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六十周年论文,红军长征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红军的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更是在其个人乃至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史学界尚未作出专门的探讨。于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不佞浅薄，写得拙文发表浅见，以求指正。
一
1934年5月，中央苏区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被迫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却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是在极少数人中秘密地进行。“三人团”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主持筹划战略转移工作而成立的。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实际上，“直至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处理一切”[①]，是当时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三人团”内部的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上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完全没有政治、军事大权的。事实上，周恩来在政治、军事上已经不被博古所信任。在“三人团”前期，周恩来只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做“领导核心”的实际工作[②]。尽管周恩来在执行博古、李德制定的政治、军事路线时，存在一定的回旋余地，但他们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显然存在的。
然而，这种关系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趋于模糊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是红军历史上损失最大的一仗，虽然红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这残酷的教训，“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③]。“左”倾领导人博古，亦“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④]，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⑤]。于是，周恩来以其既有的历史影响及地位，被推到了维持局面、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位置上。在此危险时刻，也只有他才能有权决定开什么形式、叫什么人参加的会议，而且也只有他才能指挥得动全党全军。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中央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由于周恩来已开始在实际上主持起日常工作，便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批评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在周恩来及其所支持的毛泽东等人同博古、李德的激烈争论后，最终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路线问题。这说明，“三人团”，尤其是博古、李德“处理一切”的权威已受到了挑战。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这次会议这样记叙道：“我好像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新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很显然，这时“三人团”中李德等与周恩来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已不复存在了。
然而，博古、李德毕竟还是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正是在他们余威的影响下，尽管在通道会议上促成了红军转移路线的改变，但却未形成正式决议。1934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通道会议上未能正式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黎平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⑥]。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从而否决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意见。长征以来，“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李德，第一次在第三位成员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被其所支持的毛泽东正式驳败。这标志着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决定重大军事方针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三人团”的地位已经严重削弱。
1935年1月1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⑦]据此分析，党中央已开始在组织上纠正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中央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也已排除了李德对作战的指挥。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⑧]。“处理一切”的“三人团”从此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原“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及其所支持的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
不久的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在决议上宣告了“三人团”的结束。陈云同志在传达提纲中说：取消三人团。但全党出于对周恩来的信任，会议又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⑨]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变化呢？笔者认为：其一，在血的教训面前，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及其长征中所做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逐渐觉醒，是促成这种变化的群众基础。单就周恩来而言，他也“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⑩]，这便奠定了相应的主观基础。其二，长期以来，党内组织生活的不正常以及特殊的战争环境，不可能即刻废止“三人团”的工作，它的解决必然是一个不断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三人团”的地位会受到削弱，但它必然还得作为最高领导核心而存在。其三，李德、博古作为“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在众怒之中失去了以往的“威信”，从而使继续存在的“三人团”中，原本就具有较高威信和地位的周恩来走上了实际工作的领导岗位。
二
对于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一名成员，他对红军长征所起作用的评价，笔者认为有：
（一）在通道会议之前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对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湘江战役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尽管他是“三人团”中博古、李德的被领导者，不能参与“左”倾军事路线的制定，但他是“左”倾军事路线的实行者。党在遵义会议上，对周恩来此时期的评价也是十分客观的：“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①①]。
然而，在宏观问题上承担一定责任，并不能否认周恩来在个别微观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例如，长征转移前，“左”倾领导人博古想乘机甩掉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干部，毛泽东同志便在其中。但后来，正是由于客观上周恩来的一再坚持，才使毛泽东被允许一起长征。试想，如果毛泽东当时被留下，其结果就难以递料，或许我党的历史就会更加曲折。再如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对李德并不是百依百顺，“也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①②]。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①③]
（二）在“三人团”后期，即通道会议至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为当时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领导小组“三人团”成员之一，可以说对于瓦解“三人团”对全党全军的非正常组织领导，酝酿并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而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从“三人团”内部站了出来，对“左”倾教条宗派集团起到了分化、瓦解作用，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如前所述，通道会议上，“三人团”的地位已开始受到挑战，而周恩来也被推到了实际工作主持者的岗位上。当时的周恩来对“左”倾军事路线已由过去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逐渐转变为对整个路线的质疑。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从湘桂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①④]。正因此，由通道会议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争论，到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对李德的严厉批评，乃至猴场会议上促成把“三人团处理一切”的大权收回中央政治局，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在“三人团”内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破”的作用。正如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记述：“（通道会议上）他（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遵义会议上）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试想，如果周恩来在湘江战役后，依旧实行“左”倾军事路线，并且同博古、李德紧紧抱在一起，利用共产国际的大旗，仍然“处理一切”，那么中国革命或许就会成为另一个样子。
诚然，“三人团”的瓦解，亦不能完全归功于周恩来的“内破”作用。从客观上讲，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及其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从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这样比喻，毛泽东为同“左”倾领导者斗争所做的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是“源”，周恩来从“三人团”内部的“破”是“流”，只有“源流”相通，才能最终促成“三人团”的瓦解！
其次，周恩来作为这一阶段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对促成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外立”作用。很显然，自通道会议至遵义会议，周恩来作为全党全军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其权威地位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乃至博古、李德等都无可替代的，尽管后两位在历次的会议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一些“挣扎”，但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就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支持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逐渐为全党全军认可、并最终成为指导路线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贺子珍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①⑤]周恩来自己也说：“……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①⑥]
党的遵义会议上，出于对周恩来的信任，决定“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军事上的帮助者”[①⑦]。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①⑧]。会后他更是自觉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活动。正是周恩来这种以大局为重，宽广博大的政治胸怀，才确保了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事后，毛泽东曾对红一师领导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①⑨]不久，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时又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②⑩]。
由对“三人团”的“内破”，到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外立”，可以说是周恩来个人思想转变的切实写照。一方面是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理解与支持，这完全是他在血的教训面前，在两条军事路线的矛盾冲突中，通过激烈的、含而不露的长期思想斗争而最终总结的结果。沉痛中的唯一选择，使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就奠定了在今后的长期岁月中，忠贞不渝地支持并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周恩来在这阶段所起到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破”、“立”之间，巧妙地运用了自己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起到了较为务实稳健的“转承”作用。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在通道会议至遵义会议之间，存在于党中央的是激烈的两条截然相反的军事路线的斗争。因此，对于当时维持着全党全军工作的周恩来而言，任何一点不理智的或稍为过激的言行，都有可能酿成中央的分裂。周恩来十分清楚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面（事实上，他已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种局面了，并且以后的时间里他也不止一次地面临过这种局面），他既要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改变“左”倾军事路线，又要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和恢复其军事思想，这一切又都必须在团结稳健的前提下逐渐进行。周恩来伟大的政治斗争精神及鲜明的党性原则便在这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威望，采取正确的途径和策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确保了全党全军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安稳”、“团结”，出色地完成了由“三人团”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转承”任务。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②①]。勿庸讳言，周恩来便是“挖渠”的核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所挖去的正是“左”倾军事路线代表者博古、李德等给革命带来的障碍。这艰辛的“挖”的过程，便是周恩来长征前期最精彩的“转承”的过程。
注释：
① ⑥ ⑧ ⑨ ⑩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⑥ ①⑦ ②①《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64、66、42、64、41、112、64、64、42、42、67页。
②李维汉：《回忆长征》，见《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③《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⑤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14页。
①⑤ ②⑩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①⑨《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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