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论“东北作家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支论文,劲旅论文,文坛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流亡文学潮
抗战文坛上，活跃着一支文艺劲旅，他们组织社团，编辑刊物，研究理论，从事创作，参加抗日文艺活动，人们把这个松散的文学群落，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是李辉英、肖红、舒群、罗锋、穆木天、林珏、端木蕻良、骆宾 基、师田手、铁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寇的铁蹄就踏遍了白山黑水，占领了东北三省。3000万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兴盛不久的东北地区新文学，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文化的摧残与迫害，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几近凋零。1932年后，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重新建立，形成了一个东北抗日中心，抗日斗争的烈火迅速地燃遍了大地，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在各地展开，抗日救亡的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纷纷揭竿而起。与此同时，一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如肖红、肖军、白朗、塞克、金人、山丁等在党的文化工作者罗峰、姜椿芳、舒群、高文化、金剑啸的影响下，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北满文学”中心。他们利用《国际协报》的“文艺”、《大同报》的“夜哨”、《黑龙江民报》的“芜田”等刊发表了一批苏俄作家的翻译作品、理论和部分创作；组织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社、白光剧社进行革命宣传；举办“维纳斯画展”，开展多种文艺活动，出版过肖军和肖红的短篇小说集《跋涉》及俄国翻译作品集《零露集》等。《跋涉》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金剑啸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那每一页上，每一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以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线索。”这部标志着当时最高创作水平的小说，被称之为“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其他如金剑啸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描绘了兴安岭中抗日战士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歌颂了民族志士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爱国精神；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以一个疯人院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为线索，反映了团结起来，埋葬人中丑类的战斗精神；白朗的小说《叛逆的儿子》通过一个地主的儿子毅然反叛罪恶家庭的故事，展现了在时代召唤下青年一代的觉醒与抗争。反日复土的革命文艺在荆天棘地中迸开出一朵朵鲜花，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恐惧与仇视。1934年后，《跋涉》出版不久就遭到查禁，罗烽等被捕入狱，一批从事文学活动的青年受到迫害，东北大地，阴云密布。1934年6月，肖军、肖红离开故土，流亡关内。次年春天，罗烽被营救出狱后，与白朗逃离哈尔滨。舒群、师田手、林珏、铁弦、金人、姜椿芳等也相继入关南下。1935年后，这批文学流亡者和先期活跃于文坛的东北籍作家穆木天、端木蕻良、骆宾基、李辉英等云集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光明杂志社”曾邀集在沪的东北作家聚会座谈，《光明》出刊一期“东北作家”专刊，此后又出版由东北作家撰稿的《报告》。东北作家群首次集体亮相，引起文坛的广泛注目。在上海，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受到鲁迅先生的关心、支持和扶植。当肖军和肖红身处逆境，遭遇困难时，鲁迅将他们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自己主编的《奴隶丛书》出版，并写了序言予以推荐。正是文坛主将鲁迅先生的关心、支持和扶植，东北作家群在上海文坛很快站稳了脚跟并迅速成长起来。后来，马加、辛劳等人也源源汇入这股文学潮流。
东北作家群是一支在流亡中形成的文学潮流。上海沦陷的前夕，他们又一度大批向南方迁徙。1937年8月底，穆木天偕彭慧来到武汉，同年9月和10月，肖军、肖红、罗烽、白朗、舒群、端木蕻良等接踵而至，与早在武汉的高兰、孙陵、金人等人会合。这群东北作家大都居住在武昌城北隅的水陆街一带，过从甚密，他们或一起筹办刊物，或参与组织“文协”，或从事小说创作，或致力于朗诵诗活动，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武汉抗战文艺运动，进行了近一年的战斗。直至武汉沦陷，他们才又一次迁移，穆木天去昆明，肖军到延安，肖红赴重庆，其余的人有的去了香港、成都。在武汉的第二次大汇合后，他们终于星散各地，直到抗战胜利。
对于东北作家群的沿革作历史的考察，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并非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它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公开的宣言和口号。可是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密相连。“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极为相似的遭遇，造成了他们思想感情的逐渐趋同。他们追踪时代步伐而进行的创作，在题材、主题以及审美倾向上表现出相近的走向。在东北沦陷以后，东北作家群初具雏形，随着一块块国土的沦落，这群作家流离失所，经历着自北而南，北平、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的多次迁徙，在流亡的艰难中自然形成群体并日益走向成熟。
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概貌
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先表达出人民愤懑情绪的是李辉英。193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通过描写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表现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抗日情绪。1931年长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朝两国的民族败类制造的一次反华事件，是日本进攻中国的一次武装演习。事件发生后，李辉英搜集资料，实地考察，用两个半月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万宝山》，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1933年3月小说正式出版，尽管这部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它最早展示了东北人民抗日锄奸的历史画面，是抗战文学的先声之作。李辉英从此走向抗战文坛，以后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袭》、《火花》，长篇小说《松花江上》、《雾都》，报告文学集《军民之间》、《北运河上》等，成为抗战期间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
产生了较大影响，并确立了东北作家群地位的作家是肖军和肖红。他们共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跋涉》。1935年，肖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列为《奴隶丛书》第二种出版。作品通过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战斗的历程，展示了不斗争即死的深刻主题。小说刻划了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勇敢坚毅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收复失地，誓雪国耻的民族精神，反映中国军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正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部作品有“中国的《铁流》”之称。此外，肖军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和《江上》，共收短篇小说10篇，作者怀着在创作中“尽可能寻找新的”愿望，广泛地描绘了东北沦陷后的社会生活，刻划了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江上》描写流浪儿“冒儿眼”和搬运工孔春一家，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下濒临绝境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动人情谊，歌颂了同胞互助互爱的精神。《鳏夫》描写勤劳质朴的守林人金和痛苦的生活和爱情遭遇，在严峻的现实中，他终于懂得了只有反抗才有前途的道理。他的另一部长篇《第三代》，描写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间的东北农村生活，刻划了近50个各式各样的人物，生活气息浓郁，也有一定的影响。肖红的《生死场》在题材和主题上是和《八月的乡村》共通的。它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反映了东北沦陷前后的社会生活。人们曾经是蚊子似的混混沌沌地活着又死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人民在血泊中清醒了：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锥一般落进每一个人的胸膛。一阵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兰天欲坠了！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哭向苍天了！人民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这是东北作家笔下悲怆壮烈的画面，是长期压抑的灵魂的死而复生，是民族的痛哭和觉醒。老王婆站起来了，二里半站起来了，寡妇们喊着：“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老赵三喊着：“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他们在李青山的带领下宣誓加入反侵略的行列。肖红在女性清丽纤细的描绘中，透露出感人的雄浑力量，这种含蓄在作品中的力度，几乎是东北作家群共有的基调。因此，鲁迅说：“《生死场》……给我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胡风则指出：“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抗战时期，肖红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喊》，长篇小说《马伯乐》和《呼兰河传》等。作者曾从东北、青岛、上海、武汉到重庆，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目睹了日寇的暴行，感受到民族的新生，她把这些化为形象，凝聚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旷野的呼喊》是人民觉醒后愤怒的情绪，深受亡国之苦的陈公公一家，把敌人比作凶蛮的“狂风”，决心在斗争中“撕裂这大风”，表现出抗倭到底的坚强信念；《孩子的讲演》通过一个年仅9岁的儿童怀着义愤参加抗日队伍，描绘举国振奋，全民抗战的热烈情景。《马伯乐》则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一个苟且偷生，灵魂肮脏的民族败类的种种丑行。肖红的小说将深切的民族忧愤融汇在绵绵乡思和风土人情的描绘之中，委婉曲折，沉郁感人。
端木蕻良1936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憎恨》。他在这部短篇集的《后记》中写道：“憎恨是战斗的火源。”在《乡愁》中，日寇侵占北大营，星儿爸爸因为憎恨，带着武器半夜投奔抗日队伍；在《鹚鹭湖的忧郁》中也写到雇农来宝和玛瑙因为憎恨，决心参加抗敌义勇军；《浑河的急流》中，住在浑河岸边的猎户因为憎恨日寇和伪满，武装起来，团结抗捐。这些小说表现的都是在铁蹄下人民的英勇反抗。他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描写了关东莲花泡人民与朝鲜爱国者和游击队联合起来，携手同心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小说在《文学月刊》发表后，引起文坛的注目，编者称赞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另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描写“九·一八”前10年东北某地农民的“推地”斗争，表现了农村激化的阶级斗争和日渐剧烈的民族矛盾。作品刻划了农民的理想英雄大山和新一代知识分子丁宁。此外，他还有短篇小说集《风陵渡》、长篇小说《大江》和《新都花絮》等。
舒群以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在文坛引人注目。抗战时期，他创作了系列小说《血的短曲》，短篇小说《婴儿》，报告文学集《西线随征记》，并相继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战地》、《我的女教师》、《海的彼岸》、《崔毅》及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等。他的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朝鲜少年果里在东北遭受日寇的摧残与凌辱，和中国少年一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方面，展示了抗日反法西斯的主题。作品以浓重的色彩描绘了中国、苏联、朝鲜边界人民联合反帝的斗争画面，曾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老兵》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一个东北老兵流离失所，受尽磨难的故事，揭示出东北沦陷后社会的一个侧面，写得悲切动人。《婴儿》描写一个东北逃难妇女的遭遇。在她悲愤自杀后，人们从遗孤身上看到的遗言是：“东北好男儿，马革裹尸还。”小说在苍劲悲凉的气氛中透露着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罗烽是东北沦陷后，北满革命文艺运动的负责人，也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他在东北时就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星散之群》、《胜利》、《口供》，剧本《现在晚了》、《两个阵营的对峙》，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等大量作品。流亡入关加入“左联”后，更是致力于创作。1937年8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出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歌颂东北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他的长诗《碑》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三部曲，由《奴隶的辱印》、《祖国的海岸》和《明天，我回故乡去》三部分组成，共1000余行，气势雄浑，格调悲壮，情绪昂奋，抒写了东北沦亡，人民蒙难的历史，发出了义勇军、国军、红军、战斗的人民联合抗日的呼声。全诗发表后，被评论界称作“风雨里奏出的壮烈的歌音”。罗烽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粮食》、《横渡》、《故乡》，中篇小说《归来》、《莫云和韩尔谟少尉》，话剧《国旗飘扬》、《台儿庄》（与舒群等合作），以及诗歌《呼啸》等。他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素材中开掘出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揭示出时代的本质特征。
在东北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有骆宾基、白朗、孙陵、林珏等。白朗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只是一条路》、《伊瓦鲁河畔》、《轮下》及中篇小说《四年间》等。骆宾基是起步较晚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东战场别动队》、《吴非有》、《一个倔强的人》，长篇小说《幼年》、《少年》以及短篇集《北望园的春天》等。林珏的作品有诗歌与散文《月夜归来》、《送别流浪者》、《不要为生命忧愁》、《创伤》和短篇小说集《山村》。孙陵因后期的步入歧途而常被人遗忘，在东北作家群中，他是最后离开故土入关的一个，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从黄昏到黎明》和短篇小说《国境线上》，诗歌《白马·红巾》等。
三、向抗战文学的历史转折
战火纷飞，国土沦陷，大批作家群体的迁徙，形成了文学史上独特的流亡文学潮，这是时代变动带来的结果。东北作家群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这种流亡文学潮流所形成的一支文学流派。这些作家由于有相似的经历和遭遇，故土沦亡，背井离乡，他们对家乡亲人充满怀念，深感悲痛；他们目睹了日寇的暴行，亲历了动荡的生活，对敌人充满了仇恨，满怀民族义愤，因此，他们感情的脉搏，思想的倾向和审美风格也大致相同，显示出作为一个流派的趋同性。
首先，东北作家群有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鲜明的地域性。他们都是根系在东北大地的作家，故乡沦陷后，他们更沉重地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增强了东北作家群体的意识。当他们亲眼看到一片片国土沦亡，看到同胞亲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心中激起了无限的痛苦和强烈愤恨，决心用手中的笔来倾诉这种感情。罗烽说：“我不过是一只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泄出来。”端木蕻良说：“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我的心便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我必为她战斗到底。”东北作家群的作品绝大多数都表达了希望早日收复故土，重返家园的愿望。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通过文学的形象反映了抗日战争之前和初期的重大问题，这是当时的关内作家无法做到的。这些作品成为全国抗战文学的先声，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周扬曾说：“年青的东北作家们崛起文坛，倾诉了国土沦陷后3000万同胞的苦难与反抗。《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就是当时斗争的真实记录。”对于东北作家群，我们这里所说的地域性，不仅是指他们人员的构成，而且是指他们作品的题材、主题无不与东北大地息息相关。从题材而言，作品大都直接反映出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思想内容上说，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东北人民在日伪统治下苦难深重的生活，揭露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暴戾，例如罗烽的《狱中》、《呼兰河边》、《花圈》、《第七个坑》、《考索夫的发》都是这样的作品。《呼兰河边》表现一个牧童无辜被杀的悲剧，作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车站职员给小牛喂食的快乐情景，人和畜的感情交流使读者在压抑中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可是日寇还是把牧童和小牛一起杀掉了。小说结尾时，职员们突然在草丛中看到了牧童的尸体和小牛的骨骼，一个血肉模糊的画面横陈在人们面前，更深刻地暴露出敌人的野蛮和残酷。肖军在《八月的乡村》中，也将“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梁、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书中许多地方都展现过尸横遍野，鲜血淋漓的惨状。如：
“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
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
这些描写惨不忍睹，给人以极强的感官刺激，读了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激起人们对灭绝人性的日寇的仇恨。这些描写是现实生活的具象，也有着震撼灵魂的巨大力量，而这在“七·七”事变之前是关内作家无法做到的。其他如端木蕻良的描写日伪走狗敲榨人民血汁的《压岁钱》，舒群的诉说异国人民亡国悲愤的《邻家》，白朗的描写陆雄嫂母子无辜惨死在日寇囚车之下的《轮下》等，都广泛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所受的屈辱和苦难。二是反映在异族压迫下，人民的苦闷、不平、觉醒与抗争。疯狂的掠夺与残酷的压榨必然引起巨大的反抗，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作家描绘了人民的反抗并反映出觉醒的历史进程。端木蕻良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写爷爷铭记故乡沦陷的奇耻大辱，每年今日都绝食以示抗议；《遥远的风沙》写土匪部队在抗日部队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共举义旗，走上抗战的征途；白朗的《伊瓦鲁河畔》描写农民群众配合抗日义勇军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孙陵的《国境线上》描写一支活跃在图门江畔的抗日游击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民族气节。
从创作上说，强烈、浓厚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性构成了东北作家群重要的创作特色。故土沦亡，亲人离散，给东北作家引起的感情震荡是巨大的，在他们心上投射着浓重的阴影。片片国土的沦陷，民族危机的加剧，使他们痛心疾首，满腔愤懑。他们希望富国强兵，驱逐外寇，收复失地，可是现实是黑暗的，政府是腐败的，他们不能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抨击黑暗，针砭现实，表达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诅咒，因此在他们作品中浸润着忧患和憎恶。李辉英的《三周年》，舒群的《水中的生活》、《老兵》，肖军的《樱花》，端木蕻良的《乡愁》等描绘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严词谴责了政府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控诉了他们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肖军的《樱花》描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当他历经艰辛逃到关内时，在祖国的土地上，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淫。《老兵》中的张海，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渐从迷惘中觉醒，走上抗日道路，当他流落关内后，竟露宿街头，悲惨死去。这里小说所显示的“热爱国家却为‘祖国’所冷漠，保卫祖国却受到‘祖国’的迫害”，具有深刻的时代蕴涵，它是作家以文学形象对一个背离了人民的政权的彻底否定。东北作家群的忧患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人民觉醒的复杂与艰难的清醒认识上。敌人入侵的灾难引起善良人们巨大的思想震撼，但是“侵略—觉醒—反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它在每个人的心理都留下了曲折复杂的轨迹。在《生死场》中，那些“蚊子式的生活，糊糊涂涂地生殖”的人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意识的复苏，再才是民族意识的觉醒。王婆、赵三，特别是那个只看得见自己一只山羊的二里半最终走上抗日斗争的前线，他们克服了许多思想疑虑，最后抖落了小生产者的自私和传统因袭的重负。而在《八月的乡村》中，唐老疙瘩在爱人与抗日上的两难选择，田老八最终在几经犹豫之后放弃了抗日，回到老婆孩子中间，都无不寄寓着作家的隐忧。
从艺术风格上说，东北作家群在艺术审美上表现出一种雄健、粗犷、悲壮的美学风格。尽管他们中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艺术个性，但由于题材、主题的相同，作家感情沸点的相近等原因，也形成了大致相同的风格。出现在他们笔下的许多人物。如《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王婆、李七嫂，《伊瓦鲁河畔》中的贾德，《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誓言》中的杨三楞，《浑河的急流》中的水芹子，《一条军裤》中的杨癞脚，表现出刻苦耐劳、坚韧不拔、勇猛刚毅的精神品格，与作品所展示的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斗争，东北人民的苦难、迷惘、觉醒和抗争相和谐。而这些人物的惊心动魄的行动，如流血呻吟、慷慨悲歌、沙场激战，敌后游弋又都在白山黑水、大漠风尘、林海雪原等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展开，从而浑然构成了一幅幅壮美、狙犷的富有力度的历史画面。
研究一个文学流派，不仅要探讨它在创作上的成就和它所显示的特色，还要考察它对于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东北作家群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们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题，第一次大量的、集中的、醒目地标示在创作上。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国新文学的两大基本主题。在“九·一八”之前，虽然也有反帝的作品，但是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是侧面的描绘。东北作家群以他们的创作，改变了文坛这一状况。李辉英、肖红、肖军、端木蕻良、舒群等人正面直接地描绘了东北人民方兴未艾的抗日战斗，从大部队的沙场激战，到游击队的神出鬼没和民众的自发斗争，最早地揭开了文学上对日作战的篇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新文学反帝的主题自然汇聚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焦点上。与此同时，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更多地演变成反对汉奸，反对卖国投降上来，这是社会现实结构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形态上的变革，也与东北作家群的积极推动紧密难分。东北作家群的出现，标志着也引导了中国新文学全面地自觉地向抗战文学这一历史阶段转折的开始。当然，东北作家群本身也处在变化中，他们从关外到关内，从上海、武汉的集聚到分散于重庆、桂林、延安、香港、昆明、贵阳等地，环境的变迁引起他们创作的发展变化。他们起初直接描绘“九·一八”事变后故乡的灾变，日寇的暴行和人民的反抗，慢慢地，他们笔触渐渐地伸向历史，伸向记忆，在作品中描绘“九·一八”前后广阔的社会生活，倾诉对故乡的怀想，对亲人的思念，表现了真挚动人的感情。后来，他们的创作逐渐转向关内，许多作品描绘了他们逃到关内后遭到的冷遇和困苦，表达了他们悲凉的心境和创痛，描绘抗战中的社会现实，以至最后与其它作家渐渐趋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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