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技术观的演进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2)02-0115-08
技术观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国家技术观对国家技术发展战略、技术政策、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也确实走了不少弯路，或者说，我们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国国力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技术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了今后少走弯路，避免发展中的曲折，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的演进是十分必要的。
1 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演进的阶段性
50余年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长年战争的破坏，曾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这一时期，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和剿匪斗争使新生政权得到巩固，依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和技术专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热情使经济迅速得以恢复，1952年工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年均递增率达21.1%[1]。虽然中央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各项建设服务，但是对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却认识不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科学，将科学和技术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唯心的”和“唯物的”。推崇“苏联的科学技术”，反对并贬低“美国的科学技术”。而且认为，苏联的科学技术总是超过美国的，总是好的。这种偏向对中国尔后的技术观有很深的影响。
继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真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早期工业化时期，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一五”初期，技术基础还相当落后，中央政府将引进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作为迅速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主要手段。以156个工程项目为核心，全面引进了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而且确定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化工业。这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通过技术全盘引进尽快奠定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主要方向是实现生产的机械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正是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使中国在“一五”期间，建立了一批大型的骨干企业，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在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手段的技术思想指导下，使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技术基础。已经有能力按本国技术发展的需要，自力发展自己的技术，《1956年—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制定的。规划中提出的616个中心问题、57项任务、几个重点反映了当时国家技术政策扶植的重点，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同时，国家已经认识到“一五”期间以重化工业建设为主导的发展路线，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已经造成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6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了发展农业技术的主要任务。
1958-1960年，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全局性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前完成，钢铁、煤炭、电力等均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一批新兴技术产品如重型机械、无缝钢管、电解铝、飞机、汽车、1.5万千瓦全套水轮发电设备等均能批量生产。这时期，1万余留苏学生毕业回国，加之自己培养了20多万科技人员，使技术队伍空前壮大[3]。1957年政治战线上的反右及经济战线上批判1956年反冒进，都是党内“左”倾思想错误的集中表现。正因为如此。在1958至1960年的三年中，几乎年年政治上反“右”，造成了经济上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特别是毛泽东在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期间，受到赫鲁晓夫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15年赶英、50年赶美，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违反经济规律、违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极左口号。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追求亩产吨田，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土洋并举，以土为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片面强调大搞群众运动，片面追求高指标，只求产出不计投入。由于反右斗争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从事技术工作的主体或当时惟一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基本劳动群众，依靠的是他们所掌握的传统的工匠技术。《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社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大都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的，都出自那些社会地位低、学问少、条件差的人们。”并连续发表文章，报道了被接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的有一定创造发明的36名基本劳动群众的情况，他们中有17人是工匠，19人是农民，1/3的人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是高中一年级水平。错误地把在工匠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匠的发明创造模式推广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
在大跃进时期，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技术成果，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拖拉机、国产轿车、内燃电动机车、远洋货轮均是1958年制造成功的，1959年又制成电子计算机、交流电力机车等。这些技术创造，主要还是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的，其中许多技术项目是此前已完成预研的[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并对这两个概念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造成中国持续的经济困难，经济领域不得不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科技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制定了“科学研究四十条”。1962年在提前完成《1956年－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技术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同时，中央及时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片面夸大工人农民和贬低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发展中作用的错误，在继续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的同时，强调科技人员的作用，提倡技术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并撤走专家，“反帝防修”一时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极“左”思潮并未得到认真纠正。
经过3年的调整，1963年后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工农业生产均有了很大发展，虽然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但整体国力有了空前的加强。
1966年后，中国进入了“文革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党内多年的极“左”思潮在这10年中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总体技术观。将技术发展路线分为资产阶段的和无产阶段的两类，《解放日报》1966年5月20日《社论》指出：“自然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是用什么思想、走什么道路来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谁服务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思路和路线。”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技术发展路线，它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技术发展路线，它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因而可以打破少数人搞技术的圈子，依靠广大群众发展科学技术。并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反映。这篇《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作为中央的基本观点向全国发布。此后一切技术工作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对待和分析，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他们根本不熟悉的工厂和农村从事与他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段灵魂与立场”，许多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更以大学教授在农村认不清苗和草，进一步说明知识分子知识的无用。将意识形态中极“左”的思想贯穿到技术工作的始终，用阶段斗争、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对待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此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反对技术权威，反对知识分子，以土代洋，以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无知和愚昧对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1976年“四人帮”下台，十年动乱始得结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会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步得到解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国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学体制改革方针先后出台，使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方面均出现了崭新的发展局面。
这一时期，国家在总体技术观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邓小平几次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化”建设的关键等思想，使全党全民对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学位制的恢复、专利法的实施等，极大地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理论界的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无阶级性、无国界的问题。国务院召开的两次“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讨会，使人们对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明确了中国的奋斗方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争论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终于确立。在20世纪末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而有序的发展，使中国在20世纪末进入了人均GNP800美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从以上的回顾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的演进与国家的体制变化密切相关，是时代意识形态的反映，影响着该时代技术的总体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
2 新中国技术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50余年，技术观的演进既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曲折和深化，也反映出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认识上的曲折和深化。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而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教育全民化、文化多元化为支撑的。中国自清末的洋务运动以来，在对待世界先进文化，包括技术文化方面，始终有一个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新中国建立后，这一思想在技术观方面也无时不在反映着。
2.1 技术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贯方针，但是这一方针在不同时期，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不同的解释和偏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加之冷战的加剧，使中国只能向苏联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寻求援助，特别是毛泽东1950年初访苏联的成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年中，技术引进仅限于苏联、捷克、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从苏联引进的成套技术项目和得到的技术援助最多，“一五”期间的156项工程，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经济发展得到稳步提高，加之意识形态的作用，举国上下只认“苏联老大哥”，而且片面地认为苏联的技术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技术都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对此有否定意见者轻则受批判，重则划成“右派分子”，甚至作为政治犯被判刑。对本国技术力量的培育和发挥明显不足。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苏联及东欧对华经济技术援助迅速减少，中国政府连发“九评”批判苏联及东欧的修正主义，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技术观成为主流。由于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使得中央领导开始认识到技术引进与自力更生应当结合，以逐步提高本国的技术力量，增大自力的成分，因此在文革十年中虽然经常声讨“帝修反”，但也在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西方的技术引进。也正是在文革期间，中国与包括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5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中国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时抓紧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开设了经济特区、保税区及各地方的经济开发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外企的力度，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提高国产化能力，同时鼓励本国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西方新技术革命中的许多技术成果，技术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趋势。不但有技术引进，而且还有技术输出，说明中国的许多技术成果已达到世界水平。
2.2 农本主义的技术观与工业化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发育最完整的封建社会，这是一个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
两千年形成的农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且有很大的惰性。到20世纪上半叶，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工人阶级发育尚不完全，这也是中国的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方式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与苏联以发动工人起义首先夺取大城市，由城市再到农村的革命方式完全不同。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时期内封建主义的农本思想对技术观有着很深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面临的是迅速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进行工业化，作为工业生产主体的工人乃至干部，其出身更多的是农民，长年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农本主义技术观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性改变。解放初，农民所追求的仅仅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城市中所追求的也仅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眼光狭隘、缺乏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大障碍。1953年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计划用15年完成这一任务，但到1956年已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来，仅用3年时间，主要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上述任务，人的思维观念的转变确实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曾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且，“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深挖洞，广积粮”等传统农本主义思想，导致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仅注重粮食生产，对非粮农业有所忽视，甚至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更缺乏农村工业化的生产观念，使广大农村中的农业生产技术长年得不到发展，使得中国几亿农民的粮食生产量远不及发达国家几百万农工的生产水平。
正是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使我们长时期对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不清，将技术与意识形态相混杂，甚至排斥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1958年大跃进、文革时期许多错误的技术思想均与此有关。真正适应工业社会的技术观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得以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几年的大讨论，如国务院80年代初举行的两次“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讨会，中国科协及相关学会举行的“全国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研讨会”、“全国钢铁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农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才逐渐明晰的。
认真研究不同时期传统农本主义技术观对新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影响，可以从更深的层次认识新中国技术观演进的原因。
2.3 国家主要领导人物技术观的历史作用问题
当研究新中国技术观的演变时，常会遇到某时期国家的技术观或民众的技术观是怎么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只要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国家的技术观或民众的技术观基本上导源于某些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5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的技术观，特别是毛泽东的技术观对当时国家技术观的形成与演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及时地总结并提出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本思想，对群众中萌发出来的新思想及时总结认定并推广到全国。他提出的“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洋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当时技术的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文革时期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思想，曾对当时狂燥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热情有所扼制，对当时的国民生产有一定的作用。毛泽东的技术思想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全党的技术思想和全民的技术思想，也就是国家的技术观。而群众在接受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思想时所激发出来的过左行为和将建设目标提高的狂热倾向，又一直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鼓励。这又导致毛泽东及中央认为，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解放“被国内外剥削阶级所束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6]。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以及他提出的及时发展高技术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家新的技术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正是在邓小平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经济取得了快速而稳步的发展。
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对当时的技术经济发展起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新中国技术观必须研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和技术思想，研究他们的技术观形成的历史的、现实的条件与基础，研究其技术观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对全国技术经济发展的作用。
2.4 技术观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国家政治倾向对技术发展的方向、规模与速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政治干预科学技术的情况十分显著，这也充分体现了技术本身虽无阶级性，但是技术的发展却会受政治的影响。政治干预技术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促进技术的发展，一种是阻碍技术的发展。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一五”时期，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由此衍生的经济路线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但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政治干预完全使技术发展受到扭曲，造成了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几十年，世界在往前跑、中国在原地跳的被动局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对技术的发展都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大搞群众运动，用指挥战争的方式指挥科学技术工作，凭一时政治热情去促进生产力发展，宣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用体力劳动排斥脑力劳动，用外行去领导内行，特别是“文革”中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兵进驻科研机关担任业务领导，在生产规模和技术能力上追求大而全，以及长年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与现状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人为地描绘资本主义的丑恶并痛加批判的唯心思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动辄扣上“唯生产力论”罪名的反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思潮，都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劳动积极性，人为地制造了技术开发主体与技术实践主体间的矛盾，造成了技术发展中的倒退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使中国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增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差距。
技术观与社会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技术观经常受社会意识形态左右，甚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错误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会给国家技术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在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技术观，则会对技术经济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2.5 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前面已有涉及，这里再作些补充。新中国成立的50余年中，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特别是对其社会作用及地位的认识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解放初期、反击右派运动到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在解放初期，在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注意发挥他们在工农业生产和繁荣文化方面的作用。这时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旧社会过来的和极少数从国外学习归国的，为了迅速医治多年战争的创伤，加速经济、文化建设是当务之大急，对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遵循了“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人在努力学习马列著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使得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几年中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然而自1957年反击右派的斗争之后，形势为之大变，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求他们必须坚决与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划清界线，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在思想上、身心上接受工农兵主要是受传统自然经济观念十分顽固的农民的改造和再教育。要求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夹着尾巴做人。自1957年反右斗争至“文革”结束的20余年中，中国大批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常是名为抓“一小撮”，实则是压制打击“一大片”，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兵占领一切，在上海甚至搞出工农兵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大加批判的闹剧，使得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起来的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良好关系迅速恶化，人为地加深了有知识的人与知识不多或无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经常出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实事求是地分析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得到彻底改善。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是直接有关的。
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经常会感到，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这段将知识分子视为共产党的异己力量的时间里，对不同的“学术权威”还是有区别的，整体上看，中央直接点名道姓批判的、见诸“两报一刊”批判的更多的是文化、社科界的人物。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整斗对象”这句话似应一分为二。事实上，许多技术权威经常是受保护的，或在一些重要的工程技术部门里，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相对要好一些，对技术专家的使用也更为宽松一些。这是否可以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技术专家的工作不但距意识形态较远，而且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经济工作更为密切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