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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3)03-12-07
当前，经济学的地位日益显赫，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嚣尘上，经济学者的心态也日益膨胀，整个经济学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科学明珠的称誉，而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帝国在一些学者的极力开拓下似乎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但是，福兮祸所倚，在这芜杂的纷争背后，却孕含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刻危机，对此，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限于篇幅，我们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上的狭隘化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服务的，这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的就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是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在涉及人与人关系方面，如财富的分配、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关系，皆伦理”。基于这两个方面内容的考虑，博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
经济学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如果淡化了经济学的工程领域的研究，往往就会造成对处理实际问题的无能，而使经济学流于道德的说教；而如果忽视社会中的伦理因素，常常使得工程技术的低效甚至无效，以及理论和实践的背反。实际上，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到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都将经济学这两个方面视为一个整体。甚至直到1930年凯恩斯论述未来（100年后）经济可能的变化时还指出，“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科斯洛夫斯基，1997，前言）。当然，基于个人的理论素养、偏好，以及社会环境的要求的差异，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克思等比较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魁奈、李嘉图、瓦尔拉斯、古诺等则更重视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但是，社会中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并同时在不断地推进制度的变迁；因此，必然涉及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
然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却越来越凸显了这样两个趋势：一是将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二是在理论上将实行经济交换的世界看作是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领域。从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创建”了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分析方法：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以及制约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包含道德的实质。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学“著名”人士的宣扬下，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加速扩散到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形成了令人堪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诚实能够带来信誉，从而能够带来金钱；守时、勤奋以及节俭等都是如此。如果推延下去，就是说，假如诚实的外表能达到相同的目的，那么有个诚实的外表也就足够了，而过多的这种美德只能是不必要的浪费。”（注：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36.）这就是当前经济学“效率至上”所支持的社会价值！
可见，当前主流经济学家在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假设下形成的成本－收益思维定势，却忘却了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道理，经济中的伦理因素被严重淡化。这种研究不仅不尽情理，而且，那些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被称为“实证经济学”也显然难以达到所宣称的效率。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静态的所谓“超制度”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在思维上就先验地形成一个封闭域。如美国每出口1美元的疫苗，99美分的成本都用于法律费用。（注：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85。）这样的配置方式是否合理？也许在资本主义目前“渲染”出来的社会制度下是最优选择，但是，有没有想过另一种缓和对抗性的制度下的配置。我们研究厂商行为时都知道，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短期内成本最小的配置在长期看来并不是最有效的，在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上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总之，当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经济研究的伦理内涵，使得自己涉及的内容大大缩小了，从而极大地窒息经济学的发展。
二、人性假设的抽象化
经济学是一个致用之学，是通过配置稀缺性资源为现实的个人服务的，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不应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人”。这也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新制度主义的创始人科斯也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现实制度出发，还要从人的本性出发。（注：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6.）然而，尽管社会中的人性是丰富多样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简单地将之抽象为利己主义者，似乎，在一定环境下，所有的人都将采取相同的行为。
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人士极力鼓吹这种抽象化的研究。如新古典主义的埃奇沃思就强调，“经济学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人的每一个动机都仅仅是由自利心所促使”。施蒂格勒(1981)在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的特纳讲座时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因为“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将会获胜。”“不仅在广泛的经济现象中，而且在关于婚姻、生育、犯罪、宗教及其它社会行为中都广为流行。”然而，无论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诸如婚姻关系、宗教行为等这类事务中都很少对这类预测的结果进行过经验性检验。也就是说，为信念辩护的理论很多，而实际证据却很少。（注：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23.）阿克西罗德(1996)庞大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则表明，那些总是采取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人最终获利很少。
可见，对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如在日本，那些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题或团体把什么看作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的追求的目标和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当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进行着自利的最大化行为，只不过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下进行。然而，既然考虑到了社会的制约，实际上也就涉及到了伦理因素；同时，需要对自利和利他进行明确的界定。实际上，不同类型的自利行为既表明了人性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建立在内在一致性或利己主义之上的抽象理性是空泛无用的。
实际上，经济人假设实质上源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强调手段的重要性，它认为，由于善具有包容性，有利于个人的同时，也必然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由于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就损害了社会利益。同时，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派也强调，手段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而目的就难以达成一致。因此，重要的是制定规则、确立手段。正是在这种哲学观点支配下，功利主义孕育了它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就是正义的。（注：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21.）这也就是西方流行的“私恶即公利”的命题。但是，随着对手段强调的膨胀，功利主义者将个人利益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惟有个人利益是现实的利益，不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自己的幸福。如孟德维尔极尽夸张之能事，认为人类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是发端于利己心；而且，这种利己的本性是不变的，只有建立在这种自私的本性之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当然，功利主义的始作俑者边沁开始强调的功利并不仅限于物质方面，他在《立法原理》中就曾列出了15种他称之为的“我们感官之清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西方社会逐渐将之都归结为物质一项。如后来的G·S.贝克尔所称，（注：G·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4.）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从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注：丹尼尔·贝尔.“经济论述中的模型与现实”，载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68）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强调积累的同时，逐渐将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密到一大批古典的经济学家都只是将物质生产看作是增进价值的理性手段，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实用科学”。正如米契尔所说，经济理性并不是人类的根本天性，而是随着金钱制度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金钱概念培养了人们的推理能力，使人们经济生活合理化。（注：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155.）
但是，尽管功利主义的观点影响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行为，并为个人的自利行为提供理论的辩护，但是，功利主义的“私利与公利一致”的基础存在严重的缺陷，人类大量的困境都因此而生，也导致了社会合作的困境。所以，森认为，坚持“利己”的传统模式只能给各方带来次优，传统模式下的纯粹“经济人”近似于“低能儿”。美国的凯里(H·C.Carey)指责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字，它们只是“讨论人性的最低级的本性，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注：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75.）柯武刚和史漫飞则指出，人类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是人类行动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与人们真诚合作相比，一个盗贼社会只能达到较低的满足水平。（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73.）
实际上，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也常常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然而在其建立经济学模型时，却往往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利己主义，从而保证其模型的精炼和优美，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正如阿马蒂亚·森提问的（注：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2.）：政治经济学是否要为了自己的所谓的需要而对但丁的名言进行诠释，“对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为什么经济学家偏好抽象空洞的经济人假设呢？主流社会的一般辩解是：引入具体人性考虑的模型太复杂了。但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就是挑战困难，经济学存在的必要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正因为复杂而又符合现实，才有经济学研究的余地和意义。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单一抽象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的发展，这方面是经济学发展的瓶颈。
三、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否认规范分析的合理性；认为经济学只需要关注效率问题，而意识形态、道德等问题是政治学家、伦理学家等的责任。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所谓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这种分工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领域的划分是由于他们不能批判地反思他们各自的市场研究方法所隐含的前提而造成的。就如同法律、政治等一样，经济学也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学说。因为每一种经济学说都包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假定，那么适用任何经济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和结论也毫无例外地带有其价值倾向（注：麦乐怡.法和经济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4.）。这一点甚至连凯恩斯这样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山者也不否认，另一个主流经济学者索洛说得更加明白，“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其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不论社会科学家的医院如何，不论他是否察觉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体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所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6.）
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往往只是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认为市场是无需以某种伦理为基础的。但是，福利经济学正是关系人们切身生活的，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呢？诸如交易的规则、产权的安排、福利设施的建立、投票的比例等无不暗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事实上，不仅各种效率概念与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并不是与道德无关的。正如艾伦·布坎南指出的，“即使经济学中所谓的纯粹技术性的效率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之上的；而常见的伦理学论据也往往是基于关于市场或其他体系的有无效率的含糊不清的假设之上。”（注：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如就目前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帕累托效率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它是一个道德中立的纯技术的效率概念。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帕累托概念所以得到普遍的承认，主要是因为它接近常识，接近于西方社会安排应当是互利这一伦理原则。这种伦理也是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实际上，西方讲究财富最大化，崇尚的就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也就是建立在原子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去分析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是非道德，甚至是反社会的。如在分析妓女卖淫合法化问题时，波斯纳采用市场行为的有效性的方式来分析，认为妓女的卖淫行为是两个成人之间同意的自觉的交易行为。因此，妓女的卖淫行为符合科斯有效性定理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也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性定理，因为这种的行为使得双方都获利。但是，直觉告诉我们，这显然违背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原理，因为它使得家庭矛盾出现，增加了犯罪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等。可见，为他利己式的分析也不是科学的数学计算的结果，而是由西方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学说。（注：麦乐怡.法和经济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56.）事实上，如果从另一种角度——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出发，就不产生嫖娼和卖淫行为。因为家庭是与个人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个人要提高收益，就要增加家庭的福利而不是损坏整个家庭的福利；而嫖娼或卖淫都会导致家庭成员的损失，反过来又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西方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如社会中的歧视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歧视问题，而存在的歧视肯定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的，因此不存在真正的歧视。如黑人之所以失业率高，就在于其自身的教育和能力问题。而G·S.贝克尔证明，（注：G·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3-35.）歧视的出现恰恰是原子式个人主义竞争机制的结果。他认为，团体A对团体B实行有效歧视的必要条件是B是经济上的少数，充分条件是B是数量上的少数；而充分必要的条件则是：和B数量上的多数相比，它更是经济上的少数。因此，在竞争的社会中，经济歧视看来就与经济上的少数有关，政治上的歧视就与政治上的少数有关。在美国，黑人的人数大约只有总人数的10%，而且其拥有的资本的数量更低，因而，通过竞争的经济机制的运转，歧视的偏好必然产生对黑人的有效歧视，尽管歧视对黑人和白人都会造成损失，但对黑人要大得多。歧视对少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对多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这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因此，我们说，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坚持单一的意识形态，它要求撇开意识形态不作争论，实质上是要求不能对原子主义的物质利益最大化原理提出质疑。但是，按照这些坚持原子自由主义者自身的观点：价值观统一，用某种意识形态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和信息，就是思想压制，会给社会带来极大损失。因为这将直接窒息人的创造性，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从而毁掉知识。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口头强调的思想自由与他们实际中形成的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桎梏是相悖的。
四、数学工具运用的形式化
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种动机的推动下，经济学开始从构成个体的大量特种中进行抽象，挑选出所共有的信息处理能力被当作为构成人类标志的抽象，从而使行为人变成了能做出理性预期的人。在理性的假定下，怀有类似目标的个人，在拥有同样的信息和赋予平均计算技能时，将会作出大体一致的选择，而将个人之间的差异随着人数的增加而略去。这样，平均值替代了每个个人的数值。据此，把一个人狭义地解释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然后，再依据假定的“公理”去分析复杂的人类行为，并做出某一预测。被誉为“黑板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是如此，即使是自称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革命的新制度主义也没能摆脱此窠臼。而且，作为其最重要现代工具之一的主流博弈理论越发形式化了，因为博弈理论本身就是以很高深和形式的数学分析为基础的。西蒙就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快速扩展允许传统理论发展到新的雄辩的典雅的高度，特别是和统计决策理论以及源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且还扩展到包容某些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信息的现象。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成熟为两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规范技术问题的广大空间，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推迟了与现实世界粗俗情况的相遇。”（注：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91.）
这种形式主义导致这样一种思想：最优或有效解客观上可以定义，它只是个计算问题。西蒙指出，“目前的‘实证’性理论体系，其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典型例子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表现在H·舒尔茨(Henry Schultz)、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赫维茨(Hurwicz)、德布鲁、马林沃德(Malinvaud)等的理论中。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更为精练的部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注：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72.）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聪明人士乐此不疲呢？西蒙认为，“也许这些智慧高峰中的一些已经得到攀登的原因仅仅就是它们在那——是因为攀登它们的纯粹挑战和乐趣”。（注：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73.）如果不考虑攀登者的动机，追求个人兴趣和挑战对任何人类科学或艺术的努力固然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经济学者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兴趣，在开始一些学者更多是学习数学或从事数学研究，对理论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相对不是很看重。但是，他们却声称能够证明制度如何纯粹出自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以此来指导社会现实。结果是往往碰壁，所以C.Schmidt就一语道破地指出，虽然几乎所有经济模型都要假设个体理性行为，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理性行为”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于经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这种形式主义虽然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正如迪·阿莱西(De Allessi,L.)指出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谈论的是不相干的问题，是为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注：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5.）
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建议和对策，数学只是一种有用工具，是为了经济思想更有效地表达以及交流服务的。但是，婢女成了公主甚至是皇后，现在的经济学也沦落为数学家的一个研究领域。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当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越来越难以在经济学院立足了，相反数学专业的人成了经济学界的主宰。这意味着经济学越来越不需要思想，它的发展和研究也日益凸显了这种“异化”和“畸形化”的倾向，似乎只有复杂的数学公式以至越来越少人能明白的经济学研究，才被认为达到专业的水平。P.德鲁克就尖锐地指出这一不良的倾向，他说，“在不久之前，我（却）吃惊地听到一位资深学者非常认真地否决了他的年轻同事的工作，就因为能够理解这个年轻人所做工作的人数超过了5位。”（注：P.德鲁克.德鲁克论管理[M].海南出版社，2000.236.）实际上，以前许多学者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也努力从数字中挖掘更广泛的思想和意义，如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莱布尼茨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彭加勒的《最后的沉思》、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等；而现在的学者则在做相反的工作，将复杂的思想经过假设和保护带的设立后用一些简单的（或者形式复杂的）数字表示，而美其名曰更加深奥。
尤其是，纯粹数学并不能产生思想，思想的萌发更主要是通过更为广泛的其他知识和生动的社会实践。经济学经过数学的抽象以后，许多精微的思想也被舍弃了。卢瑟福就指出，“理论的形式化，不只是理论的精确化；关键在剔除理论中的某些东西，从而高度理想化地表达理论，这就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注：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施乐公司帕洛阿托研究中心的J·S.布朗就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即使是一个科学家，像我这样，也必须承认知识是不能通过一个公式或方程获得的”（霍尔特休斯，2002，前言）。而且，作为一个致用之学，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常常并不能经受得起逻辑的推演。如完全市场和竞争市场就存在着二律背反：完全市场意味着对于所有不同的商品都存在对应的市场，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竞争的隔离；再如价格作为信号本身内含着悖论：价格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供求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搜寻的成本信息，否则，人们就失去对信息搜寻的动力。因此，现在一些学者就感慨，西方经济学比（传统）政治经济学离现实更远。
尽管如此，基于抽象的数学处理上的方便，目前“经济学家们（仍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布坎南语）。可见，经济学要走向一个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对数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思想竞争，更多的现实考察和更符合人性的经济分析。
五、知识结构的封闭化
现在，由于知识的爆炸，分工越来越深化，人们越来越集中在愈益狭隘的领域；但是，这对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对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不管我们现在如何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但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因此，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它具有鲜明的“人文特性”。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哪个具体问题能够仅仅依靠一门学科作出恰当的回答，如政治学、法学乃至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中都是如此。哈耶克指出：“在理想世界里，难以想象会有不了解法学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经济学的人类学家、不懂哲学的心理学家或对其他课题一无所知的史学家”。（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50.）而对经济学来说，它关注的是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物质利益——的学科，因此，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关注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差别。
其实，把握知识的整体也不仅是社会科学的要求，而是知识的一般特征，知识本身就具有互补和整体性。即使在分工如此深化的时代，也不能放弃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认真体会M.波兰尼(2000)的总结：知识只有被当作一个整体来掌握的时候，这一整体才成为人焦点关注的中心，而细节则成了附带关注的线索或工具；但是，如果偏重于某个细节方面，就会使整体意义发生解体。譬如，用锤子钉钉子的时候，只有整体把握关注于钉子才能达到目的，而如关注于拿钉子的手的话，那锤子更加可能会砸在手上。实际上，如果过分地关注某方面的知识，往往会得出偏误的结论；而偏见往往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詹睦斯教授说，“要彻底地理解一件事物，就要了解整个宇宙。一个事物与其他每个事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要认识有关这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需要知道它的所有联系。”（注：F.梯利.伦理学导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可以说，没有一种现象能够在离开所有别的现象的孤立状态下被彻底理解，F.梯利甚至强调，不知道所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个。（注：F.梯利.伦理学导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也正如世界是一个，科学也只有一个，各门科学共存互助。
而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知识结构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自然科学要求的一般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多，这要求更扎实和严格的训练。而作为社会科学，我们更需要广泛的全面的知识，这不是仅仅能从课堂上学习就够的，而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需要建立在自己的博学和个别的知识之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家的兴趣是集中在一般规律上，而我们（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说到底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理论距现实更加遥远——我们的理论在能够应用于具体的事例之前，需要更多额外的知识”；而“在把我们的知识运用于几乎任何具体事例时，我们能够用来研究这一题目的某一门学科中的知识，甚至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仅仅是我们思想基础的很小一部分。”（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48-449.）可见，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首先要求我们具有比自然科学更广泛得多的知识。因此，哈耶克强调，“同经受严格扎实的学校教育相比，头脑受到哪个学科的训练并不十分重要。”（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52.）
但是，我们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育却是越来越严格的数学训练，而不是充分启发学生们活跃的、还没有成见的思维。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总是寄希望于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或学生时代就写出标准的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权威性”刊物上发表。而其实，这些学生对论题涉及的背景知识毫无所知，相关学科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而仅仅是模仿被认可的行文格式以及按照程式化的实证或计量方法克隆出一篇被认可的“佳作”，并从此可以作为学术迁升的资本。实际上，他对自己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毫无信心，对数据的准确性毫不关心，对假设的现实性更不在乎，而只知道被认可的“好文章”就是这样写的；那些所谓一流杂志的编辑大人也差不到哪儿。目前经济学界走入歧途很大程度上与一些专业刊物误导有关，没有模型的文章是很难在较高级别的杂志上发表的。克鲁格曼（注：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2.）就曾感慨道：“这么多有趣、有基本符合直觉的思想，任何没有受过经济学科班的训练的人都能理解它们。就因为模型化时其严谨程度达不到众多杂志日益狭隘的标准，而对它们视而不见。这不正说明我们存在对形式主义的迷信吗？甚至可以说，这难道不意味着整个学术界误入歧途吗？”
六、尾论：经济学在衰落
任何事物要取得持续发展，关键就在于不断吸收外来有益养分，要特别留心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之中，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教条主义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观察问题，先验地以主体者对外界进行审判，而不能处于超然的地位进行分析比较；它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他人的反驳尽量设置障碍。因此，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封闭状态下的思维，是夜郎自大的心态。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能有今天的发展很大程度也得益于相互争论、取长补短、与时俱进的社会学术环境。
但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工具、观点上却越来越趋于一致，越来越要求一致，否则你就不被承认。现在主流经济学能够比较的不是相互争论的思想观点，不是研究视角，也不是结论的可证实性，而主要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上，这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所在。而且，经济学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自称为最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因此极力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甚至是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经济学正在雄心勃勃地构建经济学帝国，即使还没有完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心态已经越来越浓重。经济学者努力排斥并贩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相反，却极力将抽象的最大化思路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结果，本领域的方法越来越单一，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因此，经济学的危机也越积越深，经济学越来越远离其他学科。
因此，有识之士应该警醒：经济学正处于衰落之中，经济学的危机正在加剧。我提醒中国的学术界同仁注意，不要盲目跟风，而是要多方面不断拓展我们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要记住西蒙的告诫，（注：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72.）“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科学帝国上的分布密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少量有限规模的领域占据着大多数人口”。要知道，边际收益递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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