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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携手发展，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经济紧密合作，其利益之大，尽人皆知。为什么台湾方面偏偏要“戒急用忍”，反对“三通”呢？我认为很有必要对台湾社会生态有个全面观察。
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经历，对其民众思想性格的塑造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国家，但他作为祖国的边陲，先前受到荷兰的占领，后又割让给日本被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在遭到两次殖民统治之后，又被蒋家政权强迫充当了“反共复国”的基地，再次与祖国大陆分离，并遭到高压统治和“二二八”这样的经历。当国民党政权被逐出联合国后，蒋家政权在岛内日益不稳，最终不得不开放党禁。台湾领导人更选后，更是不遗余力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一方面，大大满足了台湾民众要“出头天”的夙愿，同时也使“台湾为主”、“台湾利益优先”意识空前高涨，而这种情绪又被一些人所利用，他们始终把与大陆统一看成是最大的矛盾和威胁，将阻挠“三通”与两岸经贸交往作为抗拒统一的筹码。
台湾社会这种政治生态和民意状况，用岛内学者语言来讲，是属于“情绪释放阶段”，他们从遭殖民无民主到初享“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对于台湾与大陆应建立一种什么关系等问题，还来不及作深入的理性思考。这种“情绪化”，模糊了“民主”与“民粹”的差别，台湾领导人“掀起的民粹风潮虽然曾经一时抚慰了族群情感的空虚”，但“未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与回应民众之托付”。这些年，台湾民众手中的选票是庄严的，但这些选票却“交付给虚无的政治选举”，选出的政治人物又没有真正代表台湾利益，却带往两岸冲突的险境。台湾民众这种“情绪”说明，建立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首先恐怕应该是民意的理性沟通。
台湾这几年对岛内产业结构正在作出积极调整，提倡投资台湾，将重点产业建立在高科技的软件开发上，欲建“亚太高科技营运中心”，致力信息产业。但是，台湾在产业调整中，有一种目的是不够健康的，即以台湾为主和台湾利益优先，力争减少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在潜意识中有害怕台资流入大陆，防止台湾经济空洞化。当局者更是硬性规定“戒急用忍”，限制大企业到大陆投资，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限留岛内，将传统制造业和排污大、劳动密集型、使用设备陈旧的产业、有违规记录的产业转移到大陆，这实际上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是泛政治化的表现。
在经贸交往中的泛政治化，既不合时宜也会丧失台湾在祖国大陆发展的商机。
两岸经贸合作涉及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面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当前两岸正站在千载难逢的振兴发展的历史契机面前，我们不应以局部的狭隘私利与成见，坐失机遇，否则我们将愧对先人，无颜后人。
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应当正视，要尊重现实，我们尊重台湾民众要求“出头天”和当家作主的愿望。历史的悲情是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台湾、祖国大陆和香港都是如此。只有全体中国人都携起手来，我们才可以真正走出历史的悲情，否则我们仍将受制于人；中国不真正富强起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尊严。两岸只有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创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新纪元，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两岸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无论如何，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制造“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个中国”，才能共享主权的尊严与荣誉。
邓小平同志生前再三教导我们要尊重台湾的现实，他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即是针对现实的最合理性的政治设计，从香港顺利回归就充分显示出其生命力。在“一个中国”的共识下，祖国大陆香港与台湾三支力量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谁也不吃掉谁，有何不妥？这也是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趋势，不应该再以政治歧见干扰经贸合作了。
两岸间最大障碍莫过于思想障碍，这种障碍有历史的，也有人为制造的。台湾同胞倘若没有解除对统一的恐惧，没有建立对一个中国共识，没有产生对“三通”的强烈欲望，那么，两岸经贸交往要真正走出低谷，建立起良性互动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通过交流交往，引导他们以更宏观、务实、前瞻、理性的眼光看待两岸关系，从全体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最高利益与未来作思考，摆脱强加给台湾同胞的统独、族群、流派包袱，从而建立起两岸良性互动，使两岸经贸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排除了思想障碍不等于两岸经济必然会密切起来，我们还必须搞好合理规划，优势互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良好的投资市场，“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切实保护台商合法利益，落实一系列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