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农耕论文,乡土论文,原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及其根基
近些年来，诸多同仁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经济改革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对经济改革的制约，如计划社会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改革的制约。然而，同类研究中普遍缺乏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基本定位，以致很难得出何谓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清晰理念，导致转型主体不清。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解释，所谓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那么，到底什么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有的提“农业社会结构”，有的提“乡村社会结构”，有的提“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结构”，有的提“二元社会结构”，有的提“计划社会体制”，有的将产业结构也包含在社会结构之中。可见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对研究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十分重要。
正确答案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引中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贯指引我们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寻求各种人类社会的难解之谜。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其他社会关系和方式的理论，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只能是具有5000年（可能更长）历史的以中国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社会结构。前述产业结构应属经济范畴，所谓封闭半封闭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计划社会体制等无疑都是乡土社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历史性的特殊表现方式，它们既是转型的历史产物，又是历史性的转型对象，如计划社会体制转向市场社会体制、计划人转为市场人等。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原型即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作的分析研究为基础，归纳起来有如下一些比较持久和稳定的联系模式：一是以血缘与地缘相融合为特征的乡土关系；二是以人伦等级为特征的差序格局；三是以克己复礼为特征的礼治秩序；四是以教化权力为特征的长老统治；五是以家天下政统为特征的双轨政治。上述乡土结构与西方封建社会结构相比较，有一些重要差别：（1 ）中国是专制与集权高度统一，西方是专制与分权相统一；（2 ）中国是流动性的等级制，西方是凝固的等级制；（3）中国重礼治与吏治， 西方重法治；（4）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西方以个人为本位。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原型的特殊性，其中蕴含着多种变异的可能，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结构畸形。这类结构因以宗族家庭为基础，转型功能具有较强的惯性，不易发动起来；但是一旦发动起来，则能量很大，而且旷日持久。
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厚根基深藏于农耕经济，其特点可以简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农耕经济一开始就走上了自给自足、自我绵续的独特发展道路。农民以单一种植业为生存之源，以家庭为基本经营方式，聚村而居，共同利用以土地和水利为主要内容的稀缺自然资源，以自然方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由于土地无法流动，而人离开土地后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源，使得人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维持一种长久的家庭人口与家庭物质资料的简单再生产过程。第二，农耕经济与农耕文化相互融合，强化了乡土社会结构的固滞性。就农民而言，土地就是生活之源；就国家而言，农民作为农耕经济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根基。“以农立国”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并积淀为相应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第三，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融为一体，乡土社会宗族化。历史地看，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都是在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但不同的土地制度造就了不同的结构根基。西方普遍实行封土制，而中国实行地主所有制。在地主所有制下，虽然容易实行土地兼并，但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为家庭与土地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促使农民以能得到土地为世代奋斗目标。家庭与土地长期融合的历史产物是农耕社会宗族化，并由此形成家天下政统，从而产生农耕经济、农耕文化、农耕政治三农一体的中国特色。
由此可知，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之根深扎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之上。稀缺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庭的结合、平衡和外展，形成“三农一体”的乡土社会结构，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才能动摇其根基。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呢？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剥夺”之路。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有效途径是培养非农产业的内生力，加大变革农耕经济的力度。
二、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现，乡村工业的发展，小城镇的崛起，促使一些地区的乡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中城市增多，城市化水平提高，诸如此类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准确而合理地看待这些重大改革成就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呢？如果将这些成就看成是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表现，并依此来评价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和水平，无论估价过高还是过低，都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我想移植张琢先生的内生力观点，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套用张琢先生的话来说，相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而言，许多具体的改革成就只是水到渠成之事。如果把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改革成就看成是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便可提纲挈领，把握转型规律，充分利用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加大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力度。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是迟发外生型国家，要有效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就必须将外生力不断转化为内生力，即努力培养来自国家内部的工业化和一切非农产业的推动力。这种内生力的能量越大，工业化和一切非农产业的发展成就也愈大，农耕经济变革的速度就会加快。如果城市的吸纳力大，乡村工业的职位多，离土农民就会增多，农耕经济的份额就会减少，乡土社会的根基就会削弱。
集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全面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第一，由于市场的作用，农耕经济由单一种植业向多种经营发展，由小农业向大农业发展，为农耕经济产业化创造了条件。有了农耕经济产业化的条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耕经济的性质，消除乡土社会结构的根基。王辉先生研究的大邱庄由一个村转化为“一镇四街”（注：王辉：《大邱庄的社会结构变迁》，载《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151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就是一个范例。第二，家庭经营由依赖土地向依赖市场转化，家庭经营资源的多样化不断突破血缘与地缘的依赖关系，家庭成员也不断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非农产业的人力资源，形成庞大的非农产业大军。有了庞大的非农产业大军，他们就会在农耕经济之外，寻求更多、更丰富的发展机会，从而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进程。第三，乡村工业的发展突破了农耕经济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基地。第四，小城镇的崛起和农民工进城，创造了城乡融通的渠道，推进了城乡社会流动，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工业的结合进程。第五，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和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诸方面的扩散力。以上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的初步发育，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上述内生力，并将其科学地应用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对社会结构调整和促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三、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初级表现
最近几年，对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描述性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区域性差异，不同的研究个案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农村地区，只经过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已基本实现了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只能看作中国乡土社会转型的特例，是局部表现，是在特殊政策、特殊历史机遇和特殊资源组合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全国大多数农村还很难效仿，尤其是特区农村的转型模式，根本不可能大面积拓展。从全国范围看，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转型初期的乡土社会；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只是初露端倪。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已能概括出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初级表现：（1）血缘与地缘的融合关系受到冲击， 血缘家庭网络结构开始弱化。在乡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高度融合，血缘家族网络构成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乡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工走出家庭、离开土地，在血缘与非血缘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使家庭家族新一代成员的社会关系格局超越家庭与土地的限制，逐步向业缘关系发展。（2 ）家庭家族力量弱化，社会组织力量增强。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农民离土和农村社会分化，农民开始摆脱地缘势力（即家族势力）的支配，乡土力量对农民的决定作用弱化，新的社会组织包括工业组织、城镇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支配力量愈来愈强。（3）人伦基础动摇， 力量重心开始转移。非农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人际关系的变化，人的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动摇了传统人伦基础，弘扬了人的个性，传统权威开始让位于人的职业、能力和个人业绩，其中也包括金钱和财富。人伦基础的动摇意味着传统权力包括家庭家族权力和长老权力被弱化，权力重心开始转向非农业经营者和管理精英，转向有知识、有能力的中青年人。（4）农民开始分层，差序格局被突破。 乡土社会的差序各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人际之间只有等级没有平等。农耕经济变革后农民进入市场，平等的商品经济促使农民打破人伦等级秩序，按市场社会的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由于农民的财产、权力和声望诸方面开始分化，农民的分层也将随着上述诸要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农民将用新的社会分层逐步改变传统的差序格局。（5）礼治秩序弱化，法治秩序增强。 随着上述变化的发生和发展，农村社会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从家庭家族走向社会，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增强，农民的法治观念增加，农民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用法治突破礼治的约束。（6 ）农民走向市场，城乡联系加强，城乡二元结构被突破。农业生产商品化，乡村工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小城镇崛起，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这一切均密切了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从而使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逐步融通，少数农村社会已经实现城市化。
四、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
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水平和工业化人口是不同步的。就前者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在少数城市和某些工业与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就后者而言，却可能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已快速进入“中期发展阶段”（注：陆学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载《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某些领域的发展水平更高。但中国工业化所涵盖的人口只包括整个城市人口，至今尚未突破总人口的30%。换句话说，中国尚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里。正因为如此，在乡土社会结构向工业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当前的中国社会只能称为转型社会。
参照杨心恒教授关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观点（注：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载《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第119页，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9月。）， 我们可以从如下诸方面认识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1）以血缘为根， 业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互渗透与并存。虽然乡土社会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已经改变面貌，但一部分非农产业仍以血缘为本位逐步向业缘拓展，产业离土不离乡，农民离土不离家，进城农民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离土农民的根，仍然扎在乡土血缘关系中。（2）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主导关系。 全国大多数农村社会的离土农民数量和非农产业的份额有限，而且处于不稳定状态，流动农民仍然离乡不离土。（3）长老权力与青年精英同时并存。 由于农耕经济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农村的家庭功能处于传统状态，长老权力仍有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加上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权威与权力真空，很多家庭与地方事务，包括婚丧嫁娶、兴建学校与修建水利之类仍需族人的权威。中青年精英虽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尚处于发育期，大多表现在非农产业和部分公共事务方面。（4 ）差序格局与社会分层同时并存。农耕经济在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中生产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非农产业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创造社会分层，二者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农民的社会分层正在改变差序格局，但差序格局仍在制约社会分层。（5）礼治与法治并存。 在广大农村社会和一些已经实现工业化改造的小城镇以及城市社区，宗法关系仍然严重，传统礼教仍制约生活。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偏低，导致法治在基层走样，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清官”。礼治制约着法治，伦理往往大于法。（6 ）城乡分割与城乡融通并存。这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城乡经济、文化与社会流动加速，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正在变迁。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户籍、人事、单位分割制度普遍存在，城市、农村分隔管理，加上市场机制不健全，农民进城难、离土难、改变职业和身份难、城乡通婚难，有些家庭还是一家两制，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两种身份共存。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严重限制了农民流动和城乡融通的进程。
五、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方式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农耕经济变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相比较而言，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及调整方面相对滞后。一般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在前，社会结构调整在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不能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否则会影响经济发展。合理的状态是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推进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相互作用，共同进步。
如何有效地调整社会结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由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呢？结合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界进程和中国一百多年的转型经验，可以总结出三种互济互补的推进方式：
1.由中央向地方推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迟发外生型农业大国，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式，与早发内生型西方国家有重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转型方式从原始积累开始，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由于西方国家由西向东推进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原始积累培养内生力。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命定采取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由外而内是大势所趋，由上而下是主动推进。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说明了由中央到地方，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事关农村进步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政策导向、财力支持、思想教育和宏观调控与管理等各种有效手段，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是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政治方式。
2.由城市向农村推进。用城市剥夺农村、用工业剥夺农业的方式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些早发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在中国，这种方式行不通。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城市离不开农村。因此，中国只能通过城乡之间的联系、合作与融通，通过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与改造，逐步带动农村工业化。建国后，前3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方式是失败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市场集散能力和工业经济的扩散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发展乡村工业和小城镇是推进并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和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推进方式。
3.由沿海向内地推进。工业化发展先是借助天然航运的便利，沿着海岸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推进，然后利用陆上和空中运输由沿海向内陆，这是人类工业化兴起于沿海国家和沿海城市的历史原因。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国家、地区和城市都位于亚洲太平洋沿岸，包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的发展经济带。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成就最显著的城市地区，包括农村工业化发展，也处在从广东到渤海湾的沿海一线和从上海到重庆的沿江城市带。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立体化的全球推进格局，而在中国，沿海城市率先工业化，并由沿海顺江而上向内地拓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空间推进方式。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首先应该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规律，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原型的深厚根基和转型的复杂性，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置于全球进程中，着眼于培养结构转型的内生力，创造各种社会和经济条件以改变社会结构变革滞后于经济变革的状况，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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