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自然资源和污染问题还不是经济模式的一部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大量的问题便出现在大众媒体中，这也迫使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世界的汽油用完了吗？世界上的农民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日益增长的人口吗？我们如何控制污染？将来还会有自然的风光可供我们的孩子去欣赏吗？这些问题使环境经济学逐步流行起来。
可持续发展：在自然的界限内
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经济计划中是否继续忽略自然资源这个问题，就已进入公共辩论的领域。《增长的极限》一书运用计算机的模拟功能论证了自然资源短缺和污染将很快导致人类文明在全球的崩溃。经济学家并不将该书中的方法论当作一回事，他们指出这种模式并没有包括任何的反馈机制，而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在稀有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提示需要使用更多储备丰富的资源作为替代资源。这种辩论反映了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科学家警告说，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正在一步步枯竭，而经济学家则认为价格体系将会自动解决任何问题。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依旧继续着。
在《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前，赫曼·戴利(Herman Daly)，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就已经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描述极限问题。在戴利的导师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教授著作的基础上，戴利提出熵或者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决定了可利用资源的效用。例如，海洋底层拥有大量的矿物质，但是这些矿物质特别分散，开采这些矿物质的费用将会超过它们的使用价值。另一个例子是利用取之不尽的能源来减弱熵在生物系统中的影响，例如水产养殖或种植树木。只要能源是廉价的，许多工程便可以顺利进行，但是随着低价能源供应的枯竭，人类必将越来越依赖自然体系，自然体系将会以很慢的速度促进人们收入的增加。因此，戴利基于熵的观点主张人类经济受限于自然极限。
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原则很快导致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产生——现代的生产绝不能用尽子孙后代所需的资源。然而由于这个词的普遍使用，“可持续发展”一词几乎成为和它原意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这个名词现在有时意味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却不考虑自然的极限。但在国际对话中采用可持续发展概念是有益的。它已经成为限制使用化学物品，如联合防止臭氧层变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京都议定书》)达成一致的催化剂，尽管后者没有像前者那样有效。更普遍的原则认为，经济渗入自然环境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外工程建设背景的一部分。
环境税改革
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讨论中，利用税收来控制污染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环境税改革或者“污染者交税的原则”。表面上看，要求企业赔偿他们对空气和水的污染是天经地义的。普遍意义上说，环境税改革的原则已经在世界上取得广泛的认可。但是，当考虑到一些具体的措施时，这个原则就变得有争议了。因为，了解一项政策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批评者的角度，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与它相反的意见。
意识形态的批判：健康是无价的
对环境税最普遍、基本的批评是，污染是罪恶的，因为它损害人们的健康，应该通过制度进行全面的规范，不应该仅仅通过给污染定价来惩戒污染。批评者指出，污染是谋杀的一种形式，因为当污染程度增加时，死亡率就会随之增加。一些环保主义者说我们不允许人们在杀人后再赔款，所以我们不允许污染者在制造污染、损害人类健康后再交纳罚金。从根本上说，他们反对健康是可以交换的或者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尽管，许多环保团体从自我正义的角度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一个充满机器和化学物品的世界，纯净是不可能的。技术规章制度并不比经济制裁更能够挽救人的生命。技术规章制度只会花更多的钱。
公司的所有权
另一反对派认为，建立一个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会更好。运用这种方法，已有的公司根据他们以前的行为，将会收到一个污染许可证。如果他们减少排污量，他们将会允许出售他们的一些污染权。这种程序赋予公司对他们先前所造成的污染有一定的产权。这对已有的公司是有益的，但是对于新的公司却是一个惩罚的措施，因为新公司必须为他们的污染权付费。因此，这样会导致人们对建立较已有的公司更有效率、污染程度较低的公司失去信心。但是，由于已有的公司影响了法律的制定，所以这种途径在美国最受欢迎。因为在美国，大公司为几个大的环保组织提供资金，因此他们都支持这种方法。如果公司必须交税，他们必须被迫和其它的公司进行公平竞争，而没有任何特殊的优惠条件。
在中国，对水污染进行征税的条例是存在的，但是很难得到实施。环保总局无力强制执行这些条例。私营和集体企业经常因税收会削减他们的利润而不交税。即便是收集到了税款，从本质上说，他们也只是行政的罚款而不是负责治理每一项污染。此外，为了购买治理污染的设备，大部分钱都流入到同样的公司。最后，这些税收的水平太低以至于没有很好起到刺激保护环境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即使乐观地估计，罚款需要增长50％，才能迫使2/3的公司遵从保护环境的条例。假设这些税款将根据污染程度进行征收，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并且这项研究也忽视了在向公司征收税款过程中的执行问题。总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采用了“污染者赔偿”的原则，但是污染税的执行也和美国一样困难。
污染税的错误推论
另外一个不支持污染税的想法也许太极端了。美国一些环保组织的成员提议，通过施加一般的销售税来减少各种形式的消费。他们认为所有的消费都是污染。他们的目的不是批评环境税的改革。相反，他们只是想从中推论出一些东西，使其更加有力。但是他们在论证这些东西时被误导了。第一，不同的产品产生不同程度的污染，一般的销售税使社会受损程度和税收水平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第二，销售税主要是针对劳动，因为大多数附加的价值都是来自于劳动。因此，他们对污染进行征税是间接的和无效的。第三，他们所倡导的高税率(20％～30％)，是一种后退(这种高税收的负担主要是落在穷人身上)，并且由于减少了商品和服务的输出而增加了失业率。总之，无针对性销售税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征税很方便。然而他们依然没有找到代替税收来限制污染的方法。
经济有效的论证
目前在美国，政治上不接受的关于收取污染税最有效的论断是，新的税收将会降低生产力，损害美企业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竞争地位。研究得出上述结论并提出以下建议：减少劳动税以补偿增加的烟尘排放税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有些人乐观地认为，烟尘排放税会带来“双重红利”，也就是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和劳动税的降低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至少在美国，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这种乐观的观点。他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是不可行的，烟尘排放税即便会补偿劳动税的减少，那也将减缓经济发展。
中国曾提出过潜在双重红利的研究报告。根据国际气候变化研究小组2001年度的气候变化情况报告，张忠祥(1997，1998)发现在中国用减少间接税来补偿烟尘排放税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另一个研究中，一批国际学者如加尔巴乔(Garbaccio)等人(2000年)预计中国在税收调整后的第一年里GDP将会有轻微的下降，随后几年将会上升。如果中国自愿去减少烟尘的排放量，这将是个好消息。
上文中的这些模式无论是产生积极的效果还是消极的效果，我个人都对这些模式持怀疑态度。在做传统的经济学预测时，这些模式是极度不精确的，所以将这些模式有效地应用于征收环境税是荒谬的。这些模式以假设充分就业为前提，但充分就业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仅考虑了税收对价格扭曲的影响，而忽略了财富的影响。并且他们完全忽视了控制经济发展表现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这些模式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琐事上。如果因为劳动税或产品税而引起的价格扭曲对经济产生严重的阻碍，那么中国如何能够在20年中持续保持每年9％到10％的增长率？如果税收体制没有导致价格扭曲，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更高吗？也许会，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当你将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时候。
然而，因为这些被使用的模式是可利用模式中最好的，它们普遍被认为是精确的。所以，即使这些模式产生的结果在技术上毫无意义，但它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布什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主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费用是巨大的。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不相信双重红利假说的模式。
根据我一位同事的观点，这些模式的作用效果依赖于谁为他们支付费用。在美国，大部分研究直接或间接由石油公司来支付费用。因此这些研究必然会显示烟尘排放税将会减缓经济增长。相反，在欧洲，研究由政府来资助，经济学家自然会为“双重红利”假说进行论证。这种情况令人忧虑。第一，真理被出售给最高投标人。第二，这种情况揭示了未经经验检验的所有经济模式的任意本质。
重构可持续发展问题
直到现在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税改革的讨论还是仅集中于微观经济工具与环境政策的联系上。讨论的参与者们对这一问题持一种超现实的态度。他们沉迷于精炼数学理论，却对现实所发生的事件鲜有兴趣。讨论者所描述的美国税收体系与现实几乎没有联系。在中国，抽象模式与具体现实间的差异甚至更大，现实政策经常由地方政府与被政府征税和调控的企业进行谈判来决定。因此，这些模式不应该被视为对正确政策具有任何指导意义。
更大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学家很少强调收入和财富，而仅仅是强调相对价格对环境污染具有影响。例如，当收入增长时，能源消耗也以大约同样的比率增长。几乎能源消耗的任何形式都以某种方式危害环境。此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城市正在世界上到处扩张。环境税收改革通过提高污染行为的成本来改善环境，与提高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做艰难的斗争。为了减少能源消耗，税率将会非常高，比目前大多数政府打算的要高得多。此外，任何政府都没有考虑对空间租赁进行征税，以此来抵偿由于收入的增加而引起的土地需求的增长。然而，如果政府不能够控制城市向外的扩张，那么要降低运输对更多能源的需求将越来越难。
如果经济增长会加剧污染、导致气候变化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的问题，那么政府应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吗？在环保人士中间有日益增多的压力要求国家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以降低污染。他们基于低度开发对环境有利的观点批评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一些为促进经济增长而破坏了环境的国家工程建设。人们很少公开讨论这种环境帝国主义，但环境帝国主义的根本信念是对每个国家而言，不管它处于哪种发展阶段，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率应该是相同的。
认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意义的关键，在于理解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意见领袖的态度。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意见领袖所惧怕的，是任何对油或煤使用的限制将导致美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且对所导致结果负责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将永久被击败。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石油流动的激情不仅驱使了美帝国主义在中东所施行的政策，而且解释了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采取的任何抵制行动。
关于石油的所有忧虑都基于一个这样有缺陷的假定：它预先假定经济增长依赖于对矿物燃料日益增多的使用。在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人头脑中产生这种基本混乱的理由是简单的。所有经济模式都是微观层次模式，这些微观层次模式假设所有的关系都是线性的，并且技术上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当经济学家构造宏观层次的模式的时候，他们只是对微观模式进行了扩充。他们未能抓住交互作用效果这一代表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间的基本差异。经济增长主要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在交易密度方面变化的一种尺度。即使能源价格增长十倍，经济增长依然是可能的。
由于对经济增长和衰落原因的基本误解，在美国经济学家之中仍然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1974年和1981年美国经济萧条是由先前的油价震荡造成的。然而，事实上，经济萧条是由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造成的，而这种财政政策是根据有缺陷的经济模式制定出来的。在日本，因为当时没有使用那些模式，它采用了扩大性宏观经济政策，油价振荡没有导致经济中断。这就是当我们严格地限制能源的使用，也仍然能够保持生产力持续增长的最清楚证据。
经济学家在涉及到全球政治的宏观层次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训练没有给出公平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忽视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建议，凯恩斯建议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更好。因此，经济学家们继续制造异常精确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却很少告诉我们真实世界的有关情况。不幸的是，正如凯恩斯自己所发现，政府通常听取经济学家们所达成的共识，即便他们的建议是错误的。
如果可能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即资源不是限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对可持续发展就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理解。不是将争夺资源作为国力的基础，而是各国共同努力设计出一个在各国间公平分享全球资源和承担社会发展成本的体系。从逻辑上讲，这样操作是很简单的。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它的人口来分配全球资源。如果它所消耗的超过它应有的份额，它应该向共同的基金中支付一笔钱。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消耗了多于他们所得的份额的资源，所以它们都必须在共同的基金中付一笔可观的费用(如果要做到公平，甚至可能要求对过去消耗的全球资源进行补偿，因为财富是在这个基础上积聚的。可是，我在这儿忽略这一点。)。这样一笔共同基金能够用来提供使全球所有国家受益的公共福利。但是这种提议不具有政治可行性。它仅仅是个梦想。然而这种方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基础比托宾税更有意义。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仅集中于微观层次的问题。如果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它必须不仅仅是指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它应当是一种框架，在经济增长、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健康的关系框架。如果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仅是一些基于微观经济模型上的华丽辞藻的辩论，那么这种讨论无疑是一种空谈。
我曾提出，如果可持续发展能够解决资源竞争、全球公平问题，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关系的战略性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抓住经济的核心问题。如果发起一场着眼于宏观层次问题的讨论，那么将世界推向真正可持续发展道路才会成为可能。
相关链接
托宾税：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具体为用征收税收来限制国际资本的市场流动性的方法，他认为由于流动性不同，商品和劳务依据国际价格信号做出的反应速度比金融资产要缓慢得多，而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依据过度供给和需求做出反应较慢，从而扭曲价格，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他建议，“在快速飞转的国际金融飞轮下面撒些沙子，让飞轮转得慢一些，放慢的金融市场反应速度对稳定经济是绝对必要的。”这个沙子就是著名的托宾税。并以所获得资金用于克服世界上的贫困。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环境税论文; 税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