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事变论文,对日论文,九一八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 （2000）01—0137—（07）
一、问题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与日本处于时断时续的局部战争状态，然而两国却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颇令人费解。作为受害国的中国何以忍气吞声屈辱至此，在全国舆论一片“抗日”、“宣战”、“绝交”、“抵制日货”呼号之下，中国当局是否有过对日强硬的考虑呢？或者说，中国执行屈辱的对日外交过程中是否有过反复？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伍朝枢1933年3月14日致胡汉民的信， 提到他参与南京政府内部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的细节：
二月杪，弟一日之中接南京三急电，催促入都要事相商。至则开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时诸委员以委员长相强，弟坚不允，最后以临时主席资格主席，发表弟意见（如另说帖），是日会议结果仍须待军委长之见意。后公使虽召回，但并未声言理由，则召回与不召回等耳。且平时亦常有召回公使面商外交者，与此何以别乎？前日总理逝世纪念，特晋京谒陵，方知《字林西报》所载日伪密约之事果不虚，乃一般人不甚注意其事（《新闻报》译载剪附呈）。日伪讳莫如深固也，不知何以我当局亦为之隐秘？弟今日与记者谈，嘱其广为宣传，俾存有割地求和以期日伪安心之心理者，有所警惕。南中亦请饬宣布原件，尚有准备。[1]
此信表明南京当局确曾于1933年2 月底专门开会讨论过对日绝交问题。伍朝枢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此时常住上海，对国内政坛的纷争保持着“中立”，但正如信中所流露的，政治上仍同情胡汉民与西南，对南京当局的对日政策颇为不满。伍氏此信有向胡通报的意思，其中所提到参加的“外交委员会”，推理应当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外交委员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外交一切计划由外交委员会决定，其实行则由外交部行之”。[2]（P411）
对日绝交问题到底是如何摆到当局面前的，各种意见及交锋的结果如何？笔者遂查阅相关史料，将其综合梳理出大概，就教于同道。
二、对日绝交的强烈呼声
对日绝交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一直的呼声。暴日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哗然，民间的反映最为强烈，除要求军事上坚决抵抗外，在外交上也要求对日“宣战”与“绝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身上，束手待毙，致使日本肆无忌惮，将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1933年元旦，日军进占榆关，华北危在旦夕。对日强硬已是全国多数人的共识，民间舆情汹汹，对当局再次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指责当局“徘徊歧途一误再误，东北既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华北亦濒于岌岌危殆之中”，指出“诸公负干城之重寄，系全国之安危，处斯危局，讵容偷安。国亡固无以对后世，不亡岂能告无罪恶于国人，万望速下决心，即日宣布对日绝交。”[3]（P114）上海180个同业公会于2月26日联合通电， 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经济绝交。同日，上海各大学教授也召开大会，要求对日强硬。
在日军侵华的形势下，“抗日”与否已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相号召，争取政治上主动。国民党内在野的政治势力也以此攻讦南京当局。1931年后领导西南与南京对抗的胡汉民，以“抗日、倒蒋、剿共”为其政治主张，提出“惟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4]（P21）冯玉祥等人则一直在策划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的抗日军事行动。在民情激愤的社会心理激荡中，对日态度软弱的南京当局明显处于被动不利的位置。
来自民间与政敌的呼声与批评，南京当局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有所考量。但在政权更迭并不依民意为依归的年代，这种批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铺垫，不能成为促使其改变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压力来自体制内部。作为国民党统治支柱的军队，对当局的政策也日渐不满。1 月下旬起，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濬、黔军王家烈、川军田颂尧等将领纷纷致电中央，请缨抗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前线也感到了民心，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无奈地承认：“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亦无斗志。”[5]（P544 ）（注：引文见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书未见公开发行，据称“只在内部流通”。总编纂秦孝仪曾任蒋介石秘书、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该书因被知名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断定其主要依据蒋介石日记编成而为史学界重视，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立法院更在2月下旬秘密通过了决议， 催促行政当局与日本绝交，并列出绝交的五项益处：1.有利于全国抗战；2.能使治外法权问题得到解决；3.能使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4.它标志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全面胜利；5.国联会员和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将会对日实施经济制裁。[6]（P184）
真正使南京当局将对日绝交提上议事日程的契机，是国际联盟内关于中日战争讨论的进展。国民政府在就九一八事变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称：“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7]（P159 ）完全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争端。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对日本百般姑息，行动迟缓，直到1933年2月24日才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加以表决，44个投票国中，42 国赞成，1国（暹罗，今泰国）弃权，日本反对并当场宣布将退出国联。 尽管中国对国联报告书多所不满，但它毕竟承认了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不承认“满洲国”傀儡政权。
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不惮其烦地争取各国支持通过国联报告书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回答外国代表的诘难：既然中国认为战争存在，何以至今仍未与日本断交或召回公使？倘中国自己的行动并不表示战争存在，又能要求外国做什么呢？中国代表不断致电外交部要求对日绝交，以配合其在国联的行动，且含糊地以“报告书通过后中国会有强硬立场”应付外国代表。外交部2月2日电告代表团，“政府可能在原则上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公使”，且蒋介石已初步同意。[6]（P183）
代表团望眼欲穿，外交部的回答却始终停留在绝交的“可能性”上，没有实质性的消息。国联报告书通过时，日本宣布将退出国联。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外交形势转捩的关键，十分有利于争取国联进一步通过制裁日本的决定。而实施制裁的前提是中日两国须处于交战状态，中国宣布与侵略国日本绝交是最基本的条件。代表团因而更积极地要求国内尽速行动。2月26日，代表团致电外交部称， “我们在国外向国联宣布日本犯下的罪行。但在国内，中、日密使却往来频仍，官方屡设酒筵款待日人。所有这些，国外无不引为怪事。”“我们向国联的控诉既已获胜，自应立即向全世界宣布与日本断绝外交，以便杜绝国外再说中国自己也不把日本侵略视作战争。”[6]（P190）而外交部的回电是， 绝交问题政府当局正按照代表团与各方面意见“慎重审议”，“一俟作出决定，当即电告”。[6]（P191）
国内的寡断敷衍固然使尽责尽力的中国代表们有无力感，而频频传到日内瓦的中国前线将士不战溃逃的消息更使他们在外国人的嘲笑面前无地自容。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三人遂以热河前线“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可不必多事。惠（颜惠庆——引者）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为由，提出请辞代表职务。[6]（P192）辞呈引起强烈反响， 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本人都致电颜惠庆等抚慰挽留。代表们乃勉力维持，顾维钧明知无望，仍在3月初拟定绝交程序详细方案送回国内供参考。 弱国无外交，弱国外交官在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中“艰苦挣扎”的窘境，恐怕更为常人难以设想。
代表团的一份份敦促电报，合情合理，对南京当局来说，是压力之中带着巨大诱惑。外交部长罗文干也一直支持对日绝交，数次将相关方案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促其通过。
三、伍朝枢对绝交利弊的分析
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条例，其下设的委员会成员并不固定，视所处理事务邀请党政相关人员参加。伍朝枢于2 月底被诚邀至南京参加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并被推为临时主席，固然是要借重他的外交经验，另方面则是他政治上接近西南的立场，可以表达各方意见。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伍在2月28 日归纳各方见解及自己意见写成题为《对日绝交问题》的说帖，呈报蒋介石，“以备采择”。 [8]在伍朝枢寄给胡汉民前引信时，附有这份长达2500字的《对日绝交问题》。这份现存于美国的珍贵资料，是笔者所见当时对绝交利弊思考最周全的资料，现将其要点归纳介绍如下。
关于绝交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伍朝枢在说帖中归纳了七条。包括前述立法院提出的五条，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提出的一条，伍朝枢自己补充了一条：“尚有一点，即为对内关系。人民方面希望政府对日绝交，军人方面在疆场为国效命，当亦希望政府有相当举动，政府在外交上应有表示，以示同仇敌忾之意。况国内有一部分人对于政府抗日决心颇怀疑虑，若对日绝交，则此种疑虑不烦言而自解，且可以藉此团结内部矣。”
伍朝枢认为“凡事有利必有害，即或不得谓之害，亦为事实上之困难，均宜平心静气，详细推求，然后权衡轻重，以为决断，方能措施恰当。”他接着列举了三条“绝交之害”，即绝交于中国不利的三个方面：“一、日本扩大战斗范围。如骚扰商埠、封锁口岸，此为绝交之后意料所及之事也”。尤其是日会采取报复手段，对我国商务及侨民横加摧残。“二、日本对我正式宣战”，且藉口中国绝交在先，反以战争责任归于中国。而“万一中日战争结果，我不幸而失败，则彼时两国地位与现在大相悬殊，现在日为侵犯国，我为被侵犯国，彼时则日为战胜国，我为战败国，其情况如何，不难逆料矣”。“三、我既认中日系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则我应有之举动，不仅限于绝交而已，如日本在我国商务、工业、侨民、租界、商船、军舰、军队等，均应有相当之处置，否则仍属不彻底也。”
仔细权衡绝交的利害得失后，伍朝枢认为“仍以实行绝交为宜”。其总的理由是，“我国对日方在斗争之中，斗争之方法不一，疆场上之斗争，所关至巨，收效亦至宏。然其他之斗争方法，如经济上、外交上、道德上者，又乌可轻言放弃哉。况非实行绝交，内之无以餍民望，振士气，团结涣散之内部，唤起全国之精神。语云，多难兴邦。暴日之侵凌，或转足以使我全国上下一致奋起，而建造一崭新之中国，固意中事。外之非此不能表示我国自重人格，而引起列强之注意。尤重要者，则关于盟约第十六条之制裁，我绝交后虽他国未必即能实行，但我不绝交而望他国实行，始为难能之事。”
伍朝枢也承认，在日军侵略日亟，形势瞬息万变之际，不可贸然行事，绝交前须对“由绝交所发生之结果详为研究，先作极周密之准备方可”。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为“立即实行者”，包括“召回驻日蒋公使，以秘书代办使事”，并在召回时“宣言召回之理由，为表示不满于日本”；秘令全国各机关各地方，禁止一切对日交际。第二步为“俟准备完成然后实行者”，除军事上周密布置外，在外交上应设法与各国联络，以期其依约对日本制裁；布置绝交时及绝交后应办之事，“对于日本在华之商务、工业、侨民、租界、商船、军舰等之处置，尤应特别注意，并可参照从前我国对德、对俄绝交先例办理。”
伍朝枢对于绝交问题的分析与建议，较为客观理性，也有可操作性。拳拳之心，可惜并未被蒋介石采纳成为国家政策。伍朝枢的不满情绪在致胡汉民的信中有所宣泄。次年1月，伍朝枢病逝香港， 未能分享全民族抗战的艰辛与胜利的喜悦。
四、反对绝交的意见
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氛围中，公开反对对日绝交的人不多，驻日公使蒋作宾是其中之一。他1931年8月获任， 赴日本履任途中即遇九一八事变发生，预示其使命将异常艰难。蒋作宾初到东京即与提出“协和外交”的日外相币原商定，以外交途径谋解决，条件是中方承认日方在华土地商租权，日方撤销领事裁判权，双方开始撤兵谈判。蒋作宾认为单纯依赖国联，是“不交涉，不抵抗”，是最坏的选择，因而提出“九一八事件不如一面利用国联，一面自己设法了结”。但当时国民政府正全力在国联进行控诉，“连电阻止”他的交涉行动。他判断列强各有难题，都无意战争，中日绝交必致两国全面战争，而“我国此时毫无准备，胜败均于我无利。”[9]（P54）日本代表为阻挠报告书的通过，竟在国联会议中称若无国联干涉，中国愿与日直接交涉。中国驻国联代表为挫败日本阴谋，电蒋作宾劝其回国，“表示断交，以示坚决”。蒋在日记中不以为然地记道：“渠等不知国际情形，妄作主张，可发笑。”[2]（P499）
蒋作宾作如是观，固然与他身在日本，对问题的观察理解角度与众不同有关，同时也基于职务所在，要有所建树，不能不力争两国交涉的心态。一旦绝交，则闭馆撤使只能说明作为公使的他无能。当时中日关系决定了纵使他心比天高，也难有所作为，毕竟形势比人强。他后来自承任日使四年，“所耗心血，未可以言语形容也。”[9]（P54）蒋作宾的公子蒋硕杰教授当时随行在日留学，目睹其父的处境，他回忆道：
先严使日的第一年是他生平最痛苦的一年。他眼见那时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用交涉方式挽救的希望，可是他的建议，都被那些迷信国联的法力者，不负责的唱高调者，甚至别有用心如拉西曼者，所压倒。中央一再训令不准他和币原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眼见着日军席卷东北，国联只是敷衍，不采任何制裁办法；而他自己当初负责挽救中日关系的使命，出使日本，如今受着相反的训令所束缚，使尽管自觉还有挽救的希望，而竟措手不得。精神上的苦痛是可以想象的。[9]（P22）
南京政府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蒋介石在本质上也不赞同对日绝交。他对日本侵略的态度相当复杂，一方面他痛恨日本，自1928年“济南惨案”起“每日皆记‘雪耻’一则，从未间断。”[5]（P509 ）另一面他又深知两国实力的差距，在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时，竟“仰天叹”：“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5]（P386）1932年1月，下野的他获知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的消息，在日记中感慨道：“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5]（P421）重新上台后，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把军事重点放在围剿红军与敉平地方实力派上。他对日本采取步步退让的妥协政策，依赖国际联盟，也有拖延与日本彻底决裂时间的用意。他在政策取向上反对对日绝交，基本理由是绝交“如义和团之视国家为孤注之一掷”，[2]（P412）必招致日本大规模的侵略。1932年6月，蒋作宾在庐山向蒋介石请示对日外交机宜，他在返回日本的船上写道：“余此次回日使任，其目的在使两国渐渐接近，感情尤关紧要。”[2]（P449）
南京热烈地讨论对日绝交问题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筹划“剿共”。他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重新策定第四次围剿计划”。[5]（P519 ）国联报告书通过后，蒋介石忧虑远多于高兴，他忧虑日本从此“更蛮横无忌”，且断定“其必以直接交涉为言，强吾国屈服其条件”。他的应付之道是“一面秘备军事，一面对于外交主张力持镇静。”[5] （P530）他怕日军报复，要求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与外交部长罗文干秘密准备各种处置，并命令长江各商埠与各要塞秘密戒严。所谓“对于外交主张力持镇静”，显然是不能多事，刺激与招惹日本。蒋作宾风闻国内绝交呼声高涨，来电询问，蒋介石竟于2月25日复电断然否认：
来电由岳军（张群）转赣，具悉，所称宣战、断交、召回驻使，均无其事，勿信不负责之谰言，宜力持镇静，此时兄有无回国面商之必要，在此紧张空气中回国，是否引起误会，或其他不良影响，均待考虑，希兄与钧任（罗文干）部长切商。[5]（P530）
主张对日绝交者的重要理由，即绝交后各国可能会制裁日本，制止侵略，蒋介石原也抱此幻想。可国联处理东北问题的过程及日本的反应使他改变了观念。蒋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表达了新感受：“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10]（P107）基于这种新认识，蒋介石认为实行对日绝交显然是弊大于利，不愿实行也就是意料中之事。
顾维钧曾分析蒋介石等反对绝交者的思路：他们所以不愿冒险加紧抗日，或掀起外交上和经济上的抗日斗争，“是因为他们不能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保证。他们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对我宣战，封锁我港口等等，而国际上都袖手旁观。他们还害怕在刚刚对江西共产党的威胁做好应付准备之时，被迫外内两面作战，以致腹背受敌。”[6]（P191）然而，他们又不敢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害怕激起公愤，推翻政府”。[6]（P192）
五、绝交建议的夭折
如果说2月底国联报告书通过的最初一段时间， 南京曾形成讨论绝交问题小小高潮的话，其后的形势发展则将绝交之路完全堵塞死。
3月3日，蒋介石在各方强烈要求下赴华北布置防务，行前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对内对外关系，此时须以秘密方式出之。”不敢公开刺激日本。[5]（P543）同日，外交部电国联代表团称， 国防委员会已审慎地决定，“第一步先召回驻东京公使蒋作宾，至于与日断绝外交关系一节，蒋委员长以及其他一些人尚在踌躇未决之中”[6]（P201 ）驻日公使蒋作宾5日奉令由东京启程回国，11 日到南京向中央报告中日情势后，即北上谒见蒋介石。召回驻日公使，本是伍朝枢等主张绝交人士的一步棋，但国民政府未同时声明召回蒋作宾是对日本强烈不满，其对内对外的象征作用大打折扣。即使如此，这也是南京政府在一片“绝交”声中迈出的最远一步。
蒋介石改变几天前的意见，让蒋作宾回国述职，是一箭双雕之棋：既算是对“绝交派”的小小妥协，以塞人口舌；而蒋作宾以驻日公使的身份四处宣传其力主对日直接交涉的观点，亦可消弭“绝交派”的影响。
3月中旬，前一年因政争失势辞职出国的汪精卫回国， 宣布将复任行政院长职务。[10]（P88）蒋介石立即电请其“积极负责， 即日复职”。汪于此一敏感时刻回国，是否出于蒋的精心安排，不得而知，但其一贯的对日态度，预示着当局的对日政策将趋向软化。3月26日， 蒋介石返回南京与汪精卫秘商对内对外政策，并在国防委员会上报告了基本内容。两天后，蒋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决定：抵抗日本与剿灭红军是两大急务，“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5] （P546）既取“守势”，则绝不可能有绝交这类冒险举动。4月4日，蒋乘军舰赴江西主持剿共军事。几乎同时，汪精卫致电国联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宁愿采取不带刺激性的对日政策，以争取时间加强军事力量”，认为撤回公使也“等于日只损面子，于我无大利益。”[6]（ P217）绝交就自然更免提了。
综上所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33年初南京政府内部曾一度讨论过对日本实施强硬外交甚至绝交的问题。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经过短暂的动摇后，重又回到“安内攘外”老路上，其对日政策则从“不抵抗，不交涉”，渐渐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它既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步伐，又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各阶层抗日的一致要求。所以日本继续其“蚕食”政策，扩大在华北的侵略，而中国国内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也有突破当局禁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福建事变”的发生。
收稿日期：19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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