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发掘列宁关于机关改革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机关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5-0028-05
列宁逝世前夕即1922年底1923年初，在留下的一系列文章和书信中，就机关改革提出 了重要的思想。近几年来，学术界已经就这些思想作过研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可 是，结合当前人们的实践，深层次地研究和认识列宁的思想，却需要进一步努力。下面 是笔者就此所作的尝试。
一、苏维埃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党和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 了新的国家机关。新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行 政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等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代表 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1917年第二届苏维埃有代表649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维 埃大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权力机关。它由主席团和主席团领导下的一些专门工作委员会组 成。第一任中央主席团有成员10人，最初建立的专门工作委员会不多，参与工作的人员 也不多。人民委员会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即苏维埃政府。第一届苏维埃中央政府有 11个人民委员部即政府的部级工作机关。应该说，新的国家机关具有精简和精干的特点 。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维埃国家的工作机关及其人员不断增多。1918年1月，全 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下的专门工作委员会达到32个，还有13个类似的职能工作 部门。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鉴于支持战争的需要，党和国家将旧政权时期的许多 管理人员吸收到苏维埃国家机关，力图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这 样，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以及此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急剧增大。到19 22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管辖的部级工作机关达到120个，莫斯科的国家机关人员达到 24.3万人。由于机关庞大，人浮于事，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 ，在新经济政策的形势下，苏维埃国家的许多工作机关不能很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列 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他逝世前夕，对苏维埃国家机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他在 《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 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1] 他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还说：“我们的 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2]“我们国家 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 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 消灭”[3]。
上述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批评，把新国家机关同旧政权机关联系在一起看，认为 新机关是从旧机关“继承下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其缺点“根 源于过去”，说明旧的东西“还没有被消灭”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厉的批评。因 为新国家机关同旧政权机关之间毕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列宁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偏偏 把机关与旧机关等同看待，这充分说明他对当时国家机关的缺点厌恶到极至，说明了他 的批评的极端严厉性。
联系列宁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上述列宁的批评，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可恶的敌人。早在1922年3月，列宁在 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时候，许多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 不做实事。他们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关闭在 机关内制定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甚至制定对经济发展无关紧要却必须开 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当时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首政治题材 的诗作里，嘲笑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做实事的机关工作人员。列宁说，这首诗作的内容 从政治上看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在这个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 义者，而这些人都是身居要职的机关工作者，必须收拾他们，清除官僚主义。同一时期 ，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当时，在经济领域里， 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做的事情，是同资本家、商人及其店员竞赛并且取得胜利。可是，党 和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工作者不会做生意，在竞赛中往往处于劣势，而且这些机关工作者 不知道自己不会做生意，不愿意学习。当时，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准备从法国购买一批罐 头食品，法国商人已来到莫斯科，同意用苏维埃卢布结算，这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可是 ，有关方面就此向党中央政治局递送报告，政治局会议专门作出了同意购买的决议。此 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先后作两次调查，分别写出调查报告，送呈政 治局，由政治局再下指令，终于买下了这批罐头。列宁就此说，苏维埃国家买一批罐头 竟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其机关工作者不会做生意，在革命胜利几 年后发生这样的事，说明苏维埃国家机关受到官僚主义的侵害。上述列宁对官僚主义问 题的论述，同他逝世前夕对国家机关的严厉批评密切有关。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他 逝世前夕提出，苏维埃国家机关“是旧事物的残余”。他还提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 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4]要通过改善机 关，“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5]，要通过改善机关，“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 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6]显然，这些论述都是基于对国家机关中官 僚主义现象的深刻认识和着眼于反对官僚主义而提出的。
第二，国家机关里隐藏着一些反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人。如前所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 任务的更换，特别是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国家政权吸收了许多旧时的管理者参与工作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做了有益于苏维埃政权的事，有些人则未做有益的事。一部分人 在开始阶段做了有益的事，后来则大力进行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列宁在党的十一 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在国家机关中，看起来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做领 导工作，可是实际上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机关里那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 人把党的干部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愚弄党的干部，暗地里进行种种破坏勾当。1922年11 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我们接受了旧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7]还说，国家 机关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真才实学并且忠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领导干部来管理他们 ，所以，“在上面，在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 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8]在上面即在中 央，党的领导者有几千人，最多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在全俄国，旧社会过来的旧 官吏却有几十万，“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9]上述列宁对国家 机关问题的认识，是他逝世前夕对国家机关进行严厉批评的重要根据。正因为他认识到 苏维埃国家机关里有一些反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人，所以他说这种机关是“旧事物的残余 ”。而且他还说：“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 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10]。苏维埃国家机关沾染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 最有害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官僚有意使我们沾染上这类偏见的， 他们有意一再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 ，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11]这些论述都证明，列宁认识到苏维埃机关里有异 己分子，揭露了他们的勾当。
第三，必须以巨大的勇气进行机关改革。列宁认识到国家机关“是旧事物的残余”， 必然产生改革机关工作的愿望和思想。1922年以后，他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和有关文 章中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改革工作进展不大，所以他逝世前夕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中论及到人们对待机关改革的态度。他说，当前人们在变革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 治关系的领域里，“是极端革命的”，但是在改革机关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革命 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在社会生活 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12]“在我们现实生 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13]意思是说 ，俄国无产阶级以极大的勇气进行革命，创造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可是在改革国家机关 问题上缺乏勇气，表现出畏怯的心理。列宁要求消除畏怯心理，以巨大的勇气进行机关 改革。他逝世前夕留下的若干篇文章均论及机关改革的问题，可见，列宁对机关改革问 题何等重视!
二、从发展文化入手推进机关改革
1922年以来，列宁在分析国家机关的缺点和弊端时，往往从国家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 质上找原因，认为文化水平低是产生上述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党的十一大政 治报告中说，就苏维埃国家及其机关领导经济工作而言，政治权力完全够了，主要的经 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国家手里，“究竟缺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 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14]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国家机 关里有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在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 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政治前提下，在共产党和党的负责干部控制国家机关领导权 的情况下，一部分机关工作者竟然能够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是因为这部分人的 文化水平相对高。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低而不能有力地驾驭国家机关， 不能有效地控制机关中的异己分子，反而受到他们的支配。如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 种现象：一个民族通过战争征服另一个民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灭 亡了另一个民族，于是胜利者成了征服者，战败者成了被征服者。可是，从文化上看， 结果则不一定是这样。如果征服者的文化低于被征服者的文化，那么征服者将不得不接 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尽管自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者。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 中讲到这个问题，深刻地指出：“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 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1 5]他接着问道：“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党的负责 干部数目——引者)……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16]对此，他给予肯定的回答： 国家机关中的那些异己分子的文化水平高于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他们支配后者，愚弄后 者。如前所述，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讲到，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在购买法国罐头食品 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他在分析这件事的原因时说：“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 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 …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17]从这样 的认识出发，列宁在考虑改革国家机关的措施时，突出地要求发展文化工作，提高机关 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提高机关的整体文化素质。关于这个问题，他阐述了以下思想：
第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改善机关工作。机关工作， 是一种文化，即管理文化或政治文化。搞好机关工作，必须提高文化水平。列宁在党的 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对于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做生意，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 店员，都能胜任，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负责的共产党员包括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 共产党员，却不会做，因此应当认真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他在共产国际第 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说，在俄国革命胜利五周年之际，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 任务，特别是面对机关工作不能适应经济工作要求的情况，应当学习，必须读、写和理 解读过的东西，“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18]根据列宁的设想，一方面机 关工作者应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对机关工作的检查，促 使机关工作者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切实改进工作，则可以达到革新机关的目的。 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说：“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 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 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 讲些时髦的词句。”[19]为了有利于学习的开展，列宁还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发征稿 启事，争取写出几本关于组织劳动和加强经济管理的教科书；目前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有 可以利用的内容，可以作为新教科书的基础；派几个有学问的人到英国或德国去搜集图 书资料和进行研究，把外国的管理经验反映在新教科书中。列宁所说的学习，实际上是 一个把学习和业务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当时，有的人对把学习和业务工作结合在一 起是否合适有疑问。列宁说：“把学习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 ，而且应该。”[20]
第二，以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为条件选拔新的机关人员，充实和优化机关工作者队伍 。选拔优秀人才，充实机关工作者的队伍，是列宁当时提出的关于机关改革的最基本的 措施。值得指出的是，在他的思想上，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 文化修养。他认为，可以用来改善工农检查院机关的人有两类，一是一心一意为社会主 义而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希望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所受教育不够，缺乏建立优秀机关 的文化修养；二是受过较多教育和训练的、文化修养较深的人，这些人有能力建立优秀 的机关，但是苏维埃俄国这样的人才太少。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必 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裁制衣服需要耐心地、细致地工作，经过反复测量 和计算，进而裁剪和制作成功。列宁认为，选拔人才和改善机关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和 精神，经过细致的和耐心的工作，发现文化修养较深且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优秀人才， 选拔他们进机关。他提出，改革国家机关还必须遵守“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 的原则，即机关的数量要少，进入机关的人要少，但是机关工作的质量要高，机关工作 者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要高。关于选拔人才的方法和步骤，列宁认为选拔工农检 查院的工作人员，被选拔者除了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以外，还必须通过关于苏维埃 国家基本理论的考试，通过关于国家机关知识、管理科学和办文制度等等的考试，考试 合格者才有可能选拔为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者。他的这一意见，着眼点在于保证进入机关 的人是文化修养较深的优秀人才。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应该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 的职能。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将使国家的立法系统和立法活动不规范。列宁经 过认真研究以后提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汇集了内行、专 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它就国家经济建设提出的意见最具有权威性，所以应该赋予这 个机关较大的权力。无疑，他的这个意见，反映了他对科学家、专家和内行参与国家机 关工作和参与决策的重视和支持。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应该由党的某个政治领袖来担任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列宁表示反对，认为应该由某位科学修养很深的内行来担 任这个职务。他说：“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 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 丰富经验。”[21]这一论断也反映了列宁关于选拔优秀人才到机关、优化机关工作者队 伍和改善机关工作的思想。
三、着眼于发展生产力改革国家机关
当时的国家机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国家机关庞大，人员众多，国家必须以 大量的财政支出维持机关的活动和保证机关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这样，本来 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苏维埃国家愈益困难，没有财力发展重工业和发展电气化，不 利于发展生产力。二是机关工作者对于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是外行，而且官僚主义严 重，不能有效地利用国家机关为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着眼于克服上述问题，列 宁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第一，精简国家机关，节约财政开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重工业和发展电气化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逝世前夕，在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这个思想。在共产国 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促进各个生产领域的技术改造 ，发展生产力，但是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目前重工业的发展十分困难，“现在我 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 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 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 能成为独立国家。”[22]这一论断，体现了他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而进行国家机关改革的 思想。1922年11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列宁指出 ：“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就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 、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 减少费用。”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节省财政开支，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理顺各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安排好各机关的工作，使党的干部掌握机关，使 机关为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服务。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提出，要使人民委 员会各部门的领导人积极地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把它提交到人民 委员会会议，甚至提交到党中央政治局。必须扩大区域经济会议(1921年建立的地方性 经济管理机构)的自主权，发挥它的职能，提高它的威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应该更加有力，它的会议应正常地举行，会期应更长一些，应该讨论法律草案和其他重 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做到了这些，有利于改善机关的工作，顺利地开展经济活动，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员 和党的干部必须深刻地理解新经济政策，全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使新经济 政策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而只有把机关工作安排好，让党的干部掌握国家机关 ，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如他指出：“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 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 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常见的那样，让机 关掌握他们。”“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 必须善于精明地安排一切。”[23]本着这样的精神，同年12月9日，列宁就人民委员会 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制度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各个副主席之间应有工 作上的分工，每人分管若干个人民委员部；副主席和主席的特别会议，每周不少于两次 等等。他在这里特别强调：“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 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 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亲自对机关上层 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24]这种考察的记 录经过整理后，通报所有的机关，这样下去“应有助于精简机关和促使我们国家机关的 所有部分得到改进。”[25]在列宁看来，这样将有利于顺利地推进经济工作，有利于发 展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