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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年间云南已有产盐记载，“益州郡连然有盐官”〔1〕至今已2千余年。云南各族人民对盐能够较早地发现、开发和利用，除由于资源丰富、埋藏浅、分布广、多处有卤泉出露地表这一有利条件外，还有着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地理方面的原因。
一、滇盐史略
公元前三世纪，楚国庄
入滇，在滇池周围建立滇王国，带来了楚和中原地区的文化。至秦开五尺道，今四川宜宾至曲靖，又从交通上与内地沟通，制盐技术也随之传入云南。所以位于滇池近旁拥有资源优势的连然（今安宁县）成为云南最早的产盐地之一，与此同时，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广县有盐官”，即今镇雄、盐津一带。东汉，在丽江、大姚、云龙等处也有零星产盐记载。晋代，出现“晋宁郡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的兴盛局面。
此后2千年间， 云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直接纳入中原王朝郡县治理下的阶段，也有不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阶段。但即使在政治上脱离的阶段，云南地区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仍然是紧密的。秦汉时称云南为“西南夷”，西汉对西南夷地区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设置关禁，但四川商人避过检查，带来四川的盐、铁器、布、竹木器具，换去云南的牛、马牲畜。
当时，云南在盐生产技术上，处于原始状况，掘地为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白盐”。也就是泼卤炭上，刮盐取食。明、清之季仍有个别地方沿用此法。“镇源州波弄山，上下有盐井六所，土人掘地为坑，深三尺许，焚之，候成灰（疑炭之讹），取井中之卤浇灰上，明皆化成盐”。自唐始称盐井，樊绰《蛮书》记有，“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余尺”，说明已从挖坑积卤发展成凿井汲卤。但由于云南地域辽阔，当时受政治势力范围和文化开发的影响，产盐多集中于滇池和洱海一线，在滇南虽然资源丰富，埋藏浅，但盐的开发和利用却较晚。传说千年以前约在公元八世纪，西双版纳的克木人（与布朗族同操孟高棉语）波达闷在磨歇河中捉鱼时发现泉卤，报召片领主傣族的召阿牙叭先组织开发，用巨木挖空作井壁，用竹筒引流卤水，以柴煎盐，不仅当地人民受益，并远销老挝的新西兰、南他等地〔2〕。 但磨歇井至明始有正式记载。因此，历史上滇东北、滇西北、滇东南大部份地区需仰靠川盐，康藏沙盐和粤盐。宋代，在邕州（今广西南宁市）的横山寨，就是省际间的一个十分繁荣的市场，云南各族人民以大理马、牛等牲畜，交换盐、茶、丝帛〔3〕，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复准广西岁需滇铜，滇省岁需粤盐，请铜、盐互易”，在此之前已有“滇铜粤盐”之说〔4〕。再从制盐技术上看，从挖坑积卤到凿井汲卤， 从泼盐炭上刮盐取食到铸铁圆锅煮盐，多受四川制盐方法的影响。所以说滇区与中原在整体上，政治上的短暂分离，并不意味着经济文化的割断，相反，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却为政治上的复归统一不断创造条件。
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公元748年～1254 年）政治上与唐宋王朝脱离，盐法不同于中原，未设榷盐官“当土自取食之，未经榷税”。“其盐出处甚多，煎者甚少”。听任各族人民“煮鬻自给”。而对南诏王族的食盐则是：“览睑井产盐最鲜白，惟王得食，取足辄灭灶，缄闭其井”。新开盐井，似仍需报官：“唐有李阿召者，牧黑牛饮于池，肥泽异常，迹之池水皆卤泉，报蒙诏开黑井，井民世祀之”。〔5〕新开井还有白井、琅井、丽江、老母、弥沙等井。
元灭大理国后，在昆明设行中书省，是当时全国11个行省之一，将政治中心从大理移至昆明，分设路、府、州、县，实现统一治理，至治三年（1323年），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盐官，同时，在中庆路（昆明一带）设盐官。对盐的其它用途在认识上更加重视，“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召令四州省以盐给之”。〔6〕《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云南腹地的情形说：“其地有盐井……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说明已有从事盐业为生的人，生产也应具有一定规模。
明代，1382年平定云南，设盐课提举司4个，分驻：安宁、黑井、 白井、五井（云龙）等产盐地，下设12个盐课司，以提举辖周边盐井，出现中心治所，使散漫的不相统属的生产点，开始形成分区域的集结性生产，并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正统九年（1445年），令云南各盐课司，每灶添拨余丁2人，免其差役，专一探薪煎盐”〔7〕。所以生产点逐步增多，除滇中的阿陋、草溪、只旧、元兴等井和滇西的乔后井产盐渐有发展外，据《宣宗实录》四十三记：在滇南的西双版纳有磨歇盐井，明代行盐制度为民制、官收、商运、民销，开中法也在云南部份地区推行，由盐课提举司报领开中票引。《明会典》：“云南盐井行盐地方本省十二府各州县。”由于销售渠道的畅通和销售区域的扩大，必然刺激了盐的生产发展，万历六年（1578年）全省产盐181.8万斤。
清承明制，云南盐政旧隶巡按，后隶巡抚，设盐法道于省会，并定提举3人，盐大使12人。新开井地在滇中有：永济；滇西有：喇鸡、 安丰；滇南有：景东、抱母、昔孔、香盐、茂篾、按板、思耕、磨黑、乌得、猛野、石膏等盐井。尤以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位于普洱县的石膏井“用沙丁挖掘矿礁，以矿泡卤，得浓卤”〔8〕，对提高产量， 节约柴薪，取得突破性进步，使云南成为我国最早水旱兼采的省份，至光绪年间，将滇中的提举移驻石膏井，由于盐的生产点已遍布“三迤”，所以分设：白井、黑井、石膏井三提举，为三片的管理中心，也为以后按滇中、滇西、滇南三大产区布局奠定了基础。但终因清政府腐败无能，1902年英法胁迫清政府取得云南七府开矿权，又纵容缅甸、越南私盐侵销云南边境地区，致使云南盐业生产、销售以及盐的价格受到一定冲击。
民初（1912年）到民24年，全省产盐多保持在90万担（每20 担为1吨），最高年份曾达100万担，但1945年降为46.3万担。 生产方式是手工采矿，拉竜汲卤，铸铁圆锅柴薪煎盐。唯云南地方资本兴建的一平浪盐煤厂，技术比较先进。1931年“移卤就煤”工程施工，1938年建成21.5公里釉砖输卤沟，以钢板焊成大平锅，改煤代柴，捞沙筑筒，成型为略有锥度的圆柱体筒盐。每筒约重18公斤，不需包装，裸存裸运。同时开始试用机械提升矿卤，组建金工车间，年产盐接近20万担（8—9千吨），约占全省产盐的1/5。但全省大面积上各盐产地，井硐失修，设备简陋，柴山日远，成本渐高，正如旧云南盐务管理局在1946年年报中所说：“民十以后，几经改革，抗战而后，变更尤大，究不足以挽衰颓，济民食”。当时，交通不便，盐的驮运十分艰辛，又有灶户、官府、销商的层层盘剥，到了销地盐价昂贵，何止“斗米斤盐。在双江50斤谷子换3斤盐，丽江半斤贝母才能换1斤盐，腾冲要一驮棉纱换一驮盐，人民贫瘠，不胜负担，边远山区常年缺盐淡食，在贡山县竟有平生未尝过盐味的老人。”所以，傣族把食盐叫做“白色的金子”，白族把食盐当作结婚的礼品。因此，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后，商业部门经常组织贸易小组以大批骡马跟随解放军或工作组下乡进村，首备商品就是食盐。事实上把食盐看作发动群众、团结民族、巩固政权、安定民心的战略物资，所以人们把食盐叫做“政治商品”。
二、历史影响
云南盐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全省的政治活动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互为影响。
（一）政治方面的影响
东汉时“郑纯为永昌（今保山）太守，与衰劳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当时永昌为重要城镇，人口稠密，在东汉105个郡国中列居第二，〔9〕需布需盐自然很多，要求所属产地贡赋布、盐自然必要。当时永昌所属比苏县（今云龙县）有盐产地五处，想必“邑豪岁贡盐一斛”还不算重。所以“夷俗安之”。蜀汉诸葛亮平南后，西南夷地区“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唐天宝九年（750年）“以兵定南诏，取安宁城及井”，天宝十三载（754年）‘李宓败没，安宁遂没于南诏”，〔10〕说明当时兵家对“取安宁城及井”已很注意，想必对军需民食影响很大。
清康熙中叶，云南盐政曾改官销，当时盐价昂贵，穷苦百姓无力购买，常年淡食，官府为“疏稍积压”和“恐受堕销咎戾”推行“计口授食”，按户摊派盐斤，强迫人民购买，这就是所谓“烟户盐”。烟户盐推行以后，常常是“前盐尚在后盐又到”，百姓为缴纳盐价，不得已“以后领之盐贱卖以完前盐之课”，日积月累人民负担更重，被迫“鬻妻子以偿”，“循刀环而死者岁岁有之”，虽曾下令禁止，但勒派依然如故，雍正以后激起人民反抗，遂于嘉庆五年（1800年）改民运民销。〔11〕清咸丰八年（1858年）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派部将杨振鹏引兵驱逐乔后上井土豪，兴建灶城和盐城，发展盐产，售盐征税，用作军饷，灶城、盐城为云南最早按规划进行建设的井场。同治九年（1870年），清军将领杨玉科攻克乔后，占据全井。〔12〕
盐税是历代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除南诏、大理国时期未设盐官未经榷税外，元在产地设榷盐官且“秩正七品”。明代，由于内地人口大批移入，汉族人口超过其它民族，矿业及其它手工业发展，盐的社会需要大增。正德二年（1507年），“又令云南盐井官吏，各井盐课务要逐年完纳，一年不完者革去官带住俸，三年俱不完者本衙门递降一级，吏革役为民，受财作弊者以枉法从重论”。当时每岁课银3.4—4万两，已是田赋之后的一大税种。清末，地方糜烂，私盐充斥，据《民国盐政史·云南分史稿》载，“赊贷日久，积欠益多，商力既困，缴课维艰”，盐税收入从嘉庆年间的正课银50—60万两，下降到20多万两。盐税在民国初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田赋，1912年盐税占全省财政总入的28.24%，1913年占20.27%。
1913年袁世凯为推行独裁统治，4月在北京与英、法、德、俄、 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和海关税作抵，云南盐税也在内。自此，云南盐税为外人控制，且有关盐政盐务也要洋人“襄助”和“协理”，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在云南盐政上的体现。
袁世凯窃临时大总统职位后，1915年废弃共和，实行帝制，遭全国人民反对。护国护法拥护共和云南首义，开始组织护国军讨袁。因此，“饷糈锐增，非有巨款不能维持”，经滇督军与稽核分所反复会商：“自五年（1916年）起，将滇盐税全数除运署，分所及所属分支机关经费外，悉数拨归滇用”，每月12.5—18.5万元。于是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才得以起兵讨袁，进军四川。〔13〕因此护国运动，实曾借助于云南盐款。
（二）经济方面的影响
1.盐业对本省交通事业的促进和对公路建设的支持。云南农村一向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为主，赶集天多用粮食、家畜、家禽及其它土特产品，交换盐巴，犁锄和布帛针线之类，所以最早村寨之间的沟通和街子的形成往往与买盐有关，食盐是集市贸易中不可缺少的商品，至今走村串户的小贩行商，多在货郎担里备办盐巴，一为方便村民，二为招徕生意。
由于云南山地面积占84%，高原占10%，坝子（盆地、河谷）仅占6%〔14〕，且“山路崎岖无运道之可言”又“向无舟楫之便”， 只有马帮适宜云南山路；而云南产马，在宋代，大理马闻名远近各省，马帮运输自然成为古时云南的主要运输方式。据《边陲古道》〔15〕说：“腾冲是通往海外的咽喉，当时由缅甸、印度来往的马帮常年不断，成百成千一帮，总数上万”。永昌（今保山市）更是这条“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口和“都会”，《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永昌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土地肥沃，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商业城市的形成和马帮运输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边地富饶有粮食、牲畜、金属矿产、药材、象牙、翡翠、珠宝和其它土特产品，所缺以食盐、铁器为最，赶马人长途跋涉，其所运去之商品当以食盐为大宗。同时，使盐的销售区域赖马帮运输而扩展，销路既广，自然又推动和刺激盐井生产，导致云南盐业终于摆脱“其盐出处甚多，而煎者甚少”，自煎自食和少量就地换物的“煮鬻自给”局面。从另一方面看，云南的马帮运输，历千年而不衰，实与各盐井产地所提供的稳定可靠而又大宗的驮运货源是分不开的。
民国时期，云南盐业就加入修筑公路地方认款，1934年因修路筹款困难，经全省公路建设委员会建议，在昆明设立黑井区食盐运销处，所得利益拨作修筑公路、桥梁、涵洞经费补助建设专款，此后，一些主要运盐干线不少直接由盐业投资建设，如：1937年3—4月修复磨黑盐跨元江所必经的把边江铁桥和乔后盐西运要津的西里铁桥；1942年新建元（永）平（一平浪）公路等，此外，还有一些运盐运煤的公路也由盐业参与出资。对云南这样一个历史上收不敷支的“受协”省份，盐业在促进本地交通事业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2.盐币的流通及其作用。元代《马可·波罗游记》载：云南省“其所用之货币则有金条，按量计值，而无铸造之货币，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为块，每块重约半磅，每八十块值精金一萨觉（saggio）”。明景泰六年（1455年）所纂《云南图经志》卷二武定府：“土人懋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卷三镇源府：“盐色白黑相杂，而味颇苦，俗呼之曰‘鸡粪盐’，交易亦用之”；卷四楚雄府：“黑盐每块煮卤为之，大者重一斤十两，小者重一斤，交易皆用之”。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1938年到澜沧县的裸黑山“自富永至蛮大寨，时值集市日期，凡交易先买块盐，再以块盐议价购零物，每块横广寸半，厚4分， 凡30枚重1斤，现银1元（值国币5角）易16枚， 闻此俗在裸黑山各地通行”〔16〕说明云南盐币在历史上集市贸易中曾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在货币贬值，物价腾飞时，可起到保值作用，有效地保护了边远山区兄弟民族群众的利益，即使盐币潮解破损，仍可自家食用，然缺点是不易保存，不具有货币的储存功能。
3.以盐命名的县城和集镇的形成。在云南以盐命名的县城有盐兴县（今禄丰县黑井镇）、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镇）、盐津县等。以盐命名的集镇有磨黑，傣语“磨”就是井，“黑”是“格”之变音即盐，意为盐井，景谷县的抱母盐井，傣语地名卧勐，“卧”也是井，“勐”是地方，意为有井的地方。据《云南地名探源》〔17〕：“盐津县名来自盐井渡，‘古时掘井五尺深，可取盐水，故名盐井坝’，又因其当川、滇水陆交通要道，1917年置盐津县”。
以上城镇是由于盐井工人、盐灶工人、砍柴工人比较集中，马帮往来频繁，服务行业兴起，官府派驻办事机构，驻扎缉私部队而逐渐形成的。如滇中的元永井区，民国时曾有“小上海”之称，各行各业贫富咸集，茶楼酒肆烟馆赌场无所不俱，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仰靠盐业生活。
4.对地方土特产品的影响。宣威火腿，又称云腿，向以色泽红白鲜艳，味道浓香纯正，食而不腻，经久耐存而誉满中外。民国33年，因黑盐一时供不济需，火腿公会曾纷纷上报：“窃查宣威火腿腌制用盐，素以黑井甲灶盐为最佳，其它盐类多不适用”，1944年“历经呈请，同意补发”风波始平。〔18〕
诺邓火腿，因鲜嫩可口而远近闻名，是白族群众在制盐过程中，用瘦肉型猪种后腿，浸入刚刚取出的卤水中，腌制加工而成。〔19〕
此外云南大头菜，开远蕌头，路南卤腐，邱北辣椒酱等地方酱菜均与磨黑盐，黑井盐有着许多历史渊源。
（三）在文化、卫生方面的影响
1.文化方面的影响。由于古时在盐产地的盐官，多为汉人“流官”，必然把汉文化带到盐产区。早在明代，云南黑、白盐井已有专著，清，有《黑盐井志》八卷刻本、《白盐井志》四卷刻本及《续白盐井志》十一卷、《琅盐井志》四卷等，并有诸多专著。白盐井“蒙氐时，有女牧羊于此，一羝羊驱之不去，掘地得卤泉，因名白羊井，后讹为白盐井”。云南各族人民习惯将泉水称作“龙潭”。所以在有卤泉的盐产地多建有盐龙祠，民间对泉卤、龙潭、龙女的传说颇多，今大姚县石羊镇仍有石雕雄羊，形象逼真，还建有孔庙，塑孔子铜像，曾春秋祭祀。并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学宫，树有碑记，至今仍存，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昆明由盐商集资建有盐隆祠，占地1700多平米，规模宏伟，碑文仍在。
民间对于盐龙祠，矿王庙，盐神祭坛的祭祀礼仪是严肃和隆重的。《盐丰县志》载：“白盐井春秋每祭支牲醴二十八两，盐龙祠每祭二十八两，共一百一十二两；文庙春秋两祭发银四十两，又盐提举捐六两”。可见当时盐龙祠的祭礼仅次于文庙。又如：磨歇井所祭“帝洼拉哥”（即盐神）有二位：一位是在河中发现盐泉的克木人波达闷；一位是景洪召片领最早派去开发盐井和担任“召哥”（盐官）的傣族人召阿牙叭先，每年三月第一个属鸡日祭，平常年份献牲为黑猪一头，三年大祭为黑牛一头，每季均有献鸡（雌雄各一）、献酒、献饭，献腊条并点燃。每到祭日要由傣族村寨派人去请克木人一起祭祀，这一天克木人被奉为上宾〔20〕。说明在很早以前，边疆的兄弟民族在西双版纳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创造着璀璨的文化。
2.对地方病的防治。云南地处高原，自然环境中缺乏碘元素，历史上地方性甲状腺肿属高发病区，合并症还有呆小病和克汀病，不仅病人痛苦，还会危及子孙。据本世纪40年代37个县的抽样调查，发病率高达15.4%，当时在滇中开始试验食盐加碘，但由于碘剂供应困难，又管理不善，致此项工作时断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按规定标准加碘，普及供应，发病率控制到1.43%，碘盐为人民健康和造福子孙立下不朽功勋。
综上所述，云南具体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对盐业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能够较早地发现，开发和利用本地岩盐资源，但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都比较缓慢。盐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地方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且相互影响。
注释：
〔1〕〔4〕《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
〔2〕《云南方志》1989年第6期朱德普文《开发磨歇盐井讹传之辩正》。
〔3〕《云南·可爱的地方》云南日报新闻研究所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5〕〔7〕〔8〕《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
〔6〕《元史·文宗本纪》。
〔9〕《边陲古道》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10〕《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盐务考。
〔11〕《康熙年间云南盐政》何珍如著。
〔12〕《云南省志·盐业志》编辑室资料《乔后矿志稿》。
〔13〕云南省档案馆案卷15全宗《呈省府五年政治工作报告盐务类》以及卷60。
〔14〕1986年《云南年鉴》。
〔15〕《边陲古道》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16〕《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32—34页方国瑜文《马可·波罗云南行记笺证》。
〔17〕《云南地名探源》吴光范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云南省档案馆案卷15全宗《呈省府五年政治工作报告盐务类》以及卷60。
〔19〕《云南·可爱的地方》云南日报新闻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0〕《云南方志》1989年第6 期朱德普文《开发磨歇盐井讹传之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