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性别身份——麦克因斯性别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性别论文,现代性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社会学者麦克因斯（MacInnes,J.）在男性气质社会学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他致力于女性主义反抗男女不平等的斗争，并为正确认识儿童的需要做出努力。麦克因斯认为，“性别”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这类术语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帮助人们想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男女之间基于性别差异的存在。这种想象的存在有助于个体去理解男女之间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社会，也可为个体提供某些重要的心理防卫，以抵御对现代性的恐惧。但是，这种想象和虚构，连同劳动本身的性别分工，总是受制于现代性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因此，性别，在男人或女人确实具有的身份或社会特征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1](P2—3)。因此，挑战社会性别、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支撑他们的性别差异意识形态，将在由现代性发起的对劳动性别分工的瓦解中起到深化作用。
现代性与社会性别
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由一神教向自然神论乃至无神论的转变，由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韦伯（Weber,M.）曾将这一过程描绘为世界的“祛魅”和“理性化”过程。所谓“祛魅”，指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是通过人而非神的努力而达成的。“理性化”是指一个工具合理性逐渐扩展直至压倒价值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2](P140)。尽管理性化把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巫术、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但现代性的一个未可预料却无法回避的结果是：个体生活日益屈从于来自公共领域的压力。官僚制和市场的技术效率会颠覆其自身最初的追求目标，并统驭全部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男人们也更少凭借“性别”而占据更有潜力或报酬更优厚的位置，他们必须开始同女人竞争，在能力的基础上去获得社会角色。韦伯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地位的均等，麦克因斯则进一步强调，社会地位均等化的一个部分便是性别地位的均等化[1](P6)。因此，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力量的崛起，但它同时也使男人和女人侧身于市场抽象规则和官僚制的“铁笼”中。
麦克因斯认为，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完成这样一种认识：人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身居其中的整个社会都是人们自己的创造，不管是清醒或糊涂，有意或无意，因此他们要独自地或集体地对这种创造负责——吉登斯（Giddens）称为“反思性”[3](P34)。在现代社会，人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父权制本身，而是它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遗产，反过来，这种遗产又被现代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系统地瓦解。在前现代社会的父权制环境中被定义为自然决定的男女差异（性别的结果），现在被认为是社会的产物——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社会性别的结果）。
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父权制宗旨的根本性冲突在于：前者认为人人（无论性别）平等，后者认为男人天生优于女人，因此注定了要支配女人。直到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仍然以父权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遗产为特征的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又十分不同。人们通常将社会性别看作激进和进步的概念，因为它强调社会构建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指引人们去重构和改变它们，从而批判、缩小乃至结束女性所受的压迫。但人们常常会忘记，这种积极结果的前提是：转向这个概念的自然一维中去解释男性气质如何对男人压迫女人起作用，而非“男人气压迫女人气”的责任。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与女人相比，男人的工具主义，他们对公共领域职业的广泛适应，为追求一种特定的竞争和冷漠而对所需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支配公共成就、权力和资源。而女人被社会化为善于表达的、建立亲密关系和养育婴儿的性别。这种转向可以被逻辑地且有同等实践价值地用于争论：女人受压迫的口号是一种误解，因为性别安排最终不过是一种性别自然差异的社会表达。这是因为，在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性别的概念，并没有通过证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契约性去批判和瓦解它的基本企图，恰恰相反，它通过社会中男女的性别身份，在社会建构的基础上维护了性别不平等的事实，并且与一个自称已将父权制抛在身后的现代社会紧密相随。
在现代性出现以前，个体能将诸如对于必死命运的焦虑和心理不安全感，以及他们的社会建构能力、创造历史的责任等，一起投射到上帝或自然之上，把上帝想象成他们身份的“作者”，或一个关于他们必须怎样生活，才能在必死性面前赋予生命意义的专家。现代社会的成员，宗教崇拜（在其中人们把存在的焦虑投射到上帝身上，通过想象中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已经被性别崇拜所取代，存在主义的焦虑常被以投射到性别差异（被想象为社会性别）上的方式来处理。通过把根源于必死性心理的不安全感的层面投射到人们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互补的特点（从依赖与独立，工具性与表达性的意义上来说）上，我们能把对于我们生命、我们的必死性的责任投射到别人身上。麦克因斯指出，为什么性别会成为祛魅后的现代性的世俗宗教主导文化的各个方面，而社会性别成为隐藏对于必死性的心理恐惧的主要手段，原因就在于此[1](P19)。
性别差异崇拜
麦克因斯认为，男性气质以及与之互补的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的概念，只能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1](P35)。社会性别概念的发展，是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自然差异产生出一个具有社会性别的人的“社会化”过程。个体通过性别起源而具有的特性（如表达性与工具性的潜力）被社会化，被想象成社会性别的特性。自我之间的界限被想象成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界限，独立自我的创造被想象成具有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身份的产品。劳动的性别分工把每种性别与不同的活动和能力搭配起来，而这些活动与能力又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被再想象。通过想象社会性别的概念，以及诞生它的社会化过程，人们可以把劳动的性别分工的持续存在，再现为由具有社会性别身份的人们社会化地建构而成的事物，而非父权制时代的一项物质遗产。
社会性别的思想作为社会产品与马克思分析过的商品崇拜的产品相比，实际上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却采用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具有不同身份的人们被想象成拥有具有男子气或女子气的固定身份。现代社会的人们把心理不安全投射到性别差异之上，通过把其想象为社会性别来对付。父权制时代传承下来的劳动的性别分工使得男人和女人看来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既是性别起源的必死性产品，又都只具有单一性别。人们因此可以把必死性给他们的社会建构能力设定的自然限制，想象成是由他们只具有单一性别的事实设定的自然限制。通过把表达性和工具性方面的个人必死性的能力，想象成由每一个社会性别所拥有的社会能力，他们可以努力逃脱心理不安全带来的焦虑，否定并躲开他们必死的终点。他们可以把原来使他们能脱离父母或养护者的独立性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想象成男性气质，而把那原本使他们有所联系的、对于依赖和移情的需要，视为女性气质。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空前的内心孤独”替换为对于“真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寻求，如同他们的前现代祖先对于真正上帝的寻求。
正如商品崇拜在人们身后兴起，并把人们自己社会地而非无目的无意识地形成的联系，再现为身外财产；社会性别崇拜也把人们自身的存在选择和困境，再现为他们必须处理的、想像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种气质的物质再现是男人和女人。性别差异崇拜基于作为社会性别社会化的想象的性别起源之上，提供了两样东西：一是它为过渡社会中的居民，提供了一种把先前的父权制时代产生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想象成他们自身的社会建构和社会性别的一种产物的方式，并取代宗教来防御心理不安全；二是它给予社会性别一个内容，认为社会性别不可能由任何男人或女人以一种纯粹而不混杂的方式加以生活化。这样，社会性别产生了矛盾的印象：它允许男人和女人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起源，同时又对此无知无觉，向自己隐瞒性别起源的事实，因为这样对他们的心理安全别有意义。麦克因斯指出：“我们的日常经验和我们最抽象的学术猜想都被一种张力缠绕，这种张力产生于我们既相信男人女人形式上的平等，又知晓男女之间的许多差异和不平等。我们必须懂得的是，男子气与女子气的概念如何支持了不平等和差异，而不是颠覆。”[1](P47)
既然人类文化的自然限制被想像为根植于性别差异而非性别起源，那么接受这种限制看来便意味着接受父权制，而攻击父权制便意味着坚持个人的就完全是政治的，因而可以相应地被现代化或民主化。一个关于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错误选择便由此产生。就“个人的”是有关独处能力发展的意义上来讲，它是非政治的，并使政治成为可能。就这一能力是产生于个人领域，且是依恋发生其中的家庭或别的社会单位不可避免的产物之意义上来说，个人自主权的捍卫对于民主至关重要。通过把我们的责任与恐惧投射给别人，尤其是另一性别的他人身上，而不用再抗拒焦虑的心理安全的成就与这种能力相关，因此，它的最终发展有赖于个人对于政治的防卫。麦克因斯指出，只有性别起源和性别差异的混淆才使得这样一个要求看起来像对父权制的一种抵制，但这并不是当代社会进一步销蚀父权制的物质及意识形态遗产的最好手段。
同时，麦克因斯指出，另一方面，试图使自我及其内部关系——即个人的、隐秘的领域——“民主化”或政治化，怀着挑战性别差异就是挑战父权制的错误观念去破坏其自主性，这是误解。这只会徒增现代性中理性化和官僚体制化的强大社会力量。这些力量胁迫自我去服从、削弱它的独立性，把它变成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忠实仆人。韦伯所谴责的铁笼握紧的魔爪和吞噬了自身前提的现代性，被吉登斯赞美为意识的成长、“自我的反思性”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1](P55)。软弱的、服从于社会的自我，其疆界被公共领域所侵蚀，依靠个人成长的指南以及公众界定的发展特权，关注着自我形象，颇为自恋地把自己想象为相反的形象：强大的、有意识的、反思性的自己身份的创造者。对性高潮的幻想就是性别差异崇拜的遗产，它引导人们把他们对于身份和心理安全的最基本的关注投射到性别差异上，并随之想象这种差异为社会性别。这种对性别身份的弘扬，通过把其本质从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看来是使性高潮成为现代性中被“祛魅”的工具理性化的关键部分。但实质上是被性别差异崇拜所拒斥的假象。
麦克因斯指出，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并不在于爱与金钱，也不在于社会性别身份的定义之竞争，而在于为真正平等的公共权利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这种冲突帮助我们理解由性别差异崇拜引起的另一个悖论。当代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一方面似乎越来越受到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却又越来越执著于通过他们性别化的身体，发现并表达他们之间差异的符号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社会性别身份具有双重作用：一是使现存的劳动性别分工合法化；二是逃避关于我们性别起源的现代知识所造成的心理威胁。
男性气质的危机
大多数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都在假设它是一个身份的先验存在的形式，然后去分析其剥削和压迫的特征，指出它怎样源于或复制了父权制，或提出男性气质可能的替换模式，或力劝人们彻底拒绝它。但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男性气质最初是用来维护父权制的合理性，它展示了男人比女人能怎样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力。在各种男性气质中，霸权性男性气质是其主导形式。霸权并非靠暴力，而是靠赞同取得。康奈尔强调，“（男性）支配性的优势根植于宗教教义和实践、大众传媒内容、工资结构、房屋设计、福利／税收政策等等，由此产生的支配统治，这才是霸权”[4](P184)。然而，麦克因斯探讨的是：作为个体的财富、特征品质及身份特征的男性气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男性气质仅仅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及幻想而存在，即关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助于男人和女人去理解他们的生活。社会性别理论中流行的关于男性权力的解释，就是依赖于这种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概念。在使用中，身份直接简约为意识形态，个人直接简约为政治，结果创造出一个“过度社会化”的男人与女人的模式。但是性别应该被看成是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具体斗争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因此，想象性别身份引起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它最终表达的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所采用的现代形式。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系统混淆性别起源与性别差异的基础上。
男性气质是男人创造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崛起对劳动的父权制性别分工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产物。康奈尔（Connell ）指出：“公共领域表现出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并非必定是有权男人怎么做，而是什么维护了他们的权力，是什么激发了大量男人去支持它。”[4](P185) 很多男性齐心合力去维护这些幻想形象，因此，对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垄断，男人们以前可以直接凭借自己的性别提出要求，现在却必须维护它。虽然男性气质的创造实质上是一种支持活动，但它一直处于危机中。首先，男性气质的要义永远无法通过定义来把握或界定。女性同样也拥有男性气质，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必将变得与任何一种生物性别都不存在特别联系。其次，起源于男性特权合理化而创造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社会性别这些概念，可以同样用于对男性特权的攻击。再次，现代性的不断革命与创新，深藏于市场和官僚制机构中普遍主义力量的物质方面，都在不断瓦解着劳动的性别分工业已确立的方面，并促使男人和女人彼此以正式平等的个体相待。麦克因斯认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中，人类身体的性别特征都一定含有社会的结果，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男性气质永远不会终结，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讨论男性态才是有意义的。相信男性气质是一种男人的特殊社会性别身份，它造成了他们在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要求上的特权，我们正生活在这种信仰的终结阶段。千余年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遗产保留在男女间戏剧化的物质不平等上，男人在公共领域尤其在政治上统治的持续，保留在所有关于性别的精神表达中系统性厌女倾向上，保留在标志着性别关系的普遍身体暴力上。然而，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揭开反对性别差异的序幕。性别的社会关系变化是相当显著的。在电影院、电视和广告创意中，“男性凝视”的霸权被推翻了，我们不仅看到了“女性凝视”的崛起，而且还有对男人的另类反映的不断出现，其中许多内容都明确表现为对男性气质陈旧形象的颠覆。男性的特权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而迅疾、普遍瓦解着。
麦克因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核心的自由政治不仅不是父权制的，而且它系统地瓦解了父权制，像为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它也为女性斗争创造了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男人们可能仍然占据着强有力的机构，但是，就它是一个以“规章统治人”为特征的社会而言，它第一次使这些完全相同的男人们感受到压力，放弃自己的意愿，忽略与之打交道对象的性别，视女人为与自己正式平等的个体，而限制他们与兄弟间的性别团结[1](P77)。我们要理解的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作为社会属性，任何性别的人，都可以获得。
身份政治：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
“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表达了现代性关于人而非上帝或自然创造了社会的核心认识，同时这种表达又是通过最清楚地传递了现代性的核心幻象的社会性别概念来完成，即个人身份创造了政治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创造了身份。
这种假设是各种形式的身份政治的基础，而且可以被看作公共“权力”概念向私人领域的扩展，它得到了公共政治舆论的支持。假如说现代性起源于这样一种主张：现在，不是上帝，是独立的自我按照自己的设想有意识地创造了社会，而且这种主张较好地表现在人们平等的公共权利概念上，那么晚期现代性可描述为那些相同的自我正在要求成为真实自我的私人权利的时代。发展一种特殊形式身份的社会责任的冲突便已开始增加。这些冲突通常集中在社会性别上，而且彼此呼应。
使用了许多不同形式的这种身份政治，其共同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假设：身份或自我，实质上是由社会所建构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进步可以经由正确的反思性自我重构来实现。麦克因斯认为，它依赖于对性别起源和性别差异的混淆，个人的被直接想象为政治的，以解释婴儿是如何获得那种无法还原为自然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别，生育被想象为社会性别的社会化。因为它根植于这种思想传统，所以身份政治仍然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囚徒。
麦克因斯强调，个人的不是政治的；个人的只是使政治的变得可能[1](P195)。他区分了生殖与社会化。他认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试图理解为社会的性别成员经由俄狄浦斯情结进入社会性别身份的社会化过程的政治结果，其实应该理解为走向自我、有社会关系能力的个人，通过依恋的矛盾心理创造的独处能力的发展而获得的性别起源。这个部分决定于自然过程的存在，界定了一个私人空间的存在以及它与政治的或公共的空间的区别。既然身份和亲密的私人关系并非社会建构的，那么，寻求它的理性化、现代化和民主化便毫无意义。否则。个人生活的民主化或“纯粹”关系的发展可能不会表现为一种性别平等主义的发展，而是晚期现代性中自我极权主义政治化。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生活的机会是由我们的身份所决定的，它来自于父母行为的影响超过社会结构以及阶级、种族、性别塑造的劳动分工的影响。现代社会不是围绕物质资源和机会来讨论社会流动，人们的注意力倒是被引向了以身份为中心的个人发展。
鉴于身份政治指出的个人的本身便是政治斗争（如反对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焦点，麦克因斯认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是保护个人的或私人的空间不被政治化和理性化。它重申了政治学的恰当涵义：使用阶级社会学所提供的物质手段，反抗物质的剥削与不平等，争取公民个人平等的公共权力的集体斗争[1](P196)。女性主义者们强调个人环境是如何由公共因素来建构的，强调关于强奸和流产的法律，强调“妻子”的社会地位、育儿政策和福利分配以及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劳动性别分工[5]。因此，“个人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和政治行动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该口号突现了女人在公共领域中受到的相关排挤和在私人领域中源于父权制的从属，这些“私人困境”根植于父权制余孽的“公共问题”，即父权制的核心包含了对女人平等的公共政治权力的否定，这种否定来自于父权制时代的物质与意识形态遗产和男性性权利的封建残余。麦克因斯强调，后启蒙运动不仅创造了历史和社会秩序，也创造了人们的自我和内在的个人秩序。要做到这些，只有通过否定性别起源连同它们暗含的必死性，用人们对自己真实身份或自我实际表现的想象，去摧毁那些关于人们可能会渴望如何的公共意识形态。
麦克因斯的性别理论反对个体的政治化，捍卫私人领域的自由。如果人们能够厘清性别起源与性别差异，就可能抵御亲密关系的不可抗拒的社会化，保护现代自我的本真性免受心灵官僚化的威胁，而不必简单地鼓励向保守的、父权制的“家庭价值”回归，人们也能提供男孩和女孩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拘束中解放出来的策略，而不必求助于将应该怎样培养他们的蓝本强加给孩子、父母或老师。政治的并不是人们的自我（包括社会身份性别特征的产物），人们也并不拥有政治秩序（包括劳动性别分工所直接决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如果人们拒绝使彼此出于个人的或政治的状态，并且认识到如何看待个人的（包括人们确实拥有社会性别身份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是为了使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合法化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一个男人仍然占主导性的社会。不过，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再也不能逻辑地诉求以自然的优势来使统治合理化。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就能实现上述的目的，从而直接抓住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策略。
为追求性别平等，我们不应去强行改变男人的私人身份。应该要求他们对性别平等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给予公共支持；要求男人们质疑那些仍然存在的、与生育的生物分工无关的劳动性别分工。要求他们质疑这种信念的观点：即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社会的或自然的——它使劳动性别分工的存在得到了解释或合法。并且，要求他们质疑来自性别不平等的所有其他社会结果——从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想像。我们应该要求自我既有公共责任感又有个人本真性。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是，将个人的看作政治的，直接反映了个人生活的官僚化、心灵的理性化和蛀空。这不是自我的解放，而是其最后的投降。只有在一种更平等的物质的劳动性别分工下，探索社会性别身份的解放，不再怀疑和歧视人们发展自我人格不同方面的运动才有可能。因此，麦克因斯为现代社会的身份政治指出了方向：与其为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自我撰写宣言，创造探索由焦虑、约束或沮丧通往完整、统一和自由道路的幻境，我们更应该对男性和女性发展的物质环境的平等化报以更多关注[1](P216)。这意味着，与其按照各种政治方案来寻求自我的雌雄同体，不如反思我们忽略自己的性别，将自己作为人来自我评价的方式；反思关于性别应该对我们有什么象征意义的流行观念。当然，这种价值观势必成为社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与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中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与强调公共表现相比更强调我们的内部世界，其中包含了对自我的忠诚这样一种能力，一种关于完全迷失在一条危险道路上自我的政治化、理想的想象。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于更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6]
因此，麦克因斯提出，独处能力的一个方面是重新分配我们对男性气质能力和女性气质能力的、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投射，并且认识到。我们所以想象为社会性别与社会的只是我们作为人类自己的、不可克服的潜势。[1](P221) 我们的社会性别幻想说到底是我们的死亡恐惧的一种神经质转移——一种既逃避对生活的责任，又逃避自我意识可能施加于它们的控制约束的巧妙途径。他还提出独处能力的另一方面，是少关注一点我们的投射，我们的“身份”，并且不再将它们视为我们的社会困境的全部根源。独处能力意味着一种容忍差异的能力，而非对某种形式的合适环境的坚持：一个自我充分解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