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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6-0021-10
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历史悠久且最具创意的独特机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人类各种文明各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Charles M.Schulz,1922-2000)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使得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力资源的组织由人类社会边缘正式进入社会中心区域，80年代初以罗默(Paul Romer,1955-)与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样态更迫使现代大学站到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成为社会“轴心机构”。自此，有关大学性质、目标与理念的分歧与论争再次风生水起，尽管仍然很难对上述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鉴于几乎所有大学“病态”表现都与官僚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直接相关，因而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探讨当前大学理性失范的概念、具体表现及其根源。
一、“马车之喻”与“萨默斯事件”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大家，他的理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宏大体系，甚至留传后世的很多成对概念，如真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与多、动与静，都始于此公。后世任何一个哲学分支，都能从他这里找到起源。正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所说：“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说人的灵魂是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的。①其中，灵魂好比是一驾马车，理性是驭马者，激情是温顺的马，“知廉耻，能自制”，欲望是顽劣的马，“寡廉鲜耻”。灵魂的善恶，取决于到底是由那位驭马者（理性）控制了这驾马车，还是任由那匹顽劣的马（欲望）控制着马车狂奔。因此，要驾驭好这驾马车，灵魂的三个部分就需要分别对应三种德性：节制、智慧和勇敢。其中，欲望对应节制，理性对应智慧，而激情对应勇敢。如果三种德性都达到了，那么马车就能驶好，因而也就能够达到第四种德性：正义。在柏拉图的视界里，灵魂具有两个世界的特征，其本质既有理念世界的东西，又有知觉世界的东西。作为“理性”的理念世界，是知识和与之相对应的德行所在地，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作为“非理性”的知觉世界，则可区分激情与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前者倾向于理性的高尚因素，后者倾向于抗拒理性的低贱因素。②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可以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即用优雅的言词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和文明；然后，两者共同领导欲望，一个出谋划策（理性），一个奋勇作战（激情），监视贪恋，恪守本分（使欲望得到节制），成为智慧、勇敢、节制并最终正义的人。正是柏拉图在雅典城外创建阿卡德米学园所倡导的“理性—智慧”的思想，成为西方大学精神的发展源头，引领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沧桑，在孜孜追求“至高无上的智性和美德”（纽曼语）的道路上，成为人类“才智之都”（克尔语）。
2001年，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1954-)高调出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在上任伊始，董事会用19世纪早期昆西（J.Quincy，任期1829-1845年）校长的话，向萨默斯交代哈佛大学校长的职责：确保“理性这一精神财富真正发扬光大”。③然而，五年之后，2006年6月，哈佛大学第355届毕业典礼在大雨中如期举行，但这也成为萨默斯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公开露面的机会。据在场者回忆当天的情景：“萨默斯校长带着感伤的语调为毕业生送行，其实也是为自己送行。”而萨默斯本人在辞职信中，如此写道：“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同仁们的隔阂，已经令我无法推进对哈佛将来而言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黯然离职的校长④。从根本上讲，大学的理性和真理之风必须压倒对权力的滥用，但在萨默斯管理下的哈佛，学生和教师就像政府眼里的选民，只是一个个利益群体，而不是生动个体的组合，他甚至在设计校园规划思路时认为“有时恐惧可以代替理性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批评者指出，他就是用这种思想为其在哈佛“革新”中的傲慢、专制、粗鲁行为正名。而一些同事则感叹，萨默斯是天生的“经济动物”，处事方法或许“更适合华盛顿而不是校园”。从传统上看，“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作为哈佛校训与第一准则，强调两点：第一，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第二，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华盛顿政坛无限风光，哈佛校园黯然销魂，“萨默斯事件”生动诠释了哈佛作为传统大学组织的理性精神，反对特权，崇尚平等，而不管个人身上曾经拥有多少光环。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优良传统的秉承和努力进取，“张扬理性、追求真理”这种最初的思想最终成为大学的传统精神和重要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还可以说，“萨默斯事件”是当前大学困境的一个产物，而非其根源。在当今社会普遍追求“一流”⑤（excellent，或称为卓越），强推经济主义(Economism)逻辑与跨国公司式（TNCs，即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管理方式时，是否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大学校长应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或用“雷丁斯(Bill Readings)式话语”追问“大学除了争创一流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即在现代性的黄昏时代，还能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大学吗？这也是在追问，当大学失去了文化使命后，除了成为单向度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官僚分支以外，它是否还能成为别的什么？”⑥这样的发问对今天试图冲击“一流”的中国大学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毋庸讳言，如果把“马车之喻”作为大学的“隐喻”，不仅生动，更见深刻。作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种历史悠久而结构独特的组织机构，作为人类的灵魂与各种精神的发酵地，在中世纪，大学作为“最黑暗时代”萌生“智慧之花”，开始“闪烁一些非常耀眼的光芒”；在15-17世纪，大学尽管身处经院哲学的堡垒中，依然为人文主义抱负向社会输送有高度德性和理性的绅士；19-20世纪，大学开始把“沉思”与“理性”高度统一，成为高度自治的“学者社团”和“理性共同体”，从指引人类前行的“启明星”与“灯塔”演变成灯火通明、光耀千古的“智力城”。这一路走来，就是上千年历程。但如今从来没有一种组织机构，像大学一样承载了如此众多的期望与重负。柏拉图“马车之喻”精妙之处在于点明灵魂的马车必然要求用理性与智慧来统帅激情与欲望；哈佛“萨默斯事件”让人痛心之处则在于作为校长的强权者试图用权力与欲望取代大学传统的理性精神。两相映照，如同勾勒出的一幅高等教育史上古今学术对话的场景，让我们看到，如何对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有重要问题的论争，永远不会终结。正如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1852年5月10日上任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Dublin)新校长伊始的第一场演讲中所讲：“先生们，在探索现在已经引起很大兴趣并引发出许多讨论的一个问题，亦即大学教育问题的这一场合，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某种解释，换言之，在对于这个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和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之后，我依然认为，每一个领域依然期待着争论者或者探询者再接再厉的努力。”⑦这句话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从那个时期以来，引发出了更多的对大学的讨论，更不用说是今天探讨有关大学理想、理念及其属性的汗牛充栋般的文献资料。在这些或保守或激进、或封闭或开放、或悲观或乐观的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人们终归意识到，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博弈的最基本形式；也正因为这种博弈和论争，才有悲观者的“大学废墟论”，保守者的“大学回归论”，乐观者的“再度崛起论”……笔者以为，正是在如此绵延不绝的历史冲刷与时代变迁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学者及其声音的存在，大学才真正呈现出理性共同体的精神活力：“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福柯语）；是“众语喧哗”（巴赫金语）；是融理性与情感、保守与开放于一炉的精神之所，是对博大精深、歧异纷呈的文化源流的殷殷执著；“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语）；并最终确定“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⑧，若果真如此，在人类漫漫“文化苦旅”中，正是大学理性以其内在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今天大学受到“丛林原则”更加无情地制约，其功能愈加多元化，且更具开放性，但只要大学理性及其精神犹存，大学就不会退化成人类社会可有可无的“盲肠”，并仍将在残酷的“丛林”中艰难前行并维护着自身的尊严。
二、大学理性失范：概念、表现及其根源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持续增加，人数从1998年的786万增加到2009年的2979万，毛入学率也从不到10%增长到24.2%，每年高校输送的毕业生从1999不到100万到2009年突破600万，完全迈入大众化阶段⑨。然而，当下大学“五光十色”之怪状的确让人瞠目结舌，难怪有人感叹于“没有真正的大学”，有人悲哀于“公司、商行、卡拉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这反映出了曾经让人骄傲的大学系统消极的一面：用专业术语说，“没有真正的大学”或“大学缺乏理念”至少部分表明，当今大学行为与大学身份受到质疑，大学走出了“象牙塔”，拥抱官场与市场，差异日渐模糊，边界渐趋消退，传统身份受到挑战，正在形成一种与以往既同质又异质的身份认同。大学成为“服务站”的隐喻表明，“随着新的服务和活动的不断增加，大学已滋生了像许多庞大机构一样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学的表现就像‘枪手’，愿意按吩咐办事，去帮助任何拥有足够权力和金钱的群体实现其抱负或野心。”⑩正因为如此，大学系统开始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批判与问责，甚至被直接冠以“非理性发展”或“理性失范”的称谓。
“失范”（anomie或anomy）作为社会学术语，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所谓“社会失范”，一方面是指社会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产生紊乱而导致功能丧失，无法指导与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使整个社会秩序呈现无序化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社会成员违背主导的社会规范的行为(11)。因而，“失范”不仅指个人行为，也涉及群体行为。“失范”一词来自希腊文，在16世纪的神学中指不守法，尤其是亵渎神。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约（Jean Marie Guyau,1854-1888年）最早在学术意义上定义并使用失范概念。在居约看来，失范是伦理进步的标志和道德价值的体现，是个人自治的必然后果，也是个人获得解放后个体自由伸张的标志。和居约同时期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从居约早期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发展了失范概念，并引入社会学中，使该概念广为人知。1893年，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到了他对居约的失范概念以及他的道德观念的不同理解(12)。涂尔干认为“失范是所有道德的对立面”，这就像公理一样无需证明，“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它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13)因此，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是指一种与正常现象相对的反常的社会状态，其本质特征是社会整合的病态征兆，是“社会在个体身上不充分在场”的结果(14)。失范概念在居约那里以“正面形象”出现，到涂尔干时则以“负面形象”出现，是因为它们分别居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之上。涂尔干是孔德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继承人，强调社会事实和分析的社会性质，认为社会的道德要在个人道德之上；而居约则认为个人道德才是至上的。居约看到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个人是积极的行动者；涂尔干则强调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道德符号的外在性和压力是永恒不变的，失范本质特征是一种反社会形态，完全是社会整合的病态征兆。总之，失范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紧张状态，“首先，就强调整合的传统理论来说，失范既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动倾向，又是这一理论无法逃避的社会基本事实；其次，对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失范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态现象，它对整合理论的基础并不会构成多大的威胁。”(15)
何谓“理性”(reason,vernunft)?一般词典上的解释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二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哲学界普遍认为，理性概念至今仍未必可称为广为知悉并达成共识，它事实上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16)。在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把将理性作为思想核心的学说统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底座。具体来说，理性主义包括三方面的内涵：(1)是一种世界观，把世界看成一个合乎理性、和谐有序的整体世界，人只要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便可以认识它的规律；(2)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把理性看成人的本质，认为最好的生活是遵循理性指导去生活；(3)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尊重理性，崇尚科学，重视逻辑思维，相信知识的力量(17)。这种理性主义体现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世界观，认定世界万物中存在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逻各斯”；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并认为人可以通过其特有的“理性”能力确证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依照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探寻理性的历史，而所谓探寻理性的过程就是“认识”，而探寻理性的结果就是“知识”。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特有能力，自人类诞生起就内在于人自身，而理性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特有观念和态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整个宇宙的客观规律，可以凭借理性所提供的手段和工具使整个世界获得改观或进步，其实质是一种理性信仰。理性主义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理性逐步推崇和信仰的过程，而该过程正好与大学“价值中立”、“学术自由”、“理性共同体”等观念生成相恰相关。在西方文明史上，尽管理性作为人类智慧之果曾经创造了极大的辉煌，但它由于一方面过分相信逻辑的规范性与自身的确定性，过分追寻世界的直线式进步，在认识与征服世界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过分重视理智力的作用，几乎完全忽视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的内在生命体验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的作用，忽视人的本质、存在、价值、尊严与意义，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人类自身相关的问题时又流露出了强烈的去人本主义倾向，因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遭受到了各方的非议、歧议与拷问，甚至被一步步拖进迷惘与失范的境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混乱（有时直接表现为“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主要在于“人们只看到它的物质成果，而渐渐忘记了它的内在要求和合理行使。”(18)一般而言，这种“理性失范”通常最先体现在经济与政治方面，随后侵入文化领域，最终肆虐于大学系统。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盛。在经济方面，理性失范主要表现为受市场经济的盲目驱动，经济行为出现失控，使得灵魂的马车受欲望盲目驱动冲出了理性的轨道，误入歧途。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肇始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由发达国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暴露了人类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非理性”病症。在政治方面，理性失范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与权力的失范。新的制度规范与权力规范没有建立，各种制度与权力均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各领域双重规则并用，正式规则式微，“潜规则”横行。
理性失范在大学这一特定系统的特殊表现可称为“大学理性失范”，它根源于大学片面追求学术知识的外在功用（主要是经济功用与政治功用），而渐渐遗忘大学理性的(19)本质功能与内在要求。如同普遍意义上的失范一样，大学理性失范同样表现为大学转型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紧张状态，即大学理性失范既不完全是由于大学理性自身的迷失造成的，但确实又表现出了普遍的理性失范特征。就世界范围看，大学理性失范首先表现为大学系统价值判断尺度偏移，大量滋生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其次表现为学生人生观定位错误，悲观主义、轻生厌世、玩世不恭等情绪在校园流行；最后表现为“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流行，导致大学高雅文化庸俗化、颓废化，甚至严重扭曲。可以说，这种文化直接源于发达国家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仅把文化理解为当下、娱乐、游戏和消遣，轻视甚至否定大学教育与文化的前瞻性、思考性、启迪性和教育性功能。就中国目前情况看，大学理性失范除上述病态表征外，直接体现为大学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可称为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抽象一点说，当代大学正面临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与经济主义(Economism)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胁迫。而且，当前“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也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外在体征与内在特质。
尽管官僚主义在日常生活与学术语境中都不陌生，但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语境中却出现较晚，且从西方转译过来。它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现代汉语词典》把官僚主义解释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20)作为官僚理论的鼻祖，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由于关心官僚体制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影响，尤其关注并忧心大学中的官僚制度。通过德美两国大学官僚制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在美国大学教师职称管理中，带有雇佣性质的“助教”制度很早就纳入了官僚科层的制度框架，而德国“同僚制”支配下的“编外讲师制度”基础面临逐步瓦解，研究所设立“助教”的新制度开始诞生，最终结果表现为“大学在两种体系对抗中逐步朝着官僚化的方向变化”(21)。对于大学体制中的官僚制（Bureaucracy，或称科层制）与官僚主义，韦伯曾经指称为“类似军队内部的晋升模式或者平等的权利……这里所指的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要保住由平等权利和随时可以实现的根据工龄论资排辈的权利——希望完全得到这样一种安定的身份保障。这正是要抹杀自由竞争和斗争的原理，使得日常生活一成不变起来，开始制造出‘隶属于未来的容器’”，(22)。韦伯正是从制度根源上描述了普遍表现在现代大学身上的学理意义上的“官僚化”现象。在当代中国大学，官僚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显然包括当前受到普遍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倾向”，即在组织架构与日常运作方面，大学与行政机关的体制构成和运作模式基本相同，并存在严格的行政等级差别。这种大学“官僚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学构架的行政化，即在国家等级序列中，大学地位被“行政格式化”。与国家各级官僚行政机关一样，大学具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在地方甚至还有处级大学。不仅在国家等级序列中大学被“行政格式化”，而在大学内部，院系所也被“行政格式化”，完全按照行政机关的行政等级要求，都套上了相应的行政级别。由此带来的恶果具体表现为：(1)行政与学术边界模糊，行政权力几乎掌握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不仅决定大学后勤、基建等，而且随意干预学术事务，决定大学学术事务，包括学术职位安置、普通教师聘任、学术成果评价等等，甚至连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都由于行政权力的控制而可能名存实亡；(2)学术权力行政化，即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讲究级别，奉行行政系统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甚至以学术兑换权力，形成权力崇拜；(3)行政权力官僚化，背离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宗旨，行政机构监管教学科研，从服务机构异化为统治机构，行政权力异化为官僚权力。大学系统的行政化与官僚化倾向造成了大学系统内的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并直接成为我国大学培养出杰出人才的瓶颈与障碍。
“经济主义”是“以经济为目标同时以经济为手段的倾向”(23)，作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它迫使大学从“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并呈现出学术知识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典型特征。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真正确立其基本理论框架。在这过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教育经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从1960年到1963年的短短四年内，他先后发表《用教育来形成资本》、《教育和经济增长》、《回顾人力投资的概念》和《教育的经济价值》四部著作，构成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理论的基本体系框架。舒尔茨认为，教育和知识的进展（即大学的研究活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这一观点不仅构成了舒尔茨教育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成为教育经济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随后，围绕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效率最优的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立场，既构成了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流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也影响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多种思潮中，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想描述最生动的就是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针对大学学术人员的新型劳动特征和大学市场化的处境，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ealie)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学院及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24)，是学院及教师们为了获得外部资助而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准市场努力。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知识公共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系统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新生环境里：国家出于全球竞争需要，竞相投资技术科学以及与市场接近的学科，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学开始以企业方式运作，利用它特有的学术资本去争取更多的收入来源，表现出一种学术资本主义趋向，大学因此日益转变成创业型大学；大学教师被迫越来越多的在竞争形势下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大学学术劳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学教师既在公立院校充当资本家，又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也就是说，当学术知识成为大学机构或教师私人获取利益的知识产权时，学术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它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据学者研究，大学系统的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如下四方面：(1)在知识经济或所谓新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由经济价值界定高等教育的目标；(2)由经济关系界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关系；(3)由经济投入界定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4)由经济利益诉求界定学术人员的行为驱动力。(25)
综合起来，大学系统的“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倾向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喧嚣成为大学校园生活的常态，大学机体自身面临严重失范或失调，社会把对大学的需要蜕变成对大学的欲求；另一方面，官僚组织的绩效观与知识工厂的市场化理念全方位渗透到大学环境中，导致校园政治化、企业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于是大学的性质、定位、功能、使命都与社会其他组织使命趋同化，边界模糊化，大学至高学术理性和纯粹人文精神弱化，甚至被抛弃，大学再次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
大学理性失范直接表现为大学严重的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根源于“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但不可否认，至今仍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客观上强化了这种失范。近20年来学术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争，其本质就是当代理性的定位与命运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流派包括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出版《后现代状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论坛的前台，“体验的时代”、“感性的时代”等“反理性主义”思想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表现形态。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因而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如“现代进步”、“合理性”、“意义和价值”、“规律与目的”等都已经过时，不能描述和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状况，因而在解构和淘汰之列。“不谈进步，不谈目的，不管意义与价值”便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思想特征。“现代主义”则主张，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并未过时，其生命力犹存。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美国学者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等人指出的，解决现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彻底摧毁现代理性观，而在于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反思，重新阐释理性，以适应当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26)。因此，断定现代性的发展命运已告结束，未免过于匆忙。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旨，现代化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概念不仅不是毫无意义，而且是尚未完全展开或尚未充分实现的社会理念。因此，当前不是急于宣告理性的死亡，而是应该努力探究一种新的社会合理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以交互主体性和交往理性予以取代，重建现代性。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旨在重建其交往理性，成为适合信息社会的新理性观(27)。显而易见，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理性的历史定位或历史命运问题上。
三、关于大学理性失范的评析
从中世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来，大学由于其发展科学知识的贡献与“纯学术”追求，充满了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被冠名为“象牙塔”。然而，随着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与官僚体制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一方面，大学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密切，官僚思想侵入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体制，作为国家机构的大学取代了作为理念的大学，大学系统日益沦落为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大学开始承受非理性思潮不确定性的拷问，导致智性与美德的分离，学术探究中的不确定性与校园玩世不恭的信条迫使大学试图摆脱原有理性生活的传统与规范，甚至部分放弃对理性与客观性的信念。从表面看起来，大学似乎丧失了自身的理性传统，放弃了独立的自治信念，表现出了种种理性失范的特征。然而，正如普遍意义上的失范一样，大学理性失范同样是现代大学变革与转型时期不可规避的张力：针对传统的大学理性来说，大学理性失范代表了现代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理性秩序的紊乱与道德规范的失衡，是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社会基本事实；但相对于正常状态的大学理性秩序而言，大学理性失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理表现，最终它对现代大学系统的理性基础并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中世纪史研究专家韦尔热所指出的，“研究大学现象的社会方面问题的特别必要之点，是不要孤立地看大学现象，而需要普遍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因为大学作为自治行会，与周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8)这实际是在告诉我们，在研究大学理性及其失范的相关问题时，同样要特别注意大学与作为外部环境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发现大学行为的历史规律。
首先，早在20世纪初，通过德美两国官僚体制比较研究，马克思·韦伯就发现官僚体制当时就已成为大学系统的外在环境，即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慢慢渗透到包括现代德美大学在内的现代大学系统内部，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的大型化、经营化和专门化的官僚体制，贯穿了整个现代学术体系。从那时候起，学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就几乎不可避免。尽管大学机构与官僚体制这两种体制的构成及其逻辑存在很大的落差，而且它们之间的不协调与矛盾正好涉及到韦伯本人的学问论与世界观，但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韦伯基于学问伦理原则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行动选择：一方面承认象征官僚化进程中的所长负责制，承认其中的服从关系，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立场反映到了维护大学“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的具体行动上，扛起“责任伦理”的大旗冲在斗争的最前列。正如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大冢久雄指出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言及了对探索现代科层社会如何保持个人自由方法的学者来说，必然要提出的根本的问题——“专家”的生存方式问题(29)。也就是说，时代仍然需要真正具有“责任伦理”的学者自觉承担起救助这个系统的学术职责，即使未来“面临官僚制度的趋势的优势，还是能保持某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活动自由，还能在某种程度进行挽救，我们首先这样去做的话，还是有可能的。”(30)而20世纪70年代图雷安的声音也似乎印证了那个时代先知先觉者的忧心，因为“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31)因此，要“以学术为志业”既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韦伯自身大学论的总结，又可以作为当下世界极端官僚化背景下专家对年轻一代叙说要对个人事业奉献职业伦理的劝言，并在痛惜科学技术局限性的同时，对科学价值的信仰进行了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重申学者的个体责任感和学术共同体的自尊感是克服大学官僚化与职业化、保证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其次，大学的经济主义倾向实质表明的是大学与经济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在科学研究上，政府财政支持不足，促使大学与学院科学家以研究上的密切合作与回报来获取私人企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科学发现与实际应用之间的间隔大大缩短，大学通过企业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迅速向产业界转移，因而企业与大学之间利害关系更大，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增强了。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大学转向外部世界，“谁出钱，谁做主”的资本原则使得资助者目标决定大学研究的方向，从而加速了大学重心的外移。而且，政府通过引入种族、性别、社会地位、大众化、普遍入学机会等“反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标准，通过“开放大学”、“回归教育”、“终身教育”等新的概念，与“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思想模式一起，形成了干预与控制大学事务的新模式，并在60-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扩张的原动力，90年代以后仍然留存有这方面的影子。显然，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依然在模仿并实施这种强力的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这总体上要求大学必须更功利一些，更实用一点，少一点理想主义，更接近当代生活的现实。甚至可以说，市场机制的横行，全球化的推进，学术资本主义的成型等等，都深刻影响着大学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这样，大学在成为后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后，昔日“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大学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拉克·克尔感叹：“我们距离一个单一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事实上，它们现在多数更加处于民族国家内部被控制的公用事业的地位。”(32)
第三，由于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几乎完全遗弃了理性主义的传统，采取根本弃置理性以及否定性继承的态度和解构的方法，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范式产生了剧变，并间接对现代大学功能、目标、思维方式、学习模式、课程计划、授课方式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现代社会究竟如何与理性沟通与互联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通过构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概念解读资本主义文明时就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是“靠勤勉、刻苦（禁欲），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合乎理性），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然后在近代欧洲蔓延开来……作为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它驱动着人们按照目的合理性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33)换句话说，理性化作为一种同传统观念、传统思维方式相对立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乃是贯穿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在经济领域，理性化就是要摒弃非理性的欺诈、暴力、投机和巧取豪夺，以理性的手段追求正当的赢利，并将合理的价值增殖视为最高目的；在政治领域，理性化表现为从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转变，权威的行使应建立在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律的正当要求基础之上；在思想领域，理性化表现为从不受约束的情感、欲望逐渐走向理智，用冷静、清醒的眼光来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因此，可以说，近代工业化的完成并不标志理性及其理性精神宣告结束；而且，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与理性化程度是相辅相成的，理性化程度越高，现代化程度才会越高。关于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选择”的关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曾经指出，在社会选择过程中的最大化方法存在局限性，有必要进行修正，最大化充其量是理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理性不仅用于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的集合，而且也用于省察这些目标和价值本身，否则最大化行为会愚蠢无比，并缺乏理性的估价。理性绝不可以仅仅只是一种追求某些既定的、却未经审查的目标和价值集合的工具性条件(34)。因而在阐述理性与自由的关系中，森拓展了理性的条件，强调了获得自由必须依靠理性；同时也指出，只有基本能力获得保障下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促成人们去更深刻地理解自由。此外，当前“集体行动理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由于激烈竞争常常会将那些不能尽可能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参与人驱逐出博弈，因此第一代理性选择模型促使研究人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同时也形成了令人费解的“社会困境”，即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相互依赖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中，个体不得不做出与他人利益有关联的选择。一般的理性模型会预测所有人都转向不合作，没有人会乐意贡献。这样，个体与集体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个体选择的理性导致了集体选择的非理性。社会困境的存在为集体行动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应当怎样做才能避免帕累托次优均衡，从而达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第二代理性模型，它假定认为人类是一种复杂的集体，面对约束，人类能够学会探索、规范、规则和为了达到更好的收益应当如何制定规则，其行为解释的核心就是对他人的信任、参与人为获得值得信任这一信誉而做出的投资以及参与人使用互惠策略的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以信任、信誉、互惠为核心构建的关系受到结构变量与参与人过去经历的影响。在有限次重复的困境实验的第一轮实验中，个体是否主动发起合作基于他们自己的内生做事原则，他们对他人可以成为互惠者的信任度，以及结构变量对他们自身和他们对他人行为期待的影响程度。因此，这种建立在经验、有限理性与道德行为模型基础之上的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的意义就十分重大(35)。
综上，诚如克尔所言，“纯粹的学术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民族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尽管“一些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而且“高等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趋异几乎比较普遍的重新趋同，大学通过服务于学习世界而更好地为它们的国家服务”(36)。作为大学系统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稳定特征的大学理性，它既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是大学处理内部及外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准则，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就算在当前大学存在某些外表看起来不太正常的理性失范现象，大学理性也不是说想放弃就能放弃的。面对这种理性失范问题，更要求我们不能放弃对大学生活中理性自身及其合理性的不断追问，对大学理性运转过程的检视，以及对不同时期主导大学理性精神的必要反省，这也可以称之为大学理性研究中的“元理性”精神。目前，尽管人们对大学理性生活的元理性研究甚少，但它作为一种精神，事实上早已在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中存在着。在大学研究中，如果没有这种元理性精神的参与，大学理性精神的保护与型塑将可能付诸东流，并最终表现为大学实践生活的理性失范。因此，“理性有它所及的范围——既不会因为本能心理学的重要性而止步，也不会由于世界上文化差异性的出现而妥协。它在培育道德想象的过程中有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为了面对蝙蝠、猫头鹰和想象中的月亮，我们特别需要理性。”(37)也就是说，基于道德伦理与价值中立原则的大学理性以及由此引导的大学变革行为同样应该基于经由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诸多道德伦理准则，这样才能让普通公众真正享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期望的“结社的科学与艺术”，确保大学这种学术组织与社会民主政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在21世纪持续发展下去。
［收稿日期］2010-08-18
注释：
①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5-170页。
②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0页。
③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④“萨默斯事件”主要反映了美国大学董事会、校长与教授间的力量博弈。当时，哈佛大学老典礼官执意在毕业典礼上安排一位阿拉伯裔学生演讲，这让萨默斯很不高兴，认为这会得罪公众，尤其是“9·11”之后公众对所有阿拉伯伊斯兰裔的人怀有敌意。萨默斯不但给这位毕业生施加压力，还劝老典礼官提前退休，这让董事会极其不满。再加上萨默斯先前在哈佛大学种种非正常改革引发很多院系不满，它们联合起来对董事会施加压力，迫使萨默斯辞职。萨默斯被罢免体现了哈佛大学董事会的力量，罢免他的依据就是校长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既用行政力量干预院系管理，还过分干涉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这表明，尽管哈佛大学校长行政权力很大，但前提条件是不能触碰哈佛“真理至上”的理性传统。
⑤根据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总结的观点，大学会计文化下英国提倡的“绩效评估”与美国倡导的“一流”内涵一致，号称“五分制能评估所有大学”，即“一流成为通用等级标准”，使得“一流”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成为通用货币单位。其基本思想就是：大学可以接受评价，惟一标准则是一种一流的衡量标准。因此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说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现代大学理念成为一种失去文化内涵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
⑥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4页。
⑦雅罗斯拉夫·帕利坎：《大学理念重审》，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⑧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⑨袁贵仁：《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学习时报》，2010年5月31日。
⑩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11)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M.Orrù.Anomie:History and Meanings,Boston:Allen & Unwin Inc,1987,P.95.
(1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14)(15)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6)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7)李步楼：《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江汉论坛》，1995年第6期。
(18)丰子义：《试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9)笔者认为，大学理性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大学理性首先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具体参见张学文：《大学理性：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4页。
(21)(22)马克思·韦伯：《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36页。
(23)周作宇：《论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4)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5)周作宇：《论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6)(27)张敏：《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评析》，《理论探索》，2007年第4期。
(28)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29)(30)马克思·韦伯：《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116页。
(3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2)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3)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34)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35)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如何可能》，石美静、熊万胜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6)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37)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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