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对人类生态意识的萌生与生态思维方式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意识论文,人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主持人：王雨辰）·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9-0005-07
在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由此，他们把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践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并且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生态问题。基于以上逻辑，他们认为马克思既是一个人类中心论者，同时又秉承技术决定论的立场，指出“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考虑一种建立在利用（所谓的）可耗竭资源基础上的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可能会耗尽生产资料”的问题，①甚至认为生态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具有当代性构成了挑战。上述观点不仅必然会陷入反科学技术的结局中，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能性。限于篇幅，本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系统分析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得失，而是力图在揭示科学技术发展同人类生态意识萌发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阐明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能性。
一
“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内涵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生态文明的理论视阈看，其基本含义是主张“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②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根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说”不仅宣告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而且也宣告了人类对地球其他生命的派生统治权，人类的这种统治权既根源于人类是上帝创世这一神圣计划的目的，其它生物不过是为了服从人的实用或审美道德目的创造出来的，而且也根源于人类具备“理性和知识”这一特殊性。上述信念导致了“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③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使得人们不仅把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征服，而且从不同角度强调人类相对于其它物种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就成为当时哲学家反复讨论的问题。对此，英国思想家基恩·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一书中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人们确信世界是上帝为了人类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类是上帝神圣计划和所有工程的目的，因此，“每一种动物都要为人类某种目的服务。如果没有实用目的，也有道德与审美目的”。④第二，在基督教教义的鼓励下，人们把科学研究的目的看作是为了战胜其它物种，从而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人类文明和征服自然被看作是同义词。第三，认为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强调人类和其它物种在类别上的根本差异和独特性，人类不仅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美丽，构造更完美”，⑤而且人类具备与其它物种不同的独特性，如语言、理智、心智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而之所以在人类和其它物种之间作这样的区分，其目的在于为人类工具性地对待其它物种找到根据。
近代启蒙哲学家特别是培根，对基督教教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开了进一步的阐释，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从自然观的维度看，近代以前人们对自然具有双重态度，一方面人们从实用的角度把自然看作是维系人类生存的基础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另一方面人们既把自然看作是理解神意的辅助手段，又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精神”属性的，人们在利用自然之前通过祭祀和仪式来安慰自然，由此对自然保持敬畏。近代以后，人们从对自然奥秘的迷恋转向了以实用的态度对待自然，“人们的关注点从自然是一种奇异的过程和新的力量转向了发现、研究和形成对人的目的有用的那些自然力量所依靠的工具和仪器”，⑥自然由此被看作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客体，因而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认识和控制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科学观的维度看，近代以前人们对科学本身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人们认识到人类在物质生活产品的增长方面得益于科学技术，但是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野蛮后果。近代以后，人们不仅重新规定了科学的内涵，而且强调科学技术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和中介，进而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看来，所谓科学并非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知识，而是一种控制自然的方法和工具，因此那种不符合实用和操作原则的知识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在他们看来，“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⑦由此通过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在近代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成为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基本观念。
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但是，它没有看到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科学技术的运用是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得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运用是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错误结论，并最终陷入到反科学技术的迷雾之中。事实上，在科学技术和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运用和生态危机并无直接关联，其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反对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应该分析科学技术运用的社会效应背后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而这恰恰是西方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失误所在。
二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如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推动生态意识的产生和人类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这一问题，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分别在《人类和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两部著作中作了较为深刻和系统的分析。
首先，托马斯揭示了博物学关于动植物的科学研究的演变过程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指出，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们通常把其它物种看作是服从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因此，博物学对动植物的分类并不是根据动植物的内在特性展开，而是依据它们同人类关系的密切程度，特别是根据人类的实用性目的和道德寓意而按高低秩序对动植物进行分类，并大体根据可食用与不可食用、野生与驯养、有用与无用三个原则把自然界看作是按照不同等级排列的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的分类和价值取向投射到自然界，然后再反过来用于判断或强化人类秩序，证明某些特定社会与政治措施比其他的更为‘自然’”。⑧不仅如此，普通民众也存在着对动植物的错误认识，如认为刺猬、獾、蟾蜍等吸吮母牛的奶，蚯蚓咬吃植物的根，要生雄羊羔得刮北风，鸡孵蛋应该总是单数等，根据野生和驯养区分的原则给动植物以俗名，并赋予其象征意义，如一些树和灌木被穿在身上或悬挂起来可以驱邪避魔，或者被种在房前房后可保护房子不受雷击等。但是随着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动植物的分类原则，这种新的分类原则虽然仍带有拟人化倾向和等级观念，但是它表现出一种要摆脱以人为中心的旧观念的倾向。“博物学家不是评定植物的可食性、美、用处，或者道德状况（所有一切最终都被看作毫不相干），而是寻求植物的内在特性，只把结构当作区分物种的依据。”⑨不仅如此，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赋予生物的象征意义并非生物本身所具有，而不过是人类的发明，因此，新科学与传统的象征性思维开始决裂，努力按照自然本身的客观属性来研究自然，给动植物赋予新的术语。
其次，托马斯强调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突破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来认识自然的做法，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的独特性，并以此论证人类工具性对待动物的合理性。现代科学的发展则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态度，形成了一种新的关于人和动物关系的新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改变了鄙视驯养动物的观念，开始认识到人和动物不可分离地共存于生物圈中。虽然人们依然是出于实用的目的驯养动物，但是驯养动物以及与动物形成一种亲密关系不再被看作是粗俗和野蛮的，相反，人们不仅认为对驯养动物应当担负责任，即对驯养动物应当实行系统的赏罚规则，以培育动物的良好品格，而且人们开始在日常生活语言中使用动物的类比，如丈夫称自己怀孕的妻子要“抱窝了”，爱她则称她为“母鸡”，反之则称她为“母牛”，通过这种类比进一步强化了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和道德情感。其二，人和动物关系的不断亲密使人们开始出于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而驯养宠物，并通过给宠物单独名字、特权以及不能用于食用等多种方式把它与其它一般动物区分开来，宠物不仅被人们看作是排遣孤独的陪伴者和精神上的安慰者，而且赋予宠物诸多人类所不具备的美德，因此，人们从不食用宠物，而这“并非由于它们味道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的缘故”。⑩其三，现代科学证明了身体结构、语言和理性都不足以把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因此当时部分人认为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就只能是人具有灵魂和宗教。但是，不仅当时普通民众认为动物和宗教并不完全隔绝，认为所有动物都具有宗教本能，而且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就存在动物灵魂转史的“万物有灵论”思想，科学家，特别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动物和人类在智力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不能认为语言和宗教是人类的专利。
再次，关于人和动物关系的新观念直接导致了人对动物情感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反映在人类开始厌恶那种对待动物的残忍行为，转向同情动物，尊重动物权利的观念。把虐待和折磨动物作为消遣和招待客人曾经在西方广为流行，这种对待动物的冷漠情感源于动物并非是道德关怀的对象这一观念，因此如何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人类之外的动物上就成为人们开始广泛探讨的问题。托马斯指出，反对虐待动物的思想自中世纪就存在，只不过其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动物的权利，而是从人类中心论的视角提出的，即认为无故虐待动物或通过虐待动物取乐不利于人的良好性格的形成，会使人的性格变得残忍无情。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质疑，人们一方面指出动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们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方式生存着，它们有着不依赖人类而生存的独特历史。同时，无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没有理由把地球和人类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而任意对待和处置其它动物，除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也是上帝意志和目的的体现，因而理所当然应该具有被文明对待的权利。18世纪以后的哲学和宗教学说既把善待动物看作是个人品质的体现，认为善良和仁爱之心是人的美德和快乐之源，同时哲学家们进一步强调仁爱之心应当推及到动物身上，并非是因为它们具有智力或道德能力，而是因为它们具备感觉痛苦的能力，一切有感觉能力的动物都应受到尊重，这一思想在当代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其核心是要把道德关怀从人类进一步扩展到具有感觉能力的所有动物身上。
最后，托马斯论述了人们的情感从动物进一步扩展到植物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与人类对动物的感情经历了对野生动物进行消灭和驯服，对家畜进行开发利用以及对宠物进行非功利饲养，进而要求重视动物的权利这一发展过程相同，人类对植物的态度同样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在近代之前，人们把砍伐和使用树木看作是进步和文明的象征，同时树木、森林总是与“恐惧”、“忧郁”和“荒凉”等词句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活在森林中的居民往往被看作是穷困潦倒和固执粗野的野蛮人。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突破，人们对于树木和森林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最初的变化开始于实用，即由于建筑和家庭需要的持续上升造成了木材的短缺，使人们开始制定林木法以避免对树木和森林的滥用，并出于经济动机开始种植树木。随着皇室和贵族兴建园林和游乐场，人们逐渐认识到树木会使景色更加美丽，由此导致了对树木的审美价值的关注，“树木不再是野蛮原始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产品，它们是上层社会生活景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1)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是出现了“树木崇拜”观念，森林和树木不再是恐怖、野蛮的代名词，而是成为快乐和沉思的源泉，甚至人们赋予森林、树木以宗教和关于人的良好品质的象征意义，其结果是由于人类社会与树木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人们不得不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来对待森林和树木。
通过以上论述，托马斯指出，现代化初期人类原本的目标是取得对自然界的支配地位，但是18世纪以后，“人们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与其它物种关系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博物学的客观研究导致许多人对最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产生怀疑。与动物的进一步密切关系削弱了人类独特性的古老命题。人们对动物的苦难表现出新的关注；不再继续毁灭森林，消除所有无实用价值的植物，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得到情感满足而开始植树、栽培花卉”。(12)上述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人类的四种两难处境，具体体现为：第一种两难处境体现为“要城镇还是要乡村”。文艺复兴以来，城市一直是文明的代名词，乡村则是粗俗和野蛮的代名词，因此所谓文明不过就是走出乡村、森林进入城市。但是1800年以后，人们却出现了对乡村的向往，一开始，这种向往是出自对城市污染和城市商业竞争中的虚伪和残酷而产生的压力的一种逃避，但逐渐却出现了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和批判以及对乡村生活的理想化，乡村成了理想的休闲、放松和精神审美的场所，对城乡的这种矛盾态度反映了人们对“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质疑。第二种两难处境体现为“要耕耘还是要荒野”。反对对荒野进行持续的耕种，对荒野自然的赞美构成了对以往那种对耕耘过的、人类掌管的景观的偏爱构成了决定性的挑战，这种对自然荒野态度的变化在托马斯看来体现了人类审美感性的新变化。第三种两难处境体现为对自然是“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这种两难处境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进行重新评价，并且从审美和好奇而不是出于实用的角度对自然展开保护，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并逐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思想，人类征服自然既违背了审美感性，同时也受到了道德非议。第四种两难处境体现为“要杀生还是要慈悲”。由于动物权利观念的兴起，其必然结果是要求仁慈地对待动物，残忍对待动物既给动物造成伤害，也有损于人的良好性格的形成。更激进的人们甚至提出了素食主义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食用动物不仅有违基督教教义，而且也与人本身的生理结构相违背，这些观念的提出最终使得对人类是否具有杀死动物的权利产生质疑。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突破，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对自然态度的转变和两难处境，实际上反映了文明的物质发展与自然以及人的精神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生态意识的萌生和发展。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进一步揭示了科学发展对于人类形成生态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规律四原则是相吻合的，这四条原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宿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13)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除了揭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唯物主义哲学之外，还详细揭示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摩尔根的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生态思维方式和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影响。首先，从农业化学的发展与生态思维方式形成的关系看，福斯特指出，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主要是为了解决19世纪欧美农业生产中的土壤肥力枯竭这一问题，李比希主要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土壤肥力枯竭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一是由于生态过程的破坏所产生的天然肥料如鸟粪的减少，使得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如氮、磷、钾等大量流失而得不到及时补充，其结果是造成了土壤的总体肥力下降；其二是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并非是一种建立在“归还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严重分裂和城市污染不断严重的情况下，城市的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地返回到农业生产中，由此导致了土壤营养物质循环的中断和土壤肥力的下降。李比希还进一步提出了“物质变换”的概念，并使之成为19世纪以后研究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方法论和生态学的关键概念，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生态思维方式的萌生，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必然性。第二，福斯特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对于生态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意义。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物种变异论”和“自然选择论”，其核心是强调同一物种内部以及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物种通过自身的变异和对自然的适应而实现生存和进化。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所有物种是可变的，从而打碎了传统思想关于所有物种都具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这一本质论思想，二是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种进化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打击了神学目的论思想，从而为生态思维方式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和唯物主义基础，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德国思想家海克尔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一书中创造了“生态学”一词。第三，以摩尔根的学说为代表的人类学对生态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意义。福斯特指出，由于地质学的考古挖掘使人们初步得出“人类和猿起源于同一祖先的结论”，由此导致人们运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的起源问题，从而促进了人类学的巨大发展，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就是摩尔根以及他的《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由“生存技术”所决定的发展过程。福斯特强调，摩尔根不仅强调“生存技术”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决定作用，而且关注人类社会和环境在生存技术基础上的共同进化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蕴涵了深刻的生态学含义。
通过以上论述，福斯特得出结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并不必然带来生态问题，甚至可以说，生态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应该很明显的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培根本人论证道，控制自然的思想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遵从。……在‘支配自然’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可持续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根本性矛盾。”(14)
三
问题在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在推进人类生态意识的萌生和生态思维方式形成的同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又的确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何理解这一矛盾？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结论？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能够因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以及对科学技术的肯定态度，由此判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生态学是对立的关系？这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本身有何过错，要探寻生态危机发生的真实根源，关键在于要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即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其生产过程只能遵循“经济理性”，而不可能遵循“生态理性”，因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与生态之间产生矛盾，体现为生态危机。这是因为：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所遵循的“经济理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的协调，……它所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15)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会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会关注经济行为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不仅如此，资本的本性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因为环境保护需要进行长远和总体规划，但是资本却注重短期利润的实现，环境保护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6)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虽然必须以自然系统为基础，但是“自然”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归宿，这就决定了一方面无法保证技术运用遵循生态原则，“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17)
其次，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以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革新和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而只能沦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最终必然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生态危机。一方面，资本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总是倾向于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虽然能够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能耗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目的并不在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而在于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因此，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只会使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剥削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和对利润的追求使其信奉“谋利及其与之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的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损毁地球”。(18)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必然会超过地球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引发生态危机。
最后，资本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总是倾向于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直接同一性的辩证关系，这就决定了资本为了使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日益扩大的目的得以实现，必然要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导致整个社会盛行在消费活动中而不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追求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得以盛行，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利用它掌握的大众媒体不断制造与人的真实需要无关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需要的“虚假需求”，以此控制人们内心需要的内容和方向，使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体验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广泛存在的异化劳动，使人们无法感受到劳动创造的欢欣，进而逃避劳动，把自由和幸福寄托在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中。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既起了支撑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劳动的功能，同时也必然导致强化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和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掠夺性使用，这就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带来生态危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运用之所以造成生态危机，并不在于其本身有何对错，其根源在于作为二者运用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应当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19)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0)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明确指出科学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革命作用必须通过科学的应用来实现，而科学应用的目的、性质与后果又要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并由此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西方生态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失误正在于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同生态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反科学技术的错误结论。
那么，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否也必然与生态之间构成矛盾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现代人类中心论者墨迪所指出：“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根据同样的逻辑，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它事物都高。因此人理所当然足以人为中心，而蜘蛛是蜘蛛中心论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其它的生物物种。”(21)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误，问题只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是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操作和被操作的关系，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实现对自然控制的中介和工具，并把科学进步同社会进步等同起来。但是由于资本追求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资本所鼓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阶级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因此，所谓控制自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利益，科学也必然沦为实现特殊集团利益的工具，其结果是科学进步不仅不能实现社会进步，相反却是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否定的不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建立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给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赋予新的内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22)也就是说，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秉承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价值立场，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不会带来生态危机，而且会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共同发展。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和自然二者辩证统一的观点，既克服了生态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抽象谈论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缺陷，同时也是我们建立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收稿日期：2009-07-15
注释：
①［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③［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④［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⑤［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⑥［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⑦［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⑧［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⑨［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⑩［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1)［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12)［英］基恩·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13)［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4)［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15)［法］Gorz.A,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1980，P.5.
(16)［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7)［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 2003年版，第326页。
(18)［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19)［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21)［美］W·H·墨迪：《一个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22)［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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