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起源论文,文体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说起源：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探讨小说的起源和形成，有几个概念必须明确下来。从小说史理论上说，所谓小说的起源 实际包含着两层含义，人们在使用小说起源这一概念时实际也存在着两种着眼角度。一是指 小说独立文体出现之前的小说前形态；一是指小说文体被孕育在何处，也就是小说前形态过 渡到小说形态的过渡形式。而小说的形成，是指这一过渡过程的完成和小说文体的建立。不 过由于古小说文体的完善有一个过程，而且也须考虑小说各种类型的形成过程，因此讨论小 说的形成范围要更宽泛一些，但所谓小说的发端或曰起点，只能是已经取得或基本取得独立 文体的初始小说群。自然，起源和形成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初始小说群的形成也正是小说 的前形态因素被凝固为书面文体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说，起源和形成毕竟是属于小说发生学 上的两个阶段。前人及现在相当多的研究者常常混淆二者的界限，不能明确区别开来，表现 出理论上的含混。
在作为书面文本的小说形成之前，由于小说文体的主要特征是叙事，也就是说小说的内核 是故事，因此小说的前形态表现为故事，故事就是小说的源头，而且是唯一的源头。鲁迅也 曾指出：“……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从神话到神仙传》。）
当这些故事被分散地记载下来，记载它 的书并不就是小说，只有当故事被集中记载下来，取得独立地位后才意味着小说的形成。最 早 出现的那些小说书便是小说的兴起点。自然，故事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故事引发出不同的 小说，因此探寻小说的源头就需要探寻不同故事的产生和流布。另外，从故事到小说实际存 在着一个过渡形式或者说孕育形式，这个过渡形式主要表现为史书（广义的史书），当史书发 生分化后便产生了小说，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模式：故事—史书—小说。因此从叙 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
这是我们研究小说起源的理论基点。以此来观照前人有关论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认识和 表述非常混乱，如前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常用“祖”、“宗”、“首”、“滥觞”之类词语 ，它们究竟是指小说的叙事源头，还是指小说萌芽孕育的母体，还是指初始的小说，含义就 很模糊。而前人的论述有些至今还发生着影响，这就使混乱延续到现在。但是在前人论述中 也还 常常包含着富有启示和理论价值的思想，值得认真总结。
探求小说起源盛于明清时期，胡应麟和晚清文人尤为热衷。他们对小说起源提出种种说法 ，依时代而论，大凡从上古到汉代都涉及到了。晚清天僇生（即王锺麒）在1907年所作《中 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注：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
说：“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按刘宋盛弘之《荆 州记》载：“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注：《太平御览》卷四九引。）梁湘东王萧绎（
即梁元帝）云“访酉阳之逸典”（注：《太平御览》卷四九引。）
即本此。图经又谓：“穆天子藏异书于大酉山、小酉山中 。”（注：元郝天挺《唐诗鼓吹注》卷三陆龟蒙《寄淮南郑宝书记》注引。）
穆天子即西周穆王。所谓小酉山或大小二酉山藏异书和黄帝无关，不知天僇生据何 而言。前人常用“二酉”、“酉阳”表示秘笈异书，而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为“秘书”， 所以更多时候又被用来表示小说（注：如唐段成式小说集名《酉阳杂俎》，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有《二酉缀遗》，专论小说，清张澍辑有《二酉堂丛书》，亦取珍秘之意。）
。天僇生的说法依据荒渺的传说，当然不可信，即便真 有那么一批古书，何见一准是小说？他所说的“起点”如果理解成源头的话，那么从古老秘 书中寻求小说的源头，也不失为一条思路，因为古小说中主要是志怪小说，而志怪小说充满 了神秘内容，其中也包含着古老的神话传说及巫术等。
也正是出于类似的思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说：“古今志怪 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也说：“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 。”齐谐出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下记“谐之言曰”，就是那个著 名的鲲鹏故事。齐谐是人名（注：唐成玄英疏：“姓齐名谐，人姓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陆德明《 释文》：“齐谐……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清俞樾曰：“按下文‘谐之言曰’ ，则当作人名为允，若是书名，不得但称谐。”见郭庆藩《庄子集释》。按：俞樾说是，当 作人名。），据说是“黄帝时史也”（注：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一。）
，其实大约是个寓言人物。夷坚出 自《列子·汤问》：“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 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相传大禹治水，遇到许多怪物，秦族先祖伯 益 帮助大禹治水，而伯益“知禽兽”（注：《汉书·地理志下》。）
，所以大禹叫他将所见到的一一讲出来，再由夷坚记载 下来。张湛注：“夷坚未闻，亦古博物者也。”应当说也是个寓言人物。所谓齐谐、夷坚被 看作远古时代的志怪者，后代志怪小说也常以此二人名书（注：如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梁吴均《续齐谐记》、唐张敦素《夷坚录》、宋洪迈《
夷坚志》、王质《夷坚别志》等。）
，所以胡、谢将此二人说成 志怪小说之祖——志怪小说首先由他们所创造，如果他们确有其书的话，那便是最早的志怪 小说。这种说法当然也和小说起源于小酉山藏书一样荒唐，不过胡应麟接着又说：“然齐谐 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可见他是借齐谐、 夷坚以指《庄子》、《列子》。此二书充满荒唐悠谬之言，如胡应麟所说，“出鬼入神者《 庄》”（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七《九流绪论上》。），但胡应麟以其“寓言为近，纪事为远”，就是说书中的荒诞内容仅是以寓言形 式 出现，并非真正的“纪事”小说，因此他实际说的是《庄子》、《列子》记载的那些神话传 说、 奇闻异事是志怪小说的源头。是清报癖（即陶祐曽）在1909年所作《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辞》 （注：见《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中说得更准确一些：《庄》言莫能推广，小说因以萌芽。意思是说《庄子》中的故事传 说 是用来说理的寓言，并未“推广”为小说，但小说由此而萌芽。在战国书中，楚辞也多含神 话传说，所以胡应麟又说：“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上》。）
）《 四 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也说：“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 ， 显然也是胡应麟那样的意思。战国齐人邹衍创大九州之说，号“谈天衍”（注：《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西汉刘安《 淮南子》，荒唐之言一似《庄子》、《山海经》，所以胡应麟又说：“庄周、列御、邹衍、 刘安之属，捏妖兴怪，不可胜纪。”（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九流绪论中》。）他还说过：“累世不能穷其学，当年不能穷其礼， 仲 尼之博也。而以防风、肃慎、商羊、萍实诸浅事当之，则仲尼索隐之宗、而语怪之首也。” （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上》。）孔子辨防风骨节、肃慎楛矢、商羊、萍实见于《国语·鲁语下》、《说苑·辨物》、 《 孔子家语·辨物》，都是表现孔子的博物。这类故事属于战国流行的博物传说，因此胡应麟 又以孔子为语怪祖宗，实际指出了有关动植异物的博物传说是志怪小说的一个源头。同样， 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说的“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 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亦应作如是观，虽然也是极不恰当地把小说起源指定为某 些人（实际是某些书），但意思也是说《韩非子》、《列子》中的神话传说寓言等是小说的来 源。
在讨论小说起源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汉武帝时的方士虞初。《汉志》小说家著录虞初《周 说》九百四十三篇，在《汉志》中本无特殊地位，仅为小说十五家之一家而已，但张衡《西 京赋》特别提到了虞初，说：“匪惟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这就把虞 初当作小说创始人了。张衡独举虞初，多半是虞初占了姓名和“秘书”恰好押韵的便宜（注：下句“从容之求，寔俟储”也与此相押。），但 后人论小说之兴却往往据此立说，明人焦竑《国史经籍志》小说家类序首先引用的就是“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这句话。《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更据此认定：“则小说兴于武 帝时矣。”此外诸如周克达《唐人说荟序》所云：“《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此小说家所由 起也。”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所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赵怀 玉《艺苑捃华序》所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见于张衡《西京赋》，厥后作者弥繁。” 蠡 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所云：“小说之起，由来久矣。虞初九百，杂说之权舆。”瓶庵《 中华小说界发刊词》所云：“夫蒙叟（按：指庄子，庄子蒙人）成书，半是寓言之体；虞初著 目，始垂小说之名。厥后五总发函，十洲作记，搜神志怪，流衍遂繁。”（注：以上二文均见《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上述议论主 要说的是小说起点，认为小说发端于虞初《周说》。虞初《周说》可能是具备一定小说性质 的准小说，但它并不是最早的小说。这个姑且不论，但从小说起源的角度看，作为“医巫厌 祝之术”（注：《文选》卷二《西京赋》薛综注。）的虞初《周说》和方术、巫术有密切关系，这就启示我们从战国巫术方术及相 关传说的流行探索小说的源头，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还有从史书中寻求小说起源，说法很多。远的如晚清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说：“《 周易》、《春秋》，好言灾异，则《周易》、《春秋》亦有小说野史之旨。”此前冯镇峦在 《读聊斋杂说》中说得更加明了：“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 之作小说看。”他们的话中实际也包含了对于小说起源的看法。近的有以司马迁《史记》为 小 说之祖的，晚清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注：见《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有《小说始于史迁》一条，云：“史迁写留 侯 事，颇多怪迹，仓海、黄石、赤松、四皓，后之论者均断定都无此人。不过迁性好奇，特点 缀神异，以为行文之别派。按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唐人虬髯、红拂盖本此义，以为无中生 有者。”又引菽园语曰：“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把《史记》看作小说表现出概念上 的极度混乱，但究其原，是因为《史记》有着“点缀神异”的内容，这就和以《庄》、《列 》、《楚辞》等为小说之祖具备了同样的小说发生学意义。不过，仅限于“点缀神异”还是 极为片面的，实际上《史记》乃至之前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均包含丰 富的逸史内容，而历史逸闻遗事也是小说的重要源头。而从小说和史书的关系上说，这个不 科学的说法实际启示着一个真理性的意见，就是小说起源于或说孕育于史书之中。
关于小说起源，不能不讨论影响很大的“稗官”说。自《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删 订而成）提出“稗官”后，“稗官”几乎成为小说的同义词。《汉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 出于稗官”，是从小说素材的采集者和小说传述者（传授或记录）的角度来说，所以鲁迅在《 中 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从神话到神仙传》中曾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 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但“稗官”说涉及到小说的 材料来源和初始小说的产生问题，实际也包含了小说起源的问题。
何谓稗官？颜师古注云：
茹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 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师古曰：“稗音稊稗之稗，不与锻排同 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
颜师古将稗官释为小官，并引《汉名臣奏》为证。汉世确有过“稗官”之称。《汉书·百 官公卿表》并无稗官，可见稗官不是正式官称。从唐林奏看，稗官在公卿大夫、都官（注：《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泛指京师诸官府属官 。武帝时立司隶校尉，下设都官从事。《续汉书·百官志四》：“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 法 者。”注引蔡质《汉仪》：“都官主雒阳百官朝会，与三府掾同。”此为东汉都官，地位与 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掾相当，三府掾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见《续汉书·百官志一》。
）之下，位卑职微，所以颜师古注为小官。《汉志》论诸子等家之出皆为“王官”（注：“王官”之称见《兵书略》后序：“兵家者，盖出古词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又《方技略》后序：“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守也。”） ， 也就是周天子之官，因此稗官既为小说所从出，自应主要指周室王官。余嘉锡曾作《小说家 出于稗官说》（注：《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97。），认为稗官指“天子之士”。他广泛引证古书，诸如《左传》襄公十 四年所载：“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 工献艺。”《吕氏春秋·达郁篇》所载：“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 ，矇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斟酌焉。”贾谊《新书·保傅篇》 所载：“天子有过，史必书之。……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 ，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如此等等（注：余嘉锡所引文献尚多，意思大抵相近，如《国语·周语》、《白虎通·谏箴篇》
、贾山《至言》、《淮南子·主术训》等。），其中说的“士传言”，“士传民 语”，“庶人传语”，乃是天子使士传达庶人之言，以察民好恶，而《周礼》“宰夫掌小官 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所以传街谈巷语之稗官就是天子左右之士。
关于稗官，学者还有其他解释。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注：《文史》第7辑，中华书局，1979。）以为稗官 虽指小官，但不是天子之士。他说：“稗的本义是野生的稗禾，稗官应指散居乡野的，没有 正式爵秩的官职。他们的职责是采集民间街谈巷语，以帮助天子了解里巷风俗，社会民情。 ”并引浦江清《论小说》中的话：“‘稗官’，如果有这样的官，无非是乡长里长之类，在 他们那边保存着有这些书（案：指小说），或者即是他们的老辈所编造而传下来的。”袁氏这 种说法未能获得先秦文献的直接支持，他所引证的文献是间接的佐证，就是《春秋公羊传》 宣公十五年汉何休解诂中说的无子老年男妇采诗（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 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 ，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他认为这种采诗官大概就属于稗 官之类。《汉书·食货志上》还记有行人（又称遒人）采诗（注：《汉书·食货志上》：“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而徇于路，以采诗 ，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颜师古注：“行人， 遒人也，主号令之官。铎，大铃也，以木为舌，谓之木铎。徇，巡也。采诗，采取怨刺之诗 也。”按：《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郑玄注：“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 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此当与《汉书》“行人”说 有关。），又《方言》提到輶轩使者采言（注：扬雄《方言》附刘歆与扬雄书：“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 巡路，代语、童谣、歌戏。”扬雄答书：“尝闻先代輶轩之使秦籍之书，皆藏于周秦 之室。……翁孺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
），袁氏据而以为他们采诗采言也连带采集街谈巷语的小说。总括 起来他的看法是：“稗官是闾里间的乡长、里长之类父老，遒人是天子的使者，街谈巷语先 由稗官采集起来，提供给遒人，再由遒人奏上天子，这便是刘歆、班固所设想的小说的来源 。”
饶宗颐《论小说与稗官—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注：饶宗颐《文辙—文学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另出 新解，他举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话：“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认为稗官秦时已有。他考证 说，稗音排，同俳，也就是“偶语”，即古之所谓“庶人谤”，稗官就是采谤之官，而小说 “乃民间谈论政治之零星纪录”。
由于文献的缺乏，以上诸说都是猜测，但应当说以上对稗官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事实上 无 论是“天子之士”的稗官，还是乡野的稗官，还是秦简中那样“采谤”的稗官，性质都有相 通处，都是采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鲁迅说：“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 所以观风俗得失矣。”（注：《古小说钩沉序》，鲁迅《辑录古籍序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因为事关王政，基本都属于《汉志》说的“王官”，因此大 体都合乎《汉志》“稗官”的本意。事实上“稗官”只是个通称，未必确指哪一官。
稗官虽主要指周之小官，但十五家小说多有汉作，因此也应包含汉小官在内。余嘉锡谓： “汉之稗官，指四百石以下吏言之也。但汉时列士，不闻有传达民语之事，稗官之名存而实 亡也。”汉世既无稗官传民语之制，然则所谓小说出于稗官，于汉主要是说小说的创作者是 稗官。罗宁在《小说与稗官》一文（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中考证汉之稗官“很可能就是指郎官一类的谏议 官以及更低级的待诏，尤其是后者”。他纠正余嘉锡的说法，认为汉六百石以下（不含六百 石）是小官，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而待诏职位更低，待传召顾问 应对，不是正员。《汉志》著录的小说作者中有待诏臣饶和待诏臣安成。另外《臣寿周纪》 的“臣寿 ”也是待诏。而虞初“以方士侍郎”，侍郎也是小官。罗宁认为待诏之类也正扮 演着“士传言”的角色。应当说这是一颇有创见的说法。当刘歆和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 于稗官”时，他们心目中的稗官极可能也包括汉代的侍郎、待诏之类小芝麻官。
我们把《汉志》中的稗官指认为周秦传言之士及其他采言者和汉之侍郎待诏，并不意味着 对小说出于稗官说的完全支持，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片面的说法，因为从小说实际来看只能 看出汉代部分小说为稗官所造，而从小说材料的采集传述来说绝非稗官一途所能概括，把全 部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归之于稗官显然过于偏执，非常不合适。所以后人论小 说 之出，并不提稗官，荀悦《汉纪》和《隋书·经籍志》都是这样。《隋志》论街谈巷语之 所出，依据典籍提出六个方面。一是《左传》所说“听舆人之诵”，即听取老百姓的议论（
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杜预注：“舆，众也。”）。二是《诗经·大雅·板》说的“询于刍荛”，就是向打柴人征询意见。三是“士传 言”，即传庶人之谤。四是《汉书·食货志》说的行人徇木铎采诗采风，“道听途说，靡不 毕纪”。五是《周官》说的通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通训 是地官司徒属官，所谓“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 博古所识。”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是采知地方邪恶禁忌之俗。六是《周官》 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训方属夏官司马，其 职责是了解各地政治状况和民意，并且了解“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郑玄注） 。这就是说街谈巷语的搜集是多渠道的，绝非“士传言”一途。虽然《周礼》等所记周制未 必都符合历史实际，但从情理上来推想，周代史官所采集的民风民俗历史遗闻，应当是多渠 道的，因此《隋志》比《汉志》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
但是，《隋志》对街谈巷语之所出的说法也还是片面的，它和《汉志》一样，也还主要是 从“王官”着眼。《汉志》以王官之职论诸子学术之出（注：《汉志》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 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 农稷之官。），非常机械，并不能真实反 映 学术源流。所谓小说为稗官所采，忽略了民间人士对小说材料的搜集和传述，至少我们可以 举出民间的巫来，像《山海经》就应当是巫所传述。这是一点。其次，《汉志》和《隋志》 都着眼于街谈巷语，把民间作为小说的唯一源泉，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至少我们可以举出 历史遗闻逸事之类更多的是史官的传述，并不是“舆人”、“刍荛”的街谈巷语，当然也不 可能是“行人”之流观风采集达于上闻的。如果也要归之于街谈巷语的话，那也主要是出于 文化人士的街谈巷语。而就《汉志》所著录的小说来看，很难看出是得自民间，诚如鲁迅 所说：“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从这两点 来说，与其说小说出于稗官，不如说小说出于史官和巫祝。说到底还是和汉人的小说观有关 ，因为他们把小说确定为浅薄的街谈巷语和观风知俗的对象，所以才有此等偏颇。他们所描 述的民间街谈巷语—稗官采集和传述—记录为小说这样一个小说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也就把 问题大大简单化和狭窄化了。
二、故事：小说发生的叙事源头
如前所述，对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 书—小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这个命题是建立在小说的基本特性是叙事这个基点上的。故事 是叙事的，故事对于小说文体来说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叙事题材上，没有叙事题材 就构不成小说；一是在叙事形式上，叙事总要通过某种结构方式和语言方式来表达，而这对 于书面文体的小说来说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讨论作为小说源头的故事，只能是书面故 事，即使是长期流传于口头的故事也只有在被记录后才能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讨论的故事 只能限于我们可以见到的典籍——主要是先秦典籍——中的故事，而且，口头故事只有在被 文字定型后也才能从结构和语言上考察它和小说文体之间的联系。
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 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下边分别讨论。
1、神话传说。这里主要指上古神话传说，但习惯上也包括晚出的仿神话。一般来说，神话 指的是各民族的原始神话，如华夏族的女娲神话，古蛮族的盘瓠神话等等。传说指的是稍后 出现的历史影象比较突出的传说。鲁迅说：“殆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 述，今谓之传说。”（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就是说神话的主体是神，传说的主体是被神化的人，常表现为 英 雄，如黄帝、大禹、羿等等。不过上古神话和传说并无严格界限，传说也常用神话的概念 来表述。上古神话传说都是原始宗教时期的产物，神话和原始宗教密不可分（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说神话是“宗教之萌芽”，窃以为非是，应 当反过来说，原始宗教是神话之萌芽。黑格尔《美学》说：“从客体或对象方面来看，艺术 的起源与宗教的联系最密切。最早的艺术作品都属于神话一类。在宗教里呈现于人类意识的 是绝对，尽管这绝对是按照它的最抽象最贫乏的意义来了解的。这种绝对最初展现为自然现 象。从自然现象中人隐约窥见绝对，于是就用自然事物的形式来把绝对变成可以观照的。这 种企图就是最早的艺术起源。……所以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朱光 潜译，第二卷，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79。袁珂《神话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说：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神话虽然也有艺术和美学的成分，主要却是和宗教密切关联着而不可 分割的。有萌芽的原始宗教信仰，然后才有根据这些信仰而创造的神话，神话兴起了，对于 宗教信仰也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他认为鲁迅的说法“却是略有可商的”。见袁珂《神 话论文集》第6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但在我们看来，神话和原始宗教原本为一 体。），因此 包含着原始信仰，如对自然、神灵、祖先、图腾的崇拜等。它最初都应联系着一定的巫术仪 式，但由于它以故事形态存在，可以长久流传于口头，如同原始诗歌（也应当是巫歌）一样， 这样它就可以脱去对巫术仪式的依附而取得独立性，和原始诗歌一起成为最早的艺术。神话 传说的原始文本（口头的）久已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分散记录在古籍中的一鳞 半爪，主要见于《左传》、《国语》、《逸周书》、《归藏》、《庄子》、《楚辞》、《吕 氏春秋》、《山海经》、《淮南子》等春秋战国及秦汉古书中。
一般认为神话传说是小说的源头。鲁迅说：小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 与传说”。前引晚清陆绍明把小说发达五时代的第一时代定为“口耳相传之时代”，他对此 时 代的说明是“虚饰之言，人各相传”，看来主要指神话传说。中国的神话传说由于不具备古 希腊神话那样的命运——借助于荷马史诗、赫希俄德《神谱》等被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因 此它也无法享受古希腊神话那样的成为欧洲各体文学共同起源的荣光，但它成为小说的一个 起源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从题材上看，上古及晚出的 神话传说是被吸纳入志怪小说的重要题材，如在初期准小说《山海经》中神话就是一项重要 内容。神话开创了神怪题材，可以说没有神话传说就很难产生志怪小说，《庄子·逍遥游》 的 “志怪者”齐谐讲述的就是鲲鹏神话。其次，从艺术思维上说，神话的幻想开启了小说尤其 是志怪小说的幻想和想象，促使小说文体虚构特征得以确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 义，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3页，人民 出版社，1972。），因此幻想是神话最基本的艺术特征。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先民创造了许多超自然的神如 盘古、女娲、黄帝、共工等等，以及具有神性的动物，如白泽神兽、夔、鳝、应龙等等，形 象常具有自然质朴怪诞的特点，像“女娲人头蛇身”，“黄帝四面”，黄帝子孙“人面蛇身 ，尾交首上”，炎帝“人身牛首”，夔“状如牛，苍身而五角，一足”，窫窳“其状 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注：以上分别见《楚辞·天问》王逸注、《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山海经 ·海外西经》、《御览》卷七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山海经·大荒东经》、《山海经 ·北山经》。），都是形体的变异或人兽嵌合体，如黑格尔所说，“只是 人与自然这两个因素怪诞的混合”（注：《美学》第二卷第54页。）。即在其行为特性上也常常表现为人性和兽性亦 即人与自然的混合，如大禹化熊开山，白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注：以上分别见《汉书·武帝纪》注引《淮南子》佚文、《云笈七签》卷一○○《轩
辕本纪》。）。神话还有关 于变化的丰富幻想：有神体自身的变化，如盘古“一日九变”，女娲“一日七十化”，“女 娲之肠化为神”（注：以上分别见《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淮南子·说林训》、《山
海经·大荒西经》。）；有神体化为它物的变化，如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 为雷霆”，身体各部分化为日月星辰、五岳、江河、田土、草木等等，女娃化为精卫，涂山 氏化石（注：以上分别见清马骕《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记》、《山海经·北次三 经》、《汉书·武帝纪》注引《淮南子》佚文。），等等；有此物化彼物的变化，如夸父的杖化为邓林，蚩尤的桎梏化为枫木 ，蛇变成鱼（注：以上分别见《山海经·海外北经》及《大荒南经》、《大荒西经》。）等等。人也为它物所化，女娲神话说人是泥人变的，盘古神话说人是盘 古身上的虫子变的。神话的丰富幻想奠定了志怪小说的幻想基础，成为小说幻想的一个充沛 源泉。第三，神话传说中的神灵不是一个静止的图腾符号，都带有事迹的演绎，表现为叙事 的动态流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和补天，黄帝战蚩尤，共工头触不周山，夸父 逐日，羿射日等，尽管都很简略，但都有一定的叙事结构。和成熟小说相比，其结构难以具 备小说叙事学的完备意义，如叙事角度，描写等等，所以有的学者把神话结构限定在“意态 结 构”方面，即“小说情节构思间架”（注：见石昌渝《中国小说 源流论》，第55页，三联书店，1994。）。“意态结构”诚然是神话结构的特征，表明 神话结构的原始性，但这种“意态结构”其实也属于叙事结构，因为离开叙事就无所谓意 态。神话的叙事结构有时具有原型意义，形成一种叙事模式，从而成为后世小说的模拟对象 ， 如黄帝战蚩尤就开创了一个正邪斗争、天神相助的叙事模式（注：见石昌渝《中国小说 源流论》，第55页，三联书店，1994。）。总之，神话传说在形 象性、虚构性和叙事性上都和小说文体一脉相通，是小说起源的远古源头。
2、地理博物传说。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地理博物传说是古地理博物学巫术化和方术化的产 物。由夏禹治水传说反映出来的古先民治水经验，酝酿出最早的地理博物知识。《尚书·禹 贡》及《周礼·职方氏》则标志着古地理学的建立，反映出西周至战国的地理学成就（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 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淮南子·主训》云：“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山谷之 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 可惊以怪者也。”把古地理博物学的内容，诸凡山川、道路、方物等基本概括了，并以“不 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划出了地理学和地理博物传说的界限。但由于古人认识能力有限， 古地理博物学本身就存在着“动以物”、“惊以怪”的荒诞成分，而在战国时期由于巫术和 方术的发达，地理博物学成为巫和方士的专学，更和神话、巫术、方术混合起来。东汉王逸 注屈原《天问》云：“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把天地山川和圣灵怪物画在一起，正是表现了在巫 风颇盛的楚国地理博物和巫术混合的现象（注：王逸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文选》卷一一）：“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
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所反映的是西汉宫室壁画 ，与此相类。）。东部临海地区的人们尤其是方士把视野 投向大海，驰骋想象，扩大了地理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海外世界的幻想。《庄子》中的 “齐谐”就是齐国这类人物的象征，《孟子》中的“齐东野人”也应包含齐国这类人物。战 国齐人邹（一作驺）衍创大九州说，其说“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 ”，并推而广之，达于海外，说中国为赤县福州－海外如中国者共九个，称为九州，外有裨 海环之，每州都有人民禽兽，不得相通，这样的九州共九个，外有大瀛海环之，那是天地的 边界（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由神州到九州再到大九州的“闳大不经”的世界地理模式图是高度扩展 想象空间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关于山川物产人民禽兽的丰富幻想。战国末世齐、燕临海国家 盛出方士，奢谈海外神山仙药，而邹衍的书在《汉书·艺文志 》列为阴阳家（注：《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阴 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史记》也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因此邹衍的 大九州说也和方术思想有着某种联系。
地理博物传说的主要内容是殊方绝域，草木飞走，远国异民，在《管子》、《晏子春秋》 、《国语》、《庄子》、《尸子》、《鲁连子》、《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 王会解》（注：《逸周书》原名《周书》，后人误以为即晋初汲冢出土的《周书》，故称《逸周 书》，又称《汲冢周书》。《汉书·艺文志》书类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今本并序亦七十 一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此书可能是战国人模仿《尚书》所撰，或谓汉后人所为，也有 人认为其中保存了许多西周史料。）、《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尔雅》等春秋战国书中有大量记载， 尤以《山海经》和《逸周书·王会解》为多。《逸周书·王会解》记述王城（遗址在今洛阳） 修成后周成王大会诸侯四夷，详细记载了诸夷贡物，兹引录一节：
西面者：正北方稽慎大麈；秽人前儿，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在子币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曰“在子”；扬州禺禺；解隃冠；发人鹿人，鹿人者 若鹿迅走；俞人虽马；青丘狐，九尾；周头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齿白鹿、白马 ；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海越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 妹珍；且瓯文蜃；若人玄贝；海阳大蟹；目深桂；会稽以鼍。皆面西向。
这是四方诸夷在王城庆典上面向西站立的东方诸夷，以下又分记东、南、北向者，共六十 夷 。各夷皆有贡物，包括了动植物及其他物产，光怪陆离，虚虚实实，诸如在子、九尾狐、乘 黄都是虚幻之物。《王会解》所附《汤四方献令》记商汤时四方异国贡献方物，提到狗国 、贯胸、雕题、漆齿等等异邦及物产。《王会解》是地理博物传说的一个汇总，所以胡应麟 说“《王会》杂以怪诞之文”，“《王会》怪鸟奇兽，多出入《山海经》”（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至于 作为古巫书的《山海经》，地理博物传说最为丰富，可以说是集其大成。前人说：“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经》。”（注：清孙星衍《山海经新校正后序》。）岂止鸟兽草木，还有大量的山川物产、远 国异民，极为曼衍奇诡。
地理博物传说也是幻想的产物，它是幼稚的地理博物观念和巫术、方术结合的结果，和古 神话传说明显有别。其基本特点，一是运用充分扩大的空间观念来构建幻想空间。邹衍大九 州说已如上言。拿《山海经》来说，它提出了“极”（又称隅、陬）、“大荒”、“海内”、 “海外”这样一些空间概念，由近及远，推向四极乃至海外。而其关注的热点乃在四极四荒 海外，也就是殊方绝域之地。这种地理平面空间观念是经验和幻想的结合，显示出如同《庄 子·逍遥游》说的“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的有趣意味。二是在殊方绝域 竭力张皇远国异民，远国异民在形体、特性、习俗上都呈现出怪异性。少数远国异民当有原 型依据，如黑齿（又称漆齿）是对有漆齿或染齿风俗的民族的称呼，雕题是纹面的原始民族， 但以《山海经》而论，大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在形体虚构上明显吸收了原始神话的人兽嵌 合方式，如羽民长头生羽，氐人人面鱼身无足等等。三是对动植物的幻想，也都具有怪诞性 ， 杂取诸物，嵌合为一，如化蛇“人面而豺身”，“翼而蛇行”，踵鸟“状如鸮而一足 彘尾”等等。
地理博物传说表现在文本上以物象记述为主，一般不具情节性，但却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幻 想性形象，直接导致了《山海经》的产生，开创了志怪小说中很特殊的一个品种，即地理博 物体志怪小说。
3、宗教迷信故事。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巫术，已产生了关于神（包括祖先 神、自然神、社神、天社神等）及精灵、鬼魂、魔力等宗教观念和相应的崇拜仪式（注：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第二编第二章《原始社会的氏族宗教》，第355— 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这些观念在巫术很发达的夏商时期得到保存和发展，如古籍所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注：《礼记·表记》。）。周代虽重人事，在人神之间表现出对 人自身信赖的提高，但同时也执着于对天命鬼神的信仰，表现为“忠于民而信于神”（注：《左传》桓公六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注：《礼记·表记》。）的人神并重态度。事实上西周迄战国天人 关系被理论化，“天之与人有以相通”（注：《文子·精诚篇》。）的天人感应说是为全社会接受的普遍思想。 天决定着全部人事，了解天意的手段便是祈祷、祭祀、卜筮、占梦、星算等等，这些都为人 重视而盛行于世。春秋战国形成的阴阳五行思想，实际上也植根于天人感应，成为推灾异断 吉凶的理论依据，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它“舍人事而任鬼神”，后人斥为“欺天之学” （注：南宋郑樵《通志·灾祥略》：“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 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在民间，巫术尤盛，巫降神驱鬼以消病去灾，更是每天都上演的节目。在这种思 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在社会各种人群中造出并传播大批各式各样的宗教迷信的故事，翻开 先秦古书触目可见。就其内容性质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是鬼神故事。史前上古神话无鬼，但其时实已存在鬼魂崇拜（注：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第366—367页。）。至殷商甲骨文已 有鬼字，《易经·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则是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左 传》庄公八年记彭生鬼魂化大豕向齐侯报仇，宣公十五年记魏武子嬖妾的亡父结草报恩，是 两个很有名的鬼魂故事，《墨子·明鬼下》也记载了杜伯被杀向周宣王报仇的故事。三事都 具有原型母题意义，可谓开鬼魂报恩故事之先河。《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篇》记黎丘奇 鬼化形效丈人之子而作祟，造成丈人误杀其子的惨剧，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鬼故事。这是个 民间故事，战国谚语有“穷乡多怪”一说（注：《战国策·赵策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新序·善谋篇》：“吾闻穷
乡多怪，曲学多辩。”），指的正是民间盛行鬼怪故事，它们常不 依赖文字而长久流传，《搜神记》的秦巨伯故事即由黎丘奇鬼演化而成。关于神的故事也很 多，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和《国语·周语上》所载惠王时神降于莘的故事，其神被看作 “聪明正直而壹”的“明神”，他的下降暗示着虢国的灭亡，这显然反映的是周代的天命观 念，和神话中的神已有本质的不同。《风俗通义·怪神篇》引《管子书》佚文，记齐桓公见 泽神委蛇，预示桓公当为霸主，也是同样观念。
实际上，春秋战国记录下来的鬼神故事当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得多。据介绍，在出土的放 马滩竹简中就记有一个关于司命、死人复生和鬼的故事，曾引起研究者注意，李学勤有专文 考证（注：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 滩一号秦墓出土竹简460支，《文物》1989年第2期发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天水市北道 区文化馆所写《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其中有几支竹简发掘简报题作《墓 主 记》，李学勤则称作“志怪故事”。）。竹简释文如下：
卅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大梁人王里□□曰丹□：今七年，丹刺伤人垣雍里中 ，因自刺殹。弃之于市，三日，葬之坦雍南门外。三年，丹而复生。丹所以得复生者 ，吾犀武舍人，犀武论其舍人□命者，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因令白狗（？）穴屈 出丹，立墓上三日，因与司命史公孙强北出赵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闻犬犬市鸡 鸣而人食，其状类益、少麋、墨，四支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市人以白茅为 富，其鬼受（？）于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嗀，嗀，鬼去敬走。已收腏而
之，如此□□□□食□。丹言：祠者必谨骚除，毋以□
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殹。（注：李学勤释云：屈，读为掘。犻，即吠字。类，读为颣，疵也。益读为 嗌，咽喉。麋同眉。嗀，呕吐。腏，祭饭。疑为罄字之误。骚，读为扫 。读为洒。殹字未释，乃语尾助词，与也字通用，常见于秦汉帛书简书。
竹简文本是战国秦昭王三十八年（前269）邸丞（即秦氐道县县丞）向御史呈送的报告，不是 小说作品，李学勤称为志怪故事是合适的。故事应当出于丹的自述，自然是捏造。丹本居魏 国大梁（今开封）王里，是魏将犀武（注：犀武是真实人物，见《战国策·魏策》和《西周策》。）的舍人，昭王七年因伤人被弃市。三年后犀武以 其不当死，祈请司命史公孙强复活之。公孙强令白狗将其尸体从墓中掘出，把他带往赵国， 满四年后才能吃饭，但眉稀面黑，四肢不能活动。后到秦国氐道，大概操起巫的营生，所以 讲了许多鬼的习性和祭祀注意事项。故事中的司命史公孙强，可能是魏国巫史一流人物，能 通司命之神（注：李学勤认为司命史是指主寿的大司命，但司命史名公孙强，又带丹往北地，显然 不是神而是人。古者巫祝卜史实相通，史亦为官方宗教职业者，到秦汉之际才与巫祝逐步分 离，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参见《宗教学通论》第55 9页。），所以他以法术使丹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是今可见最早的复生故事，开 创了复生母题。
二是卜筮占梦故事。《左传》、《国语》记述极多，主要是占验吉凶未来之事。如《左传 》闵公二年所载楚丘之父卜筮成季之将生，襄公十八年载卫国孙文子占卜是否追击郑国皇耳 之师，昭公七年载晋侯梦黄熊入寝门，郑子产为之占梦，等等。就中占梦故事多及鬼神，颇 富神秘色彩，故事性比卜筮故事为强，这里引录《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
景公畋于梧丘，夜犹早，公姑坐睡，而梦有五大夫北面韦庐，称无罪焉。公觉，召晏子而 告其所梦，公曰：“我其尝杀不辜，诛无罪耶？”晏子对曰：“昔者先君灵公畋，五大夫罟 而骇兽，故杀之，断其头而葬之，命曰五大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则五头 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
齐景公梦五大夫鬼魂，晏子圆梦提出灵公时一桩冤案，然后安葬遗骸安抚亡灵。鬼魂托梦 诉冤是后世志怪小说中常见的母题，这个故事便是这类故事的起源。占验还有其他方法，《 左传》僖公五年和《国语·晋语二》载卜偃通过“童谣”占进攻虢国的时间，此之所谓“辨 妖祥于谣”（注：《国语·晋语六》。）；《左传》襄公十八年还载有师旷从歌声、鸟声占测未知之事的。
三是符瑞灾异及命相故事，都是通过自然现象或非自然的神秘现象以及人的表征来推测吉 凶。如《尸子》所载：“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 ，而还于渊中。”这是说大禹得天授河图。《吕氏春秋·季夏纪·制乐》载成汤之时有谷生 于庭，汤认为这是“妖”的先兆，“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于是勤政爱民，三日而谷亡 。这是说成汤见灾异而知祸福。《国语·晋语八》载，叔鱼生，“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 ”，其母见而知其日后贪得无厌，“必以贿死”。杨食我生，叔向母闻其号哭乃“豺狼之 声”，预言他“终灭羊舍氏之宗”。这是相人形声而知其命数。
宗教迷信故事以天人感应为基本思想，天作为冥冥中的神秘意志成为人事的决定力量，这 类故事的主题就是揭示人间吉凶祸福的根源和对天命神鬼的信仰。少数产生于民间，多数是 神秘化了的历史故事，应当主要出于史官的采集和传述，因此大量被记入史书，并出现了作 为“卜梦妖怪相书”的志怪小说《琐语》。
4、历史遗闻。这反映的是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传闻性、想象性故事，其中有时也含有幻 想性的异闻。这类故事主要记载在《国语》、《逸周书》、《晏子春秋》、《战国策》等史 书及《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些子书中。另外，西汉刘向依据先秦古书材料所编辑的 《说苑》、《新序》、《列女传》、《列士传》（已佚）等，其中也保存着许多来源于春秋战 国的历史传闻。汉初韩婴《韩诗外传》也是同样情况。具体事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出前边 已 提到的《逸周书》的几个故事。《逸周书》是所谓“周时诰誓号令”（注：《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语。）的汇编，胡应 麟认为是战国所纂集（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其中《克殷解》、《世俘解》、《王会解》、《太子晋解》 四篇，鲁迅说“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注：《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
）。《王会解》已如上言。《克殷》记述 武王率诸侯伐纣获胜的情景，诸如商辛（即纣王）自燔，武王斩其首悬于太白旗，纣二妃自缢 ，斩其首悬小白旗，武王即位告天，出囚散财，封比干墓，颇为细致。《世俘》记述武王克 殷还师后以各路军队所斩获的殷师和诸国的馘（首级）俘（俘虏）告于宗庙，记述极为夸诞，如 ：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 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 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 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如此夸张而又精确的数字只能是想象之辞。胡应麟曾说《世俘解》“读者咸疑诡诞”，他 自己虽认为“不全妄”，但也承认它有“战国张大之辞”（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太子晋》记述晋平公 “瞑臣”师旷和十五岁的周灵王太子晋的对话，很难说是出于实录，末记师旷从瑟声相太子 晋年命不寿而太子自称“吾后三年上宾于帝”，三年后果死，更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胡应麟 曾说：“天子晋事甚诡诞，盖战国人以晋早慧而夭，为此说以神之。”（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其实王子晋 可能是个传说人物，他在后世传为仙人，称作王子晋或王子乔。历史逸闻作为小说起源的重 要叙事源头，对小说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初期小说《穆天子传》和《燕丹子》都是 在历史传闻的基础上产生的杂传小说。
5、人物逸事。人物逸事是记录人物言行的小故事，《论语》中就有不少。例如《先进》中 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微子》中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
丈人 ；《阳货》中的阳货遇孔子，等等，都是和孔子有关的小故事，生动有趣。这类小故事在《 礼记·檀弓》（注：《檀弓》虽属《礼记》，但实是独立作品，是战国檀弓所著杂记，是人物逸事的
汇集。）中也很多，如曾子易箦，陈亢止殉葬，公输般请机封，等等。人物逸 事和六朝志人小说有题材和文体的渊源关系，可谓志人小说之嚆矢，虽然在战国秦汉没有产 生相应的小说作品，但在汉魏书中也未断线，最终形成了《世说》那样的经典作品。
以上五类故事，实际上常常相互包容渗透，而且常常以历史传闻的状态出现，历史成为最 基本的题材和叙事元素。这是因为商周以来掌握文化传承的巫和史都一律关注对历史的记录 ，神话传说实际是被当作远古历史记录的，地理博物卜筮占梦妖祥之事本来也是历史的组成 部分，而人物逸事和历史遗闻更是植根于历史。因此从广义上说，它们都属于历史传闻，只 不过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而已。
这五类故事以上古神话为最古者，所以流行的说法是小说起源于神话，但问题是神话的被 记录才与小说的形成发生直接联系，而在这时其他类型的故事也在大量流传，并成为最初小 说的题材，因此神话并不是小说起源的唯一源头，而只有从以上五方面来概括才算比较全面 。
单纯从故事的角度看，先秦典籍中的故事并不只以上五类，至少还可以举出寓言故事来。 以通常的寓言概念来限定，寓言是指那些寓有哲理的小故事，并不是任何用作说理材料的故 事都叫作寓言。《庄子·寓言》说的“寓言十九”，《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的 庄子著书“大抵皆寓言也”，所谓“寓言”是泛言“寄寓之言”（注：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与今之寓言概念
有所不同。事实上，《庄子》及《韩非子》中《十过》、《喻老》、《说林》、《内储说》 和《外储说》诸篇中的寓言许多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据统计《韩非子》的寓言多达三百 二十几则（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88页。），实际大都并非通常意义的寓言，而是“寓言十九”的“寓言”。但即以 通常意义上的寓言来考察，诸子书如《庄子》、《列子》、《孟子》、《韩非子》、《吕氏 春秋》及史书《战国策》等也极多，构成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诸如“揠苗助长”、 “郑人买履”、“狐假虎威”等等，脍炙人口。寓言故事具备叙事性和虚构性的特点，这是 和小说相通的。《韩非子》的《说林》、《内外储说》，皆以“说”来标榜，战国的“说” 本来就指“小说”，这表明寓言都是属于战国“小说”、“小家珍说”的范畴。但在和小说 的关系上，由于寓言特殊体制的自身约束，它无法发展为注重展现现实生活或幻想生活的小 说，它的前途是从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一个结构单位发展为独立的寓言文体，如柳宗元的 《三戒》、刘基的《郁离子》。因此，在研究小说发生过程时我们就不把寓言当作小说的一 个起源来看待了。
三、史书的分流与小说的形成
从故事到小说，中间存在着史书这一过渡环节，这是和史书的分化密切相关的。故事向小 说独立文体的过渡，存在于史书的分流过程之中，当史书分离出一种合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 本时，那便意味着小说的诞生。
这个观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在史官文化居于主流地位的西周春秋战国，一切文献几 乎都表现为史官记事记言的史书形态。周室和各诸侯国都建有完备的史官体系，对此《隋 书·经籍志》有很好的说明：
……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 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 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诸侯亦各有国史，方掌其职。（总序）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 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正史类 小序）
史官所说，不仅是国家大事、天子诸侯的誓命诏诰，实际要广泛得多，诚如《隋志》史部 总序所称：“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可谓包 罗万象。因此史官所传述的文献，尽管依后人的观念可以有经史之分，但“五经”或曰“六 经”实际都是历史文献，因此胡应麟说：“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 。”（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 政典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易教上》。）他们所说的“史”是一种大史书概念，这显然是对于史官传述混沌状态 的合乎实际的表述。大史书概念恰也反映着“史”的多样化萌芽，而在春秋末期战国时代， 由于史官文化逐渐下移而私家蜂起，史书分流之势大行，亦即历史文献由混沌状态向类型化 进化，呈现出如同生物进化树那样的状态。这种进化主要是朝着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史书 的 纯化，也就是从广义史书到狭义史书的分化，虽然《逸周书》模仿《尚书》的混沌形态，但 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世本》等便是经提纯后出现的各类 规范的或比较规范的史书；一个是向诸子书分化，包括各种学术门类派别的著作。诸子之学 一般仍旧保留史官记言记行的文化传统，也是“未尝离事而言理”，仍带有史书的特征。
而就狭义史书来说，自身也在分化，正如《新唐书·艺文志序》所说：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借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说、小说，外 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这里举出六种史官流派，实际上还要多，例如杂史就是另一宗重要史官流派。小说也是史 流之变，但是从逻辑上说，小说作为“史官之流”，和其他流派并不处在同一个分化层面上 ，小说又是史流的进一步分流。考察最初出现的几种小说和准小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 一点。《穆天子传》是杂传小说，它是染传分化的结果。《琐语》是杂史体志怪小说，它的 “语”的体制，远规《训语》，近抚《国语》，而又专记《左传》、《国语》中常见的“卜 梦妖怪”之事，从而形成以杂史为体以志怪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山海经》是地理博物体志 怪小说，地理博物书分化于史书，如《尚书·禹贡》即是，而诡诞不经的《山海经》分明又 是地理博物书分化的结果。小说是虚的，在虚实问题上古人开始并无清醒的认识，往往一勺 烩地记载下来，而当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小说性的素材集中起来时才意味着小说的出现，而这 只能是史流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只是由于先秦史籍大批亡佚，今可见者仅千百之一，我们还 不能把这个分流过程——史书从一次分流到二次分流从而分化出小说——描述得更细致一些 。
尽管在战国已经出现了几种小说和准小说，在文体上已经基本具备古小说的特性，以致于 我们完全可以把小说的起点确定为战国时代，但它们都还不很成熟，主要表现在叙事上的幼 稚和体制上的不纯，带有明显的史书特征。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秦汉时代的史流分化继 续促使着各类小说文体的最终形成和完善。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有云：“萲及近古，斯道渐繁，史氏流别，殊途并鹜。”在汉代 ，“史氏流别”主要是杂史杂传的发达和演化，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黠陋》说的“史 学衰而传说多杂出”，主要是说杂史杂传。《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序描述杂史的发展，举 《战国策》、《越绝书》（注：《隋志》称《越绝书》“相承以为子贡所作”，杂史类著录《越绝记》十六卷，题子贡撰。实际是东汉袁康、吴平作，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六。
）、汉初陆贾《楚汉春秋》、后汉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为 例，描述了杂史从“体制不经”到“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的变化过程。杂传类序又勾画了 作为“史官之末事”的杂传的纷纭状况，从阮仓《列仙图》到刘向《列仙》、《列士》、《 列 女》等传，到后汉郡国耆旧节士、名德先贤，如此等等，“作者日众，名目转广”，也经历 了由“率尔而作”到“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的过程。这些名目繁多的杂史杂传，“体制不经 ”和“真虚莫测”是两个基本特点，内容多采传闻，如《文心雕龙·史传篇》云：“俗皆爱 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书所无， 我书则传”。这个现象可以表述为历史的虚化现象，而虚化意味着史书品格的部分丧失，于 小说来说，则是小说元素的增长乃至于小说作品的产生。两汉乃至以后的大量杂史杂传，常 常介于小说和史书之间，以致于使目录学家普遍感到分类的困难，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一九五《经籍考》杂史类引郑樵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 ，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书，足相紊乱。”而马端临又特别指出：“盖 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又引《宋两朝艺文志》云：“传记之作… …而通之于小说。”明焦竑也说过类似的话，《国史经籍志》卷三杂史类序说杂史“体制 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传记类序按语说“杂史、传说皆野史之 流……若小说家与此二者易溷，而实不同”。类似的意思还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二跋语：“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凡此都强调了小说和杂传杂史的难以区 分。
从历史内容的虚化程度和叙事的文学因素以及文本体制来分析，汉代杂史杂传向小说的转 化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不完全转化，内容多采遗事异闻但体例为史体，小说品格和史书 品格兼而有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就属于这种情况，“参错小说家言”（注：清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二六《题吴越春秋》。）而 仍为杂史。一种是向杂传杂史小说的完全转化，想象虚构特征明显，情节完整，记叙描写文 学性较强，如《燕丹子》、《赵飞燕外传》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是神怪之类的幻想成分 居于主体地位，演为志怪小说，如《列仙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汉代小说之所以多以传、外传、故事、本纪等史书之体为名，正反映着它们由杂史杂传分 化的事实。
对于史书分流而形成小说这一规律，前人有过许多表述，已经成为共识，如果说明人笑花 主人所说“小说者，正史之馀也。”（注：《今古奇观序》。）绿天馆主人所说：“史统散而小说兴。”（
注：《古今小说叙》。）章学诚所说：“史乘而有稗官小说”（注：《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一·立言有本》。）还都是泛而言之的话，那么明人陈言所发 表的“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注：《颖水遗编·说史中》。）便比较准确 地道出了在史书分流中小说形成的一般过程，倘若对他说的杂史概念所指范围作出比较宽泛 的理解的话。
史书对于小说的意义，不仅是从中分化出了独立的小说文体，而且由于小说文体要素中包 含着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属于小说叙事学和小说修辞学方面的因素，因此史传叙事方法也哺 育了小说，促使小说叙事的进步和叙事文体的逐步完善。以前人们之所以说“小说始于史迁 ”，或者说把《左传》当作小说读，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优秀的史传作品有着精湛的文学描 写，而这恰是小说叙事所必需的。自然，小说之所以是小说，它的叙事学修辞学成就应当大 大高于史传，事实上小说完全成熟后的优秀作品确实如此。正因如此，当人们用小说的标准 来评价史传时，小说无疑成为一个极高的评价标准，而获得“可当小说读”殊荣的史传，其 价值也在于具备了小说一般的魅力。所以，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趣现象：人们常常把史传中 的精彩描写称作小说笔法，但从没有把小说中的精彩描写称作史传笔法。但对于古小说尤其 是早期小说来说，史传的文学成就却常常高于小说，比较幼稚的小说更需要从母题中汲取养 分。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引用《史通》卷六《叙事》，说刘知几把史传的叙事分为 四体：一曰“直纪其才行”，二曰“唯书其事迹”，三曰“因言语而可知”，四曰“假赞论 而自见”，归纳的是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而这恰是小说文体的全部。他认为 史传在叙事模式上，如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和限知视角的客观叙述，在修辞方式上 ，都对小说产生影响。他还认为诸子散文中的“写意性”记叙对后世小说也产生影响。（ 注：见《中国小说源流论》第二章《小说文体的孕育》。）石昌渝是从整个小说尤其是后世白话通俗小说的立场上考虑小说对于史传和诸子的文体承 传关系的，有的并不适用于早期小说，比如叙事视角问题，但史传和诸子的描写、叙述、对 话、议论等文体成分的安排和运用，确实是小说形成的文体根据和源泉。就文学描写和记叙 来说，在先秦书中到处可见堪称“小说笔法”的好例，石昌渝已举出不少，如《论语》、《 孟子》的几个“写意性”记叙例子以及所引用的钱钟书《管锥编》提到的几个“纯乎小说 笔法”的例子。还有人分析过先秦经史记言文学的“微而显”的史家语言对小说的影响（ 注：汪道伦《记言与写心—谈经史与小说的渊源关系》，《文史知识》，1990年第10 期。），有人甚至还从《周易》卦爻辞——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 其宫，不见其妻；凶。”等等——中探求小说笔法，认为《周易》“又可成为小说艺术笔法 之滥觞”（注：邹然《卦爻辞中的小说笔法》，《文史知识》，1997年1期。）。这些看法虽然显得泛泛，但不能说没有道理。
如果单纯从故事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先秦书中探寻出几个小说源头，但从小说文体的发育 上看，史书对于小说文体形成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小说孕育于史 书，当它从史书中脱胎而出时，它带出的不仅是经过选择的故事，也带出了最适合表现相关 故事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人们说的“小说笔法”。因此，我们尽可以用小说眼光从经 史子书中寻找小说笔法，但更应当反过来从早期小说的叙事中寻找经史子书的印迹。这里举 一个例子，杂传小说《穆天子传》描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西王母作谣曰“白云在天”云 云，天子答以“予归东土”云云，在记叙中插入赠答诗，显出生动。这种叙事方法就常见于 史传。例如《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那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有名故事，郑庄公和母亲姜氏 在隧道里相见，庄公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又如前边提到的《逸周书·太子晋解》也有这样一段描写：
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 矣，好乐无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 愁道远。”……
从形式看都是相似的叙事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穆天子传》承传了《左传》或《逸周书 》的叙事，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准确判定它们的产生时代，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诗歌对 答是史传中常见的形式，而为小说所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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