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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101-05
近些年来，香港社会各界和许多关心香港发展的专家学者对香港经济发展疲软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如认为是“1997年前积聚的经济泡沫爆破所带来的后遗症”；或认为是经济转型的结果；或认为港英政府开支过大导致特区政府财政困难，香港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率等等，不一而足。凡此之说当然都有其道理，但是总有论述不深、说理不透、似是而非的感觉。我们认为，要找到转型期香港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必须从历史、理论基础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入手。
一、对香港产业转型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支柱行业的不断变化，而不像后者具有单一性和长期性。在工业社会，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推动了国际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美国学者刘易斯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开始于19世纪后期工业先行国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的初步形成。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产业转移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更为突出。20世纪后半段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50-60年代美、英（6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家也开始）把以传统机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食品工业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70-80年代发达国家把部分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生产转移到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90年代以来当代发达国家迫于激烈的竞争，为了形成比较优势，把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最先进的技术产业，如电子通讯业中非核心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然这里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升级的过程，现在部分技术研发、客户服务环节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都得益于此。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从贸易转口起步，后来抓住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机遇，适时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新加坡先实行“进口替代”，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后才转向“出口导向”），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启动了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经济起飞，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都发展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相比较而言，80年代以前香港的出口工业还领先于新加坡，因为香港直接进入“出口导向”，出口工业占了先机之优，使之纺织、制衣业获得更多的配额，长期保持着竞争优势。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加坡抓住发达国家转移部分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机会，及时公布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报告，以推动制造业升级。通过各种奖励措施，吸引高科技外资产业的进入，建立起以炼油、石油化工、造船、航空等为主体的制造业。新加坡在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并先期进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90年代后更是紧跟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政府制定了国家科技计划，并成立国家科学与技术局，以执行该项计划；设立国家研究中心，以支持策略性高科技产业。此外，提出建设“科技走廊”构想，在新加坡大学研究机构附近开辟科学园区，新投资的高科技企业大都进驻园区，大力发展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使新加坡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一样，在八九十年代也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推动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到后工业化时期并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台湾比新加坡更早触及高科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就对科技发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提出“科技升级”的口号。1979年，台湾成立科技咨询委员会，公布“科学技术发展条例”，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正式开园，1982年提出“生产自动化推动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1年提出要“厚植产业潜力”，即增强工业发展潜力，把发展高技术新兴工业作为重点，并采取三项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包括：(1)积极培育工业技术和重视人才；(2)加强技术研究能力，鼓励民间从事研究发展；(3)改进基础设施。通过这些措施，使台湾的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为台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台湾信息产业取得骄人业绩，其电脑年产量占全世界的10%，而其中的60%就是科技园区生产的，其集成电路产业的年产量居世界第四。
对比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香港先是对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工等产业的转移视而不见，没有做承接的尝试和努力；后来对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反应迟钝，没有及时引导和大力扶持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没有积极地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甚至连制造业北上后香港的定位和作用都未详细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期，适逢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大举北上，获利颇丰，这些利润完全按资本的本性任其追逐利润，用来炒楼炒股，使香港楼市股市都创造了10年上涨的神话，价格背离价值；而没有被引导用于技术研发工作，推动制造业升级。结果，等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一代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来、引领经济潮流时，香港制造业（包括转移到内地的）由于技术落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败北；同时，随着内地全面开放，特别是沿海省市经济发展，迅速的产业升级及与美国、日本、韩国、（尤其是）台湾地区IT产业间形成的全球加工产业链，使香港作为内地联系世界的唯一窗口的地位不复存在，香港贸易中心、传统产业运营中心、资本中心的地位大打折扣，从而使香港的服务业失去了支撑。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香港产业转型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我们提出港英政府没有抓住世界产业大转移趋势，及时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导致香港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也许有人会质疑说，香港是自由港，港英政府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港政策，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仅在市场失效时政府才进行必要和合理的干预，并把政府职能重点放在提供服务上，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故香港自1994年以来连续被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经济在历史上多次的转型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香港经济人为因素较少，其兴源于此，其衰也源于此，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香港既然享受了它创造的辉煌，也必须承受其带来的问题。
近代以来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无需人为地指导或政府干预，把政府的职能局限于“守夜人”作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后来由经济学家萨伊加以发展，形成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能达到均衡，能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状态，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萨伊定律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金科玉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理论在其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例如它没有办法解决市场失灵的痼疾。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在繁纷复杂和相当不平等竞争的经济生活中，“看不见的手”不再像以前那么灵巧，而日益受到批评。我们用不着提凯恩斯，即使是当今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也丝毫没有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愿望，有新自由主义领袖之称的弗里德曼指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页。）即使以反对计划经济著称的哈耶克，也认为“‘自由放任’一词是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1页。）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严格意义的自由经济在实践上也是极为有限的，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指出，“在出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之后，政府和决策层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注：诺姆·乔姆斯基：《新资本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诺姆·乔姆斯基则从历史的角度发现，“权威的经济史料告诉我们，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注：诺姆·乔姆斯基：《新资本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美国政府对启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推动美国经济十多年快速发展起的积极、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们认为港英政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果仍固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是值得讨论的。
经济领域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因素时常会产生很重大的结果，比如，17世纪土豆从秘鲁传入欧洲，这是一件极为微小而偶然的事情，但后来土豆竟成为如此重要的食品，以致1845-1846年的土豆歉收引起了爱尔兰人的一场大饥荒，迫使成千上万人移居美洲；15-16世纪几支小小船队的冒险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而这竟撬动了地中海世界商业中心的地位；1969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等研究计划所组织开发了ARPA网，它仅是军事部门与大学研究人员的一个技术平台，但在90年代美国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后，它发展成因特网，从而引发了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如此等等。经济领域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来加以解释，即混沌学所揭示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它表现为，小的不确定性或小的改变导致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较大的改变，如小的误差引起灾难性后果。这一特征最初由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所认识，后来洛伦兹将其加以系统的表述，并戏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一周后美国得克萨斯州就可能出现龙卷风。引发蝴蝶效应的初始条件有三个特征：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别促成了最后的极大差别；看似随机却有着内在联系；非线性因素（偶然因素）介入成了必然结果的起因。经济领域存在的这种偶然性，由于全球化和第三次技术革命而更为典型。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影响加大；新技术使经济领域变化加快，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这两者使经济领域更为复杂。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政府必须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和健康发展。
所谓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其基本的含义是：我们认为经济领域应该以市场为主导，或者说，在经济领域应该尽可能让市场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不仅可以使经济得到健康和良性的发展，而且使社会和谐，“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政府应尽量避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把主要的工作用于诸如制定经济规则、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正等问题上。但政府的职能仅限于此也是不够的，而是应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并对初始条件进行各种手段的干预，使经济发展符合世界经济潮流，向着健全、稳定、可持续方向运行。由于这种干预是局部的、少量的和非持续的，故称有限干预政策。
从对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的观点来审视港英政府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这样说，港英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没有看到高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对21世纪的影响，没有把它的地位上升到初始条件的高度，及时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大力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使香港经济的发展没有后劲。对比台湾和新加坡这段时期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港英政府的失误就更为明显。
也许有人会怀疑港英政府是否有条件能够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甚至在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上也很相近。新加坡原有的本土工业并不比香港强。80年代新加坡重视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升级，但主要完全靠引进外资；后来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等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当地企业的贡献很小。新加坡原有人才也十分奇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靠引进外国技术工作人员，借用跨国公司的智力和脑力，一直到1990年，其社会中20%的重要职位、40%的重要决策都不是新加坡人作出的，李光耀总理曾很自豪地说“殖民主义没有给新加坡留下排外倾向”。结果，一个自身科技水平并不高的国家被认为是运用当代科学技术来完成“赶超”战略的典范。香港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被动，主要是放任市场机制的诱导；新加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主要是新加坡政府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结果。比照新加坡，我们有理由认为港英政府当年如果主动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积极引导、大力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一定能够成功。为什么港英政府当年没有这样做呢？客观原因当然很多，可能受英国古典经济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认为只要建立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繁荣；还可能是受伦敦这一世界性经济大都会模式的影响，以为香港可以像伦敦一样，没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也能通过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更主要的是，当年港英政府没有认识到以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会对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没有对代表时代最新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初始条件实行有限干预政策，失去了引导、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好时机。我们在这里不是批评港英政府当年的经济政策，更没有批评香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道路的意思。香港当年没走新加坡的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因为香港有着广大的内陆腹地，可以专心走服务业的道路，也可以说是存在就是合理。我们只是想说明20世纪末香港经济问题更深层面的原因。
三、走高增值服务业之路
香港经济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其又没有技术先进、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基础，对外界因素有较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9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发展繁荣，主要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又把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唯一的窗口。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全面推开，香港的“唯一窗口”的地位不复存在了，香港经济的内部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从港英政府接过手的是一个烫手的芋头。面对香港经济的困境，香港特区政府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阶层意见，提出了种种解决经济衰退主要的方案，包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粤港合作、发展本土经济、发行债券、公务员减薪等等。但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呢？
作为国际性、洲际性经济中心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该城市既拥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制造产业，又有高度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如上海、新加坡；另一种是该城市虽然没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但现代服务业高度发展，并拥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周边的制造业产业基地承认其作为中心城市地位，接受其提供的服务。由于香港当年没有抓住机遇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产业，成为第一种类型的中心城市的可能性已较小。因此，我们的观点是：香港经济的出路，在于站在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以港粤合作为背景，走高增值服务业之路，并把解决香港经济的腹地问题作为突破口，努力使香港成为第二类型的国际性、洲际性经济中心城市。这种思路不仅切合香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实际，而且也是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必然结果。解决香港发展腹地问题，不仅要使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大珠三角这个区城内畅通无阻，还必须让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律师、会计、行业管理等中介服务真正辐射、服务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这样才能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繁荣昌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欣喜地看到，特区政府的思路日益清晰，港粤合作在积极推进；中央对香港问题一直高度重视，2003年6月29日《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正式签署，为港粤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只要我们从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出发，充分发挥港粤的各自优势，我们就可以把港粤建设成为亚太区乃至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这也是香港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