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鬼子论文,宿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鬼子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这种忧患不是来自那些公众社会喧嚣已久的现实矛盾，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分配上的心理失衡，而是纯粹地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生存记忆。它与最底层的普通生命保持着密切而鲜活的联系，是鬼子将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进行彻底消解后的一种自觉行为。它显示出鬼子的这样一种艺术立场：远离一切社会聚焦的文化形态，远离现代物质文明所构筑的心灵景观，以独立自治的审美姿态，全面返回朴素的生活，静静地注视其中的种种生命本质，并在还原它的本真状态过程中演绎出它的悲剧走向。
正是这种源于作家内心的、不受任何外在意识形态所干扰的忧患意识，促动了鬼子在面对现实生存姿态介入其中，以一种沉郁的语调呈示它们，使得他的创作始终沉浸在现实生存的底部，盘绕在生命的最基本层面，显示出某种稠密、疼痛甚至宿命和无望的艺术质色。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很少有作家能够像鬼子这样将灵魂深深地植根于民间，感受着普通生活的无奈和伤痛，咀嚼着庸常生命的宿命际遇，并由此洞悉某种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性根源。
受难：对生存境域的自觉体恤
鬼子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能给读者的心灵重重一击，使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拂去那种缠绕在心头的郁闷感，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始终以一种受难的方式承担着现实苦难的盘压。对于鬼子来说，苦难绝不是浮动在生命表层的，它不是欲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而是尖锐地刻写在灵魂内部的生命感受。真正的苦难是无法言说的，无法倾诉的，它带着生命自身的原创性，有着强烈的宿命特质，唯一的方式只有自我咀嚼、自我忍受。所以，在《被雨淋湿的河》中，陈村总是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他像一头瘦弱不堪的困兽，眼睁睁地注视着生活一次次对他无情地撕打。从本质上说，陈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也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并能看清生活真相的人，但是命运却以一种不可理喻的方式不断地给他制造苦难：先是失去妻子，接着又失去儿子，失去女儿。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骨肉分离，鬼子有意地剔除了一切必要的外在关怀，他用一种看似平淡的叙述语流不断地逼进陈村的心里，让陈村总是以“心疼”的方式将自我卷缩在孤独的空间，从不四处诉说，也不做任何的反抗。在小说中，陈村不是主要人物，他甚至不具备情节推进的作用，留给他的只是一些极简单的言行，但这些有限的叙述却使陈村的心理得到了非常准确的展露。尽管陈村在性格上给人以怯懦的印象，但在他那巨大的受难历程中，我们又常常地感受到一种生命自身顽强的韧性，它苍老、纤弱却绵延、柔韧。
《农村弟弟》同样地塑造了这样一批受难的角色。“我”的父亲因为年轻时的一次婚外情生下了一个异母的弟弟马思，当马思和他的母亲千里迢迢地从瓦村来找父亲时，父亲便陷入了生存伦理与自身责任的两难困境。他想维护着既有的家庭秩序，同时又想在马思身上也能够尽到一个父亲的角色和义务，所以他只能面对尴尬的现实左冲右突。但鬼子并没有给他更多的表现空间，也没有赋予他强烈的戏剧化故事冲突，而只是让他以一种萎顿的形象进行自我心理挣扎。他的苦难看似源于自身的欲望本能，源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疏离，但在他那沉默、孤独、不断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又分明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受难状态。从整体上看，《农村弟弟》实际上是以一个极为偶然的、带有隐私性质的事件，在伦理道德、城乡差别、生存观念等多种文化背景聚合中，将所有人物都推向了心灵的受难境地。马恪的母亲忍受的是丈夫背叛的耻辱，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危机；马思的母亲忍受的是情感被骗、抚养私生子的艰辛以及城市文化的歧视；马思忍受的是屈辱的成长经历、错位的家庭环境以及亲情的冷漠、对自身苦难地位的盲目反抗；马恪作为叙述人，也同样承受着由于传统文化和伦理制约在心中所形成的家丑式不幸。这些人物承受的苦难虽然因角色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但他们共同构成了现实人生的多元化受难状态。
这种受难意识在《谁开的门》中表现得更为触目惊心。在这部看似讲述有关人性尊严的故事中，鬼子为人们设置了一道重要的“生命之门”。在这扇由道德和人格所注塑的门内，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彻底地展露自己的种种弱点，可以忍受种种颠覆人格、尊严的行为。胡子就是在这扇门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遭受歹徒的强暴、自己遭受歹徒的戏辱而毫无反抗。然而，当这扇门被意外地打开之后，胡子的精神创伤开始变成了一种漫无边际的心灵受难：他必须对自己在门内的怯弱行为找到合理的依据，必须拥有强大的道德理由支撑自己面对公众舆论在精神上的盘压。当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时，他的受难能力无法负载起他所必须面对的苦难，精神极限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崩溃。于是我们看到，胡子最终由一个受难者变成了施难者，他杀死了启开这扇“生命之门”的刘警员丈夫。胡子的行为从伦理学上是维护了自己在公众道德领域里的人格和尊严，但实际上是对自身精神承受力进行了一次不自觉的检测，他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极端状态的双向转换——由懦弱走向施暴，促成这种转换的是苦难从隐秘走向公开。也就是说，在人性的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受难空间，但这个空间对苦难的性质有着严格的择定，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让人承受，如果这种苦难的属性与人世的基本信仰观念、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相违背时，人的承受力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受难，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受难，是鬼子拷问人的精神质量的一个重要契口，几乎贯穿在他的许多重要作品中，如《苏通之死》中的李后山、《学生作文》中的刘水父亲、《伤心的黑羊》中的葛叶与葛根、《为何走开》中的雪燕……等等都以种种独有的方式承受着生命中一个个难以测度的苦难，而且在这种受难过程中，鬼子从不给他们更多的反抗机会和反抗能力，不赋予他们任何带有生命强度的话语，让他们在一种必须被体恤、被关怀的语境中缓缓地展开自己的受难过程。应该说，关于受难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叙事母题，它的深刻性也早已由现代哲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从叔本华到萨特、加缪，受难实际上已成为他们终身探求的生命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鬼子并不是想通过小说来寻找受难的深度，他只是展示普通生命的种种受难状态，表达自己对这种命运际遇的深切感悟和深情的体恤。
鬼子对受难意识的特别倾注，在我看来与他自身的生存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这在他的《一个俗人的记忆》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注：鬼子：《一个俗人的记忆》，见《作家》1996年第5期。 ）在这篇自我介绍性的文章中，鬼子以非常苦涩的语调追述了自己的成长记忆，并着力强调了苦难对于他一生的影响。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生存境域，没有对苦难本身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鬼子似乎很难将人的受难情状复原到如此锥心的地步。
宿命：对命运际遇的绝望式反抗
在这种强烈的受难意识观照下，鬼子不可避免地对人生的悲剧性命运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鬼子的每一篇小说都给人以疼痛和绝望的感受，而且这种疼痛和绝望不只是来自人物的不幸命运，还来自叙述话语自身的氛围和基调，甚至来自叙述者的平视叙述。它们共同组成了鬼子小说的审美倾向：人的生命在本质上带有不可把握的宿命情怀。这是人类自身无法超越的局限，是生命与生俱有的、带有原创特征的悲剧根源。所以，在鬼子的笔下，欲望、亲情、权力……它们疯狂地发展着，但结局都无一例外地沦为一种宿命。
《走进意外》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人的这一宿命过程。李条从一贫如洗开始，用身上仅有的三块钱，在一次意外的摸奖中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享受这笔财富，便踏进了悲剧之门。在这个过程中，李条经历了一次欲望的大洗礼：他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困顿处境，可是又无法找到真正的机会，于是便在摸奖小姐的引诱和挑衅中伸出了侥幸之手（实际上也是悲剧之手），当他为自己的这次偶然成功而自感得意时，欲望便开始进一步发展，他接着想到了嫖妓，想到了满足口福，当这些都得以实现后，他便在忘乎所以中陷入了不幸的深坑——被意外的一块巨石压断了一条腿。就这样，他从支援残疾人的福利彩票中获得了片刻的惊喜，很快却在这份惊喜中沦为真正的残疾人。这种宿命看似充满了戏剧化的成分，是鬼子蓄意设置的一种叙事圈套，但它无疑体现了鬼子的生命哲学：欲望的宿命。李条的悲剧就是欲望膨胀的必然结果。
同样的叙事还表现在《苏通之死》中。在这部叙事非常考究的小说中，鬼子用元小说的叙事方法重叠了三重故事：一是苏童、陈源斌等名家的成功故事，一是苏通在创作中渴望成功的故事，一是李后山的故事。在这三个故事中，前后两个故事都是为中间故事（即苏通的故事）来服务的。第一个故事作为苏通欲望发展的内在推力，是加快他走向宿命结局的导向牌。苏通不断地寻找和调整自己与名家之间的生存关系，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自己的信心，求证自己的艺术能力，为自己提供一个理想的系统参照。而最后一个故事既是他想到达目的的一种手段，又是操纵他不幸命运的纽带和直接原因。他想通过对李后山不幸命运的叙事，使自己在作家身分和角色上获得确认，但是伴随着这种叙事的失败，苏通最终陷入了对理想的绝望，并在严重的精神危机中放纵欲望，导致终极死亡的快速来临。这里，苏通的宿命不是来自命运自身的不可把握，而是由于在独特理想的追寻中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绝望。苏通为了成为一个作家几乎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违背意志地讨好编辑，义无返顾地辞去公职，毫不惋惜地结束婚姻，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成为泡影时，他便从对理想的执着追寻迅速地转向对生存的全面质疑，从单纯的精神贵族沦为世俗的欲望之徒。他在最后的嫖妓之夜对自己死亡的预知，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结局的一种宿命式感悟，也是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彻底绝望。所以他的死是一种纯粹的自杀，是对自己生命的刻意否定。
应该说，欲望的宿命在鬼子的小说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试图从各种角度对这种状态进行披露，像《谋杀》，通过一种极为独特的、带有高智商的精神争斗，将两个干部之间的权力较量隐含到命运之中，使权欲的宿命不自觉地进入人物的生命过程中；《学生作文》中，校长的死表面上看是刘水父亲的复仇结果，但在这个复仇过程中，刘水的父亲不只是要维护某种正义，维护儿子刘水和教师“我”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站起来对这种权力欲望进行反击，他撞死校长，实际上也撞死了支撑在校长背后的更高的权力淫威，并在宿命中真正地暗合了刘水的作文。《你猜她说了什么》通过一个农村妇女从被人拐卖到拐卖别人，从被人强奸到自己也沦为囚犯，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她为了摆脱受难而进行的一种努力，但在这种简单的、充满荒谬性的努力背后，又折射了她的那种必然性的宿命结局。
宿命的发展，在终极程度上自然更多地体现为无法逃避的死亡。所以在鬼子的笔下，死亡显示出惊人的频率。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离不开死亡，即使是有少数作品没有直接出现死亡，也同样存在着死亡的气息和阴影，譬如《你猜她说了什么》中的那位妇女，等待她的法律制裁也将是无法推脱的死刑。鬼子执着于安排人物进入死亡，就因为在他的心中，只有死亡是最好的命运结局，是结束生命中所有不幸的最理想的方式，是对宿命生存的完美注解。所以鬼子笔下的死亡不带有任何文化伦理色彩，也不带有任何哲学上的思辩特征，更没有专注于暴力渲染的成分。死亡，以及由死亡所产生的一些神秘性都被鬼子强制性地删削了，而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刻意地沉醉于死亡的神秘化氛围中，细细地临摹死亡在人物心里所造成的阴影，拓示死亡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所引出的价值意义。死亡在鬼子的叙事中只是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戏剧化方式，迅速展示人物行动的结果，从而对人物的行动效果进行判断，对他的命运发展进行总结。它体现的是鬼子对生存意义的全面怀疑，对违背基本价值准则的、充满各种欲望的存在秩序的反感。
这种反感在《农村弟弟》中作出了非常独到的展示。“我”的弟弟一撮毛作为父亲的私生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一种现存秩序的排斥者。这种排斥不只是传统伦理文化上的蔑视，还有来自亲情上的冷漠和鄙视。在他艰难的成长历程中，他渴望得到一切应有的家庭温情，渴望得到父亲和兄弟的关爱，但当这一切都在所谓的道德荣誉和城乡差别中被剔除后，他的心理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对现实秩序的全面反抗。于是他带着“父亲留下我的这一种悲剧，永远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重演了”这一信念，开始不择手段地瓦解各种现实价值。如果说父亲在与他母亲的苟合中生下他后，多少还在内心中时时地关心着他，尽管这种关心充满了忏悔和无奈，但在一撮毛的身上，已经彻底地消解了这种情感牵连。道德、亲情、法制等等一切都成了他迫切需要改变自己悲剧性生存命运、重新确立自己价值地位的攻击对象。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存在境域，他充分利用玉梅的独特身分和她对自己的感情，要挟县领导使自己进入社会权力阶层，而当他一旦获得这种权利资本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更加变本加厉地破坏一切伦理秩序。他不仅把自己母亲的手指砍下、把自己玩过的女人送给他的“哥哥”玩，还动用杀人手段设计义救县长老婆，以致最终被玉梅的弟弟在复仇中杀死。一撮毛的死不只是现实社会对他的反抗方式的必然否定，也包含着对他自身悲剧命运的宿命总结。
《被雨淋湿的河》同样也是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进入对现实生存的全面怀疑之中。晓雷不愿意读书、迫切要求脱离家庭，就因为他无法认同父亲的生存方式，无法与他自身的生存境域相融汇。他以一个社会零余人的身分，带着孤独的少年理想开始了自我价值的艰难追寻，而当他发现充满无序而喧嚣的外在世界同样完全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时，他便自觉地进行着种种反抗。他或以侠义精神临侮不屈，成为“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或以恶制恶、以毒攻毒，杀死采石场的杨老板，联合全县的教师揭露当权者的阴谋，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由强大的权力操纵和利益驱使的社会拥有任何个人都无法抗衡的网络。这种群体制度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巨大对垒使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剧性之中：别人伤害他可以轻易地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他伤害别人却处处遭到追击；别人杀人可以名正言顺，而他杀人则被通缉；他最终死于非命，正是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方式对抗庞大的现实风车的结果。他的死亡作为事件本身是偶然的，但从他自身的性格和命运来推断又是必然的。他想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社会秩序、以他顽强的意志力体现良知和道义，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晓雷的反抗必然以失败作结，那么不作反抗又会怎样？这是鬼子在这部小说中同样要探讨的问题。晓雷的妹妹试图以迎合方式达到自己的生存理想，最后做了人家的二奶，成了这种反价值现实系统的支持者和牺牲者；父亲陈村力图以老实人的角色求得生活的平静，但结局同样是拿不到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即使是叙述人“我”，也是一个离了婚的、有爱心却无能力的教师。破碎、压抑、苦涩和绝望就是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全部现实，它不是作家在叙事上的刻意营构，而是鬼子自身对无序现实的绝望式反映。它体现的是鬼子对普通平民生活际遇的悲悯，是一种无能为力而又无时不在牵挂的生存姿态。作家把自己的全部心理都投注在这种生活立场上，但又无法为他们找到改变自己的生命通道，无法发现任何合理的、可实施的拯救法则，所以拯救也就变成了无法逃离的宿命。
偶然：对叙事节奏的强制性推演
在鬼子的小说中，尽管到处都充满了某种必然性的命运安排，充满了某种绝望的、无法逃脱的悲剧性结果，但是在演绎这种命运结局的过程中，鬼子又非常注重叙述本身的审美震撼力，非常讲究它在阅读上的审美效果。所以从文本结构上看，鬼子的叙述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话语状态，处在某种无法预知的、奇峰突转的发展态势之中。他充分利用偶然性的戏剧化效果，用偶然来挫断人物的命运走向，使他们步入宿命境地的过程复杂化、戏剧化。这种对叙事节奏的强制性推演，表明鬼子对叙事本身有着相当独到的理解：他试图消除由于先锋文本所导致的在阅读上种种的障碍，将小说还原为一种大众可接受的文本形式，同时又不丧失自己对生命存在的强劲探索，不牺牲自己在精神维度上的先锋立场。
将先锋精神民间化，或者说寻找一种先锋与民间共享的话语方式是鬼子一直追求的叙事目标。他的民间关怀立场、受难式的悲剧理想以及写实化的叙述方式都使他时刻警惕自身叙事的贵族化倾向。偶然就是他实现这种叙事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不断地调用偶然性事件介入故事，以增强叙事的吸引力，扩大人物活动的可能性空间，并通过偶然性的精心组接来体现文本自身的艺术智性。如《伤心的黑羊》，就是通过一个个偶然性的死亡来推动叙事的发展，从而在小说内蕴上为人物的不幸命运进行不断的必然性追认。葛根在过生日那天忽然想进城去玩玩，于是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并不过分的小小要求。正是这种对贫困之外城市生活的偶然向往，推动了这个虽很贫穷但也很平静的家庭迅速走向了不可预知的灾难性命运，踏上了不断错位的生命历程。从故事自身的理性规则来看，无论是李黑杀死歪脸，还是葛叶杀死田野，都不具备必然性的逻辑。即，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发展到必须杀或被杀，只是一系列特定的偶然性因素导致了死亡事件的不断发生。如果没有葛根的这个小小要求，他们的生活依然平静而安宁；如果没有歪脸对李黑的刁难，也不会导致李黑杀人；而李黑不杀人，也就不可能导致父亲被捕、两姐弟沦落街头的境遇。这里，偶然性以一种环环相扣的方式不断地将人物推向灾难深渊，不仅人物自己无法把握自己，连读者也无法预知他们的走向。但李黑、葛叶姐弟等这些人物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人的自身尊严、人格的维护又必然地迫使他们作出反抗，他们的悲剧正是在于反抗方式与命运之间的失衡。小说就是借助这种偶然性的手段对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进行了独特的探问。
在《走进意外》中，这种偶然同样显示出了对苦难命运无法把握的强大隐喻。李条从一个健全人走向残疾人，完全是一种偶然性事件不断介入的结果。摸奖的偶然成功，隐喻了“福兮，祸所伏”的可能性结局，只是李条不可能意识到这种结局；而一块飞来的石头更带着宿命的意味巧妙地实现了这种结局。从故事表层来看，李条的命运确确实实是“走进意外”，但他之所以走进这种意外，完全是由其自身欲望驱动的结果。没有那种摸奖成功后的欲望膨胀，他也不可能陷入这种无法控制的生存境地。因此，其中又隐喻着很大的必然性成分，是鬼子对这种生存形式的自觉否定。在《学生作文》里，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强权制约下的生存形态原本潜藏在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中，可是由于刘水的一篇作文《我的父亲没有杀过一个人》而得以全面地展露。刘水写这篇作文完全是偶然的，教师表扬这篇作文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动机，但是由于这种双重偶然的连接，终于以一种不自觉的隐喻方式触动了强权心理。于是，不仅老师“我”陷入了不可把握的命运走向，连刘水和他的父亲都进入了生命的失控状态。这里，偶然性成了鬼子切入社会本质的重要契口，成了他反讽强权现实、关怀弱者生命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必然性的势利社会的有效抗击。
从叙事形态上说，偶然性的大量袭用也为鬼子的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智性特征。他的小说看似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确地区别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在审美意蕴上带有更多的隐喻意味和生命潜在状态的深层探讨，还由于他把先锋叙事的一些合理化成分融入到写实过程之中。这是鬼子对传统写实主义和先锋实验文本中各自局限的双重超越，即，他试图摆脱纯粹的写实主义所形成的对现实生活原相的过分依赖，同时又不想让自己卷入先锋叙事所时常形成的文本迷宫中。他自己就承认：“时下有两种走红的小说，一种是用大众的语言与社会现实分享艰难的小说，这类小说老百姓喜欢，而另一种则只忙着用叙述人的情绪去操作纯粹的私人小说，让圈内的评论家和作家们时常叫好，但老百姓不喜欢，觉得这些作家关心的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觉得他们整天只在召集一大堆语言在训练各式各样的舞蹈。这两种作家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努力是‘界’于也‘戒’于他们之间。”（注：鬼子：《我的努力》，见《小说选刊》1997年第2期。 ）正是这种叙事形式上的努力，大大强化了鬼子在话语运作过程中的智性参与，其中不仅包括一些现代隐喻手法的运用、诗意化叙事氛围的营造（如《被雨淋湿的河》、《伤心的黑羊》），还包括现实时空和心理时空的双向错叠、理性意识和潜意性的自由穿导（如《梦里梦外》）。偶然性作为一种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既可以为故事发展增添很多戏剧化的审美效果，给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悬念，又能够给文本中多种时空的组合创造自由的叙事向度，所以为很多作家所乐于袭用，像格非、余华等都对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鬼子也不例外。他的许多小说特别是短篇都广泛地依助于合理的偶然性事件，使故事呈现出缜密而灵动的艺术质感。譬如《遭遇深夜》，就是通过一个小偷坠楼而亡，在极短的篇幅里完成了两重故事的内在拼接。小偷为了捞取一笔可观的钱财，从列车上发现目标后一直跟踪到那位老板的家里；“我”为了赚取更高的稿费报酬，不惜通宵为一个书商写通俗小说；这原本各不相关的事件就是因为一次偶然性的停电和小偷在逃跑中的偶然坠楼完成了欲望的双重聚合——小偷将窃得的三万元掉在了“我”的窗台上。小偷为钱丢掉了性命，而一心为钱的“我”如何面对这意外的巨额钱财呢？尽管小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它的主观指向已昭然可知。
《为何走开》则是通过偶然性将故事的许多前因后果隐含在话语之外。小说就是通过秋月把找黄毛来参加雪燕生日的事件故意偶然化来展开故事的。如果秋月从一开始就如实地相告雪燕，黄毛是自己叫来的，那么这场生日宴会就很难出现意外。问题在于秋月对事件真相的偶然处理，使雪燕对黄毛的情感增强了信心，导致了她最终愿意与黄毛发生性关系，又由性关系的发生而导致大出血，最终在愤怒中欲杀黄毛。而当不幸事件发生后，秋月又向雪燕披露了真相，这又导致了另一个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她们俩在扭打中双双坠楼，并且雪燕被摔死。雪燕两次杀人，可她两次都没有成功，黄毛和秋月最后都活了，而死去的则是她自己。在这个充满偶然的戏剧化故事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鬼子对叙事技术的精确驾驭。
延展：对叙事话语诗性质感的着意凸现
鬼子的小说之所以在民间化的过程中显示出极为浓郁的生活质感，他的悲剧意识、宿命情怀之所以具有强有力的硬度和尖锐感，还在于他对生活体悟不是仅仅停留在一种事件的认识上，不是仅仅将生活当作叙事情节的推动素材，而是将它自身上升为某种话语形式，使它负载着独特的艺术氛围和审美向度。他似乎对生活自身的诗性品质有着极为敏感的发现，许多看似平庸的人物言行和事件，都被他在一种缓慢的延展过程中细细地激活起来，浸润着醇厚的审美韵致。譬如他将自己的许多小说都确立在一个叫作瓦村或者瓦城的空间中，让那个多雨、贫困、纷乱的乡村或小城始终以一种粘稠、压抑、沉闷的景象出现在小说中，为人物命运提供了无法摆脱的苦难环境。尽管我们有理由认定，这个瓦村或者瓦城类似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具有世俗生存环境的隐喻化特征，是作家探视世界的固定窗口，但从鬼子小说的审美动向来看，还带有更多的经验依赖色彩，即，他非常执迷于这个环境中所具备的独特的审美质感。
对这种生活自身审美质感的细细咀嚼和刻意延展，并不只是鬼子独有的发现。王安忆就有非常精确的认识，她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注：王安忆：《生活的形式》，见《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王安忆在这里强调的是， 农村生活之所以远比城市生活更容易上升为艺术形式，就是因为它一直经历了我们长时间的情感浸洗和文化积淀，它不受时间的潜在制约，有一种自由的、可以无限拓展的委婉空间。实际上，鬼子的叙事正是建立在这种空间上。这使他的小说在故事的总体节奏上体现为峰回路转式的不断变化，而一旦进入某种有效的生活氛围中，又被他以一种延展的方式缓缓地打开。如：
……有一天，她和丈夫在田里撒牛粪，后来不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她的嘴巴一直哝哝呱呱的不停，而且越说越有话的样子，她的丈夫突然就火了，他说你的嘴巴怎么就这么多呢，我操你妈的！她的丈夫是个粗鲁的人，嘴巴那么一操的同时，手里半扛牛粪就愤怒地朝她飞扬了过来。她没提防丈夫会来这么一下。她只听到丈夫好像骂了她一句什么，刚想抬头，整个脑袋这时已经给牛粪盖没了。她踉跄了几步没有站稳，最后跌倒在田里。
——《你猜她说了什么》
那一天的天气相当的不好，浑浑噩噩的毛毛细雨飘飘扬扬的满天都是。冲突的起因是晓雷的行李上没有任何遮挡。陈村说雨厚着呢，淋湿了你晚上怎么盖？晓雷却不理他。陈村找来了一块塑料布，晓雷也坚决不要。他刚披上去，他就扯了下来。陈村摇着头，只好拿在手上，跟在儿子的身后走。
路上的毛毛雨越来越厚，晓雷的头发上转眼结了白毛毛的一层。陈村的心便又忍不住了，他说你这孩子真是，你拗什么呢，淋湿了晚上你怎么睡？
——《被雨淋湿的河》
从这些被细细地延伸了的、质朴而精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自身所包并的强大的艺术质感。它以一种几近平庸的姿态潜示着人物丰富的生命状态，像一条表面平静的河流，将所有的漩涡都深埋在河底，而当人们漂流其中，又分明地感受到来自船下的震颤。鬼子就是非常善于抓住那些看似庸常的生存表象，在细节上不断地拓展它的空间，延伸它的长度，让它在几近繁琐的话语中缓缓地流出诗意的内蕴，淋漓尽致地凸现出它的审美韵致。
这种对生活自身诗性品质的着意延展，同故事发展中的偶然性相互组合，在话语层面上使鬼子的整个叙事始终保持着张弛有序的节奏，显示出鬼子对叙事技术的独特追求。
结语：在伤痛之外
鬼子的写作充满了生命内在的灼痛感。这种灼痛来自民间，来自生活的本源，更来自鬼子自身对苦难记忆的反复咀嚼和不尽的体恤。它既游离于主流意识和公众价值形态，又游离于宏大叙事所辐射的历史厚度，但它更逼近生命的真实。
我始终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写作从发生学上看虽然是一个绝对的个人化行为，但它又绝对地体现出许多集体性记忆。它不可能不与生命终极上的无望、感伤、困顿……发生关系，不可能不与存在内部的诸种可能性相关连，不可能不以种种价值取向深入到社会群体共同寻求的精神要素之中。鬼子在这种对存在本质的怀疑和追思中，分明地感受到了生命中那份无法排遣的焦灼，他无法为这种焦灼找到理想的出路，所以他常常不自觉地为笔下的人物选择了宿命的注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伤痛和无奈之外，又分明折射着鬼子对生存苦难积极承担的姿态，折射着鬼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作家对良知、道义和尊严的呵护，对艺术自身纯洁性的捍卫。而这，在充满喧嚣的现实中，无论如何都是极为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