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难点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中国论文,农民收入论文,二五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202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从2008年开始到202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年均增长接近6％。“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态势如何，对于实现上述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就“十二五”期间农民增收的难点和前景进行专门分析。
一、“十二五”期间农民实现农业增收的难点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一是农民农业收入的稳定增长对于农民增收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减弱；二是非农产业作为农民增收主要来源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巩固，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增强；三是以大中城市为龙头的城镇化对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带动作用，正在显著强化；四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略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的突出亮点。
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随着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民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由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波动性明显增强，影响农产品产量和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在明显增加，年际之间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出现较大波动。以粮食为例，综合分析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支撑粮食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和下降的因素都是比较显著的。
第一，从国内来看，粮食已经连续五年增产，2009年很可能继续增产，因此粮食价格下行的压力正在逐步加大。当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扩大粮食临时收储，已经成为支撑国内粮价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在粮食连年增产的背景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扩大粮食临时收储，将会面临日趋加大的财政成本。粮食价格不可能长期脱离市场，单纯依靠政府定价。况且，受粮食加工品市场需求的限制，通过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扩大临时收储来提高市场粮价，已经导致粮食加工业的发展困难显著加大，由此也会形成推动市场粮价下行的因素。
第二，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国际油价很可能在波动中逐步走高，由此会带动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和粮食需求的扩张，形成对世界粮价的拉升效应。但这种拉升效应在2010年甚至2011年很可能不会太强，要到2011年或其以后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在2010年甚至2011年，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将会继续摆脱危机、走向复苏的进程，但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已经“元气大伤”，需要经过一个逐步“疗伤”的过程。
第三，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相互影响来看，当前乃至“十二五”期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尽管国际粮价上涨有可能拉动国内粮价走高，但是，人民币升值将会减弱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粮价的拉升效应。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本来就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至于其综合影响就更为复杂。因此，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粮食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明显加大，由此很容易导致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出现较大波动。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在农民农业收入的构成中，来自于粮食的收入呈现比重下降的趋势，来自于非粮食生产，特别是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的收入呈现比重提高的趋势。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十二五”期间将会继续呈现这种趋势。但是，第一，由于农产品价格在总体上进入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的阶段，由于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中重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农民非粮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可能出现波动较大的情景。第二，在2010年甚至2011年，由于世界经济仍将处于艰难缓慢的复苏过程，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上，尽管有可能出现少数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但就农产品总体而言，由于农产品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带动农产品价格迅速上涨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因此农民非粮农业收入出现迅速增长的空间未必很大。
二、“十二五”期间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难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依靠外需扩张拉动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加大。
自2008年9月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世界经济遭遇重创。为此，不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力图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到2009年9月，世界经济已出现复苏迹象，但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目前，对“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态势作过多断言还为时过早，但有三点可以肯定：
一是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仍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由此会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依赖外需扩张的成本与风险加大。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否已经进入谷底？今后世界经济能否进入稳定回升的轨道？回升的过程会不会一波三折？有多大可能在何时出现停滞甚至更大程度的经济衰退？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什么时候退出？退出之后的影响如何？会不会引发新一轮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从而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新的“拦路虎”？目前这些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经济止跌回稳或止跌回升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数据对经济回稳、回升的反映确有夸大之嫌。2008年底、2009年初在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影响下，许多企业削减库存过度，客观上为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加快补充库存埋下了伏笔。这种加快补充库存的行为并非经济运行的常态，且有部分不可持续，因此由此推动的经济回暖具有一定的假象。
二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很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又充满波动的过程，很难再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连续数年快速增长的格局。况且，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迫使这些国家提高储蓄率，由此会形成对我国来自这些国家需求增长的抑制效应。
三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很可能伴随着不断加剧的国际贸易摩擦，由此会导致我国依靠外需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显著加大。因为即使世界经济能够走向复苏，要根本修复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也需要一个过程。况且，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就业压力已达历史高点，高失业率的状况很可能要持续到2011年甚至更长时间，由此不仅会拖累经济复苏的步伐，还可能加剧社会稳定方面的矛盾。由此会导致这些国家为保护本国就业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贸易保护。
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导致依靠外需迅速增长支撑国内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传统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难度、成本和风险。至少在“十二五”前半期，企望像国际金融危机前那样，通过复制这种模式带动农民非农收入迅速增长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二)培育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尚面临严重制约，通过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来弥补外需增长的缺口仍有较大难度。
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实行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强化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张，对于实现经济的止跌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双重作用，从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很难再现2008年前5年那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尽管不排除今后一两年出现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状况将很难出现在“十二五”前半期。具体地说，在2010年乃至“十二五”期间，要培育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尤其要通过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来有效弥补外需萎缩或增长乏力对农民收入和就业的负面影响，还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在此期间，特别是“十二五”前半期，培育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国内经济发展对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带动力，尚面临以下严重制约：
一是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消费需求，尚面临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的困扰。根据国内外经验，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的作用，往往强于大企业和国有经济。从短期来看，自2008年底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方式，有效地发挥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保增长、扩内需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键期，只有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抓住推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保增长、扩内需的过程才能真正持续，才能以较低的代价、较小的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只有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更好地将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带动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投资需求的持续扩张。而要进一步依靠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本改造传统的片面追求大企业、大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导向，必须重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在此方面，短期内难以产生立竿见影之效。
二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减缓，部分行业出现萎缩，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外向度比较高的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更大。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甚至部分经济外向度不高的大城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作用可能更强。2008年底以来，我国通过实行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也在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周期性调整被搁置或推后，甚至加剧了部分地区的结构性问题，放大了部分行业的发展泡沫。如果长此下去，将会加剧国民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导致未来发展的困难骤然加大。长期实行经济刺激计划，也会出现政策效应边际递减的问题。可见，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就必须继续推进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推进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往往需要以放慢相关行业的扩张速度和就业吸纳能力为代价，从而抑制这些行业投资需求的扩张，并通过影响就业和收入，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
三是2008年底以来，我国搞活流通、刺激国内消费的成效，很大一部分是靠透支未来的消费需求来实现的。这部分消费需求的“亏空”很可能主要通过2010年乃至2011年消费需求的扩张放缓来弥补。“寅吃卯粮”的消费政策只能救急，不可能长期持续。
(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形成对农民就业和非农收入增长的抑制效应。
从短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企稳回升的关键期，调整结构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许多行业出现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主要经营指标出现滑坡，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问题，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迅速恶化，促使这些问题在更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而已。因此，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好地转危为机，要克服现有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根本上说，需要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根本提高作为支撑。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部分行业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会从两方面形成对农民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抑制效应。一是已经转移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其劳动力素质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不适应性会迅速凸显起来，导致其面临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部分农民工甚至会因此被迫重新回归农业与农村。因为由于劳动力素质和社会资本的限制，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往往更多地分布在产能严重过剩、产业技术水平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行业就业。二是尚未转移进城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其转移进城或从事非农产业的难度将会显著加大。因为就总体而言，相对于已经转移进城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尚未进入城市或非农产业的农民往往劳动力素质更低，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难度就更大。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提高非农就业的门槛，会把更多的待转移农民排除在新增非农就业的大军外。
三、“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
(一)转移性收入将沿袭“十一五”期间快速增长的格局，其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以上。
最近几年来，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成为农民增收的突出亮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逐年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力度；二是按照保障公平正义的方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取得了重要进展，逐年加强了对农村教育卫生、医疗保障、农民培训、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支持。这些政策措施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对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十二五”期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民进城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农村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很可能继续推进，由此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将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随着公共财政实力的增强，也为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加强对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创造了条件，并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全面覆盖。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农民通过各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所在。
2003-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五年超过6％的背景下，农民转移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仍然由3.7％提高到6.9％，增加了3.2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1.6％的背景下，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长了233.0％。据此推算，到2015年，农民转移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10％，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再提高1倍甚至更多是可能的。但是，农民转移性收入到底能有多大幅度的增长，取决于领导者的决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格局，年际之间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出现更大波动。
如前所述，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在农民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将会继续沿袭“十一五”期间快速增长的格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也将逐步开拓，但是由于农民财产规模小、投资渠道有限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仍然难以根本影响农民增收的大局；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状况，仍将主要取决于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增长状况。根据前文对农民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增长难点的分析，在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很可能出现“前低后高”的趋势，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将会明显加大。2010年很可能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困难的一年，2011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难度也会比较大，但可能小于2010年。做出这种判断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如前所述，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农民的农业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将会明显增加。2010年，甚至2011年，将是农民农业收入增长最为困难的时期。第二，前述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难度，很可能在2010年甚至2011年表现得最为集中。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逐步加快，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也可能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从而带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力量将会逐步增强。因此，2010年甚至到2011年，很可能是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最为困难的时期。第三，如前所述，当前乃至今后影响国内外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会明显增多，由此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而论，在2010年到“十二五”期间，尽管农民收入仍将呈现增长态势，但年际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可能出现较大差别，波动幅度很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增速骤然加快或迅速下滑的可能性都比以前有所增加。2010年甚至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较2008年很可能明显回落，2010年甚至可能低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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