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逻辑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建军（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由于“逻先生”这个提法比较新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回应。在五四运动8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赵虹先生约我在《社会科学论坛》谈谈这个问题，并最好采用与学界同仁对话的形式。斌峰兄，在逻辑学界同仁中，你长期致力于五四精神研究并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同时我们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已表现出了在逻辑的性质、功能与作用等同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我想，我们就此话题展开对话会更有味道。
张斌峰（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很高兴接受你和杂志社的邀请。首先我要表示非常赞同在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中明确打出“逻先生”的旗帜，同时我也很欣赏大作中的如下论断：“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这样的论述很精辟，指出了逻辑与科学、逻辑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逻先生”与“德先生”与“赛先生”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一点在中国学界还远不是“公共知识”。五四精神的核心无疑是民主与科学，而只有深刻正确地认识与理解逻辑，才能深刻正确地理解民主与科学。但我主张对这里的“形式理性”应做广义理解。
随着理性多元化时代的到来，逻辑学不仅要覆盖科学的事实世界，而且还要覆盖价值的规范世界，我们不仅要继续对事实世界的科学的逻辑构造，更要展开对生活世界、价值世界、交往世界、情感世界的逻辑构造。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而且也应当是沟通理性（交往理性）、心性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的体现。所以，我很赞赏大作中关于逻辑学是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位一体”的认识，特别是其中对逻辑学人文学科性质的强调。
张建军：其实我原来的文章的题目就是现在的副标题，正标题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从文中提炼出来的。文中重点强调的是逻辑学的人文学科性质，但其另外两重性质同样至关重要。逻辑学发展为与数、理、化、天、地、生相并列的一大基础学科，是20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而这一点在国内学界远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体现。在逻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方面似乎分歧不大，但在国内学术语境中对于逻辑的方法论功能也存在诸多误视与错解。只有全面把握这三重学科性质及其相互关联，才能完整地认识现代的“逻先生”。不过，你的上述谈话也已显示出我们有所分歧之处：我所使用的“形式理性”概念恰恰取其狭义，即由演绎逻辑所揭示的基于演绎结构的推理理性，或者如沙青先生所称谓的“分析性理性”。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谈。你作为主攻中国逻辑思想史方向的学者，还是请你先谈谈五四时代国内逻辑学的状况吧。
张斌峰：“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其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主要平台首推《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引介西方逻辑的论述，如吴勤著文所称，介绍西方逻辑之学，“莫如候官严氏所译名学。约翰·弥尔原著，为逻辑学空前佳作”。张嵩年发表介绍罗素的“新学”和“新方法”，其“新学”就是数理逻辑，新方法就是“逻辑的和解析的方法”。王星拱《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等文，俨然像“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一样，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新学术”之再造的“新思潮”精神，乃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再造的手段就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所谓“学理”就是科学的方法。
张建军：那么，他们说的“科学方法”是指什么呢？它和逻辑有什么关系？
张斌峰：科学方法的实质就是逻辑和逻辑方法。逻辑无疑是五四时代的宠儿。王星拱的《什么是科学方法》一文明确指出：“自孔德实证主义，穆勒实现逻辑革命以来，科学方法之重要，渐渐所承认了。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种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这种正当方法，既不是纯演绎性的，也不是纯归纳性的，而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与选择，经过合法的推论和对推论结果进行试验。王星拱本身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拥护，直接根据于其科学研究的实践。他强调科学是学问，不是艺术；科学的本质是研究自然事实，不是在文字中打转。胡适则特别强调科学中的“实证”精神，把科学同坚强的证据联系在一起。不过，他们承认有许多东西并不根据于实证，逻辑推理也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结论。对胡适和当时的陈独秀等人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运用到一切社会领域中，可以用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对于从根本上缺乏近代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中国来说，大力倡导科学，接受西方的科学遗产，使中国科学获得发展，实现知识领域的变革和转型，是确立“现代性”所必须具备的东西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青年》高举科学的旗帜，强烈拥护和传播科学观念和精神，无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但是，他们对科学本身缺乏某种检查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科学本身的“有限性”有所自觉，而是把科学方法膨胀为无所不适、无所不能的“万能之药”。“科学精神”包括着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领域。但是，《新青年》知识分子，却把科学神圣化、偶像化，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悖论：怀疑的、合理的、批判的、非信仰的科学，却向非怀疑、非合理、非批判、信仰的深渊沉沦。一切都被“科学化”了：“科学工作”“科学生活”“科学态度”“科学安排”“科学指导”“科学人生”等等。人们就像中了魔一样地张口“科学”、闭口“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就在这轰轰鸣鸣的一片噪声中隐去或消失了。
五四时代将逻辑视为科学的权威形象，并使之承担其价值系统的功能，“科学万能论”就自然导致“逻辑万能论”，视“逻辑”为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这反而妨碍和限制了“后五四时代”逻辑学的发展。因此，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要突破五四时代对逻辑的理解，对逻辑的本质、地位、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促进逻辑学科的发展，使逻辑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完成“五四”未尽之任之必须。
张建军：你这番话讲得很精彩，但我觉得尚需对问题做细致的辨析。如你所说，把逻辑与科学神圣化、偶像化，恰恰是与逻辑精神、科学精神相违背的。但我对五四时期有“逻辑万能论”存疑。与其说有“逻辑万能论”，不如说有“万能逻辑论”，这个“万能逻辑”就是杜威的实验逻辑，或者王星拱所谓“实质的逻辑”。这种逻辑只是表面上与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的“科学逻辑”类似，实际上与后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演绎逻辑而且是现代演绎逻辑基础之上的，而前者却是以批判演绎逻辑的面目出现的。胡适曾明确断言：“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现通译‘形式逻辑’——引者注），单教人牢记AEIO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评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这种直接来自杜威的观点显然是历史上的归纳主义者对演绎逻辑的批判的一种呼应。而你刚才提到的在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严复所译《穆勒（弥尔）名学》，包括他的另一译本《名学浅说》，都是归纳主义的代表作。而张嵩年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即使罗素本人的来华讲学也未能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当时中国学界在学崇逻辑的同时，却到处弥漫着对演绎逻辑的批判与轻蔑。这是逻辑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个极大的不幸，造成了国人对逻辑的认识上的极大扭曲，对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认为，逻辑学不仅在五四时期没有真正成为时代的宠儿，而且迄今为止它在中国也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地位。
张斌峰：这使我理解了你强调将形式理性做狭义理解的原因。的确，演绎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命途多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不相融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感观不能证实的事物，常常不能把它看作是可用某种逻辑解决的问题，于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诉诸历史，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惟一表现出纯粹理性的地方。它要求一切形式的推理都要同物质世界的实体直接有关，要求一切可靠的方法都应在实用的层面上生效。这种诉诸历史和经验论的传统，使得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做了归纳主义的理解。如你所说，无论“拿来证据”还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的实质就是归纳主义。这也当然导致了对西方逻辑的片面理解，甚至误读。
如果我们以西方逻辑及其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作为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面镜子，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展中，的确缺少西方那样的逻辑与知识论的思考方法；认知与抽象的思考不足，偏重于道德价值的判断与评价，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科学与知识论的不发达。可以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我们以西方的科学、逻辑去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与不足。
但是，如果你把形式理性只定位在“演绎理性”，这是否会导致对“逻先生”的另一种片面的解读呢？
张建军：“逻先生”的概念是相对于德、赛两先生而提出的。我的基本观点是，要改变国人在德、赛两先生的认识上的诸多扭曲与变形，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和深入把握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任强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的《殉道与升华——从苏格拉底之死解读民主与法治的流》（《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一文很值得一读，苏格拉底这位能够娴熟地运用归谬法论证知识相对性的“绝代圣人”，却是“智者为王”的专制政体的狂热鼓吹者，到柏拉图更发展为“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然而，他们的学说传到亚里士多德来了一个大逆转，亚氏主张现实中的最佳政体是由多数人统治的立宪制。虽然他留了一个师承的“尾巴”，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这样的君主制：公民被一个在各方面都是最卓越的人统治，并被他当作自由人来统治。但他认为这样的政体很容易蜕变为暴君专制，绝非现实的最佳政体。这种逆转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推理与论证的有效性研究为核心的演绎逻辑的创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至于赛先生，众所周知，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系统——欧几里德几何学就奠基于演绎推理的基础之上。
张斌峰：但我们所说的赛先生主要指近代经验自然科学，而没有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就没有近代科学。
张建军：诚然如此，但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蕴育的演绎逻辑的恢复与发展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必要基础，这一点今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反观你刚才谈及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我们能从中找到多少精华与优长，但演绎逻辑传统的缺乏，无疑是一个必须补救的文化缺陷。冯契是长期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哲学家，但他也精辟地概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固有缺陷，那就是“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与“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讲逻辑，在这一点上可谓两极相通。其实，这两种思潮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都存在，但是被演绎逻辑传统给予了强有力的制约。
张斌峰：你的观点与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的观点本质上相通，他在其学说的成熟时期一直只承认演绎逻辑是逻辑，并主张运用演绎逻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记得你曾经在《哲学研究》发表《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一文，其中批评殷海光的逻辑观过于偏狭，这篇文章曾收入我主编的《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之中。你现在的观点与你以往一再表示拥护和提倡的大逻辑观是否矛盾？
张建军：我的认识是，演绎逻辑乃“逻辑之本”，有本必有末，但不能本末倒置。任何大逻辑观之“大”都是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扩展，这已被20世纪逻辑学的大发展所证明。其实，殷海光本人也并非不知道各种广义的逻辑观，但他在其成熟期的研究中愈益深切地感到，只有认清逻辑的“本格”对象为演绎推理，并且把演绎推理训练作为“逻辑养成教育的主体”，才能纠正盛行于中国学术界并造成许多不良后果的对于逻辑学与非逻辑学科的混淆，特别是把逻辑学混同于心理学、文法学、知识论及形而上学（玄学）的倾向。他认为，这些混淆阻碍了现代演绎逻辑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学界的引入和广泛运用。你是殷海光研究专家，对此一定非常清楚。
张斌峰：的确如此。我感到，你的“逻先生”概念的提出是直接受殷海光影响的结果。
张建军：殷海光是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第一人。他关于演绎逻辑乃“天下之公器”的论证对我影响很大。他把演绎逻辑作为“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之利器的论述，可以使人深刻地感受到逻辑之于德先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关于赛先生，他给出了如下著名的假言连锁推理：“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发展工业；中国要发展工业，必须研究科学；中国要研究科学，必须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中国要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最必须而又直捷的途径之一就是规规矩矩地学习逻辑。”从大家都关心的富国强兵出发展开论证，可谓用心良苦。
张斌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殷海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逻辑思想之缺陷加以反思的结果，的确弥足珍贵。但殷海光本人的论述中也不乏“偏狭思想”，比如他对于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向无好感，经常予以痛斥。而据我所知，在目前所有逻辑学博士点中，你是惟一招收“辩证逻辑研究”方向博士生的人。那么对此你如何评论？
张建军：殷海光的确对辩证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存有偏见，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整个台湾学术界。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辩证哲学界本身存在的问题所造成。唯物辩证法最初是以最彻底地反形式逻辑的面目传入的，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不幸。这种局面直到50年代才得以改观。一个典型的象征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原文有7000字是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在50年代再版时全部删掉了。但这种批判造成的问题迄今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学术文化界。我所主张的当代辩证逻辑研究，是建立在20世纪逻辑大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塑。实际上，并没有辩证哲学背景的哥德尔所证明的不完全性定理，恰恰可视为“辩证法的代数学”（哥德尔本人晚年也研究了辩证哲学），而霍金正是通过研究哥德尔定理而放弃了物理学的“终极理论”追求。这些事实彻底驳斥了关于演绎逻辑与辩证法相排斥的观点。
我知道你的上述诘问都是问我是否陷入在你的著作中一再批评的“演绎中心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讨论问题。我在2002年参加在台湾大学举办的首次“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时，有一次值得一提的遭遇：在我宣读了关于“逻先生”的论文后的讨论阶段，有一位台湾学者发言对这个提法表示赞同，但他提出，这个“逻先生”不应是形式逻辑，而应是辩证逻辑，这使我深感意外。我回答说，我作为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的一员，对于台湾学者关心和研究辩证逻辑感到很高兴，但我这里指的“逻先生”首先还是形式演绎逻辑。这个发言和台湾学者提交会议的一些论文表明，台湾学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于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傲慢与偏见问题。但在大陆学界特别是哲学界，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对演绎逻辑的傲慢与偏见问题，尚属非常艰巨的任务。
张斌峰：那么，你认为我们应如何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张建军：应充分展开演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普及工作。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形式系统方法的广泛使用和元逻辑研究的充分开展，使演绎科学方法的功能及其固有局限都得到了具有彻底性的澄清。运用形式系统方法，现代逻辑学可以彻底严格地区分一个理论系统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并严格地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才能获得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乃至新近出现的情境语义学这样的重大理论成就，才使得一系列非经典演绎逻辑的系统建构和广泛应用成为可能。然而在国内学界，对于演绎逻辑和形式系统方法都存在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却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不少人把演绎逻辑视为促成与维护思维定势和僵硬教条、阻碍创新思维从而应当超越的“逻辑箱”，而实际上，演绎逻辑恰恰是我们对任何既有教条进行“合理质疑”的工具：若从某些前提经有效演绎推导得出逻辑矛盾或与经验事实不符的结论，那么这种推导本身就构成人们从这些前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有力杠杆；而现代演绎逻辑所提供的这类杠杆，在规模与效能上都是传统逻辑所不可比拟的。
张斌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数学方法为特征的现代演绎逻辑是远离人们日常思维中的实际论证的。正因为如此，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学界才兴起了“非形式逻辑”研究。所谓“非形式逻辑”显然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超越和补充，它面向生活世界、交往世界，以社会的交往行为活动，如法律论辩、人际交往、道德规范，日常论证的逻辑问题构成了非形式逻辑的中心。
我们知道，在一个具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机制的社会里，许多决策都是通过辩论促成的，或者说辩论应当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决策阶层。辩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辩论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的论题，持有多种不同立场和意见的人，以有系统、有条理的言辞，陈述各自的立论与反驳；狭义的辩论，则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主题，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持有正反立场的人，以有系统、有条理的言辞，当面陈述其立论与反驳。掌握论辩的逻辑规则、技巧与智慧，是我们进行有效决策的基本素质。公民如果没有有关论辩的逻辑知识与素养，那么在合理地运用选举权，或有效地使用言论自由权力方面，都会受到限制。而理性的谈辩、平等的对话、有效的沟通和理解，都离不开非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受过非形式论证训练的公民才有希望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中去。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在于，我们必须大力加强非形式逻辑研究——这不仅是振兴逻辑学科的需要，而且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
张建军：这的确很重要。如果说用最简短语言概括德、赛两先生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尊重论证”。这在赛先生那里不言而喻，任何科学发现要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德先生的要义绝不只是多数人说了算，而必须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多数人说了算。须知多数暴政也是暴政。任何真正的民主政体都要保护少数人自由论证的权利。当然论证不只是演绎论证，但首先是演绎论证。演绎逻辑正是对演绎论证有效性的评估提供普适性法则。而现代逻辑所把握的这种普适性法则，是传统演绎逻辑所远远不可比拟的。在同等条件下，人们把握的演绎逻辑法则越多，其评估论证的有效性的能力越强，而绝不会是相反。因此，绝不应将现代逻辑中的形式论证和实际思维中的非形式论证对立起来。实际上，不但人们日常论辩中的论证是非形式的，科学研究中的绝大部分论证也是非形式的，而逻辑的任务，就是要为判定这些论证的有效性建立理性的法庭。
因此，我认为，与其说“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兴起是对形式逻辑的突破与超越，不如说是研究如何更好地把形式逻辑已经把握到的逻辑法则更好地运用到实际的论证中去，同时在这些运用中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促使形式逻辑去把握更多的逻辑法则。当然实际的论证绝不仅仅是逻辑问题（不论在多广的意义上理解逻辑）。成功的论辩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动人，还有幽默、气质、风度问题，也有把握论辩对象的个性的问题。但是，绝不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汇集到“逻辑”的旗下，这种汇集会阻碍人们对真正的逻辑的认识与把握。当然不是说逻辑工作者不去关心这些问题。在当今学科交叉与融和的时代，更需要跨越层次的思考。但真正有成效的跨层次研究的前提首先是分清层次。尽可能严格地区分研究的不同层面，才能尽可能严格地把握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与规律，这正是20世纪“逻先生”的巨大发展留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实际上，深入把握逻辑学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关联，把握现代逻辑成果的方法论价值，进一步展开多层面逻辑应用研究，尤其是在德、赛两先生实际论证中的应用研究，正是摆在中国逻辑学界面前的重要任务。
张斌峰：看来你是把“非形式逻辑”定位在形式逻辑的应用研究，但在西方学界，很多人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有人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即“批判性思维”，不过也有人将二者视为有很大的交叉部分的两门学科。无论怎样，都肯定了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张建军：应用研究也并非不能作为独立学科。比如“科学逻辑”就可视为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在“赛先生”那里的应用研究，它完全可以以独立学科而存在，但又必须承认以前二者为先行学科。“批判性思维”的确是个很好的名称，它可以提示逻辑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假如不确立批判性思维的诉求，我们很可能对逻辑的这种应用价值视而不见。我举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例子。毛泽东主席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论断：“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迄今还经常被人引用。这显然是一个省略式三段论推理，省略了结论“我们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许多讲逻辑的教材都把这句话当作一个正确的省略式三段论的范例。然而，如果我们开动批判性思维，按照三段论理论所阐明的逻辑结构进行认真评估，就会发现这不可能是一个前提真实并且形式有效的正确推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推理的大前提“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是一个可以加“所有”量词的全称判断，那末这不可能是一个真判断，因为其矛盾判断“有的正义的事业已被敌人攻破”显然为真，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如果不把它看作全称判断，而把这里的“正义的事业”看成集合概念，那么这个推理就典型地犯了“四概念”错误，就类似于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是群众，所以我是真正的英雄”一样。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一个正确的推理。可是，为什么能很熟练地掌握对当关系与三段论理论的人也把它当作一个正确推理呢？这就是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自觉所致。其实这段话的错误并不难以识别，实际上是“是”与“应当”的混同，二者之间有许多条件中介，涉及到你所提到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悲剧是否和这个问题有内在关联呢？
张斌峰：这的确是一个貌似简单但沉重的话题。如果有真正的尊重论证的机制，我们可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
张建军：我再举个例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曾收录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是毛泽东1953年的一个发言记录。内中有言：“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请注意这里的“所以”，这是论证的标志词。这里能够“所以”出来吗？如果我们懂得选言推理的基本结构，再开动批判性思维进行“理性追问”，马上可以析得其潜台词（也就是省略前提）“所有功劳或者是经济功劳，或者是政治功劳”。追出这个潜台词，至少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是很有帮助的。“反右”“大跃进”乃至“文革”这样的悲剧究竟何以可能，“逻先生”的缺席究竟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难道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吗？
其实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惟一强调过逻辑的重要性的一位，他还亲自推动了五六十年代国内逻辑学的讨论高潮。但他把逻辑的作用仅定位于“说话写文章的工具”，与文法和修辞相并列，从未认真深思过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
张斌峰：如学界所公认，毛泽东的历史建树及其悲剧均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要真正在中国发挥“逻先生”的社会文化功能，完全的拿来主义肯定行不通，而必须实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这就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切有利于“逻先生”生长发展的资源。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不只是西学东渐，还有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检讨、反思促成了中国传统非儒家思想的复兴，中国逻辑思想、中国本土逻辑的研究，也粉墨登场，导致中国古代逻辑名学与辩学研究的复兴。
当然，视西方逻辑为惟一的逻辑，就自然会否定中国古代“人文思维的逻辑”（或融入人文价值系统的非“对象化”的逻辑）。因此，反思和总结“五四”以来西方逻辑学输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不难发现，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思维逻辑”加以挖掘和开发，使逻辑学不仅发挥科学思维的工具功能，也能成为“人文思维”的逻辑工具，能够成为促进人际交往、人文诠释、心性反思、情感沟通和行为互动的工具。
现代逻辑学与多学科的交叉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尤其是主张从语言使用者，从语言使用的情境出发去研究问题的语用逻辑的兴起，不仅为逻辑学面向认知科学，而且为逻辑学面向人际交往和心性情感沟通提供了知识合法性的空间，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条件。其实，你在近几年的逻辑悖论研究中所倡导的“语用学转向”，就可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我们的许多见解可谓殊途同归。
张建军：确有许多殊途同归之处。近年来逻辑学研究中出现的“认知转向”和“语用转向”（用“转折”翻译TURN一词似更好），也使得我们可以期望逻辑研究与建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试图改变主客二元割裂图式的现象学乃至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以及其他方法资源之间建立密切的互动关联。但应当指明，这两大转向都是在20世纪演绎逻辑大发展的基础上，为解决一些其自身产生（如经典悖论）和应用中提出（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而自然出现的，绝不应视为对逻辑之本——演绎逻辑的反动。
张斌峰：要适应这两大转向的要求，中国逻辑学者应变革传统的逻辑学研究方式，走出逻辑学之外，在其他领域寻求对话和合作，不断地扩展自己知识的范围。要能够与不同的思想背景和学科背景实现相互理解和相互对话，对不同的思想、观点持宽容的态度，善于从不同的思想的碰撞中激发出新的火花和灵感，以多种范式、不同风格、多层次地开展逻辑学研究。“开放的胸襟”正是逻先生的本质要求。
此外，我们既要充分认识逻辑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又要使逻辑研究与政治、文化保持应有的距离，使之沿着学术轨道发展。我们作为逻辑工作者思考和发扬五四精神，当化为自己的专业意识、敬业精神，以真正的逻辑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共同促进中国逻辑科学的繁荣发展。
张建军：非常赞同上述意见。我最后想说的是，今年也是我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金岳霖先生逝世20周年。金岳霖早年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做的都是政治学课题。正是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中演绎逻辑传统的缺乏所带来的种种严重问题，在中国学界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我们的信念一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那末逻辑的有效性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的思想。他在逻辑研究中所体现的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许多学生，上面我们提到的殷海光和冯契都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我想我们的这次对话也可作为对金先生的一种纪念。希望我们的讨论既有益于人们认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有益于逻辑学界同仁更深刻地认识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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