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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3]06-030402-0243
一、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论争
大卫·李嘉图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该理论直至今日仍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其最大特点就是仅用包含少数关键变数的简单模型就能解释纷繁复杂的重要问题，并且得出极具实用性的惊人结论。
李嘉图的研究确立了其后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后来的学者就一直在不断探索决定比较优势的各种因素。正如鲍德温所说：“所谓各种国际贸易新理论，不过是列出了影响比较成本的不同因素而已”。（注：［美］P.B.Kenen：《国际贸易和金融》，1977年版，第151页。）关于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李嘉图本人强调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性，即技术的差异。其后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则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另一来源，即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
战后，工业国家传统的“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产品”的模式逐渐改变，出现了许多同一行业既出口又进口的贸易模式，即所谓“产业内贸易”。这种贸易现象无法由传统理论进行解释。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新贸易理论”，改变了传统贸易理论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两个重要假定，使得研究重心从国家间的差异转向市场结构和厂商行为方面。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比较优势相比，竞争优势更为重要，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的方式来跃过现时的要素禀赋条件，转变现时的竞争格局，并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注：佟家栋主编：《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2版，第178页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分离的问题。”）
由此，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关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论争。有学者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贸易，就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既有的比较优势格局之下，长此以往将导致其经济贫困化增长，最后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应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注：洪银兴：《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比较优势如何成为竞争优势》，《光明日报》2002年7月2日。）也有学者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应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坚定地实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德再解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系列，No.C1999006,1999。）这一论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提出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是应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还是应该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方向性问题。
以笔者的观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却并不矛盾。我们可以从内生和外生的角度对比较优势进行扩展，从而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下，为贸易理论和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更为合理的分析基础。
一、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和贸易发展
1.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的划分
新贸易理论中的竞争优势就是在理论模型中由规模经济所内生出来的绝对优势，因此也可称为内生比较优势（注意此时比较优势也是绝对优势）。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由于两国存在技术或资源禀赋上的差别进而导致生产率出现差别，才构成国际贸易的基础。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即使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也会由于分工的不同而出现生产率上的差别，从而使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如果以事前事后的生产率差别作为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的划分标准，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所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可以称作内生比较优势，而李嘉图式的外生给定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别所造成的生产率差别可以称作外生比较优势，两者构成本文所提出的所谓复合比较优势。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做出统一的解释，即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
2.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相对重要性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斯密意义的绝对比较优势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因而是一种动态的内生比较优势。（注：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论述是《国富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绝对优势论的理论基础，因此按照斯密的愿意，所谓绝对优势，除了来源于国家间的天然差异，更重要的则是源自于分工和专业化之后产生的绝对优势，即所谓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
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一国的长期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生比较优势，而不是外生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生比较优势相对于外生比较优势来说更为重要。
3.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与贸易模式的确定
一国到底出口那种产品，进口那种产品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最终决定于两者的净效果。即如果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向同一个方向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将出口它的比较优势的产品。反之，如果两者反方向发展，那么一国出口什么就取决于两者的净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在某种产品的贸易中占据显要地位的原因。例如，当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其外生比较劣势时，该国将出口具有外生比较劣势的商品。我们用图1来阐述这一观点。假定有两个国家瑞士和泰国，AC1和AC2分别为瑞士和泰国生产手表的平均成本曲线，D代表世界手表需求，并假定泰国和瑞士均能满足这一要求。由于泰国的工资比瑞士低，因此可以假设生产手表为瑞士的比较劣势产业。这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生产条件下，泰国总能生产出比瑞士便宜的手表，因此其平均成本曲线位于瑞士的平均成本曲线之下。此时，由于存在外部经济，如果瑞士厂商开始生产，则规模经济的作用将使其沿着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逐渐形成竞争优势，也即内生比较优势，一旦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优势，那么瑞士在世界手表市场上将保持优势地位。此时，如果泰国想要介入生产，则它面临的生产成本为CO，高于瑞士手表的价格，故而无法进入该市场。
图1
三、复合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要发挥复合比较优势，就要充分利用外生的比较优势，并且促进内生比较优势的产生。前者要求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不能受到扭曲，后者也有赖于相对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现有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把制度因素长期排斥在外，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从长期来看，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是紧密相关的。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处于制度转轨的过程之中，引入制度因素来分析贸易是十分必要的。
如图2，生产费用曲线的斜率小于交易费用曲线的斜率，也就是说，每提高一个单位的专业化水平，所引起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小于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直观地看，就是曲线TC比曲线PC更加陡峭。因此，制度的出现一定会使专业化程度的每一步提高所节约的生产费用，正好大于或等于由此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增加，亦即在两条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A点右侧。A点就是制度出现的转折点。由于制度的作用正在于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以交易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制度的先进性，进而决定了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图2
诺斯从历史的演进角度考察了制度对贸易的作用，提出了贸易由制度启动的命题，即“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联系发展所启动的”命题。事实上，不论在斯密和李嘉图时期，还是当今的世界，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存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不一定有发达的贸易，而没有李嘉图意义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却有发达的贸易产生（如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荷兰和英国早年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更多的是靠国家制度变迁、法律的制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今日的韩国和以色列在资源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创造出了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是潜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诸多市场发育较早，制度安排较完善的国家能启动和创造竞争优势，说明比较优势是可以被创造出来并加以利用的。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要寻求有获利机会的比较优势。制度是人们创造并约束自身的游戏规则，有竞争力的游戏规则能激励人类潜能的发挥和启动比较优势，并创造竞争优势。因此，制度能启动贸易和比较优势。
四、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启示
按照复合比较优势的思路，就很容易理解在我国出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论争。笔者的观点是，外生比较优势是静态的，它的动态转化可以产生出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当以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产生和培育。
充分利用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外生比较优势，可以为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积累资本，培育企业家精神，还可以提升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但是，正如李斯特所说：“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养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界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吗？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树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他们的目的”。（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第100-101页。）同样，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期的发展中大国，如果静等着外生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实现工业化，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可以超越阶段，但是却可以超越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采用李斯特主张的植林者的办法，即新贸易理论提倡的依靠竞争优质（即内生比较优势）来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提升国际竞争力。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贸易发展上，可以借鉴如下的政策思路。
1.宏观层次上，要加速市场化进程，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一国的制度先进，外生比较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地利用，内生比较优势可以被更多更快地逐步发掘出来，从而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动态可持续增长。凡是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都适合于现时的中国。从本质上看，这种制度或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并逐步走向法制化、自由化的过程。
2.中观层次上，政府可以依据“窄幅移动带”原则，尽可能正确地选择特定的关键产业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人们努力创立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在支持高技术产业领域问题上经过慎重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误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国政府在选择那些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发生信息不完备的可能性较少。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些产业大多予以支持。此类产业一旦获得成功，通常可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且能占领相应的国际市场份额。当然，政府的“保护”必须是暂时的、积极的，必须与促进企业努力参与竞争结合起来，而且应尽可能取得别国的谅解。
3.微观层次上，要培育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诺斯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注：道格拉斯·C·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第1页。）经济组织是否有效率，要从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两个方面来判断。稀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可能产生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适应效率则是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经济组织采取创新策略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具备适应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进行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从而能够长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