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1898年9月—1900年9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皇帝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梁变法”即戊戌维新运动，在过去亦有相当肯定，而于变法失败后康梁的保皇与救皇活动则完全加以否定。近年来，这一时期的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和整理。本文就梁启超于变法失败逃亡日本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这两年左右的保皇与谋救皇帝活动，略作揭示与评析。
一
戊戌维新运动是涉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带有革命性。从前，人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暴力革命。这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变法前，康有为所提要设议郎制度，实具有国会的性质。变法期间，他没有公开提设国会的要求，是根据形势作出的策略选择。他在呈给光绪阅看的《日本变政考》里，仍以很明确的态度论述开国会的重要，足见他仍是以实行立宪政体为目标。所以应当肯定，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革命。光绪皇帝因为赞成维新，受维新派拥戴。而西太后周围一大群保守的官僚，其中大部分是惟以禄位为念的庸臣，西太后本人，善权术但并不很懂近代政治，基本没有近代意识。这样，皇帝、维新派和后党分成了革新与保守的两个营垒。他们之间的斗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两种政治方向、政治体制之争。后党的原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与维新派的信条是“变则存，不变则亡”。两者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西太后何以必囚光绪，必杀六君子，必追捕康梁及其余党，直至她身死不肯放弃。
梁启超初亦不想逃亡，经谭嗣同和日本友人力劝，始决定避祸以待后图。他在《去国行》一诗中说：“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称《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谭嗣同对他说过，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注：《戊戌政变记》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09页。）。所以梁启超逃亡日本， “欲作秦庭七日之哭”（注：《年谱长编》，第159页。），力图说服日本政要出面营救光绪皇帝。
梁氏逃日途中，登上日本大岛舰之次日（9月27日）， 即谭嗣同等被杀之前一日，在舰上即先致函伊藤博文（与王照联名），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绪复权，继续变法。梁氏用其擅长宣传的文笔，大讲“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若不救皇上，听后党为所欲为，“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俄矣”（注：伊藤隆、北冈伸一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麿书房1980年版，第414页。）。当时日俄关系相当紧张， 梁氏如此主张，企图打动日本政要。
梁启超抵日（10月16日）后10天（10月26日），又写信给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仍与王照联名）。此信长达4200余字。他介绍政变原因有四层：（1）帝后之争；（2）新旧之争；（3 ）满汉之争；（4）联日英与联俄之争。而归结起来， 实即主张开新用汉人联日英的皇帝与主张守旧用满人联俄国以求庇护的太后之间的斗争。显然，这是从内政到外交完全相反的两条政治路线、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接着，他又详述帝后之争的深刻渊源及其日形尖锐的发展过程，指出光绪帝既了解外情，也了解内情，所以决定变法以图国家自立。他将中国变法与三十年前的日本变法作比较，指出有三点不同：（1）在日本， 天皇与幕府将军之间有君臣之名分，拥皇讨幕名正言顺。而中国则是太后与皇帝又兼有母子之名分，故处之甚难；（2）在日本， 天皇与幕府将军不在一城，不相逼处，天皇可自由接见诸藩臣，从容谋划。而中国则帝与后同处一宫，言行皆被监视， 故皇帝极难有所施为；（3）在日本， 天皇虽不掌兵权，但有几个强藩支持。在中国，皇帝既无兵权，又没有疆臣给予实力支持，孤立无援，故难成事。梁氏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今日所受外患远大于当日的日本，所以大局甚为危险。梁氏再一次从外交关系上立论，强调中国的安危关系东方大局，关系日本利益甚重，如听任西后伪政府之所为，“一意求露（俄）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惟露（俄）人之言是听，露（俄）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此他日必成之势也。”梁氏接着又指出，或有各国干涉，中国成列强瓜分之局，那时，“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俄）人可杀克（哥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所以他说，“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也如此，仆深愿贵国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第689页，日本国际联合协会，昭和29年。 ）尽管梁启超充分运用其善辩之才，析理入微，又情见乎辞，但作为有经验的日本政治家，自然只是完全从日本的立场来判断中国的局势，选择自己的对策。梁启超实在是病急乱投医，指望一个野心正盛的强邻，替中国人排难解纷，促其改革自立，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这封长信的最后部分，梁氏力图给日本政界显示一个中国可以自立的前景，即上有英明仁厚之君主，“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这是说君权可用。同时他又指出，近年来，风气渐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这是说民气可用。他强调，只因外患远大于日本当年变法之时，故虽有国内可用之条件，然而非有外交上有力之支持不可，此“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第689 页。）
此后，梁氏又给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副会长近卫笃麿分别写了与上述内容相近的信。同时，梁又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或直接拜访游说，或写信，反复申明中国政变实情，要求日本出力营救光绪皇帝，使其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但梁氏的这些活动均未产生任何明显的效用。
二
梁启超说动日本当局出面救助光绪皇帝使其复权，继续变法，这是情急之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说明他们对国际关系还十分缺乏了解。他们几次上书求救，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原来积极救助他们的大隈重信内阁不久就在国内政争中倒台。山县有朋为首的新内阁谋求日清关系的改善，对保护康、梁不感兴趣。从12月起，就有人接连劝告康、梁离开日本去欧美游历。康、梁起初十分不解，极力拒绝。最后在犬养毅等人的协调下，仅请康有为速离日本，梁启超仍可留下。
梁启超在求救受阻的情况下，自知非外交长才，乃转从文字宣传入手，以求动人视听，于是年12月23日创办了《清议报》。该报中心基调就是“斥后保皇”，于光绪皇帝歌颂有加，而于西太后则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
但梁氏的“斥后”言论不久亦遭到干涉。《近卫笃麿日记》载，《清议报》第3期出版后，日方即要梁启超与该报断绝关系， 停止攻击西太后政权（注：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明治32年1月19日，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3年版。）。对此， 梁启超回答说，报纸已创办，不能停止，他本人可以不再撰文，而集中力量学习日文和英文。其实，这只是搪塞之词，梁启超并没有停止撰述，更没有停止攻击西太后的言论。
当时《清议报》影响很大，在日本的知识界人士、留日中国学生皆甚注意。中国内地虽大力禁止，但仍无法阻止该报流入国内。梁启超正欲借此以博中外的同情。他努力发挥其宣传鼓动家的才能，不断发表掷地有声的文字，达其“斥后保皇”的目的。
《清议报》第9期发表其《尊皇论》一文， 指出中国的危机是人人都无法否认的，但如何解此危机，谋国家的自主，却议论不一。一种人把希望寄托于西太后政府有朝一日也会变法以救中国。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其愚迷至死不悟”。所以，指望西后政府变法自救，是绝不可能之事。另一种人寄望于督抚重臣有通洋务者，能起而代政府变法，以救中国。梁氏说，这些所谓略通洋务之臣“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况其爱名之心甚于爱国，爱爵之心又甚于爱名，焉能指望他们担当救国的责任。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暴力革命。梁氏说，此乃“殷忧愤激者之言”，中国民智未开，民力未厚，徒倡此说，只能促乱，进而遭瓜分，“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梁氏认为，“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所未有。”应当集全国同胞之力，助皇上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以救中国。这就是他的结论。
1900年1月24日，西后把持的清朝廷，经过一番策划， 公然发布上谕，要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继皇帝位，光绪被废似已成定局。当时梁启超正在檀香山活动，事过一月始知。梁氏乃急撰一文《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注：见《清议报》第39期。），满腔义愤地痛诋“逆后贼臣”之险恶用心。他说，当日同治帝崩，本应为同治立嗣，西后因恐同治之毅后分其权，而己位将不能保，乃狡为先帝咸丰立嗣，即光绪帝是也。今因光绪帝不听其支配，敢行变法，百计欲废其位。但又不能为光绪立嗣，因光绪非西后之子。倘以光绪之嗣子继位，则西太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不便再加控制，故又狡谋为同治立嗣，西后便仍可以太后之尊，控制政权。再从另一方面说，当年光绪既以咸丰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则同治之毅后，便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无合法位置，于是处于必死之地。今日谋以同治之嗣子继承大统，则光绪既非皇上，亦非太上皇，无合法位置，于是亦处于必死之地，所以立大阿哥即预示光绪随时有被杀之危。正因此，此谕令一出，海外百数十封电报力争，上海三千绅民上书力争，个别敢言的督抚也表示不能同意。
梁氏最后指出，西后逆党，出此狠毒之策，只是因为皇上是维新党的领袖，是帝党的凭借，是天下众望之所归。皇上一日在，则天下之望一日不绝，则逆后贼党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即不能尽除。所以，惟今之计，只有“万众一心，万口一声，万躯一力，以戴我圣主”，保中国维新一线生机，以待后图。这是梁启超“斥后保皇”的一篇极有代表性的文字。
以上所介绍的议论主要是对中国人说法。此外，梁启超还专门对外国人说法，要他们明白，只有扶持光绪皇帝复位复权，才是最有利的对华政策。
梁氏仍首先注意日本人，曾发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注：见《清议报》第26期。）一文。文章说，日本对中国问题主要有两种主张，一为与欧洲持均势主义，一为持亚洲独立主义。（从我们今天的立场看，前者实即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后者即日本为亚洲领袖，独力控制中国）梁氏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皆极富统一思想，分裂割据最多不过百数十年。再者，外族入占中国必为中国所同化始能相安，而这是当时世界形势所决不可能之事。梁氏强调，中国尽管表面气息奄奄，危如风中之烛，但从内里观察，中国仍有不可亡之潜势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即是“英明仁勇”的光绪皇帝，他“深观中外之故，注意立宪之政，以开民智伸民权为惟一之主义”。只要光绪健在，改革之生机就未绝。只要“得所借手”，皇帝复位复权，重整庶政，大行改革，中国必可自立，必可复兴。其他因素则有民间实力的团结，海外华人的向心宗邦，皆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此诸因素，瓜分以亡中国的策略绝难实现。但他指出，中国现政府“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梁氏此文未明言日本该如何着手，但从前面所说即不难明白，他是希望日本帮助光绪复权，支持维新派以促中国之改革。
至于对西方列强诸国，梁启超也希望它们认清中国乱局之病根即是西太后为首的中国现政府，他们不但是中国人之仇敌，也是万国之公共仇敌。盲目自大，仇视外人，竟致利用义和团杀逐外国人，皆政府为罪魁。所以欲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除此恶政府换一好政府。好政府如何建立？恢复皇帝应有之全权即可也。因“皇上深知地球大势，久慕太西政教，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时时以维新变法为心”（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52页。），甚至不惜舍其位以兴民权。一旦皇帝复权，中国必走上和平改革、与列强友好相处的轨道。各国如不采取扶助皇上的政策，而取待埃及待波兰之政策，则中国永无宁局，中外关系永无宁局，既非中国之福，亦非外国之福。梁启超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中，仍念念不忘请各国帮助救皇上。这是此时期梁启超观察中国问题的惟一落脚点，也是他一切言论活动的中心。
三
梁启超坐而言，起而行。他不但上书日本政要，吁求扶助光绪皇帝，不但创办报刊，向国内外大造“斥后保皇”的舆论，而且参与策划并躬行奔走武力勤王运动。
早在戊戌变法的危急时刻，康、梁与谭嗣同等虽无一兵一卒，也曾策划用武力保护皇上，剪除异党，不幸事泄反被异党武力所制。变法惨败，他们没有死心。康、梁出逃，一方面力图得外国帮助救皇上，同时仍准备必要时以武力勤王。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载，康有为刚逃到日本，后来成为自立军领袖的唐才常亦随到日本。当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同柏原文太郎去拜访康有为，唐才常即在座，并明确记载唐是“欲举义兵而来日本”（注：见东亚同文会编纂并发行《对支回顾录·宗方小太郎传》所载宗方小太郎明治31年10月31日日记，昭和11年发行。）。我们从梁启超《自立会序》中也可看出某些消息。该序发表于1899年5 月30日出版的《清议报》第16期。序中说到“往者，×君×君提倡同辈共倡此会，思以致用之学，为爱国之基”。序中主要内容，大讲英雄豪杰宜乘时而起，谋中国之自立。梁氏戊戌政变后所讲“自立”，皆是指皇上复位复权，继续改革之意。而序中隐去首倡者的姓氏，估计其中之一即唐才常。因此时唐才常等已在长江一带招募勇士，准备勤王起义。《自立会序》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唐才常已组织成立正气会，其所撰《正气会序》表明，该会已开始举义的准备。到该年底，西后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梁启超在批驳这一荒唐上谕时，曾指出，“大江以南数省豪杰磨拳擦掌，号呼奔走，乘机而讨贼”（注：见《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清议报》第39期。），所说亦非空言威吓之语。总之，武力救皇上，是酝酿准备已久之事。而此事清廷亦有所察觉，所以才有该年十一月十八日严拿康、梁的上谕，并通饬海内外所有官吏，“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454页。）。不及两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清廷又再发上谕，明示10万两的赏格缉拿康、 梁（注：《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470—4471页。）。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31日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他在檀岛勾留了半年多（至1900年7月18日）。这期间，他为之奔走者皆为勤王起义事。
1.募款。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等一样，好为书生大言，意谓能得200万元（注：1900年致桂绶的信，未刊。）。 这只是主观的幻想， 实际总共只募得30万元左右，其中南洋侨商邱菽园一人任10万。梁氏在檀岛募款，确数难得。他在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 狄楚青的信中说檀岛可得十万，现已得三四万。按其3月17 日给巴孖埠保皇会之信曾详述捐款情形，谓捐2000元者有2人，捐1000元者有7人，捐数百元者有百余人，据此计算，三四万之数应属可信。稍后在3月28 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说已得4万元。同日给康有为信中又说已得5万元，但并未收讫。6月17日给港澳同人的信中说，他已向港澳总部汇去1.4万元，向日本汇去1.6万元，并说又得捐款3万余元，至此总共在檀岛募得八九万元之数（注：见《年谱长编》，第240页。）。 梁氏即将离开檀岛之前（7月初），有确切记载新募得1.2万金（注：致孙眉信，未刊。）。如此说来，梁氏在檀香山活动半年多，共得捐款10万元上下。但这10万元左右的捐款并非都能用于勤王军事，一则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则为托一美国人筹办公司事花去2万元（注：见《年谱长编》，第203、211、213页。）。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有时过于信赖朋友，华侨血汗捐资，往往轻易被人骗去。
与筹款有关的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与日本柏原文太郎拟议倡设东亚银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两次写信给柏原催问此事办得如何，请速寄章程，并告在檀可募股20万元，乃至三四十万元。但此事似乎没有办成。二是想在香港办一铁器公司，一则可募股，二则可经营输送军械给勤王之师。此事似乎也没有办成。
在筹款问题上，康、梁，特别是康有为，为鼓舞内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轻易宣布能得几何，而结果能汇给前线急需之款往往与所许之数相差甚多，有时不但令内地同志失望，甚至易遭误解。勤王之役失败后，有人宣称康有为吞没捐款，恐与此大有关系。
2.扩充组织
梁启超离日赴檀岛之行，过去有的说是康有为惧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孙中山所俘虏），故使其离开日本。此说不很有说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为勤王举义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岛及美洲大陆去发展组织，募集捐款，以为起义后援。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梁在家信中曾说，“金山（指美国旧金山，引者）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四日（1899 年5月3日）致李蕙仙的信，见《年谱长编》，第177页。）。此语并非梁氏自夸。他到檀岛后，保皇会果然大有发展，以致原兴中会中骨干几乎都参加过来。过去人们出于偏见，把这说成是梁氏善欺诈。这是诛心之论，非史家态度。实则，梁氏能够大大扩充保皇会的原因有：（1 ）勤王讨贼，利用皇上权威变法救国，此种宗旨易于为海外华侨所接受，特别是易于为略有产业的资产阶层所接受，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2 ）1894年孙中山来此募款以备回国起义，当时并未公开其反清的宗旨，亦不过被认为是募款做有益振兴国家之事。此与保皇会的目标并无根本分歧。有人说1894年在檀香山孙中山即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此说并无真凭实据。若如此，就不至于许多骨干，包括孙眉都支持梁启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张。此意我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注：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已论及，不再多说。正因当地人士并不以为孙中山的救国事业与梁启超的救国事业有何本质区别，又加上梁启超携有孙中山的介绍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为当地人士所接受。（3）梁氏个人的魅力。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在檀岛活动时不过27岁，已有举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誉海内外，如此少年人杰，又善演说，稍有知识、地位的人，自然易为倾倒。何蕙珍小姐相恋的故事，亦可算是一个说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岛入保皇会的确切人数很难说，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给叶惠伯的信（未刊）里说， 檀岛正埠入会已12000人。我想可能有所夸张， 但可以肯定大大超过从前兴中会的规模。梁氏在同年3月17 日给巴孖埠保皇会的信（未刊）中曾说到，当时海外保皇会员已达300万，估计亦有夸大之嫌。
3.关于勤王军事之策划
在自立军起义策划中，真正担任国内指挥与策划的是唐才常与狄楚青，海外总联络部在澳门，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的任务是担任檀香山与美洲的筹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从梁氏这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对澳门总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总是直接与康有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负责人联络，经常提出各种部署和建议，略为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
（1）建立购买军械和向国内输送军械的渠道。1900年4月12日，梁氏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要求他与犬养毅谋划为自立军购枪械弹药（注：未刊信稿。）。5月25日的信再次谈到购买日本旧枪械事， 并告已汇款到日本（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君》，原书房1981年《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22卷，第656—657页。）。同时， 他在给康有为及澳门总部人员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屡屡言及宜早设法部署向国内输入军械渠道，要有妥当人员专负其责，或贿洋关，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后安放之地，皆宜速筹（注：见《年谱长编》，第204—205、208、224页。）。
（2）招募菲律宾散勇，参加勤王军事。梁氏认为， 依靠长江一带会党群众，以与清政府的正规军，特别是荣禄统辖的武卫军战，决难取胜，所以极需募集外国有训练的军人和士兵。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退役人员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给南洋著名侨商邱菽园的信，3月20日给康有为的信，皆谈及此建议（注：见《年谱长编》，第202、204页。），前面提到的那封给柏原文太郎的信，也谈到此事，并设想，白人入内地作战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1万或5000 人则更有利（注：未刊信稿。）。
（3）结纳豪杰，联络清军内部及电报局内部人员以为我用。 1900年3月20日梁氏给唐才常、狄楚青信提到要结识大力王五， 此人原与谭嗣同、唐才常皆为好友，人极具侠义，必罗致为勤王事效力（注：见《年谱长编》，第203页。）。是年3月28日梁氏致某某书还提到要在北洋海军和电报局中设法勾稽为我所用之人才，还嘱其设法调查大沽炮台详情，以为将来万一借得外兵从此登陆作准备（注：未刊信稿。）。
（4）对起义发动后的一些设想。其一，先取粤以为根据地。 梁氏认为，起义军所用之人多属粤人，得粤作为根据地，将士心安，倍增勇气。否则，将士之家属等于人质，必不安心作战，且往昔起义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国即为前车。所以起义必先图粤，得粤之后必作为根据地善为经营（注：见1900年4月12日给康有为的信，《年谱长编》，第216页。）。其二，起义得地后即时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后兼注意抚绥内政。这也是太平军的一个教训（注：《年谱长编》，第217页。）。其三，请康有为亲临前敌。 “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 抑亦难矣！ ”（注：《年谱长编》， 第218页。）梁氏并指出，康入军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衣带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注：《年谱长编》，第219 页。）梁氏并认为，康有为若不能入军统率之，示人以尝试之心，无必胜之志，则对起义绝无好处。梁氏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康有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尽管梁氏设想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大为不易，其绝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起义时机一拖再拖，最后以事泄而失败。
在勤王军事尚未发动之时，北方局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引起各国干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梁氏自始反对义和团，尤反对西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外国开战。当他得知各国联军欲进取北京惩罚西太后政府时，他竟异想天开地想随联军进京救皇上。大约在5月底6月初，梁启超自檀香山写信给柏原文太郎，因他与柏原文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换帖结盟互称兄弟，其女梁思顺认柏原为义父。所以梁氏认为柏原是可以万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据说现在各国皆以西后政府为万国之公敌，欲协力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谓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着他又说，皇上之问题即支那全国之问题，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游以来，一无展布，届此时机，“已到不得不奋飞而入北京”，牺牲此身以图救皇上。梁氏要求柏原说之于日本当道，允许他随联军入京，“以期成为列国与皇帝间之枢纽”。若此事能成，他即放弃赴美计划，急转回东（注：见《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君》，第658页。）。这确实是一种“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国都不会考虑这个意见。此事一可见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择。二可见梁氏当时对国际事务，对中外关系，实不甚了了。不仅如此，他也忘记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态，若此事果行，梁启超于历史上的骂名实难洗涤。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时，还能自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计穷力竭，呼吁无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倒行逆施”（注：见《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14页。）。 此刻他却连这一点清醒也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一未成事实的错误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终究不恶。
梁氏从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谋救皇帝固有感激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国。他认定光绪皇帝不是贪恋帝王富贵之人，其救国之心与维新派同，其赞成民权之意亦与维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为重振改革事业，只要改革事业成功，将来实行君主制、民主制都无关紧要。而梁氏个人，在此时期实倾向于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为的信中， 梁启超曾严肃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万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讳，则如何善后？他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共和，但他说，有鉴于此，不应对民主制“深恶痛绝”（注：见《年谱长编》，第221页。）。也正因为他的老师对民主制深恶痛绝， 所以他从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坚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反复与康辩论自由主义的原则。1900年4月29 日致康有为的信直言自由之义“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只有发挥自由之义，去奴隶根性，中国才能立于万国之间。他批评康氏主张“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说此话正与张之洞颇相类。“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得开哉？”（注：以上引文均见《年谱长编》，第234、236页。）这里渗透出梁氏倾向民主的意思。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则更明白表示这种意向。1900年3月4日在给桂绶的信中，他竟直言不讳地说，“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则为五大洲第一雄国矣！”（注：未刊信稿。）因是向华侨劝募捐款，不免有些宣传的味道，但他倾心民主之制则是不可否认的。同年4月2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上也说到， “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注：见《年谱长编》，第258页。）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既主民主制，又何必举皇帝为总统？实则，民主不民主，不在于由谁来当总统，甚至于也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关键在于成立国会，实行宪政。这是梁启超终生坚持的一个基本见解。而这一见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实际的。
勤王军事失败后，梁启超从此放弃了救皇上以重振改革事业的打算，改而从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做起，以图自下而上地积聚改革力量，伺机再振改革事业。
附识：本文写作过程中，郑匡民君帮助提供一部分材料，志此以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