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失衡的双重运动与“内嵌的自由主义”——基于微观层面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微观论文,内嵌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2-25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5-0102-22
一 引言
约翰·拉格(John Gerard Ruggie)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①来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征。②在他看来，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以一种宏大的国内契约为基础：国家要求社会支持其加入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决定，并且接受随之而来的变迁与扰动；作为补偿，国家承诺以各种经济或社会政策来缓解这些负面影响。③这一“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使得战后国际经济自由化进程成就斐然，用拉格的话说，它为“有史以来最为持久且最为公平的经济扩展”奠定了基础。④
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吊诡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起——彼时正是全球化高歌猛进之时，拉格在其著述中多次表现出对“内嵌的自由主义”前景的忧虑。⑤他认为，就“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所包含的两个层面而言，主流意见高估了“自由主义”一面受到的威胁，却严重低估了“嵌入性”面临的危险。事实上，国际自由化进程是以国内社会契约为根基的，然而，政府维系这一契约的能力正在逐渐遭到削弱。⑥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拉格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不过，相对而言，他似乎将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后者，即在全球层面形成一个包含公民社会、企业等行为体在内的公共领域，由这一全球公共领域承担起共同的社会责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⑦
拉格的论述中蕴涵着一条明显的逻辑线索，即：当今“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拉格认为，“这种契约正在被它难以驾驭的力量所压倒”，后者即全球化的力量，正是“全球化力量使得政府运用传统政策工具的能力大大削弱”。⑧显然，拉格在这里运用了“反转的第二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解释模式，⑨即国际力量(全球化)如何作用于国内结构(社会契约)。在这一视角下，全球化为“因”，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为“果”。那么，这是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呢？
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解释。与拉格“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路径不同，笔者将从微观层面探讨“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的成因，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前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第三节对现有理论进行剖析，提出一种基于微观层面的不同解释；第四节讨论“内嵌的自由主义”面临的几种可能前景；最后给出简短结论。
二 “内嵌的自由主义”的困境
判断“内嵌的自由主义”之当下处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审视其核心特征——即“嵌入性”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从“内嵌”到“脱嵌”的剧烈变动。
(一)从“内嵌”到“脱嵌”
“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的核心要义在于：政府通过某些类型的干预措施和公共支出，来化解开放市场所导致的代价，对开放收益进行再分配；民众对自由主义国际化进程的支持，则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实行上述举措。换言之，为了争取民众对开放政策的支持或容忍，政府必须推行某种程度的福利国家政策，以缓解国际经济波动给国内民众造成的冲击。⑩这种妥协的实质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之间的一个折中，而“内嵌”的含义就在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机制植根于国内的合理社会目标得到满足；这即是说，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于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11)
然而，正如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所言，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变得不那么内嵌于社会之中了。(12)变化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执政时期，随后愈演愈烈。到90年代后期，就像拉格忧心忡忡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偏好与倾向正像钟摆一样越来越剧烈地朝着新的放任自由主义方向荡去”。(13)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要政策含义有三：其一是政府应允许产品、资本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其二是政府不应成为生产性企业的所有者，而应当将其拥有的企业私有化；其三是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如果不是彻底取消的话)各类社会福利方面的转移支付。(14)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15)对照“内嵌”的含义来看，当今主流的自由主义显然正在大步走向“脱嵌”。
(二)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之争
从“内嵌”到“脱嵌”的变化，反映出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内嵌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尽管两者系出同源，但在如何看待国家干预的适当性以及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至冲突。戴维·科兹(David M.Kotz)指出，如今盛行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理念和政策主张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统治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后者曾经在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被新的干预主义所取代，80年代之后又卷土重来。(16)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观念经历过多次修正、转变，从而衍生出许多变体。不过，贯穿其整个演变历程的则是“自由”与“平等”或“社会正义”之间的强大张力。(17)概言之，作为本文所关注的两种变体，新自由主义更倾向于“自由”，而内嵌的自由主义给予“平等”或“社会正义”相对较多的权重。新自由主义的前身——古典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经济和财产权，其基石在于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国家较少对经济实行干预和控制。然而，自19世纪中后期起，这种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古典自由主义导致了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关系紧张、工人待遇恶劣、贫富差距悬殊等。作为回应，自由主义开始了反思和转变，转而强调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其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其二是国家提供更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以维系社会公平。(18)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嵌的自由主义均继承和反映了上述转变后的理念。
近20多年来，风向逆转，古典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将矛头直指凯恩斯式的干预主义。这种复兴的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19)正像苏珊·乔治所指出的，它的实质就是经济应该运用其规律指导社会，而不是相反。(20)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得以奉行近半个世纪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正面临被取代的危险。(21)
(三)两种不同的全球化
“另一种全球化是可能的吗？”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在其论文的标题中如是发问。(22)事实上，这种提问本身就表明了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如日中天的地位。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变迁，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导国际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内嵌的自由主义。换言之，仅仅是最近20年间，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始遭遇困境，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如此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内嵌的自由主义何以陷入困境？
正如前文已经表明的，转变的实质在于“脱嵌”。两种不同的全球化背后是自由主义的两种变体。在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就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特性而言，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传统模式与北欧的福利民主模式各不相同，(23)但是各发达国家在“嵌入性”方面有着共识：以再分配等手段对自由化进程中受损的群体予以补偿，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关于“嵌入性”的共识摇摇欲坠，在英、美两国更是近于崩解。埃文斯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风险强加于广大民众，却拒绝对社会提供补偿和保护。(24)曾经主导自由化进程的那种多边主义——它在促进全球贸易复苏与繁荣的同时，亦关注国内的社会需求与就业需求——正在被一种不可持续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议程所取代。(25)
比较两种不同的全球化就会发现：从内嵌的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两个层面来看，自由主义的一面并未遭受直接威胁，——它甚至还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推进；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嵌入性的一面不仅未能得到扩展，反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此强烈的对比自然令人困惑：要知道，嵌入性正是当初国际经济机制被设计时的初衷，是彼时各国同意推动自由化进程的前提，也是这一机制区别于大萧条之前放任自由主义和如今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所在。许多有识之士对嵌入性缺失将导致的后果可谓洞若观火：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出发点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必然被锁定于“消极自由”的狭窄范围内，且该范围在当今格局的压迫下亦日益减缩，长此以往，其所背负的“自由主义”本身难免逐渐丧失其实质意义。(26)如此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内嵌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其嵌入性的一面陷入困境？
三 困境的成因：不同视角下的解释
对于“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时下有两种最为流行的解释：其一认为“内嵌的自由主义”在效率方面不尽如人意，从而导致自己遭到冷落；其二认为全球化极大地限制了各国政府的能力，从而使“内嵌的自由主义”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接下来的分析将表明，这两种解释均远远不如其支持者所宣称的那般有力。
(一)以效率之名？
1.绩效对比：新自由主义与内嵌的自由主义
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暂时)胜出，是因为后者更有效率吗？在新自由主义者及其拥趸看来，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毕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纲领的华盛顿共识，(27)其核心许诺就是重启各国经济增长和摆脱全球利润停滞。(28)那么，它果真实现了自己所宣称的目标吗？
对经济绩效的考察得出了令新自由主义者沮丧的结论。沃勒斯坦指出：从政治上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非常成功的，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巨大的政治成功没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成就。工业企业的利润停滞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故我，各国股票市场的急速走高并非源于生产性利润，而是建立在投机性金融操纵之上。(29)对20世纪80年代奉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考察也表明，就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无可置疑的：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什么起色，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范围内，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摇摆不定的状态，远远逊色于60年代之前的扩张节奏。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投资率在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到80年代降为2.9％，形成一条明显向下倾斜的曲线。(30)新自由主义者声称自由放任将带来经济繁荣，但约瑟夫·科恩(Joseph Nathan Cohen)与米格·森特诺(Miguel Angel Centeno)的研究表明：1980-2000年间，尽管国际资本流动性与贸易自由化水平有了进展，但各国在经济增长、就业水平等方面并未呈现出明显改善。(31)
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对1950-2000年间十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十个国家中最高，生产率增速则位居倒数第二。几个北欧国家与比利时的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最高。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公平还是效率方面，北欧诸国的表现都要优于美国。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模式。公平并没有妨碍效率，恰恰相反，经济不平等往往阻碍了进步。(32)正如乔纳·利维(Jonah D.Levy)所指出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模式的理由并非不言自明，美国和英国取得的经济绩效并没有使其他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相形见绌。(33)
这些发现也佐证了科兹的判断，即新自由主义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他指出，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比率都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表现不如国家干预主义。科兹比较了六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48-1973年和1973-1997年两个时期内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时期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最兴盛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比较结果显示：六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第一个时期明显地快于第二个时期。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而言，尽管1979年之后情况有些好转，但比起1948-1973年间年均增长2.20％的比率还是低很多。(34)
2.绩效对比：放任自由主义与内嵌的自由主义
尽管上述对比令新自由主义相形见绌，但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做出如下反驳：之所以绩效不佳，正是由于自由程度还不够、放任得还不彻底所致。换言之，不仅新自由主义本身不应承担责任，而且恰恰是由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不力或残余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成分妨碍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才造成其经济绩效乏善可陈。那么，这种论调能够成立吗？
这一论调的棘手之处在于，它的论证并非基于现实，而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新自由主义得到更为彻底的推行和实施，那么其经济绩效定然会令人满意。这种不严密的论调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假说，它所描述的事态尚未发生，因此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然而，尽管其在逻辑上有着先天不足，但在现实中却可能混淆视听、惑人耳目。那么，是否有可能对其进行甄别呢？幸运的是，通过一种接近于“反事实推论”的方法，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相似场景进行考察，以期觅得端倪。这就是以19世纪英国主导的放任自由主义作为该论调所假设事态的替代物，进而探究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就人类历史上迄今出现过的国际经济机制自由程度而言，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当执牛耳，其放任程度远较当今新自由主义更为彻底。萨尔瓦多·皮彻泽鲁(Salvatore Pitruzzello)对19世纪英国放任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期与二战后美国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进行了比较，其核心问题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全球化时期，市场与国家如何塑造了经济绩效与社会保护的长期演变？他的分析表明：英国放任自由主义时期，市场的主导地位带来了较低的增长率和较弱的社会保护水平；相形之下，在美国内嵌的自由主义时期，市场与国家之间呈现出良性互补作用，带来了较快的增长率和更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水平。在政治上再度塑造出放任自由主义的新形式，意味着回归到一个高度全球化然而长期增长率低迷不振、失业挥之不去、社会保护疲软不力的世界。而增强对国内及全球市场的政治控制，看起来可能是通往更为出色的增长与社会保护水平的一条路径。(35)皮彻泽鲁总结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嵌的自由主义时期相伴随的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和社会保护水平；而类似于19世纪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则已被历史证明是等而下之的方案。(36)显然，就本文所关注的层面而言，皮彻泽鲁的结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者可能为自己辩护的论调亦是不能成立的。
(二)以全球化之名？
1.“国家衰微论”的迷思
正如引言中提及的，拉格将“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归因于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两方面导致了经济风险，从而影响了国家履行社会契约的能力。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收入形成抑制，更重要的是，它还削弱了关键政策工具的效果。(37)与拉格相比，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更为激进、极端，从而带有几分宿命论的色彩，例如，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L Morse)、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菲利普·塞尔尼(Philip G.Cerny)等。其中，莫尔斯认为，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已导致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传统领域中的特定活动保持控制力，市场一体化的三个方面——贸易、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家自主性构成了严重威胁。(38)斯特兰奇指出，随着技术变革与全球化的推进，所有国家的政府，无论规模大小、国力强弱，都遭到了削弱；它们无法再管理国民经济，维持就业、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也无法再控制利率和汇率。(39)总体而言，国家权威的销蚀体现在安全防务、金融、福利提供三个方面，这都是全球化力量导致的结果。(40)塞尔尼更是直接以“残缺的国家”来描述后者所处的困境。(41)这就很容易给人以如下印象，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的衰微似乎已成定局。那么，实情真的如此吗？
埃文斯率先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全球化的经济逻辑本身并不能得出国家衰落的推论，只是在当今全球意识形态秩序的独特视角下，人们才会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将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42)随后，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全球化给各国政策选择带来的约束程度远比很多流行观点所认为的要弱；全球化并没有在OECD国家之间引发触底式的竞争，同时，那些坚持干预主义政策的政府也并未因资本外逃而遭受明显的削弱。(43)加勒特与德波拉·米切尔(Deborah Mitchell)对OECD国家的定量研究也指出，并无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导致福利开支的削减；也没有证据表明资本流动性促使各国在福利投入方面竞相触底，事实上，它既未导致更低的资本税率，也未导致税负更多地由资本向劳动力和消费者转移。(44)换言之，至少就其检验的这些方面来说，全球化并未对OECD国家政府的福利支出形成强力约束。OECD各国政府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借贷并实施反周期性的社会支出项目，以应对冲击，因此国际市场波动与收入冲击不大可能动摇福利国家的根基。(45)
最近的研究结果至少可以表明，所谓“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自主性与政策效力，从而使内嵌的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观点，并非如其支持者所坚信的那般牢不可破。我们并不否认内嵌的自由主义当前正处于某种困境之中，事实上，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但是，这里着重想要表明的一点是：全球化并非内嵌的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根源。全球化与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之间的关联，既不具有必然性，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对困境之缘由的考察，有必要从其他角度展开——下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接受“一些传统政策工具已在全球化力量下遭到削弱”的假说，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政策工具都遭到了削弱。正如琳达·韦斯(Linda Weiss)所言，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国家还有许多手段来管理经济，例如，在东亚和欧洲，产业政策都继续存在甚至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如此，国家战略调整的能力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政策工具，具有协调性的战略反应能力也并不依赖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46)
2.并非“别无选择”(47)
不妨再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相信全球化削弱了政府运用所有政策工具的能力，这也不意味着“别无选择”，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归因于全球化。如前所述，所谓困境其实是“嵌入性”的困境，而非自由主义的困境。(48)这也反映为两种不同的全球化在当今的不同际遇：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抱残守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关键在于：为什么是“这种”全球化，而不是“另一种”全球化？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在全球化与社会契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即使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契约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或矛盾，(49)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必须做出调整和让步的必然是嵌入性或社会契约的一面，而不是“自由主义”或全球化的一面？要知道，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也只是给政府控制资本造成了些许困难而已，正如科兹所言，如果国家决定运用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么它所拥有的权力远比资本主义企业要多得多。(50)
恰恰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从理论上来说，即使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契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恢复平衡的方案也至少有二：其一是社会契约的崩解，其二是全球化受到限制。然而，绝大多数分析家隐含地将前者视为唯一可能的出路，从而也就隐含地假定了全球化是一种非国家所能影响、永无倒退逆转之虞的必然趋势，颇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宿命意味。(51)只需稍加审视就可以发现，这一潜在假定本身是大有问题的。
不应忘记的是，全球化从来不是不可逆转、浑然天成之物，(52)新自由主义也不是如地心引力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53)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更是从来没有放弃过限制甚至退出全球化进程的权力。
(三)以失衡的双重运动之名
1.双重运动视角下“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
尽管如今“内嵌的自由主义”声势大不如前，但谁也不会否认：它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各国(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接受和奉行。在探究其当下困境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是有意义的：内嵌的自由主义为何能够兴起，并一度得以维系？这一问绝非无关紧要：当前困境的基本线索很可能潜藏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之中——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者也。
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他指出，所谓“双重运动”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其中，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仰仗贸易阶层的支持，主要运用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自然与生产组织进行保护，它仰仗那些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支持，主要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及其他干预措施为自己的手段。(54)他还进一步指出，此前近百年间的现代社会就是由这种双重运动所支配的：市场不断扩张，同时也不断遭遇旨在将市场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的反向运动。(55)这一时代历史的特征就表现为：由于面临着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带来的威胁，整个社会奋起保护自己。(56)
在“双重运动”视角的观照之下，“内嵌的自由主义”兴起并得以维系的缘由脉络就变得清晰可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市场力量肆无忌惮的推进，在各国引发了深重的社会危机，(57)作为回应，反向运动蓬勃兴起，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将市场运作嵌入在社会契约的框架之下，从而形成了拉格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最近，祖德·海斯(Jude C.Hays)等关于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他们运用国际社会调查协作项目(ISSP)中关于国家认同的调查数据，检验了内嵌的自由主义观点背后一个关键性假定：政府的某些政策可以促使民众对贸易的态度转向支持，换言之，如果政府通过社会计划保护国内某些群体免遭进口贸易的威胁，那么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就会得到有效缓解。海斯等人的分析结果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实证意义上得到了佐证。(58)就我们所关注的层面而言，这一结论相当有力地解释并印证了内嵌的自由主义长期得以维系的事实。
2.失衡的双重运动：对微观基础的探究
然而，“双重运动”视角并未解释：为何在当今自由化进程势如破竹之时，反向运动却趋于式微？联系上文中海斯等人的结论——妥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这一反差越发显得不合常理。之所以无法直接用波拉尼的“双重运动”来解释该问题，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论虽具宏大视野且极富前瞻性，但其微观基础层面存在一定欠缺。正如桑德拉·霍尔珀林(Sandra Halperin)指出的：波拉尼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在社会学意义上无差别的整体，从而忽略了社会冲突这一关键的政治动力。他认为，不受规制的市场力量所损害的，并非如波拉尼所言的“社会整体”，而是其中的一部分群体。(59)
霍尔珀林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虽然波拉尼的双重运动本身不能解释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但却可能成为一个通往正确答案的起点。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深远之处，探究双重运动的微观基础，或许就能得到一种更加完善的解释。
这一探究可以从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O.Fordham)、肖恩·埃利希(Sean D.Ehrlich)最近的研究中寻得端倪。福德姆发现，在贸易与投资开放中获益较多、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即那些拥有较多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或者来自于出口导向部门的社会成员，更倾向于支持美国的全球行动主义。(60)与之相似，埃利希也发现，那些预期将在贸易中受损的民众将支持提高补偿水平的政策，而那些预期将受益的民众将反对。他指出：这一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按照内嵌的自由主义观点，贸易的赢家和输家应该都会支持补偿计划——输家之所以支持，是因为此举将改善他们的境遇；赢家之所以支持，是因为尽管补偿会带来成本，但同时也让他们可以从贸易开放中获益，后者足以抵消成本且有余。此外，依照内嵌的自由主义观点，当补偿政策被拒绝时，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然而至少在美国，政府却并未这么做。(61)因此，蹊跷之处就在于：如果支持补偿政策符合其长远利益的话，贸易赢家又为何要反对它们？埃利希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答，其中最为合理的一种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相信，就算不实施补偿政策，他们也能够维系对自由贸易的足够支持。
这一见解可谓切中肯綮。不过，就我们所关注的微观基础而言，还是可以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即：“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虽然在政治上是“可行”的，但并非“必然”。尽管自由化进程的受益者可以将资源(一部分收益或利润)用于补偿受损者，从而博取后者对自由化的支持，但事实上受益者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把这些资源用于争斗、游说，从而压制受损者的反对意见、拒绝其补偿需求，在政治层面实现自己的意图。换言之，国内各群体的政治力量是双重运动的微观基础，力量的消长变化导致了双重运动的失衡，进而动摇了内嵌的自由主义妥协。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提出一种基于微观层面的解释：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双重运动的失衡，而后者则是由于国内社会群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与消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支持市场力量扩张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上升，因而能够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支持社会保护的群体尽管对补偿有着真实迫切的需求，但缺乏相应的政治力量，无力左右政策制定，只能被动承受自由化造成的损害。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取向协作项目(PIPA)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为上述解释提供了注脚。根据该报告，多数美国公众认为企业是贸易自由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接受调查问卷的民众之中，有61％觉得企业的处境更好了，仅有25％认为工人的境遇得到了改善。此外，占压倒多数的民众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者为劳工阶层、普通民众考虑得太少。(62)
对英、美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历史的回顾，可以进一步佐证我们提出的上述观点。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将1974年石油冲击之后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衰退归咎于工会(或工人运动)力量过大。根据这一推理，对应危机的方法只能是一方面削弱工会力量，另一方面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者还主张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63)撒切尔政府放弃了过去政府对工会和罢工采取协商妥协的方针，转而加大对工会的打击力度。1979-1986年，英国总共失去了230万个劳动岗位，英国工会因此处于极大的困境，工会运动无疑也遭受了釜底抽薪式的严重削弱。(64)与之相似，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政治力量的巨大变化：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不利于工会，工会运动自此开始崩溃。到1980年里根出任总统之后，反工会运动更是得到最高层的政治支持，受到了大力鼓动。(65)从这一关键时期的历史来看，美、英两国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内嵌的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之前，无一例外都经历了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左翼的削弱和右翼的崛起，这绝非偶然。用前文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双重运动的失衡。
四 “内嵌的自由主义”之前景
承认“内嵌的自由主义”处于某种困境，当然并不意味着就此安之若素。关心其前景的人们必定会如是发问：未来将会怎样？“内嵌的自由主义”能否重振旗鼓？这正是本节将要阐述的问题。
(一)“嵌入性-开放度”的组合及其规范性分析
1.几种可能的组合形式
如前所述，内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嵌入性与自由主义。前者体现为对自由化进程中受损群体的补偿，后者体现为自由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由于两者的变化方向未必一致，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存在着四种可能的组合形式：内嵌与去全球化进程的组合、内嵌与全球化进程的组合、脱嵌与去全球化进程的组合、脱嵌与全球化进程的组合(参见图1)。
图1 “嵌入性-开放度”的可能组合
如图1所示，在一个组合矩阵内，水平方向轴线衡量着开放度的高低，从左端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到右端的“全球化”。垂直方向轴线衡量着嵌入性的强弱，从下端的“脱嵌”到上端的“内嵌”。嵌入性与开放度各有两种变化方向，于是构成了矩阵内的四种组合形式。其中，当今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就对应着右下方椭圆内的组合：脱嵌与全球化——具体含义上文已有交代，因此不再赘述。
余下的三种组合之中，左上方“内嵌与去全球化”的组合只是理论上的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原因在于：所谓内嵌的本意，就是政府以再分配性质的政策来缓解国际自由化进程给国内民众造成的损害。那么，如果国际自由化进程本身出现逆转甚至中断，政府(以及原本从开放中受益的群体)自然就没有理由再为开放实施补偿。
这样一来，需要考虑的就是剩余的两种可能组合：左下方的“脱嵌与去全球化”以及右上方的“内嵌与全球化”。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当今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是否会演变为剩余的两种组合之一？(66)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首先对这两种剩余组合进行规范意义上的分析。
2.规范性分析
所谓规范性分析，即以某种标准来衡量具体选择方案的合意性，这种标准往往是“效率”或者“平等”。就此处关注的两种组合而言，学者们对其规范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基本存在共识：通常认为，“内嵌与全球化”的组合兼顾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因此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脱嵌与去全球化”的组合则更像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的结局，因此不为有识之士所喜。
对“脱嵌与去全球化”前景的忧虑，反映在拉格、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等学者的著述之中。拉格指出，如果当前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将来很可能会爆发深重的危机。(67)詹姆斯则提出这样的问题，所谓“全球化逆流(globalization backlash)”是否可能再度出现？在许多人看来，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然而，他告诫道：“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会让我们得出更为清醒和悲观的判断。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曾经高度发展、紧密结合的国际社会往往在突发事件的压力下土崩瓦解，动力消散，钟摆回荡，如此情形可谓屡见不鲜。”(68)
这些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经验来看，“脱嵌与去全球化”这种较为恶劣的情形是有先例的。经济史学家杰弗里·威廉森(Jeffrey G.Williamson)的计量分析表明，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而这一事实又导致了1913-1950年间的内部爆裂、去全球化与自给自足政策。(69)正如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所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最为关心的目标已变成本国内部的稳定，而不再是如何维持一个良好有序的外部经济环境及其机制。(70)
(二)着眼于全球层面的前景展望
那么，在怎样的条件下，“内嵌与全球化”这种较为合意的前景才会实现？拉格、埃文斯等着眼于全球层面给出了回答。拉格考察了公民社会与全球企业界所采取的自发举措及其进展，这些举措推动了共同社会责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般挑战。他进一步指出，全球层面正在出现一些至关重要的制度进展，其中就包括全球公共领域(global public domain)的浮现。在该领域中，人们就全球规则的制定展开对话、争论并采取行动。作为一个具有跨国性质的空间，它允许人们直截了当地(而不是仅仅通过国家)表达和追求人类利益。该领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就在于公民社会所发挥的与日俱增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与全球企业界之间的互动。(71)
与拉格相似，埃文斯也提出了基于全球层面的解决之道。他认为，如果能够妥善利用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手段和社会、文化、组织意义上的各种资源，那么，社会保护运动就能在全球层面组织起来。(72)埃文斯乐观地指出：时代洪流(movement of movements)浩浩荡荡；它的结构与理念正在为一种共同信仰奠定新的基石，即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促成意义深远的转型，推动民主的政治管理，将人类能力的平等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最紧迫的行动目标。(73)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拉格并非仅仅注意到了全球层面的解决之道；只是由于他更为强调全球化对国家整体能力与政策选择的限制，即“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政府通常只能采取去国家化的经济政策”，(74)因此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全球层面的制度进展。我们相信，拉格、埃文斯等着眼于全球层面的前景展望，自有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本文相对而言更为强调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制约，试图从微观视角下探究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拉格自己也承认，全球公共领域不能替代国家的有效行动，它的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国家的地位。(75)因此，着眼于国内层面的前景展望，可能是对拉格、埃文斯等基于宏观视角之解决方案的一个有益补充。
(三)着眼于国内层面的前景展望
就本文所关注的微观层面而言，若想促成“脱嵌与全球化”组合向“内嵌与全球化”组合的转变，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失衡的双重运动得到纠正。如前所述，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双重运动的失衡，而后者则是由于国内各群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与消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简而言之，即左翼的削弱和右翼的崛起。那么，如果人们希望政治钟摆回到一种在推动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亦注重社会保护的状态，就必须期望劳工阶层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而不再是“强资本、弱劳工”的失衡格局。
上述前景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劣势群体的人数过多，其政治能力出现足够的提升，那么新自由主义浪潮完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以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美国为例，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7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赞同这一看法的民众比例(73％)已达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高点。支持政府为穷困者设置安全网的民众比例也位于多年来的最高点；69％的民众相信，政府有责任“帮助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与此同时，过去五年间认为政府应当“保障每一位公民温饱”的民众比例由63％上升至69％；赞同这一看法的民众比例达到了1991年以来的最高点。(76)2006年，民主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多数席位，掌握了两院控制权。2008年1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2009年1月，奥巴马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话来说，美国公众已经准备接受一种新的平等政治；一股在某些方面的进步主义运动凝聚在了一起，运动的成员以抑制贫富不均、保卫民主原则为共同目标。(77)
之所以出现了这些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劣势群体规模的扩大与政治能力的提升。正如苏珊·乔治所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造就了更多的失败者，即那些饱受其害的民众，他们的规模与观念的力量将是不可阻挡的。(78)杰拉德·都曼尼(Gerard Dumenil)与多米尼克·利维(Dominique Levy)指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劳资之间有利于资本，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利于中心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有利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在美国的资本中则更有利于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它在恢复上层统治阶级的收入与财富方面很成功，在巩固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方面也一样，但对于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其余部分来说，这种领先地位的代价过大。(79)根据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80)如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劣势群体能够解决“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问题，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投身于集体行动，发挥出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扭转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状况。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曾经指出：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这样一种运动，它要求对某些特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做出纠正。社会运动取得成效，主要表现为其支持者们呈现出WUNC的特性：价值(worthy)、团结(unified)、数量(numerous)、承诺(committed)。(81)以此观之，假若劣势群体将来能在这几个方面稳步前进，一种更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运动就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获得成功。
那么，未来将走向何方？戴维·科兹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继续充当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足点，那么世界资本主义将面临停滞、动荡甚至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两种因素可能带来新的国家干预时期：其一是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宏观上的不稳定将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而衰弱的干预政府对此已无法控制，这几乎肯定会使国家干预复活。其二是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剥削和其他社会矛盾将在未来某一时刻激起社会主义运动，使之再度焕发活力。(82)至少就新自由主义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动荡这一意义而言，最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科兹的判断。
事实上，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很可能孕育着时代潮流转变的重大契机。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经济危机可能使失业人数在2009年增加约5 000万，而这仅仅是目前的估计，随着危机的深入展开，这些数字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83)戴维·科兹指出，危机的深入可能为更加强大的工人运动奠定基础；强大的工人运动将迫使资本同劳动进行合作，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social democratic form of capitalism)将使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享。(84)就本文所关注的层面来说，各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消长是决定后危机时代何种模式将浮出水面的关键之所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何摆脱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从根本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85)从当前格局来看，出现一场更有利于先前众多失败者的转变是完全可能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观察到，目前对于新自由主义旗号的怨恨情绪正在日益增长，并且广泛传播；一些人寻求社会改革，寻求一种新的集体主义的团结互助；社会民主党正处在景气阶段。(86)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那么阿马蒂亚·森设想的“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构和制度”就可能逐渐得到发展。在森看来，这些机构和制度是解决当今资本主义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不平等、公共产品等问题所必需的；人们必须正视市场机制与多种多样价值观的相容性，同时探求拓展体制性安排，以超越纯粹市场机制的局限。(87)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良好前景并非必然。沃勒斯坦就曾指出，另一种可能是“世界体系的更加暴力的混乱”，(88)即上述较为低劣的“脱嵌与去全球化”组合。究竟哪一种前景将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对比。内嵌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争，其本质并非经济效率之争，而是政治力量之争。
五 结论
最近20多年来，内嵌的自由主义在以美、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声势可谓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两种全球化的不同际遇背后，折射出的是从“内嵌”到“脱嵌”的根本性转变。对现有解释的检验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由于它在效率上逊色一筹。恰恰相反，无论是与新自由主义相比，还是与放任自由主义相比，它在经济绩效与社会保护方面都显得更为出色。此外，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全球化，无论“国家衰微论”还是“别无选择”的论调，都存在失察与偏颇之处。相形之下，一种基于微观层面的解释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双重运动的失衡，而后者则是由于国内社会群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与消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内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嵌入性与自由主义。由于两者的变化方向未必一致，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存在着四种可能的组合形式。其中，当今的困境对应着“脱嵌与全球化”组合。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内嵌与全球化”组合兼顾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因此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拉格、埃文斯等着眼于全球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怎样的条件下，“内嵌与全球化”这种较为合意的前景将会实现。与之相比，本文则更为强调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制约，试图从微观视角下探究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着眼于国内层面的前景展望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就我们所关注的微观层面而言，若想促成“脱嵌与全球化”组合向“内嵌与全球化”组合的转变，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失衡的双重运动得到纠正。如果人们希望政治钟摆回到一种在推动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亦注重社会保护的状态，就必须期望劳工阶层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而不再是“强资本、弱劳工”的失衡格局。有必要提醒的是：良好前景并非必然。究竟哪一种前景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对比。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感谢蒋舒博士、柴非博士、何曜博士、苏宁博士、黎兵博士和黄超博士的有益评论。）
注释：
①关于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中国学者宋伟曾有深入而中肯的剖析和评价，本文沿用其文中对“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译法。参见宋伟：《试论约翰·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41-47页。
②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92.
③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Working Paper,97/1,1997,Cologne,Germany: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④John Gerard R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Frontiers of Governance,Oxford:Polity Press,2003,p.94.
⑤John Gerard Ruggie,"Trade,Protectionism,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Capit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8,No.1,1994,pp.1-11; 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John Gerard R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Frontiers of Governance,2003,pp.93-126.
⑥John Gerard Ruggie,"Trade,Protectionism,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Capitalism." p.8.
⑦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John Gerard R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Frontiers of Governance,pp.93-126.
⑧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⑨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⑩Jude C.Hays,Sean D.Ehrlich,and Clint Peinhardt,"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in the OECD: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The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474.
(11)参见宋伟：《试论约翰·拉格“内嵌的自由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43页。
(12)Mark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74.
(13)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14)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第8页。
(15)参见[法]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1期，第4-7页。
(16)参见[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第53-62页。
(17)参见陈方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第4-14页。
(18)参见李强、庄俊举：《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第34-37页。
(19)实际上，更准确的译名应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区别于真正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后者其实是“内嵌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源头。但中国学界已将neo-liberalism约定俗成地翻译为“新自由主义”，两难之下，本文采取从众译法，好在本文语境下此举尚不至于造成混淆。参见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56-62页。
(20)参见[法]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1期，第7页。
(21)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2)Peter Evans,"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Vol.36,No.2,2008,pp.271-305.
(23)Gosta 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中译本参见[丹麦]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4)Peter Evans,"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Vol.36,No.2,2008,p.299.
(25)Dani Rodrik,"The Death of the Globalization Consensu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drik21.
(26)参见陈方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第4-14页。
(27)诺姆·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8)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第8页。
(29)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第8-9页。
(30)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载《天涯》，2002年第3期，第166页。
(31)Joseph Nathan Cohen and Miguel Angel Centeno,"Neoliberalism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1980-2000,"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06,No.1,2006,pp.32-67.
(32)参见[美]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著，孟捷译：《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五章。转引自孟捷：《一本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读书》，2010年第1期，第121页。
(33)参见[美]莱维：《全球化、自由化和国家资本主义》，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2期，第13页。
(34)在科兹看来，新自由主义难以加快积累的原因有三：第一，从长远来看，新自由主义统治会造成需求总量的不足。第二，新自由主义摒弃政府的反周期政策，降低了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宽了对金融领域的公共调控，在宏观上易造成不稳定。第三，新自由主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潜在地打击了投资积极性。参见[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第54页。
(35)Salvatore Pitruzzello,"Trade Globalization,Economic Performance,and Social Protection: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Laissez-Faire and Post-World War II U.S.-Embedded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4,2004,pp.705,736-737.
(36)Salvatore Pitruzzello,"Trade Globalization,Economic Performance,and Social Protection: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Laissez-Faire and Post-World War II U.S.-Embedded Liberalism," p.739.
(37)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38)Edward L.Morse,"Transnational Economic Processes," in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23-47.
(39)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
(40)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第73页。
(41)Philip G.Cerny,"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4,1995,p.619.
(42)Peter Evans,"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Vol.50,No.1,1997,pp.73-74.
(43)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787-824.
(44)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9,No.2,2001,pp.145-177.
(45)Erik Wibbels,"Dependency Revisited:International Markets,Business Cycles,and Social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2,2006,pp.433-468.
(46)参见[英]琳达·韦斯：《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第76页。
(47)这是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意即由市场来支配所有其他社会组织模式乃是无可避免的，所有国家或个体都只能接受这种选择。
(48)尽管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可能如拉格所言：嵌入性是自由化进程得以持续的前提和基石。
(49)事实上，就如前文已经表明的，更有可能的倒是：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50)参见[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第58页。
(51)肯尼思·华尔兹指出：国际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市场。参见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2,No.4,1999,p.698。
(52)参见熊炜：《双重运动：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转》，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第108-112页。
(53)参见[法]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1期，第5页。
(54)参见[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55)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12页。
(56)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66页。
(57)正如乔纳森·基尔希纳所言：不受规制的资本主义乃凶险之物。参见Jonathan Kirshner,"Keynes,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6,No.3,1999,p.328。
(58)Jude C.Hays,Sean D.Ehrlich,and Clint Peinhardt,"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in the OECD: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The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2,2005,pp.473-494.
(59)Sandra Halperin,"Dynamics of Conflict and System Change: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0,No.2,2004,p.291.
(60)Benjamin O.Fordham,"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American Global Activ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No.1,2008,pp.163-182.
(61)Sean D.Ehrlich,"Who Supports Compensation? Embedded Liberalism and Preferences over Trade-Relate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orking Paper,December 10,2008,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abstract_id=1314307.
(62)PIPA,"Americans on Globalization:A Study of US Public Attitudes," http://www.pipa.org/OnlineReports/Globalization/AmerieansGlobalization_Maroo/AmericansGlobalization_Maroo_rpt.pdf.
(63)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载《天涯》，2002年第3期，第162-164页。
(64)参见周穗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由主义的两次转型——当前欧美经济政治回归新自由主义主流》，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5-6期，第32页。
(65)正如克鲁格曼所言，里根对航空管制员罢工的镇压意味着对各行业工会发出了全面进攻的信号。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页。
(66)这两种可能的演变，在图1则表现为由椭圆形向左方、上方分别延伸出的两个粗箭头。
(67)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68)Harold James,"The New Distributional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Less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Vol.50,No.1,2004,pp.28-29.
(69)Jeffrey G.Williamson,"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Compared," NBER Working Paper,No.5491,1966,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70)Ragnar Nurkse,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Less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Geneva:League of Nations,1944,p.230.
(71)John Gerard R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Mathias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Frontiers of Governance,pp.104-105.
(72)Peter.Evans,"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Vol.36,No.2,2008,p.275.
(73)Peter Evans,"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298.
(74)John Gerard Ruggie,"Globalization and the Embedded Liberalism Compromise:The End of an Era?" 1997.
(75)John Gerard Ruggie,"Taking Embedded Liberalism Global:the Corporate Connection," in David Held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eds.,Taming Globalization:Frontiers of Governance,pp.95,105.
(76)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Trends in Political Values and Core Attitudes:1987-2007," March 2007,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312.pdf,p.12.
(77)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第205-206页。
(78)参见[法]苏珊·乔治：《新自由主义简史》，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1期，第7页。
(79)参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陈刚等译：《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转引自陈刚：《应当另有选择——评〈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第83页。
(80)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208页。
(81)查尔斯·蒂利认为，这四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比如，深入人心的价值目标可以弥补数量不足的劣势。不过，如果其中任一项因素明显过低，那么整个运动都会受到拖累。参见Charles Tilly,"Social Movements and(All Sorts of)Other Political Interactions:Local,National,and International-Including Identities," Theory and Society,Vol.27,No.4,1998,p.467。
(82)[美]大卫·科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当代思潮》，2001年第3期，第60页。
(83)张世鹏：《关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若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91页。
(84)张征、闫永飞：《“新自由主义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第92页。
(85)参见禚明亮译：《大卫·哈维谈资本的逻辑与全球金融危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第39页。
(86)Ralf Dahrendorf,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lrak,München:Verlag C.H.Beck,2004,p.234.转引自张世鹏：《关于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若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92页。
(87)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88)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