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
石智雷，杨雨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旨在从五个方面（子女数量、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生育间隔和堕胎）对近几十年来国外人口学领域有关女性权益和社会地位对生育选择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廓清女性社会地位的概念、测度方法和现有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从而为该领域下一步的研究尤其是探讨中国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提供文献上的借鉴。通过文献服务检索系统、数据库和科学网站进行文献检索，列出文献清单，对研究设计、研究数据、女性社会地位测量、自变量、因变量以及结果进行审查编辑，排除写作质量不高、研究不规范的论文，通过逐层筛选最终确定了68篇文章。基本结论是：生育选择是个人偏好和社会结构性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会同时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生育性别偏好以及最终的生育决策。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在生育决策方面越具有话语权，生育意愿越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一般会拥有更好的避孕意识，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城市地区的女性；女性社会地位越低，生育间隔就越长，越偏向于生育男孩，越容易发生堕胎。
【关键词 】女性社会地位；生育选择；因果识别
一、引言
人口转变不是某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所特有的规律，而是世界性的人口生育革命。随着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越来越多人口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致力于通过女性社会地位来解释女性生育行为的特征及其变化。［1］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约而同地快速下降，但并没有按照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降到更替水平就停止，而是越过更替水平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同样，中国过去几十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被很多学者归结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但是进入21世纪总和生育率越过政策生育持续走低的现象也不是该理论能够完全解释的。2016年1月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更是让女性权益和生育选择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宫腔镜可以对子宫内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对子宫腔的情况进行了解观察。通过宫腔镜进行引导,对病变组织进行全面直观的观察和采集,对输卵管插管、输卵管通畅度进行判断有较好的效果,宫腔镜手术还能够切除子宫内息肉,子宫内膜和黏膜下肌瘤,取出宫腔内的异物效果也比较突出,不需要开腹治疗,对患者的创伤比较小,恢复速度快。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将维护女性权益、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世界银行（2001）将赋权作为发展援助的首要目标，性别平等甚至被视为发展目标，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穷和实现更好治理的手段。在过去几十年的几次高级别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政策声明中已经充分体现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例如“开罗行动纲领”（1994）“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1995）“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以及目前已经有183个国家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2014）。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更是直接以“性别平等与发展”为主题，强调促进性别平等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下一代的发展结果。维护女性权益和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已成为全世界发展努力的一个重点，有必要对现有的女性社会地位和生育选择实证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估。
目前国外学术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相比而言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还不够。本文在对国外相关文献收集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之间的关系，以期从女性权益的视角对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进行思考。
二、文献选择与分析方法
2018年1月我们通过文献服务检索系统、数据库和科学网站进行文献检索工作。检索是依据以下主题来进行的：生育、子女数量、生育意愿、生育间隔、堕胎和性别偏好；搜索范围为1970年1月到2018年1月的文献。最初的检索结果是在文献服务检索系统里的4 568篇文章、数据库里的2 497篇和科学网站的3 431篇，总共有10 496篇文献（见图1）① 本文研究方法重点参照Upadhyay，U D，Gipson，J D，Withers，M，et al.Women’s Empowerment and Fertility：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Social Science&Medicine，2014，115（1982）：111. 。
图1 文献处理流程图
我们依据文章的标题和摘要来判断是否为我们的目标文献。符合要求的文献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标准：语言为英文；研究生育选择；研究女性社会地位② 由于不同学者的表述方式不同，我们设置女性社会地位检索词为：Women’s status，Women’s empowerment。 。为了进一步缩小文献的范围，本文从上述几个主题对文献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筛选，通过对文章摘要以及大纲目录的简要阅读，排除了不符合本文要求的文章，经过这一过程后共保留301篇文章，然后列下文献清单，对研究设计、研究数据、女性社会地位测量、自变量、因变量以及结果进行了审查编辑，排除写作质量不高、研究不规范的论文，最终保留68篇文章。其中研究子女数量的文章29篇，生育意愿10篇，性别偏好12篇，生育间隔8篇，堕胎4篇（见图2），对内生性问题总结的文章5篇。本文首先评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测量标准，然后分别总结了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数量、生育意愿、性别偏好、生育间隔和堕胎选择影响的研究进展。
领导本为原则即自己所提意见是出于为领导考虑的。秘书是为领导参谋决策的，这一意义上讲，秘书人员是领导脑器官的延伸，是服务性的角色，必须端正为领导服务的思想。领导工作千头万绪，理应在领导考虑不周的时候予以适当提醒，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超越了服务性的角色，让领导感觉秘书的提议并非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甚至可能对自己有害无益，那么会对这一提议充耳不闻，甚至对秘书本人有意见，影响秘书今后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确保自己的提议是以领导为本位，而不能想当然地在自己角度上思考问题。举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成功案例。
图2 各研究专题文献分布
三、文献综述与分析结果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指女性决定家庭资源分配和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能力和自由，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但是在具体测度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单一指标，即用单方面的单个变量来度量，如Rathnam只使用教育变量来衡量。［2］另一种则是多个指标，即用单方面的多个变量或多方面的多个变量来进行衡量。［3］对于生育行为的考量，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生育率或子女数量指标，也有一些文献单独使用生育间隔、堕胎或者性别偏好，少数文献使用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概念。各国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环境，即使对于生育率、生育间隔、性别偏好等相同生育行为的研究视角和结论也往往存在明显差异。
步骤2：首先将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应急保障能力中的方案层指标的规范化值分别代入到式(12)～式(14)中，得出各个指标的数字特征。然后根据式(15)～式(17)将各指标的数字特征值和权重(21)计算，求得准则层的云模型，其中k={1,2,3,4}，如表9所示。
1.女性社会地位的测度方法
关于女性社会地位对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等行为选择影响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只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即互为因果。［39］也有可能生育文化、传统观念等因素会同时影响女性社会地位和生育选择，比如，人们观察到的成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相关性或许反映了某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而未必是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偏好之间有因果关系。［66］也就是说，女性社会地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要识别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为严谨的设计和更为复杂的计量方法。在下面文章的介绍中，我们总结了针对内生性问题的几种解决方案及其分析结果。
另外，人口的社会特征等相关变量或作为控制变量或直接作为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在不同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例如Ojo等人的研究即用妇女的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家庭经济地位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14］而Rathnam则用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把经济地位和相关背景特征作为控制变量。［2］
学者们虽然从各个角度对女性社会地位进行衡量，但很少有文献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大多是选取某个角度，而对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量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还有待考量。不同的文献采用不同的变量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性，无法排除女性社会地位衡量的差异对其所造成的影响。
表1 女性社会地位的测量及代表性文献
续表1
5.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间隔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社会地位衡量指标的各维度中至少有一个维度与子女数量（下文也称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显著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生育的孩子数量越少。［7］［15-26］如Rathnam选择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女性社会地位的衡量指标，经济地位和背景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2］在教育的基础上加入女性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身体保健权利来共同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研究中，Ojo等人使用拉菲亚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女性社会地位越高，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其中妇女教育是影响生育率偏好的最重要变量，不仅可以促使女性从事家庭外的活动而且还可以延迟初婚年龄，由此降低生育率。［14］进一步加入初婚年龄、对家暴的态度和性别谈判几个因素来综合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研究中，Shimamoto的研究结果表明，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几个指标对子女数量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现出负向关系，初婚的年龄也与生育率存在负向关系，但家庭决策权和对家暴的态度都与生育率无关。［3］
在经济新常态发展期间，传统产业转型如果可以掌握“互联网+”和大数据工具，就可以使用数据的方式及以大数据为基础处理转型期间出现的各类问题。这与过去使用小数据集合的模式不同，小数据强调精准和随机抽样，关注因果，而大数据强调关联、全数据及把控大势、概率。因此大数据更利于传统产业把控信息资源本质，可将信息真正的转为资源，利于传统产业完成资源梳理和整合。
少数研究发现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多个变量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不一致，既有正向关系，也有负向关系。［27-29］在亚洲，Sathar等人利用巴基斯坦的调查数据，以避孕措施作为中间变量，研究以性别角色态度、家庭决策权以及经济权衡量的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女性家庭购物自由度、性别角色态度与生育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权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使用相同的衡量维度在不同的国家得出的结果也存在差异性。［30］Phan利用亚洲跨国数据发现女性社会地位的三个衡量指标（劳动力的参与、教育、家庭决策权）与孩子数量存在显著关系，在东帝汶，更高的劳动参与度对应着更低的生育率。而在印度尼西亚，更高的劳动参与度则对应着更高的生育率。该文章还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对生育率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在高生育率国家，其理想孩子的数量更低，而在低生育率国家，其理想孩子的数量更高。［31］
祖父家乡观念重。那时广东在外谋生的人不少，喜欢聚集而居，互相往来以广东人自豪。祖父八个儿子找的全是广东媳妇。二伯父病重，祖父从广东找来一个女孩给他结婚冲喜，未等圆房二伯父就死了。祖父很伤心，准备将这个儿媳当女儿嫁出去，但她坚决不离开我们家，于是祖父在广东老家为我的这位二伯母立了贞节牌坊，并给她抱养了个儿子。儿子长大，祖父送他去国外留学，岂料染上肺病，回国不久就病故了。二伯母悲叹自己命太硬，把保姆当作养女，一直在庐山居住，活到97岁，故后葬在庐山。
以上研究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但并未从发展的角度考虑时间的维度。Samari的研究从多维度考察了埃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育率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的。结果表明，与2006年相比，2012年妇女的自主权更大，社会地位更高。但是与预期相反，在2012年这一时期生育率呈现出不降反升的态势，作者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在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承担着更高生育率的社会期望。［32］
有些学者在探讨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率之间关系时重点突出了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33-34］如Hindin利用津巴布韦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家庭选择决定权越低，其与丈夫讨论生育意愿的可能性也越小，而且不太可能去使用避孕工具，没有生育决策自主权的妇女比有自主权的妇女多0.26个孩子。［35］Kiani等人首次调查了伊朗女性社会生育决策权的决定因素，发现女性及其丈夫的文化程度与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资产自主权、婚姻满意度以及社会支持与妇女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利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36］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建设现代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离不开法治这个基石。日照市人大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首先制定的两部实体性法规——《日照市城市管理条例》和《日照市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两条例”），至今已颁布实施一年。一年来，“两条例”的实施效果怎样，执法监管如何？近日，日照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结合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全市贯彻实施“两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对“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题询问。
中国近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在3篇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基本上都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7］Liu分析了中国各省20世纪80年代女性地位和地位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使用女性在经济、教育和婚姻中的自主权来衡量其社会地位，结果表明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率之间呈负向关系。［38］Wu等人通过对2000年和2006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代表性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较低的妇女从事家务较少，对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更为满意，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39］
3.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意愿
在已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7］［9］［40-43］Woldemicael研究表明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具体指标不同，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女性日常家庭购买决策权和女性生育决策权越高，意愿生育子女数就越少；女性对访问亲戚和朋友的活动自主权越大，其意愿生育子女数就越多。以家暴作为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相比于认为家暴合理的女性，认为家暴不合理的女性渴望生育更多孩子的可能性低20%-40%。此外，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女性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性更愿意采取避孕措施，减少生育数量，以期获得较小的家庭规模。［8］Blumberg用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决策权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社会地位与孩子的理想数量呈现出负向关系，拥有更高教育水平背景和更高家庭决策权的女性往往倾向于更低的理想孩子数量。［5］与此结论类似，Gwako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生育意愿越低。［44］
根据N1运行要求，即在岛内任一电源供应设备发生故障或检修情况下仍能满足最高负荷需求，因此，在考虑建设容量时需计入最大一台机组容量或单极容量。若采用柔直联网方式，需考虑本地机组电源作为柔直单极闭锁的备用；另一方面，岛内中远期电力需求发展有较大不确定性，在混合供电方案中若选较大的柔直联网规模，容易导致柔直设备利用率低，而且降低了本地气电利用小时数，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综合考虑，在混合供电方案中不推荐采用过大的柔直联网容量，因此在以下供电方案研究中按柔直总输送容量80 MW规模考虑。
也有学者研究了女性不同的职业在生育意愿方面的差异。Zheng等人利用中国调查的17 093名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的数据研究了社会地位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以职业和学历水平作为女性社会地位水平的体现，在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妇女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妇女拥有较低的生育意愿，中学及以上学历水平比中学以下学历水平的女性理想的孩子数量少。职业类型是影响妇女生育意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农民的生育意愿最为强烈。［45］
4.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是生育偏好的重要方面，强烈的男孩偏好对某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困扰，人口学者们已经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现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之间的稳定的相关性。［46-49］在性别平等度较低的国家，选择性堕胎非常少见并且成本较高，且伴随着较低的避孕措施普及率，因此他们就会让女性一直生孩子直到生出达到他们期望的男孩数量，导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50］
大多数有关生育间隔的研究都认为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间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生育间隔越长。［10］［12］［60-62］在亚洲，Kim使用印度尼西亚地区调查数据探讨了在1970-1993年间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间隔的影响，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的生育间隔就越长，对此作者提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率上升，这使得父母对孩子数量的偏好有所下降。第二，避孕药具的使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往往拥有更高的避孕意识，在采用新型避孕工具方面具有潜在优势。［59］
有少数研究发现某些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量与生育间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Fricke等人使用尼泊尔的调查数据发现女性的婚姻自主权越高，她们的第一次生育间隔越短，原因可能是有配偶选择权和晚婚选择权的女性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自己的丈夫，婚后夫妻间关系比较亲密，因此会有较短的第一次生育间隔。［58］
传统研究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会对父权制带来冲击，女权主义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56］性别偏好通常被认为是不发达经济体的一个特征，但是却也存在于印度快速增长的城市地区。Mukherjee利用印度1991年和200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女性参加工作会显著提升女孩的出生率和存活率，但女性文化程度的增加并未提升女孩生育率。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对女性工作的传统偏见，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缺少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城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孩在出生和生活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可能加剧社会经济因素对男孩偏好的累积效应。［57］
2.女性社会地位与子女数量
适当的出生间隔对于母亲及其婴儿的健康是极其有利的，另外生育间隔相对延长会使得生育率相对降低。Gwako考察了1991-1993年肯尼亚地区人们的理想子女数量和控制生育率的方法，发现65.3%的女性使用扩大生育间隔的方法来控制家庭子女的数量。［44］
已有文献对于生育间隔的定义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结婚时间与第一次生育之间的时段，即为第一次生育间隔。［58-59］二类是最近两次生育之间的时间间隔，即普通意义上的生育间隔。［10］［60］三类是特定观察时期内生育-受孕之间的时段。［61］
语言知识与技能是学好商务英语的基础，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在专门针对商务英语专业的考试推出之前，必须重视并通过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据统计，2012年全国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通过率不到三分之一，顺利通过专业四级考试是大多数学生更为现实的目标。因此，独立学院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心应主要放在听、说、读、写技能培养和词汇、语法知识的讲授上。
一些研究认为性别偏好与女性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印度父权制下，一方面教育差异、社会性别比失衡以及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低会导致强烈的男孩偏好，另一方面强烈的男孩偏好又会导致严重的女性歧视，比如较高的儿童新娘比例以及对女孩获得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限制。但是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孩偏好将下降，男孩偏好与生育率同时下降又将导致家庭中男孩和女孩更多的性别平等并最终提高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51］
有4篇针对亚洲地区的研究显示女性社会地位与儿子偏好之间呈负相关关系。［52］在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有无生育儿子息息相关，女性生育男孩会受到家族的尊重，反之则将受到家族的歧视。一般来说，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使得她们只能生育儿子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53］以中国西南偏远农村为例，Li等人［54］调查发现8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会要一个儿子，男孩偏好非常强烈；进一步以家庭事务决策权、自主权以及丈夫在家庭中分担家务的程度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计量结果表明女性社会地位与男孩偏好确实存在数量统计上的负向关系。Phan使用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以家庭决策来衡量的女性社会地位与男孩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而以女性劳动力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女性社会地位则与男孩偏好没有显著相关关系。［55］
6.女性社会地位与堕胎
因为胎儿是女孩而选择堕胎是导致东亚和南亚地区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其中有3篇是基于印度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Lee-Rife以家暴经历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研究女性社会地位对堕胎行为的影响。在控制住社会环境等因素之后，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经历家暴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堕胎。［13］Bose和Trent以识字率和生活水平来识别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现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汇报有堕胎经历概率越高；但是女性社会地位对堕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印度北方地区，儿子偏好与堕胎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女性较低的职业地位与堕胎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印度南方地区这些因素对堕胎没有显著的影响。［63］在女性社会地位方面，Agrawal使用家庭选择决策权、经济独立和迁移方面三个维度的指标来衡量。结果表明，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自然文化背景以及对家庭规模与孩子性别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堕胎行为，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堕胎的可能性越大，城市妇女的堕胎发生率比农村妇女高得多。作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印度农村缺乏堕胎服务，对媒体和外界的接触有限，所以对堕胎的需求较低，而拥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城市妇女能更好地获得一般的卫生服务，特别是堕胎服务。由于男孩偏好在印度家庭制度中根深蒂固，这项研究还表明大部分拥有一儿一女的家庭都是经过诱导堕胎达到的，一胎是女孩比一胎是男孩在二胎时候堕胎的概率大。［64］
上述3篇文献使用不同的维度和指标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研究结果也达成了一致，但是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堕胎的其他因素（如重男轻女）之间关系的讨论仍然有限。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农村，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外力冲击对于妇女堕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Li等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健康调查”数据，研究不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女性社会地位与堕胎之间的关系。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别选择性流产在中国农村很普遍，主要是为了实现男孩偏好。儿子偏好越高，堕胎率越高。在对只有两个孩子的女性的调查中发现，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比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女性在下一次怀孕时堕胎的可能性高出40.2%。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则面临着更高的堕胎风险，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是这些女性获得更多的避孕、妊娠和堕胎知识，更愿意并更有可能使用人工流产终止意外怀孕。［65］
四、因果识别研究进展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构成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和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本文总结了16个测量维度并且在每一维度上又有具体的细分。其中，家庭决策权是最早用于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4］并且也是最为常见的度量女性社会地位的维度，主要衡量方式既有女性对家庭日常用品的购买和娱乐行为的决策，［2］［5］也包括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比如自己和家人的医疗、教育方面的决策［6］以及家庭生育计划和子女婚姻方面的决策。［7-8］另一个常用的女性社会地位衡量指标是女性自己活动范围的决策权，具体的衡量指标是女性自主决策的活动范围，比如到附近的市场、电影院、门诊以及平常社交领域之外的区域（如回娘家）。［6］［9-10］还有些文章除了使用家庭选择决定权和流动范围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之外，还加入了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控制指数和政治意识等指标。［11］其他一些测量维度比如教育、经济自主权以及婚姻方面的发言权等在不同的文章中亦有体现。［5］［12-13］
由于社会科学领域自然实验的难以获得性，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就成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关键。Qian以“后毛泽东时代的茶叶价格”作为工具变量，利用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价格上升的这一外生冲击，研究家庭内部不同性别相对收入变化对于出生性别选择的影响。［66］由于茶树高度较低，且采摘茶叶对工作的细致度要求高，女性被认为在茶叶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对应的男性则在树木高大的水果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这样，伴随着经济作物价格的提升，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而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男性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上述两性相对收入的变化完全是受到外生的国家政策所影响，并非受文化、宗教等不可观测的因素所影响，也并非是男性与女性自己选择的结果。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农村，如果男性收入保持不变，成年女性收入每提高7.7美元将会使女孩的存活率提高1个百分点，并且使男孩与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同时提高。与此相反，在女性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男性收入则降低了女孩的存活率和受教育水平，但对男孩的受教育水平却无显著影响。单独提高家庭总收入对女孩的存活率和受教育水平都没有影响。
Kim和Radoias则将个人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作为女性议价能力的工具变量，采用GMM方法对其进行估计，探讨家庭议价能力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厌恶风险的个人在面对家庭内部纠纷时更倾向于选择妥协，因为他们不喜欢婚姻外部的风险。相对于厌恶风险的配偶来说，偏好风险的配偶会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都不直接影响生育选择，因此是工具变量较好的选择。实证结果表明女性议价能力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这支持了生育决策的单一议价模式，即在家庭中配偶共同决定生育多少孩子，而不论他们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以及谈判的能力。［67］Toufique利用孟加拉国家庭调查数据来研究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其生育率的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由多维指标来综合构成，其中包括女性对土地和经济的控制权。考虑到女性社会地位指标与生育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文章使用配偶的教育程度以及是否和丈夫的父母一起居住来表现。总的来说，女性社会地位越高，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的概率越高，相对来说，生育率就更低。［68］
以上文献都是通过寻找既有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但是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利用本国的一些改革事件作为自然实验，并用此解决内生性问题。Sivasankaran研究了正规部门的工作是否会影响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及其生育行为。作者将一家大型印度纺织公司劳工合同的更换视为一个自然实验，具体来说，该自然实验就是用每日结算的短期合同取代一年期和三年期的定期合同，对于一年期和三年期这两类合同，该公司会推迟约1/3工资的支付，直到固定期限结束，而每日结算的合同则是每日结算给工人正常工资。这就导致签订定期合同的女性员工中途解约的成本更高，高成本则会使得签订长期定期合同的女性在公司工作更长时间。因此，作者将公司工资合同的变化作为影响工作期限的重要因素，将签订三年定期合同的工人作为工具变量（IV），此外，为了控制相关时间趋势，还将拥有一年期合同的工人作为对照组。估计结果表明，就业提高了女性结婚和生育一胎的年龄，降低了女性21岁以前结婚的概率和终身生育率。［69］
农村消费市场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之一，发展消费信贷不仅能够增加农村资金投入。除此之外，还能够从侧面提高农民收入，引导农民对合理消费。健全社会消费信贷体系，增强农村消费信贷信心，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和政策，加快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健全社会消费信贷整体结构，完善消费信贷发展问题，从金融对策方案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五、研究展望与启示
本文通过筛选出的68篇实证文献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衡量方法进行总结。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构成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和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本文共总结了16个测量维度，比如职业、婚姻特征、生育经历等，并且在每一维度上又有具体的细分。其中，家庭决策权和女性自身活动范围的决策权是较早也是最为常用的两个用于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本文还对女性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基本结论是：生育选择是个人偏好和社会结构性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会同时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生育性别偏好以及最终的生育决策。具体来说：女性社会地位越高，生育子女数量越少；女性社会地位越高，在生育决策方面越具有话语权，生育意愿越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一般会拥有更好的避孕意识，农村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城市地区的女性；女性社会地位越低，越偏向于生育男孩，生育间隔越长，越容易发生堕胎。不过性别偏好、生育间隔以及堕胎这一系列生育行为本身也可以用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目前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大部分研究对其所得出的结果没有进行深入剖析，没有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地域性的宗教文化背景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区别开来，后者还可能同时影响女性社会地位。就研究方法来说，在进行横向的静态研究的同时，也要注意纵向的动态研究，跨时间段的数据对比研究更能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大部分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内生性的问题，如生育率既可以受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可以影响女性社会地位，对于二者的相互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现有的大部分文献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以及调整和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就目前而言，已有研究对我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的解释大多集中在生育政策的变化上，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渐放松，生育率却不增反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已经不足以解释现阶段我国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因为不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也能突破传统习俗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约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国外的研究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的现状进行解释，随着我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生育率趋向于下降是必然趋势。针对我国生育率较低的问题，逐步放松生育政策只是一方面，解决女性生育较多孩子的后顾之忧才是关键，完善托幼设施的配套建设，减少工作中的性别歧视等措施有助于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总的来说我国生育率再难达到高峰。
4.建立公寓管理模块。学校现有一个公寓管理系统，由于系统开发时间较早，各项功能无法满足公寓现在的日常管理需求，多年来闲置不用。公寓承担学校培训学员的住宿任务，负责学校住宿费的收缴工作，是培训管理工作的重要补充。将其日常管理纳入网上平台十分必要，能方便各部门、学员及时了解房源情况，合理安排学员住宿。将住宿费收缴情况与培训班（项目）建立链接，实现培训班（项目）的住宿费网上统计，使培训单项目考核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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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Fertility：A Literature Review
SHI Zhilei，YANG Yux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level of fertil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ing to decline，the impact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on reproductive behavior obtai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s and evaluates the articles what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the past five aspects，including the number of children，fertility willingness，gender preference，birth spacing and abortion.A literature search is conducted through a literature service retrieval system，a database，and a scientific website to list a list of documents.Then，the research design，research data，female social status measurement，independent variables，dependent vari⁃ables，and results were reviewed and edited.Finally，the papers with low writing quality and non-standard research were excluded，and 68 articles were finally determined.The results show that birth choice is the re⁃sult of the personal preference in concert with social structural influence.Women’s social statu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women’s choice.The higher the women’s social status is，the les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s，the lower the fertility preference and the preference for boys is，and the longer the birth interval is.
Key Words ：Women’s Social Status，Fertility Choice，Identifiability for Causal Effect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1.003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9）01-0031-14
【收稿日期 】2018-05-24
【作者简介 】
石智雷（1984-），男，山东济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副教授；
杨雨萱（1994-），女，河南驻马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础病理学，在医学高等院校中受教者人数众多，每年有60多万，地域分布广泛，遍布全国各个省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这些特点刚好符合X型慕课“为给因地理和经济原因缺乏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现有学习课程的机会”的初衷[4]。
［责任编辑 王晓璐］
标签：女性社会地位论文; 生育选择论文; 因果识别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