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文学的历史格局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20世纪的世界文学思潮、流派和创作倾向杂然纷呈，变动不居。但从它的基本格局和历史走向来看：东、西方文学的相互认同和差异，促进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进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并行与交融，实际是由实证主义和现代人本主义两大文化思潮相互冲突所致；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的趋同与结合及其神话倾向，将孕育着新的文学突破。
文学的命运总是坎坷的，它的荣光似乎注定是属于身后的，但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时期的文学像本世纪的文学在当代招来那么多推崇、责难和纷争。如果说是视野的阈限，使我们对过远或过近的事物都难以看得清楚，那么当20世纪行将结束，历史正在拉开20世纪文学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时，我们应该有可能以较为科学的态度，来审视近百年来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和基本走向了。
一、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认同和差异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1〕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事实， 但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东西文化之间的遇合、认同和交流还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早在1827年，歌德便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论证了“世界文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如果说以上论断在当时还多少带有预言性质，那么这种历史性转变的时刻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了。多少世纪来彼此相望而很少相互往来的两半球文学，终于开始从不同角度相互碰撞、相互认同了。
多少世纪以来，东方国家的民族文学主要是靠内部和地区性交流缓缓地发展过来的。而今，正当它们由于过于古老而显得步履蹒跚时，它们首次从外部，从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大撞击中获得了更新的活力，步入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而向来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学，也首次不是从传说，而是以介入的姿态在东方发现了文学的新大陆。亚非地区作家自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阿格农、川端康成、索因卡、迈哈福兹等也都相继获得了这一世界文学桂冠，这一切都是东西方文学相互认同的历史见证。东西方文学的这种遇合、交汇，既是历史发展提供的特殊机遇，也是东西方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同处于告别传统文学、开创现代文学的历史关头，都是以决绝的态度努力寻找全新的思维、感觉和表达方式，因而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相互借鉴、启悟便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文学一体化趋向中，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相互交汇和认同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西方各国文学的发轫期远落后于东方文学，但是当西方各国民族文学相互融合并已进入近代史时，东方各国的民族文学直到19世纪下半期，仍是多中心的分途发展的局面。因此，20世纪初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认同首先是对西方近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认同，是对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间文学发展进程的追步。而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的认同，则主要是从东方民族文学的多种发展形态及其内蕴的艺术、哲学境界中觅取灵感和表现手段。
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认同从根本上说来，是以民族独立、民主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为动力的。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使东方各国文学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选择，不能不以富于理想和进取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富于人道主义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同时，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焦虑情绪也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发生共鸣。作为东方各地区和国家现代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如二叶亭四迷、鲁迅、普列姆昌德等都主要是接受俄罗斯和北欧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启蒙，而泰戈尔、森鸥外、纪伯伦、艾哈迈德·邵基和郭沫若等人则主要是接受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东方各国现代文学的起步期也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历史发展特点。起步最早的是日本文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日本文坛的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虽广开大门，接纳了西方各种文学思潮，但落地生根的仍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而民族文学一度中断的印度文学、阿拉伯各国文学和黑非洲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走上民族文学的复兴之路时，也都是以西方近现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为基本形态的。
反之，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的认同也并非只是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为了克服西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的需要。总之，是西方思想文化摆脱传统重负、探索重建全人类精神文明大厦的需要。正如罗曼·罗兰1919年给泰戈尔的信中所说：“为了拯救欧洲，单靠它自己是不行的，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明白。亚洲的思想从欧洲的思想得到教益，同样，欧洲的思想也需要亚洲的思想。这两者就好比人脑的两个半球，有一个麻痹了，整个肢体就会萎缩，必须恢复它们的联系和健康的发展。”〔3〕这就使它更关注的是东方各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 包括宗教、哲学思想及其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精微、神秘的感性直觉体验。如在列夫·托尔斯泰、斯特林堡、卡夫卡、庞德、黑塞、布莱希特和塞林格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程度不同地找到他们对东方的佛、禅、道等宗教、哲学思想和艺术思想的认同和取舍。
如此看来，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认同主要是适应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的认同主要是适应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因此，在本世纪初，当东方各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崛起时，正是西方各国的现代派文学开始纷纷登台的时候。虽然本世纪的社会历史变化很大，但东西方现代文学的开端也大体上奠定了其后发展的基本格局。东方各国的20世纪文学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的；而西方的20世纪文学虽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最富于时代特征的仍是现代主义文学。这就使东西文学在相互认同，并开始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仍保持着某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它们都是富于革命性和批判意识的文学，但东方文学更关注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等客观世界），西方文学更关注精神（意识、潜意识等主观世界）；它们都是充满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焦虑感的文学，但东方文学中的危机、忧患意识和焦虑感总是与民族、社会的危机和忧患联系在一起，而西方文学中的危机感和焦虑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精神危机，亦即对于自我丧失、自我异化、自我分裂的抗议。这种逆向互补倾向，为本世纪世界文学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而它两极间所形成的张力又使它随时都处于更高形式的综合趋势。
应该说，本世纪东西方文学的相互交流和认同除了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各自的文学复兴和更新而外，还未产生出类似拉美文学爆炸那样的影响全局的热点。显然，东方各国民族文学虽早已开始走向世界，但毕竟还缺乏必要的现代文化积累，还缺乏足够的引爆力。历史过程一旦提供了这个必要条件，便不难看到新世纪的文学曙光将灿然升起。
二、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并行与交融
20世纪的文学是极其富于创造活力和探索精神的文学。世界历史的剧烈冲突、动荡不安和快节奏发展，为文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流派和创作倾向纷至沓来，变动不居。但从整体来看，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并行与交融为它的基本格局。如前所述，东西方文学之间的这种格局，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在西方文学内部，则主要是由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对立而又互补的文化思潮决定的。
实证主义思潮渊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经验学派，特别是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发展到本世纪则以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哲学为代表；人本主义则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特别经由19世纪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发展到本世纪，形成一股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强大的文化思潮。前者重视以经验归纳为主的科学（因果、逻辑）分析；后者恰好相反，认为人和世界的本质是生命的内在感性冲动，因此它不是理性思维的认识对象，只能凭自我的感性直觉——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来把握它的存在。显然，以反映经验世界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以表现内在感性生命冲动为主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分别对应于这两大文化思潮的。但是，从本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主流来看，由于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崩溃，特别是后工业社会高科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猛烈冲击，反理性、反传统、反逻辑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不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是现代主义文学更能反映西方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
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故乡是德国，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等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灵魂，而它的真正生身之地是法国。在法国，波德莱尔、韩波、马拉美的诗歌，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紧接着，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法国的纪德、普鲁斯特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把现代主义美学观念引进小说领域。总之，是“法国人孕育了现代主义运动，它慢慢地渡过英吉利海峡，然后又越过爱尔兰海，一直到最后，美国人把这个运动接了过去，以自己恶魔般的精力、极端主义和‘嗜大狂’给它增添了新的魔力。 ”〔4〕如果说20年代前后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心是在西欧，以法英为主；那么60年代前后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是在美洲，以美国、墨西哥等国家为主。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又是对前者的突破和否定。
相对说来，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虽然否定传统文学，但还未完全失掉对人生和艺术的信念，他们追求人生和历史的真实，渴求新的价值观念。表面看来，他们非常热衷艺术形式的标新立异，实际上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怀疑和否定一切传统的艺术反映方法。他们在创作本质上也追求存在的真实，只是不赞成从社会生活现象上去反映存在的真实，而是主张从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在那理性的阳光难以穿透的潜意识世界里寻找和反映存在的真实，确定人的存在价值。在这方面，意识流作家如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尼吉亚·伍尔夫等都是反对外在性记实和唯物主义偏执的典型作家。而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都是这样一些艺术实验，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以各自不同的认识方法来探索和表现人生和存在的本质真实。正如卡缪所说，现代作家大都怀有“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所以，这些作家所表现的虽大都是荒漠的心灵，阴冷、灰暗的精神世界，但他们内心充满激情，被难以名状的焦虑、苦恼、孤独和绝望煎熬者。他们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要创造这样一种艺术，它将成为这个没有宗教的社会里的宗教，世界的真实和人生的价值将在这精神的殿堂里得到庄严的显现。如普鲁斯特便是以长达三百万言的皇皇巨著去表现他所追求的“绝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真理。
但是，现代主义文学似乎生来就与任何稳定和秩序无缘。6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反传统的精神，并将它推到极致，成为一种更激进的现代主义运动。它不仅断言“人物小说”、“社会小说”已经过时，就连乔伊斯、福克纳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成为历史的陈迹，全都应该夹上樟脑球放进历史的博物馆了。他们以空前大胆的种种实验性手段致力于创造适应后工业社会心态的超传统、超现代，甚至超艺术、超形式的文学样式，除了影响较大的“新小说”、“荒诞戏剧”、“荒诞小说”、“黑色幽默”、“自白派”、“形式革新派”而外，还有诸如“超小说”、“超绝小说”、“反小说”、“新新小说”等等，不一而足。与20年代前后的现代派文学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在认识论上，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怀疑和否定生活和艺术的真实，嘲弄、蔑视任何价值观念。由于对世界本体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全面怀疑和否定，必然一方面导致有机叙述结构和规范性艺术形式的解体，情节、人物往往都是不确定的、混沌不清的，难以理解如同迷宫；另一方面，则导致文学的表现意识、表现形式乃至文学本身都严重泛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文学实验，似乎突然之间在实验室里爆炸成若干碎片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抹煞了艺术与生活、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而且抹煞了艺术形式之间的任何界限，终于由超小说、超艺术导致非小说、非艺术而与商品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合流了。这种倾向在美国和拉美各国的当代文学中尤为明显。
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并而行，并且形成互为消长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对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特定社会角色、性格类型的关注来说，它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强烈的主观色彩又使它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如前所述，现代的实证主义思潮，即使是以“科学主义”相标榜的实证主义，它所肯定的唯一真实的知识——经验，实际上也是仅限于感知能力所及的主观经验。这就使本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所关注的大都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主观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看作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即使是本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马丁·杜伽尔、布莱希特、莫里亚克、茨威格、格林等人的创作，也都是努力探索一个历史时代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侧重于表现主观精神世界对现代社会冲突的复杂反应。而70年代以后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这一趋向更加明显，作家不仅更注重传达主观的心理经验，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增加了更多的实验性因素，甚至不太讲究形象的完整性和情节的有序性。但现实主义文学对主观世界的内省毕竟有别于现代主义文学。一般说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内省往往囿于可以感知、理解的人生经验，因而他们的小说尽管时空倒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可以叙述的、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的精神活动也是大致清晰可辨的动态流程。
但是，对立之中必然有统一，并行之中必然有交融，特别是7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大趋势之一，美国作家贝娄和辛格可以说是这种融合的最出色的代表人物。这些作家不仅吸收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语言和表现技法，更吸收了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所包含的哲学、心理学观念。如贝娄这样的作家，就是一方面要做名社会历史学家，有一种类似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抱负；另一方面又说：“我想，无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每一位现代的作家都具有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我想一直到最近为止，我的历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现代主义的主张。”〔5〕
三、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的趋同与结合
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从来都存在着亲缘关系。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的时候，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和哲学、心理学自身的演变规律却使它们不仅在表现对象上形成殊途同归的关系，而且在表现形态上也出现了趋同与相互结合的倾向。这就是说，现代文学对传统写实文学的反叛，使它更有形而上的玄想性，如梅特林克、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黑塞、卡尔维诺、皮兰德娄等人的作品，其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那种强烈的哲学冲动和玄想色彩。而现代哲学、心理学对传统的形而上哲学、心理学的反叛，又使它们转而注重于从形而下的感性认识、体验的反思来探索人与世界的存在本质，如在尼采、柏格森、狄尔泰、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卡缪、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大量诗情的、非思辨性的，主要诉诸感性把握的文字，有些著作本身就是诗、小说和戏剧。在西方现代社会里，如果说人本主义哲学反映了哲学的诗化趋向，那么文学则反映了诗的哲理化趋向。像乔伊斯、普鲁斯特这些现代作家，他们从来也不肯安分地做一个小说家，而是想成为哲人。他们都想超出艺术和美学的范围，写出一部宇宙之书。而尼采、柏格森、萨特、卡缪等人也从来不满足于做一个耽于玄想的哲人，更想以火热的生命激情去拥抱、体验现实人生，因而他们笔下的文字同样饱含诗情。诗与哲学联姻，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对哲学的兴趣，已使哲学小说、带哲学倾向的小说和哲理剧成为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主要文学类型之一。即使那些不能称之为哲理小说的作品，也大都带有某种哲理意蕴。哲学已成为20世纪人文主义交响乐中的第一把小提琴手，它那引人沉思默想的曲调，总是或隐或显地回响于每一部有分量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即使是那些就文学传统而言，一向不怎么关心哲理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在二次大战后也都竞相热心于哲理思索，乃至一点也不让于德国文学了。
哲学史认为，20世纪的人本主义思潮肇始于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是他们最早发起了对传统理性的反叛，紧接着是尼采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德法生命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反理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人本主义思潮又是分为相互联系的两大股潮流。一是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继承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是侧重于从哲学角度继承叔本华和尼采哲学发展起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从内容来说，二者虽然都是从人出发来解释世界，但前者偏重于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使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本体存在，而后者偏重于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来寻求使人和世界相对立的本体存在。从时间来说，前者主要风行于本世纪的前期，后者则盛行于中后期。这样，当我们考察20世纪的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相互影响和趋同的过程时，就可以看到两个各有侧重点的发展阶段。
作为本世纪前期的经典作家如劳伦斯、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普鲁斯特、奥尼尔、弗·伍尔夫、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烙有“精神分析”和“意识流”的印记。据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说：“多少具有弗洛伊德气味和自称弗洛伊德派的作家为数极多……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题词对他的教诲深表谢意。还把作品寄赠给他……卡夫卡显然是有意识地探讨了弗洛伊德关于罪与罚、梦，以及惧怕父亲的概念。托马斯·曼自称是弗洛伊德的同道，深受弗洛伊德派人类学的影响，醉心于关于神话和各种巫术的理论。詹姆斯·乔伊斯或许算是最彻底和最有意识地发挥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对于潜意识的各种状态深感兴趣……。”〔6〕确实， 如果说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体现“意识流”学说的文学范本，那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可以说是实践精神分析学说的艺术杰作。“意识流”和“精神分析”学说不仅改变了现代文学观念，而且丰富了它的表现方法。梦幻、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倒错、变形、思想知觉化等不仅被广泛运用在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等现代派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广泛运用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
就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风靡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同时，继承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哲学观点的存在主义哲学开始发展起来。存在主义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思潮，还是在经萨特、波伏瓦之手与文学结合后形成的。他们的小说、戏剧有力地表明，当文学与哲学合二而一的时候，会产生何等震撼人心的力量。
由于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状态，它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和纯审美的态度，认为艺术的根源即在于生存的真理。因此，存在主义文学及其影响下的一代文学普遍忽视艺术风格、形式和创作方法等传统的美学规范。本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对艺术形式和传统规范的虚无主义态度应该说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的趋同与合一，必然造成文学的泛化，使文学不再是纯文学而是多种文化素质的综合，是文学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一切专门化的人文学科的综合。这就使文学所关注的已不是传统美学范畴内的“真、善、美”，而是一切以人的存在和价值为中心的认识领域。现代文学的泛化使它在艺术的感情魅力上或许不如传统文学，但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却远远超过传统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作家是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的身份来审视社会，执着地因而也往往是单纯地追求理想的美；现代作家则是以富于艺术才能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身份来省察人生，实验性的，因而也是多方位地探索现实人生的真实。
此外，西方评论界常常把20世纪的文学称为“现代神话”，这当然主要是就其象征、隐喻等思维方式上的类比而言的。正如古人在无法理解、更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只能按照自己的直觉和想象把自然力幻化为可以与人类相交结、对话的形象，以摆脱自己的困惑和恐惧；现代人在自己亲手创造的异己的庞大社会机器面前，似乎重新面临古人的困境，因而使现代作家有意无意地只能借用古代神话的思维方式来完成对于异己的失控的对象世界的虚幻把握。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是直接把古老的神话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把现实神魔化，这更典型地反映了拉美作家对那个充满灾难、完全异己的社会现实莫可理喻的困惑态度。另一方面，从现代文学的泛化来说，这也是与古代神话相类似的。在古希腊神话中，诗与哲学和宗教本是一体的，而现代文学对现代人文科学的高度综合，恰恰与古代神话对原始文化的综合相类似。古代神话作为人类文化的母体，对后代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当现代文学又一次表现出新的综合倾向而成为现代神话时，我们能低估它对未来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世界文学的划时代意义就绝不是文学自身的价值所能限定的，而是对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整个精神、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全面反省和改造。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它和现代自然科学成就一起看作21世纪全人类文化起飞不可或缺的两翼。
综上所述，20世纪的文学既是空前分化的文学，又是高度综合的文学，它几乎穷尽了人类自由想象的一切精神领域。因此，当我们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来描述它的历史发展格局和走向时，又不无汗颜地感到，它那复杂的内容似乎注定与任何认识模式都是不尽相容的。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一时还没条件站到一个更适当的历史距离之外观察它的缘故，那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描述也仍然不免有瞎子摸象之嫌。
注释：
〔1〕[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第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2—243页
〔3〕《罗曼·罗兰笔记·印度》
〔4〕西·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
〔5〕《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76年12月5日
〔6〕[美]莱昂内尔·特里林《弗洛伊德和文学》， 转引自莫顿·莱维特《精神分析读本》，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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