群间的关系。
泸沽湖地区旅游业发展强化摩梭人族群意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族群认同的概念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它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其他要素包括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家庭、亲属、宗族的认同也影响族群认同[20]。有学者试图解释旅游对族群和文化认同的影响[3,21,22]；有学者力图说明通过“游客凝视”(tourist gaze)，族群认同如何被表现、被认识和被再造[23,24]；有学者认为旅游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新的自豪感，使传统文化复兴，族群认同重新构建[25-28]；有学者声称旅游能通过推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表演和节日，帮助少数民族维护或强化民族认同[29-32]。
本研究显示，文化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族群认同形式，它是以文化的差异或某种文化的独特性来吸引游客，获得社会或文化认同。摩梭人的身份和风土人情是泸沽湖地区文化旅游的招牌，当地的其他民族，如普米族和汉族，也穿摩梭服装从事划船、牵马和跳舞表演等文化旅游活动，外来的商贩也常着摩梭服装招揽客人。摩梭文化的经济价值使当地其他民族逐渐接纳摩梭文化，如云南落水村的普米族已在相当程度上摩梭化，信奉同一宗教、说摩梭话、采纳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并与摩梭人走婚。而村里的摩梭人在族群认同上也很包容，承认所有的与摩梭人有血缘关系的(无论是来自母亲或父亲方面，无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都是摩梭人，在谈论村里的普米族时，也常说他们是摩梭人。而村里的普米族人也常同游客说自己是摩梭人，印证了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的观点，该派理论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和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
族群意识的增加会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同和对族群间的差异的认识，引导族群成员关心、注重和维护自己族群的利益。同时，旺盛的族群意识会促使少数民族在现行利益格局中争夺利益，要求改变现行的各民族间的利益分配和关系格局，产生利益摩擦，这会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造成严峻挑战[33]。摩梭人争取政府承认其为独立民族地位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过，因云南的摩梭人被官方划分为纳西族，四川的摩梭人被划进蒙古族，云南的摩梭人与纳西族、四川的摩梭人与蒙古族的关系格局受到挑战。旅游发展而强化起来的民族或族群意识也会影响当地的族群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泸沽湖地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也给泸沽湖周边的族群关系带来影响。旅游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族群间的交流和融合，强化了当地居民(特别是摩梭人)的族群认同，摩梭人与摩梭文化已成为品牌商标。但旅游开发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地民族间存在的偏见和歧视，旅游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族群意识的加强、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贫富差距的增大都影响当地族群关系，甚至会引起民族冲突，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如何协调多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和民族关系？文化旅游的开发及发展牵涉多方利益关系，包括旅游发生地和旅游目的地的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旅游及相关企业、旅游企业员工、旅游地居民、旅游媒体、旅游者等。在旅游项目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矛盾、不和和冲突走向妥协是确保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泸沽湖生态文化旅游的亮点是泸沽湖和摩梭文化，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和其他民族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应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政府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办事要透明，要让各个族群看到自己的利益获得保护，因整体规划而遭受的损失应得到及时补偿。研究人员在调查时得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彝族人当领导的云南泸沽湖旅管会与当地摩梭人社区之间因旅游经济利益发生多起矛盾和冲突，影响官民关系和族群关系。笔者认为，政府在引导泸沽湖摩梭文化旅游发展时，应大力鼓励当地摩梭人和其他族群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规划及开发过程，并拥有决策的权力，他们的想法和对旅游的态度应反映在规划中，从而减少他们对旅游规划的反感情绪，避免冲突，使规划能顺利实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得到可持续发展。
泸沽湖周边各族群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快速发展后，各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笔者主张，当地政府应大力推动和宣传“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倡导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即在经济增长创造机会的同时，能让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共享这些机会[19]。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为大众共享。而要做到这一点，弱势群体的能力必须不断得到提升，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和改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持续地参与到经济增长之中，并且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当地政府在大力推动摩梭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应兼顾泸沽湖周边其他民族村落文化旅游的开发和宣传，这不仅能推动各族群的经济共同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维护泸沽湖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族群多元性的特征，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参观点，体验多个族群的风情，保护泸沽湖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增强泸沽湖景区的吸引力。另外，当地其他人数较少的族群的旅游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会促进当地各民族间的交流，互相了解、认识和尊重各自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达到经济共同发展、文化共同繁荣的境界。
注释：
①云南省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云南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yn.gov.cn/TJJMH_Model/newsview.aspx?id=1598376，2012-3-20.)
②拉木·嘎土萨.泸沽湖：16年旅游开发的是与非[EB/OL].2009.摩梭网(http://www.mosuo.org.cn/content.asp?guid=219，2012-3-20.)
③数据来源：曹建平.2009.旅游发展中的反思——泸沽湖落水村的现状分析与思考.摩梭网(http://www.mosuo.org.cn/content.asp?guid=242，2012-03-20.)
④“八大工程”是：泸沽湖环湖道路工程、里格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示范村项目工程、泸沽湖综合规划编制、落水摩梭民俗观光村恢复项目工程、泸沽湖旅游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泸沽湖旅游区垃圾处理场、国家“863”泸沽湖高原湖泊污染控制技术工程和湖滨带生态恢复工程。2005年初相继启动，2008年1月24日，丽江市委、市政府在泸沽湖景区召开环境整治总结表彰会，标志着“八大工程”建设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