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改革的路径依赖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1]明确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到2010年底，全面完成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制。当前，我国地方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转制已接近尾声，中央出版社分批转制已经确定。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发挥政策优惠、资源倾斜和项目扶持等杠杆作用，推动出版社的转型，建构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等新技术融合的现代出版产业格局。[2]然而，作为从事业单位脱胎而来的出版业，无论是在价值观，抑或在运作方式等领域均与过去的行为和做法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又称“时滞”，英文写作“hysteresis”，它源于希腊语，意为“后来发生了什么”。[3]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Paul A.David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引进“路径依赖”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研究范畴。[4]在他看来，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选择的过程中，初始选择将对制度变迁具有相当强烈的影响力；且人们一旦确定一种选择倾向后，会对这种选择产生某种依赖行为，这种选择更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初始选择。因此，路径依赖是指在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中，一个事件在外力的影响下，一旦被系统采纳之后，便会沿着固定路线发展演进。而只要那些享受到旧体制好处的人，或者在新体制中得不到相等利益的人，他们对旧有结构便会保持惰性，这时的改革就难以成功，已有的低效率的结构就会继续存在；而且，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即使知道哪种制度最优，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施最优的制度。而要想避免这种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发生，就应克服或消除导致其发生的可能性因素，分别在出版体制、产业结构和习惯性行为等领域进行改革，避免出版改革陷入路径依赖困境。
首先，要改变出版体制的路径依赖困境。新制度难以推行是因为它会损害旧制度原有既得集团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就会利用自身优势，特别是行政垄断权，想方设法阻碍新制度的实施，从而降低新制度的效率。因此，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垄断，才能减少制度的路径依赖。中国出版业如今正处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与加快发展的攻坚阶段，一些出版机构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出版体制的路径依赖一旦成形，就会形成一种僵化的产业模式。而出版体制创新作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就“必须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健全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消除体制性障碍。[5]然而，综观世界各国的出版单位，它们都是企业，完全依靠市场生存，其产品需要读者购买，从而实现利润。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出版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降低准入门槛，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出版产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出版产业格局。同时，通过深化文化出版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6]而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路线图”：一是推进公益性出版体制的改革，构建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推动经营型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三是推进联合重组，加速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四是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健康发展。[7]但我国出版业作为事业体制，存在着事业和企业不分的弊端，这就决定出版单位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无法独立走向市场竞争。而出版业作为事业单位，其市场化主体地位严重缺失，束缚出版业快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出版业的市场成分不高，市场功能严重弱化，对政策扶持的依赖性十分严重；而出版业的事业性质，还直接导致出版业的经济性质和归属难以明确划分，决定其产权制度不明晰。这时的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市场规律的探索，而出版单位的事业体制恰恰就是走向市场的桎梏。事业体制保护还会造成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功能缺失、自主经营能力不强、市场运作能力差、习惯于等靠要的思维习惯，这会造成自主创新机制缺乏的弊端。《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底以前，除公益性的出版单位外，所有中央与地方经营性出版单位，无论是图书、音像制品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单位，都将完成市场化转制。也就是说，这些出版单位都将改制为企业，不再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国家也不再对它们进行财政拨款，让其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8]同时，也要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依靠政策和法律管理出版产业，从审批型政府部门变成服务型政府部门，让出版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特别是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相对滞后，将会严重影响文化出版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这就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健全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出版运行机制。但长期以来，政府统管出版事业，造成角色错位、管办不分等问题，仍有国有出版单位存在着从生产到管理由政府统包统揽留题。这样既割裂出版单位与市场的联系，又无法真正反映消费者的需求，造成文化出版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分隔以及出版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均衡。[9]
其次，应摆脱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困境。我国出版产业结构是按行政区域来划分市场并形成垄断的，这会人为地设置市场进入障碍。一是结构性进入障碍。设置结构性进入障碍的企业需要具备成本与规模优势，我国大多数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商还无法形成自己的成本和规模优势，它们很难进入市场。二是行为性进入障碍。设置行为性进入壁垒是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寡头垄断企业相互协调，制定统一的折扣价格。我国图书发行中的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设置行为性进入壁垒的能力，而设置此壁垒依靠图书发行商的行为难以形成，需要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这样的出版企业难以按照市场规律有效地运转，出版业的文化创意产品就无法取得市场的认可，国家要想让它生存，就必须给钱或政策养人，让出版社靠卖书号为生，这样的出版业要生存只能是低水准的，会造成行业的萎缩。如果要让出版业走向市场，其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就得按市场规律来增强市场竞争主体的活力。而在推动出版业转企改制的同时，需要进行出版业的资本结构改革。发达国家的一个集团年销售额动辄上百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而我国最大出版集团仅百亿元人民币。从单品种图书来看，《哈利·波特》在全球的总计销售超过4亿册，并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虽然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多达20万种，但发行上千万册的图书凤毛麟角，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图书至今没有出现。竞争必须以市场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打造真正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出版“航母”；不重建出版格局，中国出版业就难以实现质的飞跃。[10]那些以跨地域、跨产业链上下游为代表的兼并与重组已成为大势。如2009年4月，天津出版总社、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样国内首例跨地区联合打造大型出版传媒产业集团真正形成了，从而实现出版产业强强联合，以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资源整合的探索就此迈出实质性步伐；[11]且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的现代出版集团，鼓励与支持地方与中央部门整合资源，组建大型出版集团，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专业性集团公司，支持这些集团上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业经常是通过收购、兼并等资本途径实现的，但经营性单位的资本结构改革才是关键。
同时，要加快数字出版的开发，进行产业融合，改变传统出版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困境。数字出版是“利用电子手段创建、管理、传播出版物的过程”[12]。历史跨入21世纪，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更具便捷、轻巧、容量大等诸多优点，正好迎合年轻人好奇与追新的心理。我国网民达3.6亿，电子书读者5000多万人，且数量还在迅速增加，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我国电子图书的年收入比纸质书的零头还少，购买潜力远未得到挖掘。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常态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出版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努力培育数字出版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对出版内容资源与多媒体传播资源进行高效率的互补性整合，构建数字出版合作与开发的平台。当然，这些出版产业结构改革需要大产业的混合与兼容，如电视与出版业实行多媒体兼营等。这种结构调整有利于大范围、深层次的知识流动与创新，更能推动出版业的发展。而做大做强中国的出版创意产业，需要进行产业融合。而产业融合就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包括报纸、期刊、图书、数字游戏和影像制品在内的出版业，与电视、电影与网络等产业的融合增强，这种趋势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出版产业结构，且有效地拓宽出版产业发展的空间，促使产业结构日趋合理，进而推动整个出版产业的结构优化。这种产业融合不仅改变原有产业的运作模式，也彻底改变传统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式。这种资源整合在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美国新闻集团就是一家拥有700多亿美元销售额的媒体集团，在全世界发行175种不同的报纸，拥有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07年，新闻集团又收购道琼斯公司，拥有《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新闻网，它的哈珀·柯斯林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因此，数字技术革命对出版产业增长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并颠覆传统出版产业的商业模式。
再次，改变人类习惯性行为的路径依赖困境。习惯性行为不仅蕴涵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等，也可以建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的模式。纳尔逊和温特将这种习惯性行为称之为“有组织的记忆”，它会形成一种依赖政府来解决问题的习惯性行为。[13]在出版体制改革中，人们更倾向于需要一种与行政干预相关的制度安排，而不习惯于与市场机制联系紧密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样的出版体制改革就很难深入。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认为，人类普遍存在着惰性，也就是经常受到过去选择的影响。[14]出版业对行政体制的依赖反过来会对政策的制定起很大的反作用，使得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出版体制的改革只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出版创意产业发展的活力才能明显增强。同时，出版业也担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但为了满足读者和社会的需要，应该改变只一味追求文化品位或发行量的习惯性行为，不应冷漠甚至排斥出版那些“快餐文化”图书。而在信息传播迅捷的时代，生活节奏加快，存在着众多只求浅阅读的读者；而“浅阅读”是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直观甚至视觉娱乐性为追求的阅读形式。读者没有耐心把诸如《战争与和平》等名著从头到尾细致读完，追求浏览式阅读或选择性阅读，尽管阅读的动机与效果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成共同的阅读需求。有需求，就应该设法满足。“快餐文化”同样可以做出精品，像英国兰姆姐弟缩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就采用“快餐”方式，为传播和普及莎士比亚经典名剧作出贡献。特别是从吸引读者、扩大销售的现实出发，更应该提倡在瞄准大众图书的同时，也要下工夫开发那些富有潜力的小众读物。其实，小众读物指那些专业性较强、有特定读者对象且销售面比较窄的图书。这类书因内容的局限性，订数少、销售慢，又占用书号，经常被出版社忽视。但这些“小众读物”也有它的优势和市场潜力。如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色彩如何起作用》，主要讲色彩心理、色彩象征，这种书专业性强，抽象深奥，当属小众读物。出版者经过换开本、加名画、释色谱、改精装，另易拟人化的书名“色彩的性格”，增加编辑含量，突出特色，累计发行便超过3万册。[15]因此，出版者只有掌握读者的需求动向，善于扬长避短，把小众读物优势充分发掘出来，才能提高市场占有率。
制度经济学认为，当人们选择一种制度后，就会倾向一直沿用下去，从而产生对该制度的依赖，不会轻易选择新制度。只有当制度变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从而产生制度变迁。因此，只有在出版体制、产业结构和习惯性行为等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才能避免出版体制改革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实践证明，唯有改革，出版业才有新局面；唯有创新，出版业才有大发展。要使得出版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就必须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不利影响，正视出版体制改革中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考虑这种路径依赖的因素，就难以对出版体制改革的难度作出理性的评价。当然，这种路径依赖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初始选择正确的路径，难度虽然大，但体制变迁就会产生自我增强机制的效果，形成报酬递增的效应，改革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如果选择错误的路径，那就意味着体制变迁难以摆脱旧体制的惯性约束，从而让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这诚如柳斌杰署长所说，这次体制改革，不是“换汤”和“换药”的问题，而是要在体制上彻底打碎“药罐子”。[16]这是我国出版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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