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生物多样性论文,地区论文,三江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江源地区不仅是与中华大地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生物紧密关联的生态敏感区，也是世界生物多样化繁育生息的最高区域，这里自然形成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同样居于全球生态系统最敏感、最突出的位置。该区域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复杂，气候条件恶劣，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空间十分有限。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三江源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的增大，加之人类活动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能力，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为此，必须建设和重塑生物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生物多样性的涵义及三江源生物多样性特征
1、生物多样性的涵义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还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物系统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地球上人和所有生灵以生物多样性为持续生存的条件。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
物种多样性是指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种类的丰富性，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种资源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经营的主要对象，它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质、特别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许多野外生物种属的医药价值将不断被发现。
遗传多样性是指存在于生物个体内、单个物种内以及物种之间的基因多样性。一个物种的遗传组织决定着它的特点，这包括它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被人类的可利用性等特点。任何一定特定个体和物种都保持着大量的遗传类型，就此而言，它们可以被看作单独的基因库。基因多样性，包括分子、细胞和个体三个水平上的遗传交异度，它是生命进化和物种分化的基础。一个物种的遗传交异愈丰富，它对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能力便愈强，而一个物种的适应能力愈强则它的进化潜力也愈大。因此，遗传多样性对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系统是生物及其生存环境所构成的综合体，所有物种都是各种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一物种都在维持着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同时又依赖着这一生态系统以延续其生存。生态系统的类型极其多样，但是所有生态系统都保持着各自的生态过程，这包括生命所必需的化学元素的循环和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能量流动的维持。不论是对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而言或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些生态过程对于所有生物的生存、进化和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对于维持物种和基因多样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2、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特征
三江源区地域辽阔，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复杂多样，孕育着丰富而独特的高原动植物繁育发展的环境和多样性。
(1)较强的地域特点
三江源地区有高等动植物和特有品种，其中一些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如藏羚羊是三江源地区的特有珍稀动物，由于以可可西里地区为代表的藏羚羊分布区空气稀薄、缺氧，太阳辐射强烈，气候寒冷、干燥、多风、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受这种独特的高原生态环境影响，藏羚羊在漫长的进化进程中，不论在外部形态、内部器官结构，或在生理生化、神态习性和行为上都适应了高原独特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许多独特的动植物由于适应了高原生态环境，其种群曾一度达到相对稳定状态，成为高原动物区系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难以估计的科学价值、生态价值及美学价值。
(2)物种种群分布较集中
三江源区大部分物种是周边地区沿高寒冷气候通道迁移而来。据调查统计，白唇鹿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东部；野驴主要分布在玉树、果洛州的部分地区；藏羚羊主要分布在可可西里山、阿尔金山等，发展区域相对集中。
(3)生物种群分布地域差异显著
三江源区由于山地高度所引起的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使生物多样性在物种种群分布上有很大差异，如大黄、兰马鸡、藏马鸡、苏门羚等主要分布在气候温暖的东部地区；冬虫夏草、贝母、白唇鹿、藏羚羊、藏雪鸡等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气候较寒冷的高原灌丛、高寒草甸和高山流石坡等生态环境条件下，锁阳，罗布麻、麻黄草等仅分布于气候干旱的荒漠地区和盐碱地上。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及其原因
近30年来，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正趋于改变，能流和物流加速失调，生态系统的退化，自然环境的破坏，加速了整个生态环境逆向演变趋势。种群和物种数量急剧下降。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不断增多。三江源地区遭到破坏的生物物种占其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高原特有珍惜动物如藏羚羊、野牦牛、白唇鹿种群急剧下降，林麝、云豹、雪豹、白唇鹿等濒临灭绝。藏茵陈、雪莲、大黄、甘草、麻黄草等资源量急剧下降，生物物种分布范围逐渐缩小，种群数量降低。一些生态环境特殊，资源量少的物种、处在灭绝的边缘。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引起土地的第一性生产能力减弱，生物多样性种群结构正在发生很大改变。
1、决定生物多样性数量变动的因素
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数量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虽然相对的、暂时的稳定性是存在的，但变动则是绝对的、永恒的，除非某个物种彻底灭绝，那就无所谓变动了。生物种群数量的变动是由于各种生物自身的结构和生理特点不同，对环境的适应性也不同，所以，决定种群动态的因素也不同。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各类因素对其生存和繁殖的重要性不同。即使是同一种生物，由于栖息的地点不同，时间上的差别，其种群数量变动的具体原因也不一样。影响三江源地区种群数量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
(1)气候因子
气候因子包括温度、降水、光照等。三江源地区由于地势高峻，气候严寒，荒漠和半荒漠、干旱、多风、沙尘暴和强烈的太阳辐射等，致使生物多样性的自我调节能力差，其数量变动大。近期，三河源地区受全球气温升高的剧烈影响，暖期明显延长，气温明显偏暖，干旱连年发生，水面蒸发加剧。据调查分析，在近30年内高原雪线上升了50米，冰川后退500-1000米，湿地萎缩约18%，草场植被退化约20%，土地沙化扩展22%，加速了各类生态系统的紊乱和分离，不利于物种的生长发育，繁衍多样性的物种种数、种群数量急剧减少或受到严重威胁。有些森林植被已不能生长发育，被高寒丛、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所代替。由于动物的生态可塑性大，除少数生态幅度较窄的种之外，大部分种类在灌丛、草甸、草原地带活动，或者栖息于灌丛。如高原鼠兔栖居于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等植被类型，甚至在局部地区的生境内，成为唯一独占种群，高原鼠兔与中华鼢鼠在退化草原上形成优势种群。荒漠、半荒漠地区植物生长极其稀疏，种类贫乏，群落覆盖度很小，动物栖居和隐蔽的条件差，动物种类较少，其密度也很小，特别是荒漠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和脆弱，动物随着植物群落的破坏而逼迫迁移。
(2)生物因子
一般来说，猎食和捕食者在数量关系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猎物增加，捕食者减少；猎物和捕食者都增加；猎物减少，捕食者增加；猎物和捕食者都减少。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猎食和捕食者种群数量的周期性变化，捕食者的高峰期总是落后于猎物的，即捕食者数量总是追随着猎物数量的变动而变化。三江源地区植被以高寒灌丛、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山垫状植被以及荒漠为主，优势种类为嵩草、禾草、苔草、可食杂草类以及灌木、半灌木等。这些植物一般具有草质柔软，营养丰富的特征，是各类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同时也是各类昆虫、食草动物的食料。动物不仅与日益增多的牲畜发生需草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大面积破坏天然植被，使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降低植物群落的生产力，直接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与植物处在错综复杂的生态平衡状态之中，动物对植物并不发生严重危害。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常可引起动物在数量上骤然增多，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植物造成严重的危害，大大降低了农作物、林木、牧草等的生产能力。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把有些有害动物的数量和密度控制到什么程度，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合理结构和平衡。
(3)食物因素
食物条件的好坏是决定动物种群数量变动的重要因素，只有食物充足，动物才有可能存活，生长发育好？繁殖能力也强。因此，自然界中某些动物的数量常常是随着食物的丰裕程度而变化的，三江源地区一些食性较窄的种类尤其是这样。
(4)种内关系
决定种群数量变动的因素除上述外，还存在于种群自身内部的种内关系，即当种群密度过高时，通过种群内部的自动调节，使其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升高，或发生迁出，使种群数量降低到适当水平；而当种群密度过低时，通过种内的自动调节，又可以使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从而使种群数量上升到适当水平。由此可见，自然种群的自动调节能力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这种自动调节是根据动物种群数量的高低，通过改变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来实现的。其结果使种群数量保持在最适的水平，能与周围的环境空间、资源条件相协调，也就是说，种群数量不致于过高，也不过低。
2、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体制因素
建国以来，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管护大体经历了狩猎利用期、保护初期和强化保护期三个发展阶段。在狩猎利用期，生物多样性遭受空前损失。这一时期（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由于整个社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广大群众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处理好群众生活和发展经济的关系问题，政府组织了有计划的狩猎生产，许多单位和个人也进行了大量计划外的狩猎活动。此阶段从指导思想上重视狩猎生产。与之相适应，管理机构上也得到加强。1962年之前青海省无专门管理机构，1962年11月23日青海省人委以(1962)农字第897号文批准成立青海省狩猎业管理委员会，1963年8月还成立了青海省狩猎工作队，随之又成立了青海省猎人协会。从法规上，1966年草拟并于1970年修改颁布了《青海省狩猎业暂行管理办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是狩猎是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并有完善的鼓励措施。二是生物多样性损失惊人。据专家考证，三江源地区部分生物及其种群数量呈锐减状态。有的物种甚至濒临灭绝。
从80至90年代，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逐步增强，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狩猎”到“保护管理”，再到“加强保护、驯养繁殖、合理利用”的转变；即从单纯利用到被动保护，再到积极保护的转变，树立了可持续利用的思想。但是，由于第一时期造成的危害，使生物多样性仍然失衡。2000年以后，国家成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加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效果，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扭转。
3、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经济原因
世界资源研究所、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提出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功的关键是要了解经济活动。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状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开发活动会造成生境的丧失和片段化；污染使生物栖息地的质量大大下降，加大了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经济系统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使濒危生物大量增加；引入的外来物种威胁本地物种的生存，并使原本地物种的数量减少。在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和全球气温变化的双重压力下，生境的丧失、破坏和片段化是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受到威胁的最大因素。
(1)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近年来，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破坏达到空前程度。正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疯狂的滥猎滥捕，导致资源量呈急剧下降的态势。森林资源的过度采伐，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野生经济动植物的滥捕滥采，使许多物种消失或者成为濒危物种；如藏羚羊和许多鱼类由于遭到过分的猎杀和捕捞而处于濒危状态。同时，随着藏药制药产业的兴起，境内一些较为广布、种群较大的植物物种的利用量骤然增大，加之采用方式不甚合理，导致分布区域逐渐变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每年有数十万人涌入三江源地区，甚至无人区掘地淘金、采挖虫草等，大面积草皮的掀翻，遗弃生活垃圾的飘荡，以及人车的践踏、碾压和大量动物的食杀，不仅严重破坏了草地原有的自然生态，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2)未能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
实际上，许多生境被转化成农业用地或其他用地是低效率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所带来的收入超过了木材销售或者农业收入。这些生境的破坏和转化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自然生境和生物资源的价值被低估了，未能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真正经济价值。
(3)保护和利用得到的效益分配不公
我们知道，从生物多样性的开发中确实能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与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有关，特别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关。从三江源地区来说，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而从中获利的主体却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生物多样性开发和保护由于在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对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是极端不利的，因为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可能获得丰富的利润并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保护活动却缺乏经费支持，使保护目标变得有限和狭小。
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要从三江源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为中心，以缓解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压力为重点，以建立高原自然保护区网络为目标，将建设与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1、承认生物多样性具有内在价值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以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为基础制定的，而传统资源价值观的错误在于否认自然资源有价值。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外在价值，即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能满足人与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和其他生物的利益。例如，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医疗价值、娱乐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对人就具有支持生命的价值。第二是内在价值，即生物多样性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由生命的性质决定的。自然界是活的系统，生命和自然界的目的是生存，为了生存这一目的，它要求在生态反馈系统中，维持或趋向于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保持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谐与协调，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并没有真正被人类意识到。
生物多样性未知的潜在价值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2、深入研究种群动态规律，科学保护生物多样性
研究种群动态规律，必须以种群生态理论为基础。从与人类的关系来说，种群生态理论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即生物资源的管理、有害动物的控制和人口问题。深入研究种群生态理论，目的是掌握种群动态规律，科学地管理生物多样性。
(1)生物资源的管理。煤、石油等资源，属消耗性资源，开发一点就会减少一点，而森林、渔业等生物资源，在利用种群中的一部分以后，留下的能通过生长和繁殖得以恢复和自我更新，这类叫做可更新资源。在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中，如果利用得多，更新得少，资源量就会逐渐减少，甚至灭绝。另一方面，对生物资源不充分利用或不加利用也是一种浪费。因此，可更新资源的科学管理，应该使产量达到最大，而又能保持持久利用，这就是所谓最大持续产量原理。如果考虑得更全面，如考虑经济收益等问题，就可以提出资源利用的最优方案，在这个方案下的产量称为最适持续产量。深入研究种群动态规律，是科学地管理生物资源的基础。那种只从个人愿望出发，不管生物资源种群动态的客观规律，只顾片面追求收获量等产量指标的想法，是背离客观规律性的唯心史观的表现。我们不仅要有生产观点，还要有生态学观点。
(2)有害动物的控制。对有害动物的控制，同样要以多种学科作理论基础。应以有害动物危害程度的大小取决其种群数量的大小。如对三江源地区鼠害，就必须对害鼠进行预测预报。对有害动物的防治。要考虑一个种群密度的经济阈问题，即当种群密度超过这个经济阈时，防治所取得的经济收益超过防治所消耗的费用，这样的防治才是在经济上合理的。如果种群的平均密度和波动的最高值都低于经济阈，表示不构成经济危害。如果平均密度低于经济阈，但种群波动的最高值偶然超过经济阈，表示偶尔危害。经常超过，表示有经常的危害。当平均密度高于经济阈，就表示有严重危害。笼统地判定一种有害动物的“害”，不管时间、地点，一概彻底消灭之的做法是不经济的。到目前为止，还很少听说能把一种危害人类的害虫或害鼠之类的动物消灭到一个不剩的，因为被消灭剩下的残余个体很快就能恢复种群。因此，对农牧业害虫的防治，应走综合防治的道路。综合防治所强调的不是彻底消灭害虫，而是要弄清楚到底能容忍其多大的危害，也就是学会与害虫“共存”，具体来说，三江源地区要采取各种技术手段，使害虫、害鼠种群保持在经济阀水平以下。
(3)人口控制。在三江源地区，由于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费的增加，对生物资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人口增加使开垦农业边缘土地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为此，一要针对三江源地区生育率较高、贫困人口比例较大、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二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三要做到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生物资源的消耗，审查生物资源的耗费，提高生物资源的利用水平等。
3、切实履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
生物多样性资源属国家所有，又是全球性的财富。人类不仅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破坏者，还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意识的主体，所以，人类有义务，有能力担负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关系，宣传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要转变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观念，把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作为珍惜和保护生物资源的主要措施来抓，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实行统一管理与保护，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依存关系的调查研究，综合评价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生产性的利用，来实现生物多样化生存与发展的更大空间。形成一种人人珍惜资源、人人保护环境的共识，共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繁荣。
4、为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保护资金的缺乏一直是制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关键问题。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投入机制是确保三江源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最关键的措施之一。一是政府需要转变观念，不应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成一种负担，应当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当成一种有长远高收益回报的报资；二是各级财政在制定年度预算计划时，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纳入政府预算内，并应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广开融资渠道，大力引进或吸引外资。引导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民间机构、国内有关组织、民间机构建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金。鼓励国家、集体或个人投资投劳，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金融部门应最大限度地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用贷款，政府财政部门要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贷款贴息；国家应在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项目建设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生物多样性建设与保护基金，集中专户管理，有偿滚动使用，确保生物多样性建设与保护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建立保护生物多样性技术支撑体系和科学研究规划
(1)技术支撑体系。积极探索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应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研究建立重大发展政策和环境规划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制，环境信息污染控制协议制和环境风险管理制，制定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建设和人力资源配置方案，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治理方面的新产品、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制定并完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环节的对策。制定出台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核算公式和方法，积极探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的技术政策。
(2)科学研究项目规划。建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繁育中心。一是建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抢救繁育中心，主要是对三江源地区国家明确保护的，近期内有利用前景的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进行人工养殖、驯化和繁育研究，通过人为措施，保存种质基因，同时将驯化繁育成功的动物放归大自然，扩大其种群数量，另外，在三江源地区建立一些有利于野生动物生长和生存的人工设施，投喂饲料，以保证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正常生长和繁育，增加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规划在三江源地区建立抢救，繁育中心，主要抢救、繁育对象为马鹿、藏羚、雪豹、猕猴、盘羊、藏马鸡、鹿类、黑颈鹤等，地点分别在治多、玉树、囊谦三县。二是建立珍稀濒危植物抢救、繁育中心。主要对象是濒危、珍稀、国家明确保护的、被破坏的典型地带性植物群落和近期有利用前景而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三江源地区拟建珍稀、濒危植物抢救繁育中心，分别设在班玛、玉树、久治县，主要对象为红杉、大果圆柏、红花绿绒嵩等，每年建1处，几年建成。
(3)建立基础研究实验室。为了加强保护区科研基础建设，便于开展与国内外的科研合作和交流，提高自身研究水平，促进保护管理工作，需建立基础研究实验室。
(4)建立珍稀濒危物种种质基因库。为了保存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精液、植物种子等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遗传基因，使自然保护区作为基因库的遗传基因不致丧失、需建立遗传种质资源基因库。
6、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1)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政策。改革现行导致浪费或滥用生物多样性的政策。经济管理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合理、持续地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那些加速生物资源的浪费和非持续性的开发，以及造成生物多样性不必要损失的政策应该被抛弃，这些政策包括促进森林的超额采伐、农业扩展对自然生境的破坏、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以及对自然生境的污染、在农牧业中单一种植和农业化学品的过度使用等。
(2)采用新的经济政策、制度和核算方法，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遗传资源的价值得到增值，所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动力也随之增加，为了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新的经济政策应该有助于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对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以便认识生物多样性的真实价值和从中获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资金。修改现有的国民收入核算办法，使其能反映由于生物资源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3)制定不同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把生态功能区建设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好，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使区域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趋势极早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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