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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的伟大思想改变了世界面貌。中国的大学，为了21世纪的未来，准备好变革的勇气了吗？
暑假旅行多，从布法罗到亚特兰大的航班上，读《创新先知：熊彼特与创造性毁灭》(Prophet of Innovation: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一会儿就忘却了飞机引擎烦躁的轰鸣。(国内有其他人写的熊彼特传记，例如德国人安奈特·舍尔佛的《熊彼特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二战前，全球经济学的重镇，一在奥地利，二在剑桥。与剑桥学派凯恩斯齐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他提出的企业家与创新理论，至今仍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新兴的创业学的经典。1932年，熊彼特离开自己任教了7年的波恩大学，到哈佛大学任教。
在阅读这本传记时，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后来继承地，美国哈佛大学是怎样把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熊彼特吸引到美国的？熊彼特在哈佛又是如何开创新的研究事业？——包括创建经济周期理论(1938年)、创新理论，出版《经济分析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是如何培养他的弟子萨缪尔森和托宾的(两位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学的中心如何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二战后，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成了全球知识与创新的中心？根据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对全球大学学术排名，在前20名大学中，美国大学竟占了17名；在前50名中，占了40名。在二战后的近70年里，美国大学主导了全球知识的生产。这样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作为后进，中国的大学如何追赶？
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乔纳森·科尔的新著《伟大的美国大学：崛起，不可或缺的国家作用，为什么必须予以保护》(Jonathan R.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Its Rise to Preeminence,Its Indispensable National Role,Why it Must Be Protected)值得一读。这一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教育的前途、知识分子的环境，政治家的制度设计，更关乎上千万家长们的未来选择。
美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科尔的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历史。仅在清教徒踏上北美土地后的第16年(1636年)，哈佛就在殖民地创立了。美国最早的大学是为精英分子、传教士领袖预备的。一直到一战前，英国注重本科的学院制教育与德国注重研究的研究生教育是美国学习的榜样。美国的许多大学可以说是对这两种模式的融合。私立大学如哈佛、耶鲁在注重本科教育，鼓励更多的毕业学生捐款赞助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的重要性，创立博士生学位(在1900年全美已经有了300名博士生)。最经典的案例，是1891年才创立的芝加哥大学，以研究型大学为定位，创校仅25年就以其研究成果昭著于世。当时的创校校长哈珀被称为“知识的船长”，一创校就从耶鲁等名校挖了120名教研人员，使芝加哥大学在创立之初就站立在学术前沿。其背后则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慷慨捐赠，他的资助原则就是：“必须有最好的学者”，因此哈珀可以放手延揽人才。洛克菲勒为此非常自豪：“芝大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佳投资。”而上世纪80年代后芝加哥学派在全球的广为传播，市场机制的广泛创立，从香港的自由贸易到中国加入WTO后的成功崛起，可能都要归功于洛克菲勒当年对芝大的赞助。
芝大的崛起也揭示了美国大学的成功秘诀：生产新知识的人才是流动的，为这些人才建立最佳的研究环境，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就可以迅速产出新知识，新的赞助、优秀的学生也会源源而来。而这背后正是一种竞争的精神——在最近一期《管理学院学习与教育》(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学报中，彭维刚与德斯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其实类似奥运会竞赛，吸引着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学术精神(Scholarship)正是追求竞争的人类精神的体现。
美国大学当年能吸引熊彼特远涉重洋，其中除了这种竞争精神外，另一个因素，就是在1880至1930年间，美国的大学逐渐建立起一套价值系统。这些价值观包括：
一、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真理来自于超越个人的评价标准，这样，阻碍更多平民入学的贵族主义就失去了市场；
二、组织化的怀疑主义，质疑各种传统，必须应用严格的方法检验真理与发现，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创新知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将这一使命推向极致；
四、创意的自由开放传播；
五、去除自我利益(Disinterestedness)，无私地传播知识；
六、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
七、国际社区，不论学生与教授来自哪个国家；
八、同行评价系统，这也是“教授治校”的基础；
九、为公共物品工作；
十、权威的治理，虽然校长与系主任在很多方面有控制权，但在评职称、招聘时和其他教授一样，只有平等的一票。这可能是科尔一书中最值得中国大学学习的地方。
科尔还记录了许多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对美国大学系统的贡献，印象最深刻的是1951年当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基尔(Clark Keer)。当时作为“黄金州”的加州，人口大量涌入，而罗斯福1944年签署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大批二战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生激增，对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立学校形成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对大学的需求，基尔在1960提出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在这个规划中，基尔提出多层次的教育目标(Multiversity)，将加州大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研究型大学，招收12.5％的加州高中毕业生，承载创新知识的大任；第二类是州立大学，招收1/3的高中毕业生，承载传播知识的任务；余下的高中毕业生则可以进入第三类大学——社区大学，这些大学主要提供两年的实用性课程，如果学生想继续深造，可以将学分转入第一、二类大学，当然，需要在前两年有优秀的成绩。基尔的总体规划得到了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使许多人的“加州梦”得以成真。随后其他州也开始引入这套系统，使得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传承知识、创新知识和服务社会得以平衡。
需要注意的，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事实上对高等教育没有发言权，对公立大学的拨款主要由各州根据经济实力自行承担，而私立大学则依靠社会资金和校友捐赠，相互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不管是对学生、师资还是资金。这种竞争使学校注重自己的声誉，自治与自律成为学校治理的核心。在书中的第三部分，科尔谈到美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威胁，就是来自政府对学校的政治干预，他尤其担心“911”之后政治对学校自由研究氛围的破坏。
自治与自律的美国大学有着全球最强的创造力，从条形码到DNA，从核物理到生物医学的突破，从线路板到Google的算法，大学的创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当然，亚马逊网站上有书评家不同意科尔在书的第二部分对美国大学的热情讴歌，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的地产市场信贷风险分析工具同样也出自美国大学。
第三部分，科尔分析了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挑战。他担心大学过分商业化会影响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目标，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从数项专利中每年赚取1.5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仅从出售Google的原始股，就一次性获得3.36亿美元的收入。这也引起了书评家激烈的争论：美国大学是否迷失了方向？
事实上，很多美国学者都在反思美国大学的未来，例如由哈佛商学院三位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的新著《反思工商管理硕士：十字路口的商业教育》(Rethinking the MBA：Business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以六所顶尖商学院的课程改革为例(除一所法国的INSEAD外，其余均为美国商学院)，反映了商学院在新经济环境下的改革与灵活的适应力。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前负责人Ben Wildavsky 最近出版《伟大的大脑竞赛：全球性大学如何改变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讨论这个正在变平的世界如何影响高等教育。从1999年到2009年，全球在海外上学的学生人数上升了57％(中国可能要在后面加个零)，达到300万，而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22％，而全球各地的其他大学都在相互竞争，例如，2009年新创立的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科技大学，就得到国王的100亿美元的捐赠，使其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六所大学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霸权在全球化中将面临人才全球自由流动的挑战。
中国大学的前途关键在制度变革
中国的大学又如何？钱学森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这一点科尔在书的最后一章也有所点评：中国的大学有极强的野心，想崛起于世界知识之林，国家也为此投入大量的资源，但不给予独立办学的自由，创新精神是无法生长的。另外，要想在科学与工程专业中执世界牛耳，没有社会科学的辅助是不可想象的，美国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如麻省理工、斯坦福、加州理工，都有很强的社会科学院系，即使有些院系很小。
回顾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一个强烈的读后感就是：中国的大学要致力于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制度变革几乎是唯一的路径选择，去行政化最快、最好的办法(也可能是最激进的)就是撤掉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而代之以校长们组成的委员会，行使预算、学位授予、课程规划的功能，给大学以自由的权利与自律的空间，不能再让权力的铁链任意禁锢思想，而让万物霜天竞自由。
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4，却有着4300所注册的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其中的600所提供硕士以上课程，其中的260所可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而中国仅约1500所大学，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有大量的竞争空间，如果让更多的私人投资、捐赠大学，也可以让公立大学在“去行政化”中走得更快。
当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知识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今天，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的新格局、国家经济体之间的新竞争。美国大学的伟大思想改变了世界面貌。中国的大学，为了21世纪的未来，准备好变革的勇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