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平[1]2001年在《金融媒介与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I“让历史告诉未来”，当我们叩响21世纪大门回首经济增长历史的时候，我们将会惊喜地发现，市场经济取向下的金融发展对于任何一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的这种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金融在不同国家或者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应遵循同一发展模式和路径。其间的缘由在于，在不同国家或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经济增长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市场和技术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由此也决定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功能要求的不同，从而也“圈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即金融的功能效应）。作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金融媒介只有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才能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否则，如果金融发挥的功能与经济增长的功能需要相背，表现为金融抑制或者金融的发展超越了外部条件所允许的空间，则金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损害经济的增长机制，最终又使自身失去发展的根基。所以，从经济增长的需要研究金融的功能，从功能的视角研究金融媒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二者之间的互变规律，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构建未来的金融媒介体系以此促进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上述思想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点。II本文基于功能视角研究金融媒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拟回答四个问题：为何金融媒介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金融媒介如何发挥其重要性？金融媒介发挥其重要性了吗？为了发挥金融媒介的重要性，我们该做些什么？围绕上述问题，除导论外，本文分5章予以回答。导论是全文分析的概念基础。这部分在对金融经济关系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功能分析范式、研究思路和概念性框架。之后对金融媒介和经济增长的概念内含进行了界定和讨论，认为金融媒介是市场交易中的制度，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载体，是连结现在和未来的渠道，而经济增长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其含义随着宏观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第1章和第2章主要回答“金融媒介对经济增长为何重要”的问题。 第1章“金融功能的内生性”主要揭示金融功能的内含、基本性质、金融的功能结构以及金融功能是如何内生于分工与交易的。从金融功能的内含来说，它是由金融系统与其外部需要的相关性所决定的，是适应外部环境对其功能需求的结果，反映了金融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功能关系，并且这种相关性也就构成了金融功能的内容；就金融功能的基本性质而言，它具有以下特征，即适应性、动态性、创新性、稳定性、功能结构的层次性、功能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自我调节性和功能作用的条件性等特征；就金融功能的结构来看，它是由便利和促进交易、动员储蓄、资源配置和创新功能等四类基本功能以及许多辅助功能构成的。相对于辅助功能，金融的基本功能更具相对稳定性，相对于金融功能，功能实现的媒介形态则具有易变性。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是通过分工交易的深化实现的，正是在分工和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内生出了金融媒介的功能，这点可从产品交易、生产要素交易和市场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要求及相应的交易制度变革中看出金融功能的演进过程。<WP=5>第2章“金融媒介的产生与演化”主要探讨金融功能与功能实现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金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因素和条件等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进一步认识外部环境、金融功能以及功能实现的金融形态之间的关系。金融功能的实现离不开金融形态，二者的联系可从体系层面、机构层面、经营层面和产品层面认识，表现为一项金融功能可以有不同的金融形态来执行，同样，一种金融形态也可以同时执行几项金融功能。一项金融功能还可以通过对其分解由不同的金融形态来履行，同样，一种金融形态也可以通过拆分使每一金融亚形态来专门行使某一功能。这样，各种金融形态之间可能存在金融功能上的交叉，各种金融功能之间也存在形态上的交错。从影响金融媒介产生和演化的因素来说，金融媒介产生和演化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信息和交易费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增长的水平等基本因素。金融媒介对经济增长为何重要就在于它能促进分工和专业化、降低信息和交易费用、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媒介形态演化的内在逻辑在于金融媒介的演化是货币形式的对称性破缺所隐含的内在矛盾运动导致货币功能不断外化的结果，其演化的客观要求在于风险、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其演化的现实条件在于制度和技术。III第3章“金融媒介功能的实现机制”主要回答“如何发挥金融媒介重要性”的问题，其实质是要探讨金融媒介通过何种内在机制才能实现其经济功能，为其重要性的发挥提供“导体”。一般说来，金融媒介实现其功能必须通过支付和清算机制、资本形成机制和创新机制。交易离不开支付和清算机制，通过它一方面为金融的功能发挥提供稳定环境和基础性平台，另一方面，支付和清算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因而它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又刺激了经济增长。资本形成机制主要包括储蓄供给机制、投资需求机制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储蓄供?
刘刚[2]2006年在《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的金融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自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以降,人们对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以及金融的变化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局面。换言之,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及金融的变化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忽略或者省略掉了。只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兴起,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的金融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金融不仅是经济的核心,而且金融已从传统上是一国内部的行业性和被动适应性的局部性微观问题逐步转变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如果继续从传统的角度去理解与对待金融,就不仅有失公允,而且金融也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强度去教训与惩罚人类,上世纪末在全球一些国家与地区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就是其生动的写照。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针对上述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现实,不仅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解释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经济金融危机,而且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更是多次提出将隶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发展理论独立出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发展金融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白教授(2005)还高屋建瓴地对发展金融学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认为发展金融学主要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从实践上看,发展金融学不仅研究发展金融学的过去与现在,而且研究它的未来;从空间上讲,它既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又研究转轨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又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实践;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在夯实了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基石,即从实现金融发展理论到发展金融学的转换之后,提出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本质的演进基础上的金融
慕蔚菊[3]2005年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金融体系结构》文中研究指明文章是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中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合理的金融体系结构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实质上是金融功能的发挥。本文利用一个简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金融的储蓄集中功能、资源配置功能、风险管理功能和信息揭示功能可以提高经济体的资本积累总量,减少资金损漏,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可以提高储蓄投资的效率。而在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下金融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会衍生出对金融体系的发展、深化和变化的要求,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结构特征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理论上的分析显示,金融体系的发展应该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一致性。 但是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显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结构下,无论是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指银行)还是金融市场(主要指股票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很不显着的。我们用功能的缺失来解释中国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如此微弱的现象,问题的核心是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欠合理。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中国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文章最后针对强化金融的功能问题,提出了优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构建金融与经济和谐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王文涛[4]2017年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文中指出相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农户收入差距是一个更为尖锐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11),忽视了“嵌入”于市场中的社会资本特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公共财政供给不足的农村地区而言,社会资本具有愈发明显的收入效应、生产效应与财富效应等综合效应。尤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持续发酵的农村改革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户社会资本的特征。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进程的加速强化了农民的社会性流动,使农户社会资本具有越来越突出的“脱域性”特征,但“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其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引起重视。基于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即“社会结构变迁”)、农民社会资本的分化(即“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恶化(即“农户收入差距”)并存的格局,本文提炼出的科学问题聚焦于: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本文遵循“理论研究(构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奠定微观基础)→政策研究(提出改进措施)”的逻辑思路,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为出发点,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的矛盾为落脚点,实施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理论研究注重揭示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有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在描述性统计、理论模型推导、数值模拟演绎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村样本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等估计技术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政策研究部分基于稳健的研究结论提出以“缩小农户社会化差距”为核心的矫正农户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基于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的理论拓展,构建了包含“地域型社会资本”和“脱域型社会资本”的新型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助推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换,社会资本分化为“地域型社会资本”与“脱域型社会资本”。其中,“地域型社会资本”指的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具有同质性与相对封闭性特征的社会资源;“脱域型社会资本”指的是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以新型的业缘关系和广阔的就业空间为基础、以间接交流为主要手段而形成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具有质量高、边界开放、融合性强等特征,涵盖“空间流动”、“职业转换”、“业缘关系”等维度。(2)通过社会资本转换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社会资本通过“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个过程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脱域型社会资本”与“地域型社会资本”通过“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个过程影响农户收入差距。其中,“资本欠缺”指的是不同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存在差异,导致农户在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回报欠缺”指的是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农户之间形成了差异化的收入回报率,导致农户在资源整合能力上的差异。(3)采用社会资本转换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分化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理论模型的演绎与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拥有不同经济与社会特征的农户选择不同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即“脱域型社会资本”或“地域型社会资本”,导致农户间社会资本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另一方面,与只具有“地域型社会资本”的农户相比,进行“脱域型社会资本”投资的农户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刺激了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4)验证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假设,发现新型的“脱域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富裕农户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脱域型社会资本”通过拉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农户转移性收入差距而恶化了农户收入差距。而且,“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效应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更为明显。“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在于,富裕农户不仅拥有更多的“脱域型社会资本”,而且能够从“脱域型社会资本”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5)验证了“地域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假设,发现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并未明显影响农户收入差距一旦控制了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形成并演化的新型“脱域型社会资本”,农村居民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将会被显着地弱化。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具有平抑农户转移性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但对于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提出了“脱域型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机理与评价体系现有文献缺乏对社会资本异质性的考察,难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农户社会资本出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本文基于现阶段中国农村持续发酵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摒弃社会资本同质性假定,从农户社会资本分化视角提出“脱域型社会资本”与“地域型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并进行了量化,从而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农户社会资本的属性与特征,并拓展了现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畴。(2)构建了不同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机制与路径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忽视这一特征与事实而得到的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值得商榷。本文基于农户社会资本分化的视角,探讨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和“地域型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机制与路径,进而构建出解释农户收入差距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并为揭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户收入差距提供新的理论视角。(3)验证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不同农户在社会资本投资策略与使用效率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忽视这种异质性而得到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本文通过考察“脱域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与回报率在不同收入农户之间的分布状况明晰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为诠释新形势下的农户收入差距找到新的经验证据,并为矫正现阶段农户收入差距恶化的矛盾释放更多的政策信号。
赵静敏[5]2010年在《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途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金融发展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金融发展能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否促进我国外贸出口的规模增长和外贸出口的结构的优化?如果能够促进的话,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和途径?……等等这些问题都被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所忽略了。本文拟对这个新兴的研究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对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与思考。具体内容从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作用机理、传导模型设定、实证分析以及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展开。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理论框架,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理论体系,为实证研究提供可行的理论基础。其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指标设计,这些指标体系是下文所有研究必不可少的指标数据;同时进行了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并分别建立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宏观传导模型和微观传导模型。再次,在指标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协整、多变量VAR模型和PanelData模型从全国视角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对外贸的影响和区域视角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的对外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严格区分金融发展规模水平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各个宏观变量影响外贸规模、外贸结构,进而找出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我们还从产业视角检验了金融发展我国对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利用规模经济、外部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作用机理,从产业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传导途径,并以我国29个制造业外贸出口为例,进行经验研究。接着,论文还从风险管理视角,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传导过程中的风险规避。通过分析我国对外贸贸易存在的风险,探讨了我国金融体系对我国外贸提供的金融服务。借助金融系统特有的风险管理的功能,提供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手段和办法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与贸易融资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对贸易的传导,进而找出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以及贸易融资的途径作用与外贸发展的机理,规避贸易风险。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主要结合我国金融发展与贸易的现状分析以及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金融因素提升,提出相应的金融与贸易政策以及规避风险的措施,使我国金融改革与外贸制度改革协调进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构建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分析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的机理与传导途径,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体系。2.设计并构建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论文基于前人研究的金融发展零散的各个指标,利用中国金融发展指标数据,并借助统计方法,构建了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变量代替了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并用于实证分析中,减少了实证研究过程中,数据测量的误差或异常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指标体系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3.论文基于金融发展对外贸的作用机理和传导途径的分析,建立了多变量VAR模型,应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面板数据协整等方法进行了全国视角、区域视角和产业视角叁个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从多变量、多层面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进行建模研究,解决了单位根过程与伪回归的判别问题。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理论上存在的关系,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表明传导的过程有所不同。对于和全文的理论分析相悖的问题,我们给予了解释和分析。
谢念[6]2015年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更好地探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本研究以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切入对此问题的思考,并主要采用传播学、区域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视角,以及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客观审视。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事关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将为此一发展提供舆论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在传统传播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区域传播力处于弱势地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西部地区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面临更大挑战,也迎来了新起点上的极大机遇。因而,将西部省份区域传播力置于互联网背景下展开研究,分析现状、查找问题与原因,提出战胜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有效提升的对策,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影响力。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在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背景进行阐释,以便为后续研究夯实基础。在第一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进行解构。经过认真审视区域与区域传播、传播力与区域传播力,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等叁个方面的问题,对区域传播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认为,品牌要素等是衡量区域传播力的主要标准。在第二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现状进行考察。经过对贵州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状况,区域大众传媒发展状况等的认真分析,以及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品牌传播,贵州传媒及其品牌所处的市场环境、传媒品牌的建构状况等的详细考察,认为,目前贵州的区域传播力虽然较以往有很大提升,但总体仍表现为发展层次低、核心竞争力偏弱等特征。在第叁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传媒品牌建构不够、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不充分、区域传播系统资源整合不足,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尚待加强等,是制约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主要问题,并从媒介生态学等学术视角出发,提出,区域传播力生态系统失衡导致的经济、文化、传媒及其他有关因素,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提升策略。经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通过强化互联网背景下区域传播力建设战略规划、深化贵州区域品牌的“微传播”、推动有贵州特色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优化整合区域传播力系统要素资源,以及建构区域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等措施,实现在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快速、有效提升。在各个部分之间,始终围绕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这个研究的主线,对相关各种现象予以认真审视,对相关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求对问题实质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总之,本研究力图把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研究放在更为完整的社会建构中进行,并试图对其实质及可取性路径进行客观论证,期待关于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美好想象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倪明明[7]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叁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着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叁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徐云松[8]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王锦慧[9]2008年在《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史为鉴”,回首世界经济增长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取向下的金融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的这种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金融在不同国家或者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应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其间的缘由在于,在不同国家或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经济增长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市场和技术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由此也决定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功能要求不同,从而也限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作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金融只有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更高效的发挥自身的功能,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才能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否则,如果金融发挥的功能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违背(表现为金融抑制或者金融的发展超越了外部条件所允许的空间),则金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损害经济的增长,最终又使自身失去发展的根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源的增长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培育,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金融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障碍。与速度和粗放式发展相比,金融效率问题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金融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效率,而不是速度,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尤是如此。所以,从经济增长的需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从金融效率视角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二者之间的互动规律,也可以更有效地构建未来的金融体系,以此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上述思想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点,金融发展(功能)——金融效率(银行效率、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五章。导论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的基本界定、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内容。在金融要适应经济增长的理念指导下,提出适度金融效率的概念。适度金融效率的根本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核心思想是适度。第一章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总结了前人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银行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作了铺垫。第二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依据金融功能理论构筑了一个银行、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以往研究从促进资本形成、改进资源配置以及推动企业创新叁个方面比较研究了银行和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功能的异同。为了更清楚地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本文引入了金融功能的概念。从功能视角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讨论金融在一定条件下应具备何种功能,如何通过金融功能地充分发挥实现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因此,本文首先研究了金融功能的内涵与金融功能的体系结构。之后,本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视角来研究金融功能的分类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现代金融的基本功能可分为四类:促进经济稳定的便利交易和稳定功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员储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创新功能。金融正是通过这四类基本功能的实现来影响经济增长,我们称之为金融功能效应。金融要实现其功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媒介体。这些媒介体或手段就构成了金融功能的实现形态,简称为金融形态。因此,从理论上研究金融功能效应,就要研究金融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将金融形态划分为金融机构形态(银行)与金融市场形态(资本市场),即直接金融形态与间接金融形态两部分。通过研究银行、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章第叁节从促进资本形成效应、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推动企业创新叁个金融功能实现角度出发,比较研究直接金融(主要是资本市场)、间接金融(主要是银行)功能效应机制的异同。第叁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在第二章阐述的银行功能效应的理论基础上,首先用DEA方法测度了1994-2006年中国银行业总体平均的效率水平以及四大国有银行和10家股份银行平均效率水平(包括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整体技术、纯技术和规模效率的水平均高于成本与配置效率水平,整体成本与配置效率的波动要大于技术、纯技术及规模效率的波动;我国银行成本与配置效率在样本期间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相对稳定,略有下降;除纯技术效率外,我国股份银行的效率本期间均高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配置效率高于成本效率;通过对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变动的分析,发现贷款质量是影响我国银行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加强贷款风险管理是提高银行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的重要渠道;股份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比国有银行强,而且受外界影响要小;国有银行规模效率发挥不充分,甚至在有些年度出现规模递减的状况。然后,在银行效率测度的基础上,用银行效率值分别采用协整、多元VAR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叁种方法所得出共同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的效率与经济增长显着相关;国有银行效率比股份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范围更广、作用更大;国有银行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边际递减,而国有银行纯技术效率、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边际递增;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VAR分析均表明在我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国有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尽管股份银行现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弱于国有银行,但股份银行通过比国有银行良好的综合管理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且对经济影响力边际递增。第四章金融开放条件下资本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与第叁章对应,本章在第二章对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首先,运用Jeffrey Wurgler(2000)动态扩展模型方法测度了1996-2005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而且波动较大;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低于发行市场的效率;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波动小于发行市场。然后,用股票市场效率值分别采用多元回归分析、VAR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得出共同的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均不显着相关;在一阶条件下,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在二阶条件下,经济增长对股票发行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的效率影响作用在统计的显着性上大大增加;从VAR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股票发行市场还是股票交易市场)均不是经济增长变动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变动的原因。第五章金融开放条件下银行效率、资本市场效率的增长效应的比较与政策建议。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比较研究了我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长期内银行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着影响,而资本市场效率(股票市场效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资本市场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而且银行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的提高,归根到底是通过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通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总体来看,国有银行比股份银行在更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等重要结论。提高金融效率是促进金融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中国金融改革的主线应该是围绕着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最终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来进行。所以在文章的最后针对各部分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提升银行效率、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以及调整我国金融体系形态结构、实现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的初步想法。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提高我国金融效率、指导金融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陈赤[10]2008年在《中国信托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2002-2007年之间我国信托创新活动和信托创新成果的总体情况。论文分为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在导言中,对选题的意义,论文使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以及论文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作了概括的说明。正文部分共分为8章。第1章是“信托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文献综述与国外历程考察”。本章从现代信托制度的起源——用益制入手,通过对文献的综述,总结信托的基本功能是财产转移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信托的拓展功能包括理财功能、投融资功能、协调经济关系的功能、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功能以及培育社会信用的功能;揭示信托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长期规划、弹性空间和受益人的切实保障等叁个方面;归纳信托的价值取向是自由与效率。本章梳理了信托的现代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轨迹——从消极信托演进到积极信托、从民事信托演进到营业信托、从个人信托演进到法人信托;通过对英、美、日叁国的信托制度和信托业演变历程的考察,提出我国信托创新可资借鉴的若干启示。第2章是“中国信托业:功能错位与功能回归”。本章描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信托业恢复时的制度禀赋,分析当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信托业的主要动因在于突破传统的计划金融体制,因此信托业的发展呈现供给引导型的特征;指出国家对信托业采取了工具性的政策倾向,即把信托业当作改革工具和融资工具;分析信托业的初始功能定位是带有强烈银行色彩和具有全能金融特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这种偏离了信托本源业务的功能定位实际上是功能错位,指出功能错位是造成信托业矛盾累积和清理整顿的制度根源;说明“一法两规”颁布实施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构建了信托制度整体的价值功能,实现了信托功能回归。第3章是“信托创新:理论分析”。本章分析了支持信托创新的制度供给,认为信托制度为创新提供了广袤空间,信托业监管的市场化取向为创新营造了宽松环境,而经历多次整顿仍顽强生存下来的信托公司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指出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社会财富显着积累,为围绕资产管理而进行的信托创新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运用金融创新理论,对信托创新的内涵、动因与结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确定了研究信托创新的主要内容,建立了分析信托创新的框架。第4章是“信托产品创新:快速响应市场的需求”。本章在分析信托产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信托产品与大多数金融产品一样,是通过对不同特点和风险如收益、期限和流动性、安全性、价格等一系列特征进行“分拆”,然后将其装配为不同的新组合,以此来实现创新的。本章分别对基于安全性考虑的信托产品创新、基于收益性考虑的信托产品创新、基于期限考虑的信托产品创新、基于流动性考虑的信托产品创新、基于价格考虑的信托产品创新等响应市场需求的信托产品创新以及规避监管的信托产品创新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信托产品创新扩散进行了初步分析。第5章是“信托业务创新:制度非均衡下创造新的金融路径”。本章主要研究内容是信托方式如何被运用于在目前非均衡的金融制度下探寻新的金融路径。指出通过银信连结理财产品的创新,信托方式创造了金融业综合经营新路径;通过民间私募基金的信托阳光化,信托方式创造了民间金融正规化新路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托融资,信托方式创造了市政融资的新路径。总体上看,信托业务的创新,不仅有助于增强金融安全,更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第6章是“信托组织创新:信托公司与银行的融合”。本章借鉴国际金融业的混业经营现状,剖析我国分业经营模式产生的缺陷与弊端,指出混业经营模式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而在混业经营的趋势下,许多信托公司将走上与商业银行相互融合的道路。具体分析了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融合可以产生的优势,提出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融合可选择的路径。第7章是“信托制度创新:未来创新的主方向”。根据国际上金融创新的先进经验,本章分析指出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REITs和PE信托等重大金融创新活动,可以使信托公司充分地运用最能体现信托制度优越性的特有功能,从而为广大投资者的资产管理需求与众多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建立新的连结方式,在创新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创造满足具有不同偏好的机构和个人的资产管理需求的新方式。通过信托制度的创新,在推动这些重大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有利于信托业获得广袤的经营空间,进一步汇入金融发展的主流。第8章是“结论与建议”,集中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建立了研究信托创新的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研究了2002-2007年之间我国的信托创新活动和信托创新成果;二是将信托创新和信托功能回归相联系,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提出信托功能回归是信托创新的基础和源头活水,信托创新是信托功能在各层面、各领域的创造性的运用;叁是较好地解释了信托创新的动因和作用,对信托创新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四是细致地梳理并实证分析了信托产品创新的大量案例;五是明确提出信托制度创新是未来信托创新的主要方向,认为信托将在未来的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以及私募股权投资(PE)等重大金融创新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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