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思想认识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思想认识论文,两个文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紧迫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两个文明建设失衡所造成。这种失衡，即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本文认为，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这些偏差具体表现为两个文明建设“冲突对立论”、“先后论”、“自然上去论”、“推倒重来论”等。结合当前实际，从理论高度分析探讨这些错误认识，对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从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在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为防患于未然，本文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对这些错误认识作一剖析，以为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冲突论”和“对立论”的错误根源在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直观性
两个文明建设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两个文明建设是相冲突的，其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相悖的，发展市场经济就要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普遍地出现了吸毒、赌博、嫖娼、腐败、经济犯罪等反文明的丑恶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更有一些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甚至失去信心。而一些人由于认识方法问题，认为正是这些事实证明了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相对立的、不相容的。是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者说，要搞市场经济就要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或以精神文明的“滑坡”为代价。
这些看法割裂了两个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违背了两个文明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两个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双向运动。两个文明是互相关联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两个文明是互为条件的，少了哪一方面也不行。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积淀着一定的精神文明，并与科学文化和道德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若牺牲甚至放弃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但会失去智力支持和理论动力，而且还会偏离正确方向。丢开精神文明建设搞物质文明建设，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条件下物质文明也可能上得去。但如果社会风气变坏了，理想缺位，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这样物质文明也会偏离正确方向，使经济变质，出现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从而物质文明也会垮下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离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因为，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要发展市场经济，但理论上没有成功的模式，实践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仍在整合、探索之中。这就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就建设物质文明的主体也即人来说，其思想观念、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处于多元的选择之中，为保证正确的选择，一样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所以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说明了把两个文明对立起来，“一手硬，一手软”，抛开精神文明建设来搞物质文明建设，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相反，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越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越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只有两手都要硬，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义利对立论是两个文明冲突论的一种具体表现。持义利对立论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是不相容的，具体表现为，一是“重义轻利”甚至是“重义弃利”，二是“重利轻义”甚至是“重利弃义”。这两者各走一个极端，而在当前，后者的表现和危害更为突出。其认为，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讲“义”就等于否定了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因此，讲“义”无法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义”的立足之地。
“义利之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总的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义重于利是占上风的，人们对义的追求，成就了中华民族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和英雄业绩，正是这种精神形成我们民族源远流长、可歌可泣的“正气”。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以往大多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是在唯心论的基础上解释“义”，把“义”强调到压倒一切、消灭一切的地步。不仅仅是“重义轻利”，而且是“弃利”、“灭利”。如“何必曰义，亦有仁义而已矣”是为典型，“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极端。这些理论在封建社会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阶级借以掩饰其阶级私利和压制被统治阶级的精致的思想道德武器。
以往不敢言利、弃利，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敢于言利，利用物质利益的驱动，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强调“利”过了头走向极端，重利轻义甚至重利弃义，就会导致过分地追求个人的利益，从而使“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逐渐地泛滥起来。这种情况，助长了那种把市场经济的“利”和精神文明的“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
确实，近年来在社会上大量地发生着种种只顾竞争、自主、效率、先富、经济效益，而不顾协作、监督、公平、扶贫、社会效益的不良倾向和恶劣行径，似乎为义利对立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义利关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义和利应该是统一的。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作出了科学的结论：首先，要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革命精神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第二，要讲理想和信念，一个人要成为“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第三，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第四，在社会主义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发生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必要时还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总括一句话，义和利的统一就是讲理想讲信念，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实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要“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从辩证法的高度看，“对立论”和“冲突论”的错误在于：一是缺乏全面辩证的观点，看不到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形而上学地看待两个文明的关系，只看到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没有看到精神文明巨大的反作用；二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没有认识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三是用旧观念来衡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把进步与更新都看成为是“滑坡”，进而认为这种“滑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种只看到问题，看不到成绩，看不到前进中的曲折的典型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使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一个原因。这种思想认识方法，会使我们失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心。
二、“主次论”和“自然上去论”的错误根源在于认识上的直线性和机械决定论
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认为，物质文明建设是主要的和基础性的，因而是硬任务，而精神文明建设可待经济发展、物质文明上去后再说，因而在现时来说是软任务，可有可无，可抓可不抓。
这种认识错在不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功能和作用。其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它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及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起决定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若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软任务来抓，不但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上不去，还会引起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衡。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下来之后，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首先打开缺口之后，必将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动摇甚至崩溃。所以说，精神文明建设决不是软任务。思想认识上的机械地分先后必然导致实践和行动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漠视。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进一步要求“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十五大报告也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两个文明建设必须同步发展是一条客观规律。在今天，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综合推进的历史过程，也是两个文明建设一体化的过程。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精神文明建设，受制于人的素质及文明程度；在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中，文化含量、科技含量越多越高，也就是精神文明因素越丰富，就越有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两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不是分离而是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和贯通。机械地分先后的误区，只会使“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更加严重。
自然上去论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不用抓，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因而对当前在精神文明领域出现的问题无须大惊小怪。
这种认识看到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但却没看到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和制约作用，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泥坑。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部分属于上层建筑。虽然说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上层建筑又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继承性，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认为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是一种形而上学。认为经济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也不符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可谓不高，但却是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一切向钱看的现象充斥整个社会，理想信念失落、颓废荒唐等反文明行为，不一而足。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雅的文化、健康的文明，其经济和物质文明也无法搞上去。所以，“自然上去论”不仅有害于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利于物质文明建设。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丢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无法保证和体现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了。除此之外，这种观点也没有看到精神文明建设对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即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规范了社会主体行为，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由此可见，丢掉精神文明建设来搞物质文明建设，期待经济发展之后自然带动精神文明的发展，只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看不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危险的。而“自然上去论”会顺理成章地得出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反文明现象的“勿惊论”。既然精神文明建设会随着物质文明建设上去而自然而然地上去，那么，经济上去后，一切反文明的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所以对目前精神文明建设领域里出现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种看法是十分危险的。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市场活动中人们对个人、对本企业、对本地区物质利益的过当追求，会诱使一些人走向“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搞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甚至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这种种的消极和破坏因素，不仅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公平竞争原则、契约信用原则等等也是相对立的，而且任其泛滥还会使这些原则瓦解。目前社会上的反文明现象，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已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对这个问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丢开精神文明建设来搞物质文明建设，就会造成物质文明建设偏离正确方向，造成社会奢侈化、人们庸俗化、道德堕落化，最终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衰落。
三、“推倒重来论”的错误根源在于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否定观
这是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精神文明理论，以指导新时期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这是所谓的推倒重来论，是一种割断历史的、有害的看法，其实质是一种违背辩证法的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否定观。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也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如何重来？一种观点是“西化论”。其主张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主张精神文明建设走“全盘西化”道路。这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不容否认，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内容，是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的成果，不因社会制度或阶级而异，物质生产的自然过程和产品也不具有阶级性。然而精神文明的内容除了以社会意识形式出现的自然科学、语言学等不带有阶级烙印外，它的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国家和社会对其精神文明建设都要坚持其阶级性，尽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口头上否认这一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走“西化”的道路，不能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来建构我们的精神文明。当然，这并不是要我们对西方文明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关起门来，全盘拒斥和否定外来的东西。对西方的精神文明，也要一分为二，要吸收精华，去除糟粕。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腐朽文化通过打开的国门进入了我国，严重地毒害了人们的思想，既冲击了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又影响了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这说明精神文明建设不能走“西化”的道路，相反，还要采取有效措施，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西化”、“分化”，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牢牢占领我国精神文明的阵地。
另一种重来的观点是主张以古传统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思想重建中华民族精神。这种观点夸大了古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古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鲜明的封建性、宗法性、专制性和保守性。其不少内容是反民主、反科学、反进步的。它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本质上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的。当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不少瑰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但不能由此走上极端，走上复古主义的道路。必须明白，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不仅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正确对待和掌握这种文化，以及发展、运用这种文化，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选择“西化”或“古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所起的作用是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比拟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中国现、当代史的整个进程，而且还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起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最伟大的成果。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指导思想。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无合理的、值得继承的东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这段时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期间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当然是主要的，全盘否定就等于否定了我们过去的一切，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而也就失去了基础。坚持推倒重来观点的人看到了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的不足，也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这是客观的、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首先，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变革，变革的只是具体的经济体制，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其次，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以往的计划经济，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它们的上层建筑是共同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不可能过时和丧失其历史必然性，因而目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重建，而是继承和发扬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修正、完善以往的理论和观念，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添新的内容，并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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