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度下垄断功率的测量_市场垄断论文

不确定性下的垄断势力测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垄断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垄断势力① 的测度是产业组织理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以经济分析为基础，测度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对反垄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很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方法主要关注确定条件下垄断势力的测度问题，即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能明确知道事件的结果。事实上，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对于选择的后果并不完全知道，其选择行为存在风险，因此，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垄断势力进行测度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引言

对垄断势力的测度最初是由勒纳（Lerner,1934）于1934年提出的，他定义了勒纳指数L＝（P－MC）／P，并以此作为测度垄断势力的标准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

1954年，哈伯格建立了衡量垄断的社会成本模型——哈伯格三角形（如图1中的三角形ABC），他利用美国73个制造业在1924～1928年间的平均数据，估计出了由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DWL,Deadweighted Loss）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于0.1％。其计算方法如下：

图1 哈伯格三角形表示的垄断的福利损失

哈伯格得到的结论与一般经济学者的想象相差太远，他们对哈伯格的计算方法提出了批评，并由此激发了更多的学者对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计算。批评者认为，哈伯格的计算结果作为对垄断福利损失的最低限估计比较合适。1956年斯蒂格勒（Stigler,1956）最早对哈伯格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哈伯格对边际成本和需求价格弹性的假定不合理，并由此低估了垄断造成的社会成本。波斯纳（Posner,1975）进一步指出，垄断带来的社会成本除了无谓损失外，还有企业因谋求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其他成本，即寻租成本。1978年美国经济学家考林和穆勒（Cowling & Muller,1978）回避了对需求弹性的武断假定，他们利用1963～1966年美国734家企业的数据，估计出了垄断的社会成本。其方法如下：

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得出，DWL占GNP的比重为4％，加上广告作为寻租行为所造成的耗费，社会总福利的损失约占GNP的4％～13％。尽管以广告作为寻租成本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论，但经济学者对垄断势力造成的社会成本应包括为追逐垄断租金而耗费的资源这一观点，已达成了共识。

Tullock（1967）、Krueger（1974）及Posner（1975）得到的共同结论是：风险中性的寻租者的寻租活动刚好会耗费掉其所获得的所有租金。Posner（1975）、Cowling & Muller（1978）、Masson & Shaanan（1984）在对垄断势力进行定量研究时都接受了这一理论，认为垄断势力的社会成本中，包含了用可测度的垄断租金值来替代的不可测度的寻租活动中的资源耗费。

然而，Tullock（1980）发现，风险中性的寻租者的战略性行为可能导致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小于租金额。Littlechild（1981）对垄断租金刚好会被寻租者的寻租活动全部耗费这一假定的合理性产生了一般性怀疑。Hillman & Katz（1984）则解释道，如果寻租者为风险规避型的，那么能否成功变为最终垄断者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租值耗散率小于100％。接下来，我们将会探讨在不确定条件下垄断势力造成的福利损失的测算问题。

二、不确定性下对风险态度的选择与福利损失

Tullock（1980）在其论文中使用一个单期模型解释了当寻租率② 小于100％时，风险规避型个人之间的不合作行为如何导致古诺—纳什均衡。他以彩票的奖金类比租金，论证出通过增加寻租边际成本的斜率或者引入歧视机制将租金指定给胜出的寻租者，会减少寻租率。

Hillman & Katz（1984）在假定所有企业满足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lity function）且为风险规避型的前提下，应用了一个单期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初始财产。他们的研究表明，寻租活动耗费的租金比率将会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的增加以及租金额相对于初始财产比值的增加而减少。

在一个有关单期彩票博弈的分析中，Tullock隐含地假设了在寻租的竞争活动中仅有一个胜出者。Hillman & Katz也采用了一个单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把他们的分析限定在只有单个胜出者的情况下。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化分析，而是为了明确地指出，寻租者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唯一的胜出者。

有时寻租所得可以一劳永逸，但是，寻租者获得的租金经常被看作是垄断租金流的现值（Buchanan & Tullock,1968）。与Wilson & Jadlow（1985）的结论相同，即使一个寻租者取得了可产生垄断租金的地位，也不能保证该租金流可以维持（如通过反垄断行动）或不被转移到其他寻租者手中。Cowling & Muller （1978）承认垄断地位的保持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并明显超出了传统分析的范畴。同时，有关垄断租金维持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潜在的垄断者在寻租活动中的投资决策。在寻租行为中综合考虑不确定性，我们将会发现，相对于将可观测的垄断利润等同于寻租所耗费的资源时的情况，此时的偏离更大。

（一）风险中性型的寻租者

Tullock模型假设每个寻租者成为一个垄断者的收益率受到其相对于其他寻租者在寻租活动中的投资水平的影响。他的模型产生了古诺—纳什均衡的结果，此时每个人都达到了相同的最优投资水平，同时预期其他的寻租者也会采取同样的行为。

假设一个典型寻租者i，他所寻求租金k的期望值为：

（6）

其中，K为所寻求租金的现值，括号内的比率表示i获得K的概率，R是一个大于零的变量，并且与寻租的边际成本的斜率负相关，I代表了N个单个寻租者寻求租金的支出。假设寻租者为其投资水平选择了最优期望值，由于每个理性的寻租者会同样做，故有相同的均衡值。为了使V[,i]的期望值最大化，将对求导，使其导数为0，得到：

当N趋近于无穷时，s的极限值为R。因此，当时R＝1，所有的垄断租金都将耗费掉；当寻租的边际成本曲线非常陡峭即R＜1时，垄断租金没有完全耗费掉。

实际上，虽然某个寻租者在一个或更长时期内获得了垄断租金M，但此后他也可能会失去这个租金流，因此，上式应做某种变动，将这种实际情况考虑进去。这里采用Bierman & Tollison（1970）及Jadlow （1985）的假设，寻租者预期在一个时期取得垄断租金M，则他下一次得到租金M的概率为P，后面各期以此类推。这种几何级数下的结果使寻租者的垄断租金不同于永久条件下垄断租金流的期望值M／r，此时它变为：

当N趋近于无穷时，s的极限值为（RPr）／（1＋r－P）。我们将会发现，当垄断租金保持的概率小于1时，它的一个微小下降将导致耗费的租金比率迅速下降。例如，假定R＝1，r＝10％，P改变。当P＝0.99时，s＝0.90；当P＝0.90时，s＝0.45；当P＝0.80时，s＝0.27。由此可见，当寻租者的垄断地位不能永远保证时，将可观测的租金作为花费在寻租活动中的资源这种测量方式，会产生很大的谬误。由于大多数人为风险规避型的，所以，我们主要来分析垄断者为风险规避型时的情况。

（二）风险规避型的寻租者

Hillman & Katz（1984）发展了一个有关寻租行为的模型，该模型假设寻租者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按冯·纽曼—摩根斯坦定理来分析，他们为风险规避型的，并且他们有相同的初始财产，因此，n个企业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获得租金。不过，他们中有且只有一个会成为最终成功的垄断者。没有哪个垄断者能够保证获得该垄断租金，因此，垄断者面临着不确定性。垄断者增加其成功获得垄断租金可能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动用比竞争对手更多的资源来寻租。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可获取租金的期望值较小，同时，在寻租过程中不存在歧视现象，一个垄断者为寻租配置的资源越多，其寻租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垄断地位动态变化时的拓展分析

上面描述了寻租竞争活动导致只有唯一最终垄断者时的情况。如果用M／r来替代K，则代表了多时期条件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获胜的公司都会成为一个垄断者，且在以后各期均将取得垄断租金M。

同前面的分析相似，如果获胜的寻租者后期存在着失去垄断租金流的威胁，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一期或几期内暂时获得了垄断租金流，但之后也有可能失去这种垄断地位，那么他们会对租金值折现。这个模型可以做进一步改进：

上式表示了所有寻租者耗费的总租金相对于租金流现值的极限。对（20）式变形，可得到与之相对应的寻租者垄断地位能永远保持情况下的极限表达式：

（21）式即为租值耗散率的极限表达式，它表明了永续垄断租金值与寻租活动比率的极限值。继续对（21）式变形，在其式后边乘以，则原式可变为：

因此，当寻租者为风险规避型时，不管租金是相对较少还是较多，用垄断租金来测度为获得租金而损失的资源价值都不恰当。

三、不确定性下的垄断势力测度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

在不确定性状态下，均衡资产价格必须随着与资产相关的风险的改变而改变。假设效用最大化的寻租者有相同的期望，且他们面临的收益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给出，即假设其寻租活动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1）无风险的收益率；（2）风险升水，等于资产β与市场风险价格的乘积。此时，如果竞争条件下的回报率保持不变，则对垄断造成的福利成本的估计将会上偏，因为被解释为仅包括垄断租金的利润事实上还包括风险升水。

在此对三角区域无谓损失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正，以满足CAPM类型的资产均衡条件。也就是在这种市场均衡中，寻租者需要一个与每一资产相关的市场风险同比例的风险升水，并由此找到了估计此公式系数的方法。

利用可得到公式：

（23）

假设单位成本不变且存在长期完美信息均衡，Δ测度了价格超过成本的部分，且有：

（24）

这里，S为销售额，C为包括折旧的运营成本，r为竞争性条件下的收益率，k为资产的机会成本，而且：

（25）

其中，η为需求价格弹性。综合（23）、（24）、（25）式可得：

（26）

如果放松对完美信息的假设，则r不再为常量。资本的机会成本由回报率变量决定，按照CAPM由下式给出：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

以上介绍的是封闭经济条件下面对不确定性时垄断福利损失的测度，它假定所有销售发生在国内市场，经济利润从本国消费者身上获取。然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些利润也可能从出口市场中取得。对国外垄断报价产生了垄断福利损失，对这种垄断行为的干预关系到一国政府反垄断的取向和反垄断政策的适用问题，即是选择“本土化”（egoistic）还是“全球化”（global）。如果选择了“全球化”路径，则不管垄断发生在何处，所有的垄断福利损失都被认为是相关的。也就是说，考虑到一价定律，开放经济条件下垄断的福利损失与封闭条件下相等。

我们知道，进口是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有效替代。由于进口受本国反垄断法的管制，因此，国外商品与服务的垄断行为对本国的转移受到限制，在此条件下垄断价格会下降。当存在较高的进口销售比例时，尤其如此。如果这些产业的竞争相当激烈，那么垄断租金可能会很低。

假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政策为“本土化”路径，则情况发生了转变，这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1）出口商在非本国市场内是价格承担者，也就是说，所有可观测的垄断利润由国内产生；（2）出口商获得与本国市场相同的收益率。第一种情况下的利润加成S－C－rK／S修正为国内价格超过进口价格时的加成，

（三）参数估计过程

η的处理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常量。最初将η看作常量的是哈伯格（Harberger），将η设为1，其后Siegfried、Tiemann等人也将η设为1。也有其他人将η设为其他值，如Bell将其设定为1.5，Schwartzman将其设定为2。从前面的公式可以明显看出，垄断的福利损失与常量η的绝对值成正比。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设。运用这种方法时，需要有完全相符的假设条件。为将此条件应用到某产业中，必须假设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按一个垄断者的方式行动。此时，需求必定没有弹性。在高度集中的行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需求弹性很有可能被夸大。于是，在对垄断造成的无谓损失的估计中，由于夸大了收益率比平均收益率小的产业的损失，因而结果将会产生一个潜在的上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