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方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本是作者思想得以呈现的客观载体，也是后世解释者得以言说的现实依据，无论这种言说是以“照着说”还是以“接着说”的形式进行。可以说，任何思想研究的基始性工作就是大量占有事实——文本，做到“言之有据”。因而，文本研究在任何思想研究中都居于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对毛泽东研究而言，亦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加以研究的毛泽东本人“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以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重要参考。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有选择、有区别地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资源群”并实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这样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一、“直入性文本”的复杂性与细化分类
所谓的“直入性文本”，是指直接入手就可研究的毛泽东本人的“一手文献”，尽管从解释学的意义上来说，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可以直接“上手”的文本。这里之所以说可以直接入手，只不过是为了对文本进行界划之方便而采取的策略。“直入性文本”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彰显的直接文本载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客观表达形式。毫无疑问，由于“直入性文本”的作者是毛泽东本人，因而“直入性文本”是最为接近毛泽东思想真实状态的文献。如果说重视文本研究是毛泽东研究中的基始性工作，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直入性文本”的研究构成了文本研究的核心。
然而，与一般理论家较为单一的文本著作状态不同的是，作为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资源群”呈现出异常丰富与复杂的图景。正如阿兰·巴丢在谈及列宁时所指出的，列宁“始终喜欢事件，而不专门从事学说或理论”，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毛泽东。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学说和理论载体独具一格。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著作被收集整理后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形式出版发行，这些文稿中的大部分是政论性文章、读书批注、日志和课堂笔记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本。再以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为例，正式刊发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如《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将毛泽东阅读某一著作、某一具体内容时所留下的批注或旁批与此段内容一同刊发；然而，这些内容是经后人加工整理，在刊发时仅选取了与批注紧密相关的内容，而对批注内容之前的文字并未摘录。真实情况是，这些内容也是反映毛泽东真实思想情景的重要部分，它们与批注内容具有前后相承关系。这种人为的编排方式可能会割裂或肢解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构架，无法真实而准确地展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情境。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综合性把握固然需要借助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等显性证据，但同样不能忽视那些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用“……”加以表示的毛泽东的阅读内容，这些内容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参考意义。正因为毛泽东研究中的“直入性文本”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特性，因而必须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分类，这样不仅有利于深入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文本研究的专业化、细致化和规范化。参考张一兵教授文本学研究的成果①，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研究中的“直入性文本”细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具有完整理论形态与话语结构的文本，主要包括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撰写完的完整性论著，即“正式文本”，这是已形成的思想和理论之形式化表达的产物，是毛泽东研究中主要的文本资源，在“文本资源群”中居于主导性地位。此类文本不仅包括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如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以《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为代表的军事、政治类著作；而且还包括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各类政论性文章。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对前者关注较多，对各类政论性文章则关注较少。政论性文章是毛泽东思想之现实、具体化运用，是毛泽东思想作用于现实的产物，并且就数量而言，其在“文本资源群”中占据更大的分量，因此不容忽视。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并进一步发掘毛泽东大量政论性文本中所包含的深刻理论价值。
此外，在研究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时，学界往往存在一种厚此薄彼的趋势，即过多关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的政论性文章；而对毛泽东青年时期，尤其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政论性文章鲜有关注。这与学界目前存在的“同质化”解读思路与“辉煌史”架构具有密切关系，这种研究思路采取了化约主义方式，即粗略地大致勾画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逻辑，缺乏清晰而细致地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成熟与逻辑“异轨”的历史阶段性。这造成了忽视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对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内在发生机制”缺乏科学的考察。因此，目前加大对毛泽东政论性文本的重视，应当更加注意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生动地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
在这里，我们以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为例，揭示青年毛泽东的政论性文章对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学界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界定为1920年夏天，这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的相关陈述。②问题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达到精深把握和“终结”？在“同质化”解读思路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无意识”地忽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完整线索和阶段性特征，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就成为了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只能说1920年夏天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论)，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马克思主义观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这从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之后陆续发表的政论性文章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离京返湘后一直致力于“湖南自治运动”，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相应”，但他认为，十月革命这种总体性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③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崇尚先前的“民众大联合”的自治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采取化约主义的方式，仅从一般的理论构想出发，缺少对毛泽东的大量政论性文章的综合分析，在毛泽东研究中就容易陷入到“同质化”思路的误区。
第二类是初步具备文本逻辑结构框架与基本话语系统的信函、讲话、报告、电报和政策文告等“生成性文本”。这类文本是毛泽东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一问题或理论所做的特定思考，其思想理论或者处于某种程度的探索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书信交流之中；或者是由于针对特定问题的作答导致其思想的完整形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主要体现在对某一特定问题所做的报告或讲话之中。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这类文本在其“文本资源群”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以《毛泽东文集》为例，在其收录的文献中，电报308份，占37%；讲话214篇，占24%；政策文告128篇，占15%；信函11件，占13%。④由此可见，此类文本在数量上很多，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本载体。然而，以往研究对这类文本鲜有触及。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源有限，而随着以《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文集”和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等为代表的“专题文集”的公开出版发行，使得研究者能够近距离接触到上述“生成性文本”。
虽然此类“生成性文本”在理论形态上的完整性不如“正式文本”，但是其对完整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却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正式文本”是毛泽东思想完整化、整体化的表达，是毛泽东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定型的理论表现形式，这类文本主要侧重于对思想结果的展示，较少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以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后来在《毛泽东文集》中将决议全部发表)为例，虽然其与中央的“九月来信”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仅拘泥于上述理解是不可能深刻把握到当时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将其与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写给林彪的信(这封信比“九月来信”提前了三个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后来在古田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⑤总之，此类“生成性文本”有助于对毛泽东的解读走向更加精细化、微观化，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毛泽东思想成熟与发展的动态进程。
第三类是缺乏一般文本所具有的基本逻辑结构和完整话语系统的“拟文本”，如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所做的读书批注。目前，学界在研究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这类文本主要是以专题集的形式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收录的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做的批注。从文献学的意义上来说，“拟文本”是作者思想实验的“火花”或“碎片，不是完整、独立的文本。虽然这类文本在“文本资源群”中占比较少，但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视“拟文本”研究对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对“拟文本”的研究，可以判定作者对特定思考对象的基本态度，进而可以了解作者基本的理论构架和意图。比如，通过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所收录的毛泽东阅读苏联教科书时所留下的批注的研究，不难发现，此时毛泽东理论思考的对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实践论与辩证法，其基本理论构架是苏联教科书中的理论逻辑结构，同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补充与发展；其理论意图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通过对特定符号类批注的研究，比如，通过分析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所留下的下划线、着重号、圈、点等符号，不难发现，毛泽东此时的基本理论旨趣是赞成苏联哲学著作的基本原理。同样，通过问号、打叉等批注，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对阅读对象的怀疑与思考。总而言之，这些特殊符号都有助于揭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情境，有助于我们研究和理解其思想发展的整体成熟程度。当然，较之于简单的符号，毛泽东所做的文字性旁批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如“一针见血之言”、“说得很好”以及在旁进一步作出解释的话语等，可以清楚地揭示毛泽东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展示毛泽东在特定“思考域”上的基本态度和理论旨趣。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拟文本”的特殊性，“对拟文本的解读并不能作为判断一种思想语境的直接证据，而只能为其他文本解读提供一些佐证”⑥，对其进行解读需要注意结合毛泽东当时具体的思想语境，以重新建构毛泽东思想的原初语境。
二、“旁引性文本”的参考意义与价值
所谓“旁引性文本”，是指可以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的文本，主要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回忆录等“二手文献”。这些文本的作者虽然不是毛泽东本人，但涉及毛泽东生平、事迹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为“直入性文本”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旁引性文本”就其时间性维度而言，包含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总结和回顾，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人们摆脱“毛泽东情节”所导致的时代局限性。“旁引性文本”往往是在历史尘埃落定之后，重新对毛泽东及其时代进行回顾和梳理，因而更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比如，作为毛泽东研究中“直入性文本”主要代表的《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其主要编辑原则是选择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毛泽东文稿，因此，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伟大之处，但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肖像。比如，如果研究涉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能完全依据“直入性文本”进行研究，而“旁引性文本”在这方面就有其特殊的价值。《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等“旁引性文本”与“直入性文本”具有不同的编辑原则：年谱是对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全景式记录，传记是对毛泽东一生的全面记录与评价，因此必须完整地揭示毛泽东一生中成功与失误的两方面，并且正确与失误既不是一半对一半，也不是故意夸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是依据“决议”精神来真实反映毛泽东的一生。⑦
其次，“直入性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毛泽东某一时期(定型或未定型)思想的表达，由于其思想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仅依据单纯的“直入性文本”很难揭示与彰显毛泽东一生丰富的经历，只有深入毛泽东的具体实践活动，才能活生生地展示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与现实形象。对毛泽东的研究不仅包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研究，而且包括对其生平的研究。就思想研究而言，单纯依靠“直入性文本”很难推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为思想理论源于现实、与现实密不可分，对毛泽东而言尤为如此。正如金冲及先生所指出的，“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只是从教科书中学，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学，这样才能学到活生生的毛泽东思想。”⑧倘若不了解其具体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就很难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来龙去脉与本质内涵。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必须深刻把握毛泽东的具体经历和实践，这就要求把“旁引性文本”作为重要参照。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更是如此，如果仅靠单纯的“直入性文本”，便只能大致勾画一个模糊的印象，呈现出来的也只能是“碎片化”、“片段化”的毛泽东形象。
总之，“旁引性文本”对深化毛泽东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必须重视对“旁引性文本”内在意义的深入挖掘。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研究中的“旁引性文本”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是以毛泽东为直接阐述主题和叙述主线的毛泽东传记、年谱，这是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直入性文本”是毛泽东特定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其写作与完成不仅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而且也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活动必然是毛泽东传记或年谱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因此，对“直入性文本”的分析，必须要结合传记和年谱进行理解和把握。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毛泽东传记著作十分丰富，既有中国人写的传记，也有外国人写的传记；既有与毛泽东同时期人写的传记，也有后来的人们为毛泽东所做的传记；既有毛泽东的口述自传，也有他人为其所做的传记。对这些种类繁多的传记作品，必须有所区别对待：一方面，毛泽东的口述自传无疑最具真实的代表性。因为，传记作品的作者越接近传主生活的时代，他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无疑有着更为深入与确切的了解，从传主口中说出的传记，无疑具有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由于口述以及记忆方面的问题，这些史料难免存在一些失实之处；不过，运用现有的丰富史料，通过仔细分析，能从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些不足。另一方面，国外学者所写的毛泽东传记虽然受到时空与文化隔阂的制约，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失真或扭曲，但其所运用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比如，国外学者在毛泽东传记的写作中侧重于以思想带动实践，即将毛泽东的种种实践活动置于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上加以分析，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感性材料的堆砌和纯粹“偶发事件”的积累，而是特定思想形塑的必然结果。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不过，这种方法过分强调主观思想在实践过程中的先决作用，会导致国外学者在写毛泽东的传记时过多地依赖心理分析，从而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对此，我们需要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我们看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无疑是现阶段最为客观、质量最高的传记作品，其中大量运用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档案，有许多资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披露，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就年谱而言，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权威性的毛泽东年谱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该年谱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与生平业绩(主要是建国前部分)，“是一部融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的巨著，是一部翔实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入门之作。它为我们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为我们展现了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⑨。
需要注意的是，年谱与传记虽然都对毛泽东的思想有所涉及，但年谱与传记的编辑原则存在重要区别，为了研究的精确性，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年谱力求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客观记录谱主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写作上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⑩，客观中立性是其追求的目标；毛泽东传记则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写作，其对某一事件的论述力求回到原初环境，并力图使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发展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脉络，在记录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对此作出基本的分析与评价。
在某种程度上，传记和年谱类文本具有“似直入性文本”的特质，因为传记与年谱的直接对象是毛泽东本人，可以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始终贯穿传记与年谱整个叙述过程的红线；并且，在传记和年谱中，必然会涉及“直入性文本”的写作背景、过程和基本内容等方面，因此，传记、年谱与“直入性文本”有密切关系。然而，传记、年谱与“直入性文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传记、年谱与“直入性文本”的作者有着根本性区别，前者是后来的人们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进行综合性的陈述和总结，毛泽东在其中是传主或谱主的角色；而在“直入性文本”中，毛泽东则是文本的直接作者，文本是其思想实验的结果。其次，以传记和年谱为代表的“旁引性文本”的叙述风格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介入，而是以他者的视角加以推进。虽然年谱与传记也涉及“直入性文本”的相关内容，但其与“直入性文本”存在一定的理论间距，因为年谱和传记中所表述的“直引性文本”已是经过编撰者理论视域“座架”之后的产物。从后现代文本学的观点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是毛泽东的原初思想，而是年谱和传记编者“介入”毛泽东“直入性文本”之后，在其主观世界中重构的理论产物。当然，后现代文本学的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我们无法否认，编者必定是在特定的理论前见指导之下从事编撰工作的。
总之，年谱或传记等“旁引性文本”与作者原初的理论情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间距，单纯的“直入性文本”研究可能会遮蔽作者理论生产的原初状态，而单纯的传记或年谱研究又不能真正达至传主或谱主真实的理论情境，只有将年谱、传记研究与“直入性文本”研究相结合，才能打破这种间距。
二是以中共党史以及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回忆录等为代表的党史类文献。这类文献的主旨虽不是毛泽东，但与毛泽东有着无法割裂的重要联系，因而是深化毛泽东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文本。毛泽东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物，其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几乎完全将自己与革命的集体相融合，毛泽东几乎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历史”，而是将其与红军相结合，用“我们”代替“我”。(11)斯诺的这种感受展现了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之间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毛泽东通过与历史的互动，展现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生动而曲折的历史，因此，“读《毛泽东传》即读党史，实为顺理成章之事”。(12)同样，研究毛泽东，即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无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过程中，这一历史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交织，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作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决定时所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3)。
毛泽东作为党的最初创建者之一，最后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决定了其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理解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不能仅限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必须将其与党的奋斗历史相结合，才能深刻把握。比如，对毛泽东“两论”(矛盾论、实践论)的考察，不能仅从作者的主观因素出发，因为毛泽东写作“两论”主要不是因为对哲学概念感兴趣，而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毛泽东是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横切面”，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甚至成为中共党史特定历史阶段的“化身”。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必然涉及毛泽东研究，对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必然会使毛泽东研究更加深动形象、全面科学。
与中共党史一样需要被关注的是，和毛泽东同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物的口述或回忆录等文本，此类文本由于其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其论述对象不外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因而此类文本在广义上可以纳入到中共党史的文献群中。这类文本在毛泽东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随着毛泽东时代的远去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社会变动，生活在当下的研究者在从事毛泽东研究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空隔阂的“先天不足”。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不仅与毛泽东有着密切接触、对毛泽东的理解也更为直观与生动，而且他们还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决策者，他们对具体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的理解与把握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因为“中共中央和它的政治局及常委，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的活动离不开集体。他的言行极大地影响着别人，别人的言行也常常影响着他，有时这种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意见，也往往是在集体讨论中或在同别人的交谈中逐步形成的；许多重大决策，也往往是在集体讨论中或在同别人的交谈中最后作出的。”(14)因此，《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借助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档案即“直入性文本”，而且还大量吸收了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的、重要事件的当事人的口述事实细节，以及党内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等“旁引性文本”。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所能占有的文本证据并不完善与充实，而同时期党的主要领导的回忆录等文献可以弥补这种不足。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此书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录，而且是将个人回忆与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15)。例如，毛泽东在1961年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莫斯科会议”)上，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与工人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所致。然而，目前披露“莫斯科会议”的资料十分有限，以致学界忽视了“莫斯科会议”上的交锋这一重要线索。《杨尚昆日记》对此问题有详细的阐述，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对于推进毛泽东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16)。但与此同时，对于此类回忆录与口述需要辩证对待：一方面，由于时间流逝，党的重要领导人物大多是在年岁已高的情况下口述或撰写回忆录，在资料细节和史实方面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任何回忆录都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这类回忆录的作者与毛泽东具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会在叙述时受到主观情感和立场的影响，这主要有两类情况：“为尊者讳”的辩护立场与谩骂、诋毁的感情发泄。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在运用过程中有所区分、有所选择，辩证对待。
三、文本分类与“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
毛泽东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真实地还原毛泽东，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多方面的“同构”，文本在此过程中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文本是作者主观思想得以展现的现实“场域”，只有从文本出发，运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才能重新呈现作者的思想。集理论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文本著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本资源。然而，如何面对这些数量极其庞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本资源群”，却成了目前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增强研究的便利性与科学性，需要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这些“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分类，这也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新尝试。虽然毛泽东研究已不是一块“处女地”，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已获得丰富的成果；然而，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仍然是一幅“杂草丛生”的景象。文本学的分类方法可将杂草去除，使我们在研究中能够自觉规范地运用毛泽东研究中的“多元文本”，使我们的分析判断具有可“量化”的文本依据。传统研究中“独断式”论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文本的综合运用不足有关。
后现代文本学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论提出，任何文本都不具备独立自有的特征，其生命力在于“沉沦”于文本的网络海洋中去确认自我。正如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所言：“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17)互文性的第一层即文本间性，包含两层含义：从横向上而言，一个文本需要在与其他文本的对照中才能确定自身的特征，也就是说，理解某一文本需要结合该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扩展或在总体上进行改造的其他文本加以考虑；从纵向上而言，对某一文本的把握需要注意“前文本”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文本所处的文化系统影响的认知。在横向层面上，“互文性”尚且呈现为某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而在纵向层面上，“互文性”则突破单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将文本置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文本海洋中加以考量，使该文本居于无限开放的动态文本网络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兰·巴特将“文论”(la theorie du texte)正名为“织物论”(hyphology)(18)。
尽管后现代文本学的“互文性”理论强调，理论之间存在着“互文”的无限链接，从而解构了原创性思想存在的可能性空间，但其对文本多元性空间与作者思想之间互动的强调，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在毛泽东研究中，构成“直入性文本”的许多单个文本之间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些文本必然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从某一“直入性文本”中必然能读出毛泽东其他文本的“印迹”。比如，“两论”中有许多观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以非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式进行了表达。此外，毛泽东研究中的“直入性文本”也并非是仅通过自身就能确证其存在性，必须把它置于开放的文本网络中、置于与“旁引性文本”的相互交织中进行研究。总之，不能仅仅依靠对某种单一文本的解读便试图把握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必须引入“互文性”的视角，实现对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
毛泽东真实而完整的思想肖像应当是一幅幅历史画卷所构成的动态生成过程，类似于多幅画面组成的“动画”。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对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进行勾画犹如摄影：研究者扮演摄影师的角色，毛泽东研究的“多元文本”是摄影对象，而研究方法则类似于摄影器材。一幅高质量的“摄影作品”(即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生成，离不开如下基本要素：一是摄影对象的清晰呈现，也就是对毛泽东研究中“多元文本”的深刻把握；二是摄影器材即相机“感光元件”的成像质量，即研究方法的科学有效性问题。这双重因素是决定成像质量的关键，而其又掌握在“摄影者”手中，也就是说，研究者需要综合把握文本与研究方法。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真实性”在于，组成动态历史画面的各幅思想肖像的清晰度。以往的宏观研究强调，从历史发展的宏大思路，如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出发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这种研究展现的只是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粗线条，缺乏微观细致的分析，其呈现出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只能是较低“像素”的图像。只有从“多元文本”出发，从各个维度、多元视角进行勾画，方能不断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清晰度。而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完整性”在于多幅思想肖像的组合，如果仅从单一的文本视角，缺乏对“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不仅会造成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模糊，而且缺乏“完整性”，容易形成“独断式”的评判。
总而言之，在毛泽东研究中，实现对“多元文本”的整体把握与综合利用，在多维视角下全景式地深度刻画，是当下推进毛泽东研究的必由之路。以毛泽东本人的“一手文献”为代表的“直入性文本”在毛泽东研究中应居于主导地位，它是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主要依据。而以毛泽东年谱、传记、中共党史以及回忆录等为代表的“旁引性文本”，对于毛泽东整体形象的勾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甚至可以对毛泽东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提供线索。只有在综合利用这两种文献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毛泽东的原初思想情境与思想实质。
①张一兵教授将文本分为三类：“正式文本”即已经完成的论著或公开发表的文献；“生成性文本”即未完成的书信和手稿；“亚文本”即读书摘录笔记和记事笔记(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后来又提出一种新的文本形式——“拟文本”，即阅读批注(张一兵：《回到列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②毛泽东在延安时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指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参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45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⑤逄先知：《〈毛泽东文集〉的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第3页。
⑥张一兵：《回到列宁》，第132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第44页。
⑧金冲及：《〈毛泽东选集〉的重要补充——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编：《〈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第31页。
⑨李捷：《斑斓的历史画卷，精深的研究硕果——〈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评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7-118页。
(12)陈晋：《读〈毛泽东传〉，读什么？》，《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2日。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14)逄先知：《编写〈毛泽东传(1949-1976)〉的一些体会》，《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6)姚宏志：《1960年莫斯科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17)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8)罗兰·巴特：《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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