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发展与国际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评价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发展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它几乎已成为世界上议论的“热点”。国外的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发展状况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评论，国内外对此都引起不小的震动。正确地看待这一现象，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自己，更加坚定我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一
二十世纪，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取得最为辉煌成就的世纪。
我国在本世纪的发展，恰好在上、下半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前五十年，我国凋零败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终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契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期间前三十年的发展曲曲折折、跌荡起伏，状态并不理想。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才真正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曾对人类古代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今天仍拥有最多人口、广阔领土和丰富资源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发展的状况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予以充分的关注，也是必然的。解放以后，国际社会曾分别于三个不同的时期，对我国的发展状况予以较为集中的评价。
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国际社会的许多人都急于全面了解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发展始终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状况中；外敌入侵、军阀割据，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加之全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而健全的统计体系，所以，当时人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切状况如坠雾中。“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同盟解体，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则是后一阵营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鉴于我国在这一世界新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许多外国政府为制定本国新的国际战略，也迫切需要准确估价我国发展的状况。
但这次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所作出的评价，可以归结为一个“穷”字。他们认为，从生产力结构来看，我国的主体还只是手工劳动，只兼有少量的近代机器，现代机器生产几乎没有；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大量外国资本的撤走，到四十年代末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低于三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的钢、原煤、发电量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大体只有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大国，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这次评价认为，中国曾经作为一个世界上泱泱大国的实力已经不复存在。
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初。解放后由于我国实行了一条封闭的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实行严格保密，不对外公布。同时，这期间我国的发展又大起大落，既经过“一五”和1963—1965年两个较好的时期，也遭受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公布了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国际上的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终于打开了“久以封闭的大门”，现在是可以系统考察中国发展，并对其作出准确评价的时候了。
这期间我国的发展虽未能达到理想状态和本来所期望实现的目标，但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已初步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钢、煤等重要工业原料的产量，在世界上已举足轻重；汽车、机床、轮船等重要工业品，在世界已有了一席之地；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这次国际社会分析研究后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其主要理由是：这期间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时期前后加起来总共不到10年，并且集中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而这以后恰恰是世界特别是东亚各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却停滞不前了。因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绝对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被拉大了；另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衡量其发展水平不能只是看某几项产品、几个领域，而要看整体的综合实力、国家的竞争力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如何？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还相当薄弱。
第三次是九十年代以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我国解放以后也是近代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深刻变化。国际上的许多人认为，鉴于中国已经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需要对其发展状况重新作出估价。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格局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逐步走向多极化。我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社会又一次把“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评价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的“热点”。
但是，八十年代末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上一些原本可以对我国发展作出较为客观、公正评价的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和不满而有意识地对我国的发展进行了贬低或攻击。有的说，即使在今天，还大约有4000万人生活在西北的窑洞里，近四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低于35美元。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况造成了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一家穿一条裤子的现象；也有的说，几十年来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中国现在实际上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等等。当时，虽然西方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我国发展的状况作了积极的肯定，但其主流舆论都不同程度地对我国的发展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甚至是极力贬低。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一贯采取的这种低调态度，在1992年秋季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世界上知名度很高的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法”估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排美国、日本之后，与德国并列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起初，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但从第二年春季开始，世界上又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实际上拥有比过去大得多的经济实力。若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毫无疑问，它已经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实体。
这几篇文章的发表，对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对中国发展评价的研究震动很大。从1993年特别是1994年以来，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媒体几乎都发表了类似观点的文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舆论媒体大都为私人所办，所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观点。但由于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其观点就不能不影响到各国政府以及某些国际组织对我国发展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二
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是客观的，对其进行评价的依据也是客观的。因此，尽管评价的主体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则应该大体一致。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评价，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国际比较时，必须使用统一的指标。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 ）这一指标存在某些不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仍被认为是最简便、最具有综合性的评价指标。所谓“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以一年为单位）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量的货币表现。它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其结论也就大相径庭。目前世界上采用的最普遍的是“汇率法”，即按官方汇率将各国的GNP 折合成美元表示的量值，而后进行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缺陷既在于由于各国货币的汇率是动态的，会给折算带来困难，更在于这种波动往往不是由于本币同美元间实际购买力的变动所引起的，有可能是人为操纵的结果，从而使汇率的变动与货币间实际的比值存在较大的背离。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于促进出口的考虑，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从最初的1∶1.52下调到目前的1∶8.3。这样，尽管从1980—1997 年的17年间，我国以人民币统计的GNP增长了近17倍， 即使扣除其物价上涨的因素，也增长了近5倍，但以美元来计算就少的多。 所以国外一些人士认为，我国现行的“官方汇率”已经扭曲了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比价。他们一方面已多次要求我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以利于扩大进口；另一方面又提出要以新的方法，重新对我国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购买力评价法”即：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在各自国内购买力相等时的比率。货币理论认为，各国货币间所以有不同的比价，是因为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购买力。在相同货币单位的情况下，有的可能在本国买到较多的商品，有的则反之。所以，各国货币间的真实汇率，就应该通过各国本币对本国商品购买力之间的比率来决定。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确定，用这一理论对世界上的一些国家进行测评。它们首先将被测评国的GNP分成四大类共158个细类；然后选出各国都普遍存在、且消费量较大的1000多种代表性商品，并计算出用该国货币购买的总价格；最后，再将各国间的总价格进行比较。根据这一办法，他们认为美元与人民币的真实比价应该是1∶3.7，甚至更高。按此汇率计算，我国1997年GNP 就达到了近两万亿美元。这一结果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可悲的是，世界上确有一些人、甚至是专家竟相信这种神话。
为了增强这一观点的说服力，他们还以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变化来进一步予以论证。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中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化，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涨落及其幅度大体都是一致的，因而对各国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也都相同。并且，对外贸易又是各国商品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从而也就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贸易几乎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198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1997年已达到3250亿美元，占到了我国GNP的35%强。 这一比重超过了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据此，他们也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强国。
上述看法有着明显的片面性。首先，“购买力平价法”本身就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它把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等同起来了。“购买力平价法”所考虑的只是货币本身的购买力，而没有考虑到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事实上，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比发达国家要高一些，但后者的工资水平则要比前者高出几十倍到上百倍。用这种方法操作的实际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GNP普遍被高估，而且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大， 其评价结果的偏差也就越大；第二，“购买力平价法”是以各国间生产、消费及价格结构相同为前提的，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所反映的还是消费水平的差异，而“购买力平价法”对各国间的这种差异未能反映出来。
其次，尽管用“官方汇率法”来估价我国的GNP 虽然其总量也不低，但一个国家的财富最终要用于国民，体现为国民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人均GNP充其量只能基本上满足人们的温饱， 还达不到普遍实现小康的程度。
最后，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能仅仅看GNP这一项指标。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全方位运动的过程，目前反映我国综合发展水平的城市化程度、住房状况、每一医生服务人口的数量、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人口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除最后一项外其他在世界上还都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既然如此，一向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偏见和蔑视心理的某些西方人士，为什么却硬要“抬举”我国的发展水平呢？其实，这就同当年贬低中国一样，都是为了适应他们某种政治动机的需要。近几年在这些言论的误导下，国际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我国的发展问题极其敏感和警惕，产生了种种误解；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也以此为借口，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对我国不利的政策，如减少了从我国进口商品的数量配额；以种种理由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报复；我国“复关”（加入“世贸组织”）申请10年未果，一些西方国家的“要价”却越来越高；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对我国的贷款也开始减少等等。
自苏东剧变以后，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似乎已不大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但实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非常激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些西方国家便把打击的矛头主要对准我国。它们不断发表这些言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企图恶化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阻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
三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更关心自己国家的发展，更迫切需要了解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当前国内有的人受上述舆论的影响，认为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成为世界上有相当份量的经济大国；更多的人则因只看到目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些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产生信心不足。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
前面已经讲过，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估计过高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国提出的“九五”奋斗目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不少人认为“到2000年，……基本消灭贫困”是一个低水平的目标，远没有前些年“翻番”的目标那么鼓舞人心。这说明，这部分人还并不真正了解目前我国的国情，从而也就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发展目标所具有的内涵。“基本消灭贫困”，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使人民都能吃饱、穿暖，生活在温饱线水平以上。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确是一个发展层次不高的目标。许多发达国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对我国来说，要完成这一目标仍有很大的难度。我国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取得了年均减少贫困人口近1500万的骄人成就，使我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从2.4亿减少到8500万。 但“扶贫”进度并不是按照这一固定速率进行的，越往后“扶贫”的难度越大。正象江泽民讲的：“近几年，虽然扶贫投入越来越多，但贫困人口减少速度越来越慢。”（《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97年1月6日）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处于“扶贫”攻坚阶段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和高寒区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其次，这些贫困地区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观念落后、劳动者文化素质低的问题更加突出。第三，在市场经济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整体运行效益还不理想的情况下，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越大，其社会整体投资的效益也就越低。九十年代的前六年，我国总共只减少贫困人口2700万，年均数不到八十年代的30%。我们要完成“九五”计划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在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实现“扶贫”近2000 万的任务。如果仅从脱贫人口的数量上来说，这就相当于每年要把一个具有中等人口数量的落后国家变成温饱型的国家。这在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许多外国专家认为，这项工程的难度不亚于国民生产总值从整体上翻两番，甚至更大。
这一情况说明，目前我国的发展水平确实还不高。对一个国家来说，使人民吃饱穿暖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目标，而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当然，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社会中的贫困现象，但一般来说，其贫困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超过2%。 面对我国目前尚有近6000万贫困人口的现实，我们实在不能说我国的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在看待我国发展状况的问题上，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认识：
一是从转型社会的角度。联合国对战后100 多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当代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既不是那些经济已经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也不是那些经济还相当封闭、落后的国家，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00—1500美元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理因是：
第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已经起步，但还在初始阶段。因此，社会中原有的结构和价值观念已经受到严重冲击，但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还没有形成，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缺少有效的制衡机制的不稳定状态中。
第二，这个时期的社会，正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转轨的实质，就是对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进行调整。其危险性就在于：利益本身具有不可逆性，即人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很难取消，调整的结果只是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必然引起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冲突。为缓和这一冲突，就需要中央政府拥有很强的经济控制能力，但此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却又往往难以满足。
从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历来看，确实大体如此。当时它们的起点差不多都是人均100美元左右，但半个世纪过去了， 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地区）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原来人们想象的要艰难的多。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就更为艰难。原苏联、东欧等国的改革比我国早的多，它们最初也是从物价和工资的改革开始，在改革中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在关键时刻，他们的党和政府出于种种考虑，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使改革的进程时断时续，矛盾越积越多，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崩溃。
我国的改革从1979年起步，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为突破口，以后逐步转向城市中的工业、财政、金融、商业、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虽然这期间我们同样遇到了重重矛盾和种种阻力，但是我们毕竟走过来了，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胜利。1992年以后，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在整体上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但其胆量和气魄确实令世人震惊，而且尽管这一转轨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整个转轨过程是平稳、连续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把我国的发展放到全球转型社会的范围内来认识，在许多方面我们就可以看的更清楚。
二是从近年来我国国际斗争的角度来观察。当前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斗争，最大量的还是表现为经济斗争。由于这种斗争涉及到双方最直接的利益，因此都“撕去了”平时因某种需要而作出的“伪装”，是真正以实力为基础的“赤裸裸”较量。因此，这种斗争的方式和结果就最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前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在国际斗争中无法以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来配合。这种被动的局面现在已开始所有改观。
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国会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每年都扬言要单方面取消我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但这类提案每年都遭到了否决。1992年，克林顿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曾把对中国进行制裁作为竞选纲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时隔4年， 他在第二次竞选时则说：我这次所说的对华政策与上次竞选有所不同，……在我当下届总统的时候，我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就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客的本意来讲，他们确实想对我国实行严厉的制裁，以达到阻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但由于他们与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那种单纯同我国对抗的政策。仅以美国而言，现在美国每年从我国进口的贸易额已达200多亿美元（如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部分则达300多亿美元）。按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的鞋类、玩具、钟表、服装等商品已占其30—50%的份额；而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也达200多亿美元；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则累积已达300多亿美元。如果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按美国国际商业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其国内消费者因这部分消费品的提价而每年要增加支出290 亿美元；同时，使美国对华出口将减少150亿美元，20 万人将失去就业机会。克林顿政府因批准李登辉访美，迫使我国把原本给美国公司的近70亿美元的订单分别转给了德国和法国的有关公司。这一举措对美国企业界刺激很大，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应当承认，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所以作出让步，固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因素则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
世界市场投资的流向，也是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因为国际资本不论在何种条件下，都只是依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流往那些被认为是最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地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从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绝对量已连续4年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1996年度的财政报告也说，当年中国仍是该行的最大受贷国。国外经济界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我国发展所进行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自己中许多人要系统的多、深入的多。对于他们经过精心调查和研究作出的这种判断和抉择，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注意。
当我国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将会发展成什么状况呢？国家的《“九五”计划》已作了大致的描绘，但目前国内外还有许多人在进行更为细化的论证和研究。我国的有关机构提出在今后几年内如果不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不爆发较大规模的战争，不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人口总数控制在13亿以内，那么到2000年我国的GNP 按当年价格计算，则可突破10万亿人民币。如按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则为8.8万亿人币。即使考虑到在今后3年内人民币汇率不再升值（贬值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主要的压力是升值），也将折合为1万亿美元左右。
最近，一个美国学者在谈到西方社会对我国发展表现出来的偏见和无知时认为，中国应为此感到自豪和泰然自若。他说，在中国落后时，西方媒体是不会“青睐”中国，更不用说“抬举”中国了。中国应该为国际社会能关注自己而感到高兴。在当前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完全不必为那些闲言碎语的“虫叮蚊咬”所干扰。对于自己国家的发展，我们既不会为那些言论所陶醉，也不会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我们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定使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