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的诠释主义立场与认识论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德论文,方法论论文,认识论论文,立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8934(2012)12-0029-07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 Methodology，简称SSM)是英国系统学家彼得·切克兰德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处理人类活动系统中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差异而引发复杂问题情境的系统进路。它在过去近40年的实践和反思中为人类社会处理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开辟了一条诠释主义的系统方法进路。本文将对蕴含在切克兰德软系统思想方法当中的诠释主义立场及其认识论功能作深入的探讨。
1 人类问题情境的复杂性
上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科学家威佛(Weaver，1948)曾指出人类世界中存在着许多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problems of organized complexity)，这些有组织复杂性的特点在于其所拥有的变量数目较多并且这些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整体效果是统计学和概率论所无法解释的[1]。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科学在生物领域对生命机体有组织复杂性的深入探讨，一种与还原论相对立的、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整体论思想脱颖而出，它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般系统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西方国家在工程技术领域兴起了一种把系统控制论思想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应用系统思想，它推动了当代“系统工程”、“系统分析”、“运筹学”等应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切克兰德(1981)把这类应用系统思想称之为“硬系统思想”(Hard system thinking)。在这种系统进路中，所谓的“硬”则体现为一种强调从解决问题的逻辑维度出发，追求目标实现过程整体优化的思想。其中，系统思想的作用在于优化协调组分之间以及组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实现有逻辑、有良好秩序地解决问题。例如，系统工程的创建者A.D.霍尔就强调系统工程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创造性技术”(organized creative technology)，它包括：问题定义、目标选择、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最优系统选择和计划实施等六项活动。其目的就是权衡与协调系统的各个目标，最大限度使其系统各部分的功能相互适应，以期求得系统功能的整体最优化[2]。
硬系统思想方法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曾在工程技术领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这种硬系统方法被用于解决那些涉及人类价值判断的“软”问题情境时则遭到严峻的挑战。对此，切克兰德以他亲身参与的“协和飞机”制造项目向我们展示了人类问题情境的复杂性所在。该项目是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为了应对美国波音飞机对欧洲市场的挑战，由英法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研发的新一代超音速客机项目。当时切克兰德及其同事以系统工程师的身份被邀请参与该项目，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从系统工程的技术角度来设计、改进和实现这个庞大的项目。然而，该项目由于牵扯到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使得许多企业纷纷中途退出，这最终导致该项目的竣工总成本比最初的预算竟高出了近10倍。切克兰德在时隔30年之后的回顾反思中指出“协和飞机”项目表面上看是一项技术合作工程，但实际上它是当时英法两国之间政治博弈的一个微妙体现。这种博弈关系体现在：当时英国政府正欲申请加入欧共体经济圈，而法国政府却阻挠之，此时“协和飞机”合作项目则成为了法国人考验英国人加入欧共体诚意的一块试金石[3]。“协和飞机”项目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领域存在许多有组织的复杂性，其中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人类丰富多元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构成了一个目标不明确和无良好结构的“软”问题情境。在这种“软”问题情境中，传统的硬系统思想方法的失误在于它仅仅关注从逻辑维度来分析目标实现的效率问题，但却忽视了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来解读那些与人类活动目标相关联的价值判断问题。
2 探询人类问题情境的诠释主义转向
如何解决人类组织中这类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呢，切克兰德在发展其思想理论的过程中首先意识到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主要区别在于人类独特的“自我意识”，他指出这是一种反思、学习、预见以及选择行动的自由和能力[4]。这种特殊的能力造就了人类活动系统具有与其它系统不同的复杂性，它表现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为了区分出人类问题情境中这种有组织的复杂性，他从系统的目的特征出发把现实世界分为自然系统、人工物理系统、人工抽象系统和人类活动系统等四大类[5]。其中“人类活动系统”(human activity system)一词，是一种表达人们基于某一特别目的而进行活动的系统模型，它的本质在于把意义赋予人类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英国系统学家迈克尔·杰克逊(2003)指出：“切克兰德对人类活动系统的描述可看作是软系统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以前的系统实践者一直寻求为物质系统、人工系统，甚至社会系统建立模型，但是它们不能系统地对待有目的的人类活动”[6]。我们认为，切克兰德对“人类活动系统”概念的界定成为了其系统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由此，如何识别、理解和协调人类活动系统中那些由“自我意识”所衍生出来的目的行动则成为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所要解决的关键内容。
在人类交往实践中，人类自我意识产生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理解和管理这种由自我意识作用下的社会现实呢?围绕着这个问题，切克兰德在上世纪80年代考察了英国早期系统思想家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的“评价系统理论”(Appreciative System Theory)。维克斯的评价系统理论以图1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人类社会现实演变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人类思想造就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其中，人类的自我意识产生了一种评价活动，它能够促使人类从社会现实的洪流当中获得经验知识并形成自己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人类根据这些标准进一步选择参与生活世界中的各项实践活动，于是就产生了人和人之间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维克斯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社会现实演变发展的特殊性，它揭示了一种基于“关系维护”(relationship maintaining)的社会治理思想，即思考如何维持、修改和规避人与人之间这些复杂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能够和谐共处。维克斯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观点对切克兰德此后发展软系统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切克兰德在后来著作中曾总结道：“维克斯思想的对发展软系统方法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它让我们明白改善问题情境是一种对关系的维护管理，而传统追求功能目标实现的思路只是其中一个不经常发生的特例。”[7]
图1 维克斯评价系统示意图
在考察了社会现实的本质之后，如何以一种“关系维护”的视野来探明和协调各种有目的行为，同时能够让各利益相关者在一个相互可以接受的伦理框架下达成共识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了切克兰德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实践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又涉及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此，切克兰德特别考察了功能主义和诠释主义两种社会理论范式。
功能主义学派主张社会学研究应是采用客观态度和方法对客观存在社会事实进行研究。从功能主义视野看来，社会系统可看作是由多种功能活动所构成的有机体，在这个机体内部个体功能活动导致的结果将以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呈现出来，因此对这些社会事实的解释就需要追溯到社会系统整体目标的功能分析，即从评价由个体活动产生的社会事实能否满足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目标的对应关系上来寻求对社会现象可行的因果解释。
诠释主义学派则提出了一种反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19世纪初以德国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孔德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世界，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要从历史文化的维度以诠释和理解的方式来处理这类问题。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1904)继承和发展了这个观点并建立起“诠释主义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韦伯强调正是个人最内在的因素规定了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这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8]。为此他把人们有目的交往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看作是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类社会行动的主观理解，通过理解行为背后的主观意义和价值来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9]。
切克兰德(1981)在对比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后，他尖锐地指出功能主义进路是一种“很有局限性的错误观点”。[10]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复杂多变的人类问题情境是难以开展的。他指出现实问题情境中人类活动系统的目标和结构往往不是给定的，通常情况下，对于现实问题情境的描述往往是不够清晰的，问题情境中有多少相关行为者，就有多少个相关可能的系统描述[11]。这种复杂性对于那些具有良好定义和目标明确的功能主义方法进路而言则是一项无法克服的难题。另一方面，他指出功能主义所采用的系统概念的表述存在严重问题，它是一种把系统看作客观存在之物的实证主义的表述。他指出这种对系统概念的误用在系统论的哲学主张尚未明确提出的早期阶段显得尤为严重，它使得许多学者错误地认为系统思想理论是功能主义范式发展的另一种形式[12]。
考虑到结构功能主义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在解释和改善人类问题情境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切克兰德最终转向韦伯诠释主义的传统，他认定系统思想方法的建立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其社会理论基础是韦伯的诠释主义。由此，在解决人类问题情境方面，他明确提出系统方法论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不是任何外在现实，而在于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在于他们的精神过程而非这些过程的对象”。[13]根据这转变，切克兰德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了他的软系统方法论体系。
3 系统概念的认识论转向
在诠释主义研究范式下，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与其他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自觉地把系统论的思想概念运用到探询问题情境当中。20世纪70年代切克兰德在发展软系统方法论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系统思想概念运用的有效性问题。他指出不论是硬系统思想方法，还是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们对系统概念的运用上显然都做出了一个基于实证主义的假定，即把系统看作是一个客观存在之物，并且这个系统的目标能够清晰地加以界定[14]。然而，这种观点是很有局限性的。切克兰德对此解释道“我们称之为‘科学’活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在于我们对现实世界做出某些合理的知识构件，人们参照现实世界来检验其合理性……”，但是，“我们对世界的描述及关于世界的模型即使经受了充分的检验，仍然不是世界本身”。他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为例论证道：“即使爱因斯坦的模型比牛顿的模型强有力，但也不是现实的本身，而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的关于现实的最佳模型。我们的确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说，在复杂现实和与我们关于它的符号之间存在区别。”[15]
根据这样的思考，在对系统方法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切克兰德(1981)鲜明地提出了一种现象学的主张。他指出系统的思想方法是一个特殊的知识构建集合，它是我们阅读世界的一个特殊符号。他强调“我们对世界的阅读与我们对符号的把握密切相关。我们以阅读符号的方式来阅读世界——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我们把概念构件置于世界之上”他指出“在人类活动系统这种情况中，我们需要特别清醒地意识到，它们是精神的构件，不是所谓现实的说明。在构建它们时，我们的意图不可能是向系统本体论摸索，它们是一种认识论工具……”基于这种思考，切克兰德(1981)坚定地宣称“系统论在它是一种本体论之前，首先是一种认识论，在其关心的东西乃是社会现实的这种研究中，按系统论用语来做出本体论陈述是绝无可能。”[16]
我们认为，切克兰德的这些真知灼见与现象学开拓者胡塞尔的观点是遥相呼应的，这种哲学态度对于研究动态发展的社会现实来说是有益的。从现象学研究领域来看，胡塞尔在发展现象学之初强调排除假定是现象学的出发点，为此他对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作了根本区别：所谓自然态度是人类意识的自发态度，它的取向是外部世界。当我们用自然态度来观察世界时我们往往假定了一些本体论承诺，这些承诺包含了观察对象的存在以及它们属性和因果关系的存在。然而这些承诺本身所涉及实证科学领域的经验知识往往是有局限性和暂时性的，因此当人们带着这些本体论承诺去观察世界时，所观察到的视域往往被缩小和扭曲了。与此相反，现象学态度就是通过消除那些在自然态度中所假定的本体论承诺来实现“回到事物的本身”这一最终目的。在这样一种视域下，对象不是被看作世界中的独立存在，而是被看作某种依赖于我们精神思维活动的东西[17]。
根据这种现象学态度，切克兰德认为系统概念本身应是一种认识论工具，它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可能存在的描述而不是真实描述。例如，从系统思想的视域来考察世界时，我们不能说“观察到的世界就是一个系统”而只能说“观察到的世界像是一个系统”。然而，自贝塔朗菲创建一般系统论以来，由于没有形成明确的哲学主张，系统概念在运用中常常被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标签。为了消除这种混淆，切克兰德经过多年的思考终于在1988年正式引入了“整体子”(holon)一词来代替“系统”(system)概念。它表示一种有组织的整体概念：即一个整体是由组分构成，但相对于更大的整体来说它又是其中的一个组分[18]。切克兰德认为整体子作为一种具有整体意义的抽象概念，它不代表现实世界的存在之物，而是一种主观的构想的整体模型。当我们把系统的思想方法赋予给它时，它就成为一种帮助人们理解问题情境的认识论工具。在解决人类问题情境中，研究者可以通过构建一个或多个基于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类活动系统的整体子来去识别、理解和改善问题情境，见图2。
对于整体子的运用的意义，切克兰德解释道：“在贝塔朗菲所带来的(关于系统)语义学灾难的40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清理由它带来的混淆。我们可以采用整体子来代替日常用语的系统一词来表达关于整体的抽象概念，或者是建立一个整体子模型(模型可以被整体子描绘，不论它们是否真正代表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19]我们认为，切克兰德对整体子的运用标志着其系统思想理论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它是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在诠释主义研究范式下的一个重要突破。
图2 用整体子来理解我们所观察的世界
4 软系统方法论的认识论功能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切克兰德在批判反思系统工程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出一套应对现实世界无良好结构问题情境的早期形式，这就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七个步骤”(seven stages)模型，见图3。在这七项活动当中，建模、比较和讨论是软系统方法论(简称SSM)的三项关键活动，它们是方法论诠释主义思想的最直接的体现。
图3 软系统方法论的七个阶段
建模工作就是用系统论的语言和概念来构建现实世界人们目的行为的整体子模型。研究者首先需要对问题情境中人类目的活动进行简明的“根定义”(root definition)，根定义就是把任何有目的活动都表达为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逻辑形式，它同时也是对基于某一世界观的目的行为的抽象描述。例如，研究者可用“通过Y来完成X最终实现Z”的形式来表达某一特定目的活动。其中Y代表一种转换过程或实现手段(transformation)，Z代表了终极目标，即一种世界观。一个内容简明的根定义将由6个元素构成一个CATWOE元素集合，这个元素集合的含义表示如下[20]：
C—customer，关于T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益者或受害者；
A—actor，实施T的操作者；
T—Transformation转换过程，把世界观付诸实现的过程；
W—worldview，指导人们思考和行动的世界观；
O—owner终止T的权力主宰者；
E—environment影响T的环境因素；
在根定义过程中，对转换过程T的有效性还需依赖于3个评价标准：效力(efficac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iveness)。其中效力表示转换过程T是否如期在运作，效率表示这样的转换过程 T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效果表示转换过程T是否能够实现最终目标W。这些评价标准与转换过程T的操作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类活动系统的多层级控制模型或称之为“有目的整体子”(purposeful holons)。
模型一旦建立起来将被用于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类活动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概念模型与现实情境的差距并以此来洞察出那个问题情境中各种意向性活动的真实状况，进而引导人们对改善问题情境的讨论。建模和比较过程是一个反复推敲的学习过程。我们认为，它们的运作机理本质上与韦伯“理想类型”研究方法是相一致的。韦伯倡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一个主观建构的思想图像，它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21]它的启发价值在于引导研究者把主观构想的理想类型与现实事件相比较，如果发生偏离则达到了理想类型运用的逻辑目的，因为这使得研究者获得了关于现实事件的新知识并引导研究者对现实事件的理解迈向一条更为精确的道路[22]。与此相类似，在切克兰德的“七个步骤”模型中，建模和比较两项活动是围绕着诠释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性或意向性而展开探询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对现实问题情境真实可靠的认识。
讨论(辩论)活动是软系统方法论中的另一项重要的功能，它是促使各利益相关者在一个可接受的伦理框架下达成共识的一个关键活动。切克兰德在发展方法论的过程中也明确意识到这点，他在1990年以后逐渐把SSM调整为更为简练的四项活动，见图4。其中讨论活动被安置在改善问题情境的一个重要位置，它是发现问题和改善问题关键活动。讨论活动的作用在于两方面：一是促进问题情境中的各利益相关者能彼此的识别和理解各自的价值诉求；二是促使各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在文化上和逻辑上都被大家所认可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讨论(辩论)活动表明软系统方法论更加注重采用对话协商的柔性手段来谋求问题情境的改善。这种对话协商的手段与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充满主体间性的人类生活世界中，人类组织的规范性与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密切相关，在交往活动中人们采用言语交流或辩论的形式来寻求一种对组织预期规范的共识。同样，在切克兰德的软系统方法论中，社会现实是由多个价值主体的相互作用关系集合，对社会现实中的人类问题情境的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关系(维护)管理”，其中讨论(辩论)活动是识别不同价值诉求与维持和谐关系一个重要手段。
图4 SSM中4个主要活动构成的学习循环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SSM实践深入，切克兰德逐渐意识SSM在实践过程中面对不同的问题情境时，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帮助系统实践者探询问题情境的认识论工具。为了更好的阐明这种认识论功能，他把SSM的运用划分为“模式1”和“模式2”[23]。在模式1中， SSM的运用是以方法论使用为驱动原则，它被看作是一份干预问题情境的步骤列表，解决问题则变成一种机械式的活动。在模式2中，SSM的运用以解决问题情境为驱动原则，此时SSM变为一种内化于方法论使用者头脑中的认识论工具，使用者可以完全不受方法论步骤的限制，而仅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而灵活地使用各步骤。图5列示这两种模式主要区别。
图5 软系统方法论运用的两种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的系统实践中，切克兰德对 SSM的研究工作逐渐放弃了模式1而转向了模式2。为了使这种作为认识论工具的软系统方法论更易被人理解和使用，他在1990年的编著的《行动中的软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in Action)一书中把SSM的构成规则概括为以下3点[24]：
(1)SSM是一种应对现实世界问题情境的有组织的思考方式，它的目标在于使问题情境获得改善，它构成日常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
(2)SSM有组织的思考方式是基于系统思想开展的，SSM的整个运作过程将导致一个清楚的认识论，对任何宣称采用SSM开展的项目工作，我们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工作成效，而不是从技术工具和语言的使用来考察SSM。
(3)当宣称“采用SSM”时就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①把现实世界看作是系统性的(systemic)并不是既定的假设，而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认识论的结果。②在使用SSM时存在两种世界活动，一种是现实世界中的日常活动，另一种是系统思想世界中有意识地用系统思想来考察现实世界的活动，SSM使用者总是在这两个世界来回转换。③在系统思考阶段中，需要用整体子来构建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系统，这个整体子包含了系统的基本思想，如突现与层级、通讯与控制。
根据这种认识论态度，切克兰德在2006年编著的《学习行动》(Learning for Action)一书中进一步将SSM探询过程简化为五项活动，这五项活动包括了：①发现问题情境；②建立概念模型；③在情境和模型之间进行比较和讨论；④改善问题情境；⑤反思方法论运用[25]。这五项活动构成了方法论使用者探询和改善问题情境的一个循环学习系统。其中，反思活动即是对方法论运用过程的再思考，这是一种元层级(metal-level)的学习活动。它是方法论使用者对方法论使用过程、问题情境以及对方法论所采取的具体干预进路相对于问题环境的适应性等三方面进行批判反思。这项批判反思活动揭示出软系统方法论是一种指导方法使用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步骤，因此方法论使用者应学会针对不同问题情境选择相适宜的方法技术来探询特定的问题情境。这意味着一个成熟的软系统方法论使用者需要关注使用者、方法论和问题情境三者的关系：方法论使用者需要在实践中反思方法论内在连贯性及方法论与问题情境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即从经验中学习如何在形式化的方法论M中选择一条有效的进路 A来应对特定问题情境S，这种对方法论的实践反思过程将产生学习活动L。图6展示了方法论使用者学习反思的LUMAS模型[26]。该模型同时也表明在探询问题情境过程中，问题情境是动态发展的，一个问题情境的探明将会产生另一个新问题情境，因此这种反思和学习将永不停止地进行下去。
图6 方法论使用者学习反思的LUMAS模型
对于方法论中的批判性反思活动，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推动了SSM的运用进一步上升为一种探询现实问题情境的认识论水平。在这个不断反思和学习的过程中，探询和改善问题情境的活动则演变为一种“诠释循环”，即从局部的探询理解活动上升到对方法论和问题情境的整体认识理解，再根据这种整体的认识理解来及时调整局部探询活动的方法策略，其最终目标是获取问题情境真实可靠的理解以及可行的改善。
5 评价
人类问题情境是一个由主体间各种有目的交往活动构成的关系集合，这其中涉及了一个看不见的意识领域。探明这样一种问题情境实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对人类活动内省知识的探索。我们认为切克兰德的软系统理论的贡献在于二方面。一方面，他澄清了自贝塔朗菲以来人们对系统思想运用的混乱，提出了系统思想的现象学主张，他推动了系统思想概念的运用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另一方面，他开辟了一条探询人类复杂问题的诠释主义系统进路，弥补了硬系统思想方法的不足。从这两点贡献来看，我们认为切克兰德的软系统思想理论是系统思想领域的一次重要的范式革命，它是人类社会运用系统思想解决有组织复杂性问题的一块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