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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of China's 90 - year cataloging andclassification research is reflected by the amount of papers.The author group,the class headings, etc. The paper alsoanalyses the new features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research:the repi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cations; linkage of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s; the research work getsdeeper and more detailed.33 refs.
SUBJECT TERMSBook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History-China Library research-Round-ups
CLASS NUMBER G254
我国近代图书分编之开端，若按放弃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采用自编分类体系而论，当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年）[1]为标志，已历百载；若依李钟履划分也有90年左右历史。李氏关于图书分编等类目的划分和论文归类等，以今天的标准看，准确性有待商榷；同时，我们发现其统计的论文有重复现象。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继往开来，很有必要。
1 论文数量反映研究状况
根据《图书馆学论文索引》[2,3]和《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4]的连续统计，从清末到1989年，我国共发表4327 篇有关图书分类与编目方面的论文（以下简称论文，见表1）。
表1 1900～1989年各年代图书分类与编目论文概况
表2 1900～1989年文章的合作情况与译文统计 单位：篇
表3 1900—1949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与知名学者单位：篇
从表1可见：（1）各年代论文并不平衡，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艰辛坎坷；（2）论文较多的30、50、80年代是分编研究的兴盛年代；（3）仅80年代就有3023篇论文，占总数69.86%，是分编研究的鼎盛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论文骤减（论文绝大多数是前半年的）；1957年6月开始“反右”，论文猛降38.4%。 社会动荡必然影响学术研究发展。
译文始见于20年代，90年共243篇（见表2），占总数（4327篇）5.62%，这一比重并不算高，在分类与编目方面相差不大。 译文较多的3个年代（30年代，50年代，80年代）也恰是分编研究兴盛年代。
2 从作者群分析看研究状况
粗略统计，90年间约有3000人次参与分编研究，其中1900～1949年约500人次，1950～1979年约300人次，1980～1989年猛增至2200人次左右，作者群显著扩大。这三个阶段分别有30、24、44位核心作者（见表3～5）。
（1）核心作者选择标准提高，人数反有增加。
（2）多个表中出现者，反映了他们研究的连续性。 老一辈专家如杜定友1967 年去世， 其遗作由钱亚新等整理于80 年代发表； 刘国钧1980年故去，钱亚新1950～1979年论文写得不多，但其与人作嫁，功不可没。白国应、黄俊贵、张玉麟等只见于表4、表5，虽然现在都是知名分编专家，但要晚于杜、刘、钱等人。
表4 1950～1979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与知名学者
作者分编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其中
分类编目译文
杜定友 30
36 18 12 0
刘国钧 20
41 11
9 5
白国应 16
25 15
1 0
苏大悔 10
20
5
5 10
黄俊贵 9
14
2
7 0
阎立中 8
21
1
7 4
史永元 89
8
0 0
皮高品 88
8
0 0
金天游 7
13
7
0 0
黄景行 7
13
4
3 0
卢中岳 6
27
5
1 0
丁宏宣 5
18
0
5 0
武宁生 5
12
3
2 2
张蕴珊 58
0
5 0
张玉麟 56
0
5 0
肖自力 4
20
1
3 0
鲁 文 4
14
2
2 0
李修宇 4
10
2
2 0
关家麟 49
4
0 0
于鸿儒 46
0
4 0
张德芳 46
3
1 0
袁涌进 44
4
0 0
徐恭时 44
3
1 0
张全新 44
4
0 4
龙廷彰 3
34
0
3 3
张琪玉 3
16
1
2 1
顾家杰 3
15
1
2 0
侯汉清 3
14
3
0 0
何纪华 2
23
0
2 2
项弋平 2
13
2
0 0
汪家熔 2
11
2
0 0
李 枫 2
10
0
2 0
陈光祚 1
14
1
0 0
范文津 1
14
1
0 1
李钟履 1
11
1
0 0
（3）有的作者仅见于一个表，有种种原因。例如， 黎锦熙被统计到的8篇编目论文仅是这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300余篇论文的副产品；沈祖荣虽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但涉及分编的论文不多；梁启超曾任国立京师图书馆、松坡图书馆馆长，但比起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分编却是次要的，更因他1929年去世，研究遂止；袁同礼和蒋复璁都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但他们40年代末离开大陆，论文统计困难；肖自力发表图书馆学论文不少，但统计到的4篇都是与他人合作的；张全新的4篇文章都是与苏大悔合作的译文。
表5 1980～1989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 单位：篇
作者
论文量作者
论文量 作者
论文量 作者
论文量
李锡初
26 叶千军12张欣毅8黄刚 6
白国应
21 徐 文11高再其8洪漪 6
鄢德梅
20 蔡振华11项弋平7罗进 6
刘湘生
17 皮高品10邵国秀7李严 5
万培悌
17 严一桥10黄 明7
杨沛超5
侯汉清
16 张琪玉 9卢子博6
安邦建5
戴维民
16 曾 蕾 9张玉麟6
赵怀生5
杜定友
15 陶 钰 9冯锦生6
俞君立5
田文清
15 苗绍武 9罗健雄6
施占宏5
钱亚新
14 帅 兵 9李景正6郭俊 5
黄俊贵
13 倪 波 8姚行地6
关声亮5
（4）杜定友和刘国钧谙于分编，但前者侧重编目， 后者分类与译文见长。杜定友正式发表著作55种，论文320篇，是罕见的高产学者。
（5）有的作者以出版著作见长。例如卢子博、倪波、黄俊贵、 罗健雄、林德海等都有书籍出版，但其中有的人论文却不一定多。
多人合作类文章（见表2）294篇，占总数的6.8%，其中， 分类方面的合作文章要比编目方面的多。
通过对《图书馆学研究》1982～1993年介绍的1263位论文作者调查统计，有以下结论：
（1）40岁以下的作者占58.1%， 反映出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力军。
（2）图书馆学研究最大的作者群在高校图书馆系统， 其次是公共图书馆系统，相对来说，院系作者群人数不多，但理论水平较高。
（3）从职称上看， 以中级职称及助理馆员—副研究馆员间数量大；从学历上看，以大学程度为主。
（4）作者群中以单枪匹马研究方式为主， 但合作研究的潜力很大。
（5 ）积极参与图书馆学研究是广大女性图书馆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把自己的研究引向纵深，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也是女作者的奋斗目标。从统计的各时期核心作者看，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然而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则是女性人数占优势。
3 从分类法类目变化看研究状况
分类法中类目设置要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类目是文献的晴雨表。通过有关类目变化，也可了解分编研究的发展过程。
《人大法》50年代初即是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分类法。1954年其“初稿”中“分类与编目”是作为“图书管理”的同一个子类目。1957年《人大法》第3版在“分类与编目”类名下增加了注释：“图书分类法、著录条例、著者号码、书标、标题法、主题表、笔名表、目录排列法、编目字体等入此。”
1958年《科图法》正式出版，“分类、编目、 目录制度”分别用2—3级共设19个正式类目。对《人大法》第3版中的书标、编目字体等没有采用，将标题法和主题表归入主题目录。
李钟履的类目设置[5]显然介于《人大法》第3版和《科图法》初版之间。其分类设4个类目，附4个类目；编目设13个类目，附3个类目。但编目中所附“目录学”（其中包括版本学、校勘学等）等在后来的分类法中已不属分编，而归入“图书学”与“目录学”等。
1980年的《中图法》第2版在“图书分类、 主题与编目”类中分出图书分类、主题、编目及图书馆目录的使用4个下位类，共设14 个类目。又设了“图书学”（版本、校勘等为其下位类）、“目录学”等与“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为同位类。
1982年《人大法》第5版在分编类目的设置上基本同第3版。南京图书馆则在《中图法》第2版基础上改设，扩大为28个类目。
1990年《中图法》第3版在“文献标引与编目”类名下分5级设44个类目。尤其是“主题法”大为扩充，使其与分类旗鼓相当。
1993年南京图书馆的类目划分更详细，共设83个这方面的类目[6]。
图书分编与情报检索语言本是同根，南京图书馆1981～1989年列入“情报检索语言”类的论文有90篇，其中1篇次／人的有63篇，2篇次／人及以上的有27篇（戴维民8篇，丘峰4篇，张琪玉4篇，叶千军3篇，余者为2篇），合作文章7篇（2人合作6篇，3人合作1篇），译文11篇。若将这部分统计与前面的合并，论文总数、核心作者人数等都会有增加。
（1）50年代初仅设“分类与编目”一个类目扩展为83个类目， 反映了论文数量大增，内容更丰富。
（2）有的类目消亡（如编目费用、笔名表等仅见一次， 可见文献少）；有的类目划分出去（后来目录学中一部分成为主要类目，一部分成为文献学的下位类）；标题法曾是“附录”，后来扩充为与分类、编目并列的类目（名称有：图书主题、图书主题法、主题词表、主题法等）。可见变化巨大。
（3）同年代论文中分类方面所占比重由最初的0上升到66.5%，而编目方面则由最初的100%下降到33.5%（见表1）。这一方稳步增大，另一方持续缩减，与“主题法”突起不无关系。
（4 ）类名由分类→图书分类→图书分类与图书主题→文献分类与主题→文献标引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分类法（体系分类法、组配分类法、体系—组配分类法）实际上也是规范的人工语言，出现在手工排检时代，至今其优势还未被完全取代。随着科技发展，人们检索方式与检索内容变化，分类法后又出现了标题法、元词法、叙词法、键词法及代码语言等多种用于检索目的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计算机网络化出现，硬件与软件不断升级换代，更使检索语言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4 分编研究的新特点
4.1 分类法发展迅速
分类法是文献分类理论研究与类分文献实际操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反映科学发展状况，又是分类研究集中体现。以下是百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分类法在各年代分布状况。
（1）1900年前：康有为《日本书目志》，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2）1900～1909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
（3）1910～1919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 《广西图书馆书目分类简明表》，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
（4）1920～1929年：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 桂质柏《杜威书目十类法》，《上海通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杜定友、蒋经三《革命文库分类法》，《劳动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陈天鸿《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东北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福建教育厅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5）1930～1939年：大夏大学《图书分类表》， 《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十类法》，《燕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厦门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裘开明《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中央银行书报材料分类表》，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安徽省立图书馆分类法》，程伯群《图书联合分类法》，林凤春《普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宋孔显《中国图书十部分类法》，《（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集美学校图书分类法》，《（保定）培德中学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万有文库分类法》。
（6）1940～1949年：杜定友《三民主义图书分类法》， 裘开明等《汉和图书分类法》，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7）1950～1959年：大宝第《新时代应用图书分类法》， 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新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范世伟《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国立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表》，《建筑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红旗分类法》，《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选矿研究院图书馆科技图书分类法》，一机部情报所《国际十进分类法》，邮电科研院《国际十进位分类法简表：邮电部分》，《中山医学院医学图书分类法》，《北京图书馆地图分类表》。
（8）1960～1969年：《吉林省图书馆图书分类表》，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图书分类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分类法》，上海科研所《国际十进分类法辅表：0类节录类目》， 李世杰《佛教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赖永祥《中国图书分类法》。
（9）1970～1979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表》，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10）1980～1989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本》，《军事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中国化工图书资料分类法》。
上述65部有影响的分类法（不含再版）显示20～30年代和50～60年代有两次分类法编制高峰；前者以个体编制为主，比较简单，后者靠群体之力，则复杂得多。
我国分类告别了沿用两千多年的四部分类法，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模仿、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分类体系，由弱小向兴盛发展。如今，分类法已从早期分散逐步集中，基本上形成《中图法》（1990年出第3版，还有《资料法》、《期刊分类表》、《简本》、《索引》等系列）、《科图法》（1994年出第3版）、《人大法》（1982年出第5版，第6 版在进行中）三足鼎立之势。据《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1984年5 月统计，753个馆中使用《中图法》474个，《科图法》83 个， 《人大法》52个，自编或其他分类法19个。但由于种种人为因素与分类法自身弱点，我国分类法在目前基础上走向统一是艰难的。
4.2 编目工作与国际接轨
本世纪初以前，我国目录仍采用书本式，1911年后才渐改用卡片式，但编目无定法，依习惯或套用英文图书编目条例。刘国钧将英美编目理论与我国传统目录学结合，1931年首拟《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为一些大型馆采用。1936年中央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发行印刷目录卡片，开我国集中编目之先河。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拟定《中文图书著录条例》，1979年北京图书馆正式出版《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为全国图书著录标准打下了基础。以《文献著录总则》和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档案、地图著录规则等一系列国家标准制定实施为标志，我国文献标准化工作与国际上的距离在不断缩小。有影响的编目著作有：
（1）1930～1949年：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 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何多源《图书编目法》，黄星辉《普通图书编目法》，桂质柏《中文图书编目规则》，楼玉林《中文图书编目法》。
（2）1957年：刘国钧《图书馆目录》，吕绍虞《普通目录学》，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3）1980～1989年：倪宝坤《图书馆编目学》，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图例手册》，李纪有等《图书馆目录》， 《〈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简介》，夏文正译《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连续出版物）ISBD（S ）》，《图书馆编目基础知识问答》，《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文献著录总则概说》，《〈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例释》，《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中国机读编目格式》，《中国机读编目格式：附录》，《〈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例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发展史研究》，《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新编图书馆目录》，《西文图书编目与分类》，《科技文献编目》，张玉麟《中文文献编目》，《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SBD（M ）专著出版物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编目著作虽不是很多，但80年代十分突出，海峡两岸就有20余部专著、教材、译文、条例、论文集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以往各年代不可比拟的。
4.3 分编研究趋向
早期学者如杜定友、刘国钧等对分类与编目研究融会贯通，游刃有余。随着图书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80年代的作者对分类与编目研究则更加专注。
白国应的研究主要在分类学，其文有综述、讲座、大事记、评论等多种形式，还着重介绍了刘向、刘歆、郑樵、梁启超等人[7,8]。 张琪玉多方探讨体系分类法中的问题[9,10]。 邵国秀对《中图法》中加“0”问题有深入研究[11,12]。
主攻编目的黄俊贵对著录细小问题穷究[13,14]。 倪波对外国责任者著录见解独到[15,16]。张玉麟理论结合实际对卡片目录、 在版编目等探讨不懈[17,18]。
钱亚新宝刀不老，研究汉字排检中的部首、笔画、笔形、声韵等一系列问题[19～22]。
刘湘生主持编制主题词表之余，对主题法史、存在问题及分类主题一体化等有系统研究[23,24]。侯汉清对主题词、分类法与主题法异同、兼容等有独见[25,26]。叶千军涉及主题的多方面问题[27]。 曾蕾侧重叙词这种检索语言的推广应用等研究[28]。
郭俊和洪漪对编制主题词表较专注，前者侧重主题词显示方式[29]，后者深究兼容问题[30]。 张欣毅兼顾分编两分支研究， 难能可贵[31,32]。
今天的研究者要在文献整序诸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谈何容易：且不论文献的多种类型，就整序来说已分为检索语言（可按符号与文字，前控与后控，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等划分成多种类型）与编目等多分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当然，这亦反映学科的兴旺。
至于研究内容的变化，有人做过这方面工作[33]，此处不赘述。
5 结语
通过对90年来分编研究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论文量虽几经起伏，但总趋势是增多；80 年代平均各年度论文量超过以往大多数年代总量，并且比较稳定。
（2）社会稳定是图书分编研究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 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保障。
（3）分编研究的兴盛时期译文也较多，科学发展是没有国界的。
（4）90年来约3000人次参与分编研究，其中80年代即有2200人，占73%，核心作者之多是空前的，有大量中青年作者，研究后继有人。
（5）分编方面类目设置越来越多，专指度越来越高， 有的还从传统范围中分化出去，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分化、扩展和深入。
（6）50年代以来， 分类→图书分类→图书分类与图书主题→文献分类与主题→文献标引，这不仅仅是类目名称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发展的迅速。
（7）分类法日趋稳定，集中。
（8）编目类型更多，并与国际标准逐渐接轨。
（9）作者研究方向由多面转向有重点，由模糊转向明确， 由表面转向深入。
总之，80年代是我国分编研究的鼎盛时期。
（来稿时间：1995—03—11。编发者：黄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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