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大学师资观及其时代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师资论文,蔡元培论文,时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0)04-0087-06
与蔡元培同时代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的确，有“北大之父”美誉的蔡元培，其大学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执掌下的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与学术独立进程的缩影，而且是引领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发展的精神高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解读。本文试图从蔡元培所秉持的大学师资理念与其在师资管理方面的制度实践两个互为表里的角度，探讨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被忽视的某些经验，为现今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一、理念与制度：蔡元培大学师资观互为犄角的两个维度
(一)大学理想与教授治校：师资队伍主体作用的发挥
蔡元培执掌北大伊始，最先思考的就是他心中的大学理想——把北大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提出其大学理想构架的初步轮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72显然，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学问是大学这一载体承载的第一要务，“研究高深的学问”则体现了学术的神圣所在。
不仅学术神圣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中心，学术救国也始终牢牢占据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他清晰地认识到了学术的根本任务和最大功能是创造和发展文化，并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于创造文化。”[1]350于是，蔡元培也把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希望寄托给了大学这一载体。他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之平行发展？”[1]1111919年7月23日，他还说：“自今之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学术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230-231由此可知，蔡元培想以改革为契机，借鉴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办学思想，把北大改造和建设成为“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媲美”的中国最高科学研究和教育中心——我们称之为“精英型”的大学理想模式。
如何实现其大学理想？蔡元培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革新观念，确立“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全新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止有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着手”。这就基本确定了教师，尤其是教授在北大改革、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蔡元培认为：“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1]469“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450确保教师主体地位、中心作用的制度保障就是采用“教授治校”之体制。
所谓的“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发现：“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1]232鉴于此，他提出应以德国大学为模范，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早在民国元年，他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做了明晰的规定。任北大校长后，他便着手推行其主张，分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机制。蔡元培认为：旧北大“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盛行，它必然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要组织一个由各种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一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1]492-493这就是为学人多番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蔡元培所实行的这种“三权分立式”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西方大学管理模式在中国大学中的成功借鉴，大“开风气之先”。
(二)“兼容并包”与教师聘任：师资队伍的任职条件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深知要实现他心中的大学理想，除依赖教师外，最重要的是还要创造有利于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环境和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软环境——制定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符合时代发展与大学发展规律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蔡元培曾留学德国，无形之中受到德国洪堡大学理想的影响，崇尚学术，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171并把这作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必要条件，进而提出其办学的两大观点：“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恒，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谒为主。在校讲授，以无不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1]190这两大主张，主要侧重学说和教员两个层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选聘教员方面。实际上，这一办学原则既是蔡氏大学理想的精神内核，又是其教师聘任观的集中提炼。蔡元培深知，当时中国，人才匮乏，因而“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怠难成立。”[1]190从这一人才观出发，他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地竭力广延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各派专家、学者，同时特别注重引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又要坚持选聘教员的基本标准。关于聘任教师的具体标准，蔡元培主要从学术水平、工作态度、工作精神等以下几个方面要求：
第一，积学，即要求受聘教师“学谒为主”。蔡元培提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1]137“所以延聘教员，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在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在世界的科学区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够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1]235可见，他对教员的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主要侧重于两个层面：“新知深究”、“旧学深邃”。为此，他在引进人才同时，也毫不犹豫地辞掉了一些不称职教员，其中包括几个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外教，在当时还曾引起了一场风波。
第二，热心和自尊，即要求受聘教师爱岗敬业，以身作则。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说：“我们此后聘任教员，总要请专门的，并要请愿意委身教育，不肯兼营他事的”，各学科教学“必须专门学者而又热心教育的担任。”[1]272他认为“查本校聘设教授之意，不外欲受聘者专心致意于功课之教授，乃学术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乐于从事者也。”[1]366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认为“大学对于学生，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1]508为此，教师在人格上也必须“不诱与学生与之堕落，”[1]190必须要有自尊之人格，养成学问之人格，这种人格就是“同时抱爱国心和人道主义。”[1]81
第三，用功，即要求受聘教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蔡元培一直认为，大学教师应该为“纯粹之学问家”、“年年用功，传授新学”。同时，“教授及教师不仅仅要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1]493
(三)“中西交通”与教师培养：师资队伍的在职培养
蔡元培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饱读国学，到国外学习大学课程并进行学术研究，沐浴西学。这些经历促使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视野开阔、思想新颖，深谙中西文化之优劣长短，在此基础上形成其先进的中西文化“交通”的教师培养观。
1918年，蔡元培便敏锐地意识到：“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2]“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3]52因此，“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沟通交换的机会，我们要格外留心的。”[3]9495在中西文化“交通”态势上，他竭力主张双向交通——互动共赢：“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1]335并强调“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
蔡元培基于以上对中西文化“交通”态势的认识，在教师培养上，他提出了以下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与举措：
第一，以研究为教师提高之主要手段。蔡元培是个学术神圣论者，他尽全力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科学思想。因此，他主张培养大学教师要以学术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提高教师水平之主要手段。1922年8月，他撰写到：“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它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喜欢得不得了。”[1]422其实，早在任教育总长时，他亲拟的《大学令》中就明文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即研究院)”。执掌北大后，他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的研究所”，并把北大“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作为自己的一个理想。1917年底，北大文、理及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了研究所，并规定“本校教员可以自由进所研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蔡元培特别提出：“今之大学，悉有各种研究所以资教员、毕业生与高材生之研究”，“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1]423“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170他为了教师能“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大力兴办学术刊物。他在北大季刊编辑员讨论会上提议并经评议会通过，规定北大季刊“凡编辑员均于本校教授、讲师中延订之”，“凡编辑员，每年至少缴稿一篇，愈多愈妙。”[1]408
第二，倡导“出洋作专精之研究”。1918年，蔡元培向北平政府教育部呈文，要求增加北大留学人选。他提出：“当教育初兴、学术幼稚之时，欲造宏博之人才，为强国之基础，则派生留学尚矣。”[1]1521923年，他在《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教授服务满若干年，须派赴出洋，作专精之研究若干年”。由此可见，蔡主张主动“走出去”培养和提高教师素质和水平。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派一些教授赴国外研究讲学，同时，还约请了一些外国学者到北大任教、讲学，为国际间学术交流开了风气之先。
二、蔡元培大学师资观体系的时代意蕴
尽管世易时移，当代大学与蔡元培所处时代的大学面临的情势已经大为不同，但大学的改革创新仍然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大学中存在的种种流弊，不仅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辐射到社会、国家层面，形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蔡元培的大学师资观体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性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继承、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进而进行再创新。其启发性意蕴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关乎大学生存发展的角度重视师资建设。前面所提到的蔡元培种种理念与制度(从师资队伍的主体作用、任职条件到在职培养等各方面)，确立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如何从根本上传承与弘扬大学精神，即强烈的学术价值追求、浓厚的学术氛围、追求科学和真理的无畏精神以及学术思想自由。当前不少高校把有限资源和更多注意力集中投入到大学硬件建设中，盲目启动大学城建设、添置设备、扩建大楼、扩充学科、扩大招生规模，却常常忽略大学精神的创造。蔡元培大学师资观中对师资队伍的极端重视，反映了他所一贯崇奉的大学应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社会之责任三者统一的载体这一理念，从而反衬出当代大学建设中存在着的短视效应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弊端。
第二，从大学理念的源头出发“把脉”大学的师资制度设计。以“教授治校制”为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古往今来，教师的职责莫不如是。当今的大学承载着如办学方向、目标定位、运营策略和社会责任等诸多系统构想，而大学教师正是实现这一切构想的主体。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将大学中的教师队伍高效地组织管理起来，从而极大地发挥其主体作用，是大学师资建设的关键。深谙西方大学理念与制度的蔡元培，正是通过从大学理念到大学制度、从大学制度到大学理念这种双向决定机制来选择“教授治校制”这一师资管理制度的。不解决理念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无法在中国的大学里推行。在笔者看来，“教授治校制”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彰显现代大学中教师的主体地位、减少教育资源的内耗和浪费；而在于通过这样一种自治制度传达大学的真正价值所在，如独立、自由、民主和追求真知等理念，以达到引领社会、服务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教育行政化”则偏离了现代大学的发展轨道，不仅使大学的教育功能日趋淡化，而且徒耗资源，使大学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第三，从大学的真正需求出发选任师资。吸引和用好教师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观念和一种实践。现代大学的真正需求无非两个：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蔡元培选任教师的标准也就是这两点，别无其他。他在教师的选任上真正做到了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只以教师的学术造诣为主要标准，并就此指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蔡元培执掌下的北大，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
第四，从大学的可持续性发展出发加强师资培养。如果说选任教师是从师资准人问题上对教师的要求，那么师资培养则是保持大学生命力的最重要的源泉。蔡元培在师资培养上尤为可贵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了“中西交通”的重要性。在当前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师资培养的国际化趋向日益明显。在这方面，应增强高校师资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自由度、自主权，并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双向开放策略，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访问、讲学、开展合作研究，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教师到中国来讲学，参加学术讨论。
三、余论：中国现代大学从理念到制度的变革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一发问被众多媒体称为“钱学森之问”。笔者行文之时，正值中国“航天之父”、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辞世之际。众多媒体报道的“钱学森之问”已经引发出诸多对中国现代大学走向的深层次思考。抚今追昔，距离蔡元培的时代已近百年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从蹒跚学步开始，经历了太多坎坷与磨难，在探索与变革中走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但蔡元培关于大学师资的相关论断言犹在耳：当时大学的传统与现代大学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迫使蔡元培必须要思考一条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路。所以从理念变革到制度变革，中国的大学在变革中一路走来，也必将在变革中完全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