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活动中的角色分析
张守龙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农村基层干部的职业活动包括宣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管理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乡村社会。他们承载着来自于党组织、上级政府、村民和干部家庭的角色期待,扮演着人民“公仆”、政府代理人、村民代言、乡贤式的能人和自利经济人等多种角色,每个角色都拥有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当这些角色所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发生矛盾时,或者基层干部对角色的理解与角色期待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表现为人民“公仆”与“两面人”之间、政府代理人与村民代言人之间、乡贤式的能人与自利经济人之间的角色冲突。上述角色冲突会造成农村基层干部顾此失彼的心理困境,妨碍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外部控制调试和内部控制的调试,才能加以化解。
关键词 :农村;基层干部;角色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为此,党和国家出台了多项战略举措,诸如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毛泽东曾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1]习近平则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了没有,落实得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实际感受,落实得好、落实得快,群众就拥护;落实得不好、落实得慢,群众就会有反映。”[2]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直接联系,他们在职业活动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其职业行为就是在不同的角色期待中进行角色选择和角色扮演。因此,有必要运用角色理论分析农村基层干部所承担的各种角色、角色冲突及其调试路径,以便规范其角色扮演。
“角色”一词最先来源于戏剧,指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的人物。角色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学者米德引入社会学领域。之后,一些学者对角色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并且被运用到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学之外的学科领域。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既具有社会客观性又具有个体主观性,“每个角色都有一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体系”[3]。每个人“在一定的社会中必然具有特定地位及其随之而来的角色,这都制约着人们对行为的发生和选择”[4]。换言之,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地位相伴随的权利和义务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方面的作用就是角色期待。“某一角色,即是与某一特殊位置有关联的行为模式”[5]。而行为模式则需要人们的主观选择,受个体对角色的理解、认同的影响。所以角色扮演可以定义为:个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位置,并按照角色期待和规范要求所进行的一系列角色行为[6]。如果个体承担多种角色,而各种角色所对应的权利义务相冲突时,或者个体对角色的理解与角色期待存在差异时,便会产生角色冲突,导致角色扮演进退失据。这时个体就需要根据社会规范和内心价值观来修正自己的角色行为,才能扮演正确的角色。
长期以来,学界已经对农村基层干部角色扮演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取得了丰富成果。例如,李志军认为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基层干部扮演的角色由政府代理人演变成了村民代理人和谋利型代理人[7]。李宇峰则把村干部的角色变化看作为由“原生角色”到“异化角色”的过程,“异化角色”包括“弱监护人”、“双重角色”、“赢利型经纪人”等[8]。吴毅、申静、陈静等认为村干部扮演的角色是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或许称“维持会”、“弱经济人”等[9]。显然,已有的研究为分析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行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见解,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把村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不包括乡镇干部,而且没有从角色期待、角色冲突及其调试等方面对基层干部职业活动中的角色扮演进行综合分析。
一、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期待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第26条明确指出:“本规定适用于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人大主席团负责人、基层站所负责人,村(社区)党组织(含党委、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所以农村基层干部既包括乡镇公职人员,也包括村民选出的村委会干部。他们的职业活动主要有宣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管理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乡村社会。他们一方面代表党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另一方面直接与农民接触和联系,承载着来自于党组织、上级政府、村民和干部家庭的角色期待。
(一)党组织的角色期待:人民的“公仆”
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本身没有任何私利,利益追求在于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对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党员干部具有先进性的要求。在政治上,要求党员干部做“政治的明白人”。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0]习近平则强调:“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11]因此,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一名忠诚有担当的好干部。在思想道德上,要求党员干部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还要有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对于党员来说还要以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自己。在作风和实践上,要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走群众路线,杜绝一切形式主义。因此,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活动中的角色期待就是按照先进分子的标准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
(二)上级政府的角色期待:政府代理人
从客观方面看,角色冲突源于角色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一致。而角色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合法利益的界定取决于法律、组织制度、规章和机制等,这些被称为外部控制。从主观方面看,角色冲突源于角色扮演者对角色的主观理解与角色期待不一致,而主观理解取决于角色扮演者的价值观,被称为内部控制。所以农村基层干部角色冲突的调试也应从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三)乡村农民的角色期待:乡贤式的能人
一般来说,乡村农民希望有一个公正和谐的生活环境和日益宽裕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对基层干部的角色期待就是“乡贤式”的能人。中国自古就有乡贤治村的传统,所谓的乡贤实质上是指“一个以非正规权力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12],即所谓“地方精英”,一般有公认的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他们在政治上有上通下达的能力,常以村庄代言人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抗上级政府意志和庇护乡民的特征;在经济上有较丰厚的财富,是发家致富的“能人”;在文化上有丰富的儒家知识,深受儒家礼仪教化影响,占据道德高位;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强的公益精神,修桥补路、扶贫济困,听民颂、禁盗贼,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当今农民同样希望农村基层干部能够增进乡村利益,在政治上能代表他们表达利益诉求,以实现他们的利益追求;在经济上能带领农民致富;在文化上能够德化乡邻,引领文明乡风;在社会生活中热心公益,化解邻里纠纷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乡村社会。
(四)基层干部家庭的角色期待:自利的经济人
通过旁路阀的打开,保证压缩机的实际负荷流量大于喘振边界线所对应的最小流量,防止喘振的发生。为防止出口流量波动对后系统造成影响,采用压缩机出口流量与循环气控制量超弛控制,高选后控制回流阀。其控制特点如下:
二、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是指在社会角色扮演中,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对立和抵触,造成角色扮演者顾此失彼的心理困境,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角色冲突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看,个体扮演多种角色,每种角色所对应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与这些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会引起角色之间的冲突,即所谓角色过载冲突。从主观方面看,角色承担者在自己的价值观制约下,对所承担角色的理解与客观的角色期待有差异时,角色冲突也会产生。农村基层干部在职业活动中承担着多种角色,既要对党组织和上级负责,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要对乡村居民负责,增进地方局部利益,同时也想让个人利益最大化。上述情况必然会在基层干部所承担的角色丛之间造成冲突,使角色期待与基层干部的主观理解之间出现差异,所以角色冲突不可避免。归纳起来,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活动中的角色冲突可概括为人民“公仆”与“两面人”之间、政府代理人与村民代言人之间、乡贤式的能人与自利经济人之间角色的冲突。
(一)人民“公仆”与“两面人”角色的冲突
乡贤有村庄精英的自觉意识,“在其位谋其政”,愿意为村民办事,获得声望、面子等社会性收益,以此获得个体的自我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农村基层干部执掌着公权,属于公共行政人员。现代社会将公共行政人员角色逐渐从公民角色中分离出来,他们是“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应该像乡贤那样有责任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增进公共利益。但每个干部又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普通公民,是理性的个体,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如果其个人利益追求与公共利益产生了矛盾,基层干部所肩负的两种角色便会产生冲突,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寻租”,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政策的执行,损害公共利益。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宅基地分配、工程发包、农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村养老、农村低保、救灾救济等活动中。
然而,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并不总是用党的先进性要求自己,认为党的先进性要求具有很大的宣传成分,自己难以达到那样的要求。而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己有“自利”的权利。特别是那些民主意识不强的基层干部,其眼中没有农民利益,工作中常常采用家长式的管控方式,大搞“一言堂”,不愿站在农民立场上深入听取群众意见,甚至以权谋私。显然,基层干部在职业活动中扮演着“两面人”角色,一面是对党组织和上级拍胸脯、作保证、表现出忠诚积极的面孔,一面是对群众则拍桌子、瞪眼睛、呈现出欺民压民的面孔。
(二)政府代理人与村民代言人角色的冲突
河流1 000 m以内的农村居民点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距离河流2 000 m以内农村居民点分布面积最多,面积占比高达79.7%,且平均面积与标准差明显大于2 000 m以外区域,表明2 000 m内外农村居民点规模差异明显,河流对其规模影响较大。距离河流大于3 000 m区域的农村居民点数量与面积均大于2 000 m~3 000 m区域,但斑块密度与景观所占面积更低。这是由于大于3 000 m的区域面积更加广阔,导致斑块密度与景观所占面积降低。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亲水性,但在易于获取地下水资源的地区,河流水库对其分布的限制性较小。
农村基层干部所面临的外部控制主要指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包括那些规范基层干部行为的组织、法律、制度和监督等。
农村基层干部不仅是行政管理人员,同时也是社会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有权追求自己的合法物质利益。邓小平也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3]所以在基层干部的家庭成员那里,发家致富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期待基层干部是“自利的经济人”,能为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课题组在皖西农村调研中听到基层干部家属抱怨最多的就是:事情多、压力大、待遇低、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甚至认为当农村基层干部“吃亏”。
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行政村为基础,构建县—乡镇—村、乡镇之间与行政村之间跨域产业与金融合作体系。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核心地位,建立健全农民信用合作,激活农村要素,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培育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激活市场要素,形成产融结合,构建城乡融合互动、金融和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
农村基层干部权力一方面来自上级组织、法律、上司。即便是村干部,虽是村民选举产生,实际上乡镇起着决定性影响,因此他们以行政人员的身份行使治理乡村的权力。为了获得个人升迁、评先进、晋级等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在职业活动中会绝对执行上级政令,很少考虑政令本身的正确性,即使上级政令与村庄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意愿不相符合,也会通过劝说、威胁等软硬皆施的办法迫使其服从。例如,在农地征用中,基层干部更多的是与政府合谋。而另一方面,基层干部有地方局部利益的考虑,村干部更需要考虑作为选民的村民利益,而上级政令一般着眼于整体利益,当地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不一致时,基层干部又需要考虑地方和村民利益,成为村民的代言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对不符合村民利益的政令,往往采取消极应付、敷衍了事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导致相关工作浮在表面上。例如,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欺瞒上级,把耕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粮食主产区的一些基层干部违反上级要求,悄悄地把一些粮食作物调整为经济作物;等等。在皖西皖北农村存在大量的早婚早育现象,为了能顺利办到结婚证、准生证,不够结婚年龄的新娘新郎会找关系到派出所将年龄改大;为了能生男孩,一些孕妇做B超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老人死后,其子女会通知亲朋和邻居在夜晚秘密发丧进行土葬;等等。面对诸如此类违背法律政策的事情,基层干部会守口如瓶,不向有关部门举报,甚至尽力帮忙操办。
(三)“乡贤式”的能人与自利经济人角色的冲突
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期待具有先进性,要求他们在职业活动中当好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其主要表现是:在政治方面宣传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向农民讲清党为农民要谋取的福利,增进农民对党的认同情感;在经济方面贯彻好党的惠农政策,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在社会治理方面做好诸如乡村教育、医疗、优良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之,党组织要求农村基层干部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焦裕禄、孔繁森为榜样,为广大农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获得党组织的认可,一般会尽量按照党的要求去做。例如,在发展乡村经济中有带领农民致富的愿望和行动,在扶贫攻坚中能主动与贫困户对接,在乡村抗灾救灾中会冲到最前面,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基本能按标准完成党建任务,等等。
三、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的调试
乡镇是我国基层政府,村民自治单位是附属的行政化组织,而政府的特点是行政权力纵向层级结构,追求的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下级能及时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所以上级政府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要求在于:一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有效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把相关的方针政策讲全面、讲明白、讲透彻;二是忠实执行各项政府决策,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因此上级政府对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活动中的角色期待是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即“政府的代理人”。
(一)外部控制的调试
总之,政府代理人与村民代言人的角色冲突使农村基层干部角色行为进退失据。当政府严格要求时,他们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要求村民服从大局和政府所追求的整体利益;当村民强烈要求维护自己利益时,基层干部又会帮助村民与政府周旋,其结果往往是既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也得不到村民的认同。
国际市场:上周,国际尿素价格持续小幅上涨,其中黑海小颗粒尿素离岸价低端和高端价格周环比均上涨5美元/吨,为265-270美元/吨;波罗的海小颗粒尿素离岸价周环比低端价格上涨2美元/吨,高端价格上涨6美元/吨,为 270-280美元/吨;中国小颗粒尿素离岸价周环比低端和高端价格均上涨10美元/吨,为295-300美元/吨。
首先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具有党建的光荣传统,通过党建将党的先进理念灌输到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头脑中。一是让基层干部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受到更多马克思主义教育,接受严格的党规党纪约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利益观,进而在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干群之间的联系,提高基层干部的公信力。二是强化职业精神和业务能力,做忠诚担当、干净的高素质干部,以提高拒腐防变和处理乡村复杂事物的本领。三是建立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体系,结合基层干部的思想特点和工作实际,让他们将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其次要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很多是由于多种角色相关的权利与义务的不一致,与之相联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上述情况发生的条件就是权力运行边界不明,表现为公共利益与私利、向上级负责与向村民负责的界限把握不清。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一方面用立法、规则或制度明确规定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清单,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另一方面增强农民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由此增强对农村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使基层公权的运行“有规则、有程序、有监督、有测评、有追责”,尽量压缩基层干部行使权力时的自由裁量空间,增强他们角色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避免角色过载带来的冲突。
根据表4,按损失率公式计算,铝箔包衣样品的平均损失率为0.75%,薄膜包衣样品的平均损失率为0.66%,两种包衣样品的平均损失率均小于1%,表明两种包衣样品在(20±2)℃、相对温度(40±5)%条件下放置12个月内基本稳定,但后者平均损失率更低。
再次要完善基层干部的考核机制。一是构建多元化的考核主体,改变那种单独由上级政府考核的制度,尽量把基层干部角色行为中的相关利益主体(诸如村民、乡村企业主和其他服务对象等)都纳入考核主体。二是构建层次化、明确化、清晰化、可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提升考核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减少考核的主观性,提高考核结果的认同度和说服力。三是构建农民群众对考核过程的监督机制,让考核结果及时向农民群众公示,对村民的异议能及时回应。总之,通过考核机制的构建要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干事、不谋私利、能正确扮演所承担的各种角色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让他们在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实现个人合法利益。
(二)内部控制的调试
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扮演是他们在角色认知基础上进行角色选择的结果。而角色选择则取决于角色规范和要求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从从道德的、法律的、制度的规范中,或上级命令和他人的要求中找到合理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角色扮演者的价值观起到基础作用。库柏说:“价值观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一种信仰类型,它比其他的信仰类型更为基础;它是我们信仰系统中的核心也因此是我们的‘态度’。价值观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去做的信念。”[14]所以内部控制调试主要是让基层干部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它会在缺乏规则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鼓励基层干部从事合乎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角色行为”[15]。
首先是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益观。农村基层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人民服务利益观,才能对自己承担的角色有正确的定位,即把自己定位为人民“公仆”和“勤务员”。这样才能使基层干部把个人的苦乐、荣辱、生死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定地遵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成为一个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尚道德的人,一个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进而在工作中才能克服官本位思想,避免脱离农民现象,从而为那些诸如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农民负责、谋公共利益还是谋取私利的冲突和困境找到解决的突破口,才能从为农民服务中找到解决角色冲突的依据和力量。
我们将“理性认识”阶段划分为“悟性”等五个认识层阶,同时,还尝试对“悟性认识”层阶的认识形式进行了详细区分[1]50。笔者认为“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多种表层或浅层的本质;换言之,同一事物的表层、浅层本质,可以为多种“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所反映。本文在对“悟性认识”层阶的“本悟”“体悟”“感悟”及“领悟”思维形式论述的基础上[2],拟就“悟性认识”层阶中的“渐悟”思维形式问题进行讨论。
其次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曾说:党员干部要“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16]中华民族是个特别重视道德修养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营养和道德力量,其中就包括官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官德。另外,重民思想、廉政思想、乡贤思想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道德责任感,进而形成服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在面对角色冲突时可以从道德责任和公共信仰中寻找依据和力量,就不会被公利和私利的矛盾所困扰。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J].求实,2011(6):3-7.
[3]费孝通.社会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63.
[4]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M].毛良鸿,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85.
[5]林秉贤.社会心理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246.
[6]奚从清.角色轮——个人与社会的互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80.
[7]李志军.制度变迁与村干部角色演变[J].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12(10):8-11.
[8]李宇峰.村干部角色定位的历史演进[J].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07(6):46-48.
[9]申静,陈静.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以鲁南地区农村实地调查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1(1):53-61.
[1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40.
[11]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J].社会主义论坛,2019(2):4-6.
[1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82.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14]特里.L.库柏.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5.
[15]单德伟、周思喜.浅谈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基于行政伦理视角[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8):14-16.
[16]河南省社科院课题组.党员干部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必修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N].河南日报,2014-06-12(05).
Analysis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Role in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ZHANG Shoulonɡ
(School of Marxism,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Rural grass-roots cadres'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clude propaganda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s and the state's"Three Rural"policy,manage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and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They bear the role expectations from the party organization,the higher government,villagers and cadres'families,playing many roles such as the people's"public servants","government agent","villagers'spokesperson","rural-sage-elite talented persons"and"self-serving economic man".Each role has a set of rights,obligations and behavior patterns.Wh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se roles are contradictory,or when the grassroots cadre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roles and the role expectations are inconsistent,there will be role conflicts,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rol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eople's"public servants"and"two-sided people",between government agents and villagers'spokesmen,between the rural-sage-elite talented persons and the self-serving economic people.The above-mentioned role conflicts will cause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which hinders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ole playing.Only through the debugging of ex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control can they be resolved.
Key words :Rural Areas;Grassroots Cadres;Role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9)05-0135-06
DOI: 10.16069/j.cnki.51-1610/g4.2019.05.021
收稿日期 :2019-03-16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研究”(AHSKY2017D28)
作者简介 :张守龙(1969—),男,安徽霍邱人。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校对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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