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探求原因就不必研究历史
在哲学中，因果关系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唯心主义者都否定因果关系，例如贝克莱、休谟，他们都否认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只把因果关系看成观念联系或心理习惯。奇怪的是，同样是唯心主义，宗教则极力主张因果学说。例如，佛教的缘起学说作为佛教的基础和支柱，就是关于因果关系的学说，它认为世界万物无一不是由因缘和合而生，整个世界、社会、人生是一个因果之网，其中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因果相生，缘起相随。
历史领域中的因果关系更为复杂。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因果性，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的本质是精神，是具有独特性的不可重复的过程，根本不可能有因果关系。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柯林武德、波普都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凡是反历史决定论的都必然否认因果论，因为推翻了因果关系，决定论不攻自破。
如果说自然界的现象需要寻求原因，历史领域同样也应该探求历史的原因。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说法是对的。他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历史事件没有原因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历史的原因，研究历史的必然性。研究历史而不研究原因，不研究它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失去历史研究的价值。如果历史中不存在因果关系，那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重视对历史原因研究的。他认为一些历史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人物的动机，不管是表面的还是真实的，都不是历史事实的最终原因，在这些所谓动机背后还有应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黑格尔不是从历史自身寻找这个动力，而是从他的哲学中输入这个动力，这就是绝对观念。绝对观念的说法当然是虚构的，但他认为被哲学家们视作历史原因的东西背后别有动力的观点，是富于启发性的。黑格尔还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因果关系，反对原因与结果关系之间的失衡。他强调结果一点也不包括原因不包含的东西，同样，原因也一点不包含不是在其结果中的东西。因此他反对小原因大结果的观点，认为历史上常有人搜集许多奇闻轶事作为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是一种外部刺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事件的内在精神倒是可以不需要它。他讽刺这种历史观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让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虽然很巧妙，然而是非常肤浅的处理办法。列宁很赞赏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说，这个“内在精神”是对事件的历史原因的唯心主义的和神秘的、但却是非常深刻的提示。不过现代科学中的混沌理论似乎与这种看法相反，主张在混沌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影响。一位学者设定了一个非常有启发的形象的例证：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一个钉子的丢失，结果使一个帝国灭亡，这说明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引出无法预料的巨大效果。这在宇宙论中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假设，可社会历史领域如果应用这种假设，我们只能陷于不可捉摸的纯偶然性的王国。
在历史上，对历史的思考总是停留在唯心主义范围，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是人的领域，人的行为由人的意志支配，因而似乎只有意志才是历史的动因，强调因果关系就是否认意志自由。这样，统治人类社会生活的只能是人的观念。恩格斯尖锐批评这种观点，他说，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是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中确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等思想，就包括对社会发展中因果关系的揭示。
当然，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而且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的。但这不能成为社会中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是就个人而言的，至于这个行为在整体社会行为中造成什么后果，并不是任何个人意志能决定的。恩格斯说，当个人有意志的行为融入社会后，它就会在社会众多力量的碰撞中被组合为另一种力量。这种合力是一种客观力量，它是诸多个人力量的集合，但不是诸多个人意志的组合。人们常说历史会开玩笑，本来要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问题的分析非常注意对它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很注意对农民战争原因的分析。他明确指出，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武装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恩格斯是应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理论来分析这种因果关系的。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拿破仑第三政变的分析，是对历史中因果关系分析的典范之作。当人们对政变感到愤怒、惊异而不可理解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法国阶级斗争是如何把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变为所谓英雄的。
因果律对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但因果联系只是整个世界各种联系的一部分。因果性不等于必然性，偶然性同样是有原因的。因此，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有偶然的因果关系，而且原因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古代有个哲学家说，找到一个原因胜似一顶王冠。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在探索历史之谜中，必须注意因果分析。
二、关于克娄巴特的鼻子的争论
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说过，克娄巴特的鼻子若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克娄巴特是公元前1世纪时的埃及女王， 是眼如秋水、鼻梁高挺的绝世美人。她先是受凯撒迷恋，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与凯撒结盟，后又与安东尼结合。在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战斗失败后，克娄巴特自杀身亡。究竟如何评价克娄巴特？她的美貌究竟起多大作用？她作为埃及女王，是利用她纵横捭阖的才智还是仅凭女色？
英国历史学家伯里19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克娄巴特的鼻子》。他通过这个事例着意鼓吹历史并不是由因果关系系列决定的，而是由偶然的、两个或更多的没有关系的原因决定的，每个原因都是独立的，因而是偶然的。如果在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只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这种类似的例子可以不断举下去。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他的宠物猴子咬了一口，于1920年死去，这个意外事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据说丘吉尔说过，25万人死于这只猴子的“咬一口”。也有人说当年如果德国不许列宁过境去俄国，就不会发生十月革命。
历史本身当然存在偶然性。认为凡是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必然的说法是宿命论的，是对历史的嘲弄。问题是，我们根据什么来断定哪些现象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根据就在历史本身。例如，克娄巴特是否美，对于历史而言是偶然的，历史本身并不存在要求她必须是美人这种必然性。世界上的美人何止成千成万，即使在当时的埃及亦复如此，并非任何美人都能对历史起作用，世界上多少美人长在深闺无人识，老死民间一辈子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美，只能是个条件，绝非最重要原因。克娄巴特的作用取决于她是埃及女王，是掌握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当权者。她的美也许成为凯撒和安东尼迷恋她的原因，成为安东尼在亚克兴战役中失败的一个因素，但决定性的原因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当然，在历史中偶然性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并对历史打上特有的烙印。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偶然性不起作用，历史便会被神秘化为由天命支配的过程。事实上历史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偶然因素，周期越长偶然性越多，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历史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阶级利益，总是以各种方式发挥它们的作用。正如十月革命，它的爆发取决于俄国的社会矛盾，而不是列宁个人。列宁是在革命风暴已经来临之后回国的。即使德国阻止列宁回国，也不可能阻止俄国爆发革命。当然，列宁是否回国对十月革命的面貌和特色会有不同的影响，但俄国的革命迟早会到来的。我们无法断言，没有列宁是否会产生另一个同列宁一样的人物，因为历史不可能为这种假设提供试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革命一定会推举自己的领袖。从这个意义说，并不是列宁创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创造了列宁。
历史上类似克娄巴特的鼻子之类的问题俯拾即是，你可以说，西施的美貌决定吴国的灭亡，武则天的美貌使她得以代李显自立。但只有撇开她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撇开各种力量对比，把她们看成孤立的个人，而且把美看成她们的唯一特性，才能得出这种结论。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中，一个女人的美，在历史的各种因素中的作用是微小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历史中的各种因素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都各有其存在的原因，都存在着可以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历史并没有决定吴越之战中必定有个西施，也没有规定初唐必然会出现武才人。在历史中必然性同样是通过偶然性起作用。灭吴后夫差的意满自得、沉迷声色，使得越王的美人计得以奏效，可没有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育，光靠美人计是不足成事的。历史中美人计不少，但如勾践者有几人？至于武则天的称帝得力于她的打击门阀贵族提拔普通地主，壮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如果仅仅是美，可以当皇后但不可能成为政治强人。历史证明，凡属侥幸得遂偶然成功者都不可能持久。偶然性对历史作用的大小正负，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必然性。它只是各种综合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的因素。
三、社会进步中的曲线
社会的进步不同于自然的进化，正如马克思说的，社会进步这个概念绝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社会进步是曲折的，这种曲折性有多种表现方式。
可以表现为生产方式更替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时，往往要经历反复的前进与后退，甚至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过程。马克思说，历史是公正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
也可以表现为进步中包含退步。某个社会形态在社会发展的系列看可能处于较高阶段，可是由于阶级的剥削和对抗，社会进步往往处于矛盾中。对一个阶级是好事的对另一个阶级可能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可能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样，社会在总体上是进步的，但又不断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社会进步的曲折性，表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社会发展没有自己预定的目标，社会不会自动朝尽善尽美的目标前进。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人们对自身生存条件改善的需求，社会本身有规律而无目的。我们不能说，原始社会就以进入奴隶社会为目的，封建社会以资本主义为目的。目的作为人的活动范畴，显示的是人为自己的活动规定的行为趋向。人的目的能否实现，决定于主体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客观规律。列宁说过，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在实现目的时会遇到困难，甚至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还说，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社会领域同样如此，社会发展有规律却没有目的，是主体把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转化成自己的目的，并在实践中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已经逝去了的现实即历史中凝结着人们活动的目的。
人的行为的目的表现为关于未来的追求时就是理想。社会理想的本质就是对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表示不满，力图改变现实，可是没有任何现实是与理想完全一致的。例如，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端失望的讽刺画。社会主义革命中也会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出现理想与现实背离的问题。可是社会总是进步的，不管资本主义社会与启蒙学者的目的与理想的差距有多大，资本主义制度比起封建社会的制度要进步、要合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还是充分肯定的。但资本主义社会终究是社会进步中的一个环节，它的进步中包含着退步，而这种消极的不合理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恶化，终于要引发社会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就包含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现象及其原因的清除，可这个清除也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一切现象都令人满意，但社会主义力求使一切都做得更好。目前中国社会中的消极现象有的是社会生产力不发达造成的，有的是旧社会的遗留，有的是特定条件下重新滋生的，这一切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步得到克服。
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理想，但不是空洞的乌托邦主义者，我们不可能做到社会主义革命一旦胜利一切都能十分美好，但我们并不因此就为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辩护。恩格斯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216～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任何时代的人类都只能完成自己时代提出的任务和实现历史蕴涵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时代的人能为整个人类历史规划未来。人类发展没有最终目标，它永远处于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